2014年6月上旬，随着科威特首相贾比尔访华以及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的举行，有关中国与海湾国家的关系，乃至“中国—海合会自贸区”的问题，再次升温。
　　成立于1981年5月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以下简称“海合会”），是海湾地区最有影响力的政治经济组织，其成员包括阿联酋、阿曼、巴林、卡塔尔、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六国。
　　由于身处世界能源的心脏地带，“海合会”成员国是任何一个大国都不能小视的。對于中国来说，作为最新外交计划的“一带一路”——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皆与海湾、中东国家有关。
　　就当前中国与“海合会”成员国的关系，以及中国人在这片沙漠之地上的存在，《瞭望东方周刊》日前专访了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商工联合会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刘家麟。他的另一个身份，是中国海湾国际交流协会执行会长。
　　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商工联合会是建立在“海合会”成员国经济一体化基础上的国际区域高层经济组织，下辖六个国家的36个商工会，有超过80万个注册会员。
　　事实上，它也是目前唯一在中国设立正式代表处的“海合会”成员国合作机构。
　　“一带一路”需要与海湾国家合作
　　《瞭望东方周刊》：海湾国家给中国人的传统印象就是石油富豪，你可否谈谈“海合会”成员国现在的经济情况？
　　刘家麟：“海合会”国家一般有四个特点。第一当然是能源，它们大多没有经历过工业革命，因为拥有能源而“一夜暴富”，但工业和文化、经济情况并不匹配；第二，这里是全球最大的建筑市场，计划建设和正在建设的项目规模有2万多亿美元的规模，全球金融危机对海湾国家的影响相对较小。
　　第三，这里是全球最大的金融资本输出地，比如阿布扎比的主权基金，有一万亿美元左右，主要是海湾国家皇室资本在里面。
　　第四个特点，这里旅游业发达。迪拜的机场客流量上个月已经超过了英国的希斯罗机场。这里的国民既是旅游消费者，这些国家又是吸引旅游的消费地。比如，沙特的皇家习惯去法国、西班牙度假。他们去呆一两个月，那些三四万人口的小城市的GDP可能就解决了。
　　海湾国家在目前中国高层领导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中占有重要地位和角色。这主要从其地理位置和交通、经贸、金融、文化四个主要方面反映出来。
　　比如交通，海湾国家位于欧亚大陆之间，是全球最大的能源产地，其地理位置和战略作用使其成为世界最敏感地区。阿联酋迪拜已经成为辐射亚、非、欧的海、空运中心，迪拜的杰贝阿里自由贸易区吸引了全球很多500强企业去发展，它本身也是一个巨大的贸易集散地，自由港的集装箱吞吐量已经达到全球前三。
　　这些方面，正好可以承载“一带一路”战略并得到延伸。充分利用海湾国家的独特优势，开展全方位的优势互补合作，能够加快实现中央“一带一路”的战略。反之，忽略海湾国家的重要性，那可能会是一个不完整的“一带一路”。
　　《瞭望东方周刊》：也有说法是，这些国家近年来一直在转型，你怎么看？
　　刘家麟：其实一些“海合会”成员国早在2003年就开始陆续发展自己的民族工业。他们也在反思石油经济结束以后怎么办？迪拜转型比较成功，早在十五六年前就开始建七星级酒店，当时周围还是沙漠，并不被看好。但是这些标志性建筑最后把周围的房地产都带动起来了，并且促进了旅游业。虽然后来出现了房地产危机，但是恢复得很快，房地产现在又上升了20%。
　　其实去海湾国家投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比较好的一种方式就是把下游生产线转移到这些国家以外，而只要整个企业每年增值25%，就会被视为本土产品民族工业。当地融资比较容易，银行没有利息。而且，从这些国家出口到欧美不需要配额，也不会遇到反倾销和制裁。与投资东南亚等地区不同，海湾国家本身就具有极大的市场需求和购买力。
　　这些国家欢迎高科技产品。比亚迪公司创始人王传福刚于5月29日在北京荣获2014年扎耶德未来能源奖的终身成就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再比如，我刚于近期带领一家做高科技银圭新材料的中国军转民企业负责人考察海湾国家，洽谈时，皇室成员和政府政要等当场就决定引进合作。
　　希望有一个大国可以和美国抗衡
　　《瞭望东方周刊》：一般认为，海湾地区国家与美国关系密切，这会对“海合会”成员国与中国的合作产生较大的牵制吗？
　　刘家麟：这个情况确实存在。首先这六个国家的皇室顾问或者大的财团顾问几乎都是欧美人，皇室成员也都在欧美留学，他们很接受西方的东西，很多标准包括技术都是欧美的。这对于刚开始进入的中国企业会比较困难。
　　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后，海湾国家开始对中国逐渐认可，中国一些企业在海湾国家也拿到了工程项目。但是中国企业走出去后，还有很多做的是附加值比较低的东西，甚至很多项目都是海湾国家承包给欧美企业，欧美转包给日韩，日韩再转包给大陆企业。
　　为平衡欧美在海湾的势力。他们希望有一个大国可与美国抗衡。
　　“9·11”事件之后，海湾国家和中国的关系有所改变。他们为多极化发展开始与中国合作，他们对于中国是寄予希望的。
　　比如，沙特和中国虽然建交很晚，但对于中国企业普遍欢迎。中国建筑承包企业在沙特可以独资，其余五个国家、除迪拜自贸区外，最多只能持有49%的股份。但是，国际关系还是比较复杂，比如中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立场，导致2013年一年沙特几乎没有给中国项目。
　　相比于东南亚，海湾国家与中国没有地缘纠纷，对于中国态度比较友好。但是，从2002年起迪拜出现一些中国性工作者，使得当地人有一些负面印象。我们希望中国有更多好的东西输出给海湾国家，从而提高中国的形象。
　　《瞭望东方周刊》：美国在海湾有军事存在，“海合会”成员国的执政者、精英阶层、一般民众对此有何看法？
　　刘家麟：“海合会”成员国与美国建立军事合作关系，执政者主要考虑的是国家主权和政权的安全。那里百姓大多信奉伊斯兰教，不太热衷政治和军事，从与美国的宗教信仰差异和文化差异来说，很难接受美国军事基地的存在，但他们左右不了执政者的决策。精英阶层有支持执政者和与百姓阶层有同感的两类人。 　　海湾国家也在适应中国
　　《瞭望东方周刊》：从2004年启动至今，“中国—海合会自贸区”谈判已近十年，今年沙特王储萨勒曼在与中国高层会谈时也提到了加快推进这一谈判。目前还存在哪些难点？
　　刘家麟：“中海自贸区”的特点是海湾国家以能源出口为主，中国以机电轻工工程承包为主。首先，这六个国家内部很难统一意见，他们的统一货币和关税谈了十几年；另外，中国和他们之间比较难协调，我觉得还是政策方面的问题，而且现在来看是中国占优势，因为他们的关税只有5%。他们希望中国能降低对他们的关税，给出最大优惠。
　　《瞭望东方周刊》：现在“海合会”成员国在华投资的主要方向是哪些？
　　刘家麟：首先是金融领域，代表性的案例就是有“中东巴菲特”之称的瓦利德亲王，工行上市都有参与。其次是酒店，比如北京金融街的洲际酒店就是沙特老板，全球的四季酒店也是瓦利德亲王和比尔盖茨投资。另外，房地产领域也是他们比较感兴趣的。不过，由于在中国只有70年产权，这样，投资会遇到一些问题。
　　再比如，中国的地方领导更换频率较快，阿拉伯人本来节奏就较慢，而一些项目谈到一半，中方换了领导，就没有继续跟进。他们目前参与中国房地产的方式，更多的是通过一定渠道，从香港投资进入北京上海的房地产业。另外，他们对于购物中心也比较感兴趣。
　　以往他們通过欧美等金融机构对华投资，现在希望减少中间商。但是他们对于中国的政策法律还是有些水土不服。国外很多媒体宣传在中国投资需要关系，比如地方官员的关系，这是很负面的。最近有消息说，瓦利德亲王通过香港注资京东商城几亿美元。
　　《瞭望东方周刊》：不同性质的中国企业，大型国企、民企等等，在海湾国家投资面临的困难有区别吗？中国企业在当地的最大挑战都有哪些？
　　刘家麟：没有区别。这六个国家都是现代君主制国家，但比较开放西化，无论企业大小都一视同仁。关于能源勘探，他们都是国际招投标，中国石油、中国石化都有参加。公路建设等大型项目更多是中国的央企参与，但是在阿联酋这些建筑项目竞争比较激烈，因为中国企业不少都在打价格战。
　　我希望，未来中国一些附加值高的新能源、新材料、环保节能和沙漠绿化企业可以走出去，这类项目利润也比较高。海湾国家消费能力强，也容易接受高质量的产品。中国企业走出去一定要有打持久战的计划，尽量与当地企业开展优势互补的合作。中铁在沙特如果一开始就与当地合作方开展紧密性优势互补合作，就不会遇到那么多麻烦。
　　总体来说，中国企业在当地最大的挑战就是自己——“走出去”做好充分准备了吗？这些准备包括对当地的法律、政策、宗教、文化、生活习俗、市场、竞争对手等有多少了解。
　　海湾国家是一个巨大的新兴市场，关税低、无外汇管制、政策开放、商机无限，但同样也伴随着风险。做好充分准备、机制灵活的江浙民营企业在当地发展很快，每年贸易额都呈增长态势。虽然有准备充分的中建等央企，在海湾国家承建了许多大型工程，取得了良好的效益。但也有些机制不太灵活的央企，因为准备不充分，付出了巨大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