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发的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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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头发作为身体的特殊组成物,被中国当代电影创作者反复书写和编码,并被赋予了身体之外的丰富内涵。《白毛女》、《小街》、《头发乱了》、《大辫子的诱惑》、《做头》等以头发为叙事元素的影片展示了头发的多重含义,头发既是阶级斗争的政治术、政治创伤的身体,也是隐喻青春反叛的意指符号;在消费社会,头发不可抗拒的性魅力被彰显,头发不可避免地成为女性自我迷恋的身体文本,头发的魔力和魅力在不断地扩张和蔓延。
  [关键词]头发 身体 中国当代电影
  
  “身体以及身体装饰(服饰、化妆、装饰品等)往往成为符号代码,指陈着人的性别、年龄、身份、角色,包含着丰富的文化所指。”身体由一系列器官和组织构成。本文试图解读身体最特殊的组成物——头发,从中国当代电影中选取以头发为叙事主要元素的影片来解码头发所指涉的文化、政治命题。
  头发,可长可短,可疏可密,可黑可白,可塑易变性强,正如学者汪民安指出:“头发是人身上最具可塑性的东西,也是最具象征性和表现性的东西。如果我们承认身体的符号性,如果我们承认身体的阶级性,如果我们承认我们有装饰、改造身体的本能,如果我们承认我们体内有一种自恋性的美学趣味,那么,我们也应承认,对头发的一种拜物教式的关注迷恋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这样,头发就具有无限的可写性。它是人体身上惟一可以书写的文本,是自我可以听凭想像或者固执去施展书写能力的空白文本。”
  在头发这一空白文本上,中国人自古以来就书写了语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政治意义。《孝敬》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得毁伤”,维护头发的完整,是汉族文化的重要传统。对头发的修剪则成为一场政治、文化革命。如鲁迅著名的小说《头发的故事》就讲述了头发成为政治斗争的场域、被政治异化的触目惊心的历史事实,鲁迅借主人公之口痛斥:“我不知道有多少中国人因为这个不痛不痒的头发而吃苦、受难、灭亡”。有学者通过梳理文学头发意象的流变,指出:“(头发)作为躯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在先秦贵生论思想传统的庇护下被珍视过,但后来一直被误用、被借贷,越来越成为躯体的敌人。特别是自清代以来,头发就被迫与民族身份、王朝、阶级地位、信仰立场等意识形态极品词捆绑在一起,演绎了一场又一场头发的悲喜剧。”从而归结出头发的身体政治意义:“头发由生物学、人种学范畴向社会学和政治学的意义转变,成为文化的符号,成为身体的政治编码。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头发一旦失却其本源意义,打上政治标签后,给人带来的不仅是生理上的痛苦,更有精神上的不堪重负。”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当代电影也上演了一场场类似的悲喜剧。
  
  一、《白毛女》阶级斗争的身体政治术
  
  “新中国成立后,把‘揭露旧社会、批判旧社会,庆解放、庆翻身’作为电影创作的重要内容是政治的需要,也是生活的现实。”这类影片以摄于1950年的《白毛女》为代表。喜儿被地主黄世仁奸污,逃到山洞里,黑发变成了白发。当未婚夫王大春参加红军回来打倒万恶的地主后,喜儿的白发又变成了黑发。喜儿头发颜色的变化,标记了喜儿政治身份的剥夺与解放的转变,这种转变的主要动因归结为阶级斗争,从而鲜明地传达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生活把鬼变成人”的政治批判主题。“头发”是影片中最富冲击力的视觉呈现符号。白发变黑,显然不是生理事实,在原歌剧版本中,白毛女的头发依然是满头白发。而电影编导们在革命和政治的先行主题下,以革命浪漫主义手法将白毛女的头发变黑了。“这个无产阶级政治叙事是用头发的故事来演绎阶级斗争的合法性,它也证明了阶级斗争的有效性:阶级斗争是可以深入地发生在躯体效应的最彻底最有效的身体政治术。”
  《白毛女》作为意识形态主导下的文艺宣传作品,以其成熟的政治隐喻创作手法,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成为一部影响至为深远的红色经典之作。其后改编的同名芭蕾舞剧,被推举为文革时期的“八大革命样板戏”之一,根据新的历史条件的需要,进一步拔高了阶级斗争的意义,提升了政治品质,但“头发”依然是最鲜明的视觉意象。
  有趣的是,银幕上白毛女的形象屡见不鲜。多次翻拍的武侠电影《白发魔女传)冲的练霓裳因为恋情受挫,伤心欲绝,一夜间一头飘逸青丝变成了白发三千丈,成为江湖上声名赫赫的白发魔女。2008年新版《画皮》里,赵薇也塑造了一个白毛女形象,为了丈夫的生命,她毅然喝下妖女给的毒药,披着长长的白发。流着伤心的血泪,忍受着世人无情的喊打,她用最珍贵的生命告诉妖女,什么是人世间真正的爱情。这些白毛女形象完全抛弃了《白毛女》式的政治诉求,成为消费社会中一个承载了感情创伤的传奇影像,给观众带来巨大的视觉冲击。
  
  二、《小街》政治创伤的身体隐喻
  
  十年文革结束之后,描写文革灾难造成的伤痕。成为一股文艺思潮。1981年杨延晋执导的《小街》是一部新时期涌现出来的有创新探索意义的电影作品。影片通过夏的回忆讲述了文革期间短发假小子俞的羞辱性遭遇,用个人的经历来透视文革对人性的扭曲这一时代大命题。本是姑娘的俞因为是黑帮分子的后代被削去了作为女性性别特征的长发,以致被夏误认为男孩,两人之间产生了一段“兄弟”情谊。夏为了帮助俞恢复女儿身,去偷样板戏演员的道具辫子,被人追打以致双眼失明。陈晓云老师深入细致地分析了电影文本的政治批判意图,明确指出:“性别错置,在导演那里,更多的是一种实施政治批判的工具。”而不是一部有意识思考性别的影片。在女性主义还未兴起之前,电影编导确实很难有此超前意识,我们也不必苛求。
  有意味的是,影片有着明确的政治批判企图,但在视觉元素的呈现上,正如陈晓云老师指出的一个失真处:“但事实是,那个年代对人的羞辱是把头发剃成‘西瓜头’或者‘阴阳头’,而不是仅仅把头发剃短。”陈老师并没有就此道明个中缘由。剃“阴阳头”是文革期间很常见的对黑帮的政治惩罚,但《小街》却修改了这个事实,用短发代替阴阳头,显然不是无意的疏忽,而是有意的修改。俞的短发造型,用今天的审美眼光来看,显得英姿飒爽、别有个性。俞的短发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被贴上了政治标签,照样遭人羞辱,她用来掩饰短发的草帽被人拉扯掉,俞的性别身份和政治身份同时被揭穿,她被迫到男厕所捡拾草帽,羞愤不已。这一场景,喻示着人最后的尊严被无情践踏。俞从头发到躯体(俞用白布绑紧身体)到灵魂,都遭到惨无人道的打击。这一叙事策略,比用“阴阳头”揭示文革对人性的伤害更深刻,批判力度因而更强大。最后开放式的三个结尾,俞都留着一头漂亮的长发,重新恢复了女性性别,预示着新时期人道主义的到来。
  
  三、《头发乱了》青春反叛的意指符号
  
  1989年的巨大动荡结束了八十年代的乐观主义和理想主义,改革开放带来东西方文化 的碰撞,九十年代初第六代以不同于第五代的个性化、反文化姿态全线出场,他们的影像核心部分是摇滚歌手等都市边缘人的生活,讲述某种青春残酷物语的成长故事。摇滚男歌手多模仿西方摇滚歌手的服饰,其中,长发,成为时尚、个性、叛逆和反抗主流意识形态的最显著的意指符号,管虎1994年拍摄的处女作《头发乱了》甚至以“头发”为片名。“对男人来说,长发意味着对男性和女性的自然性的挑战,对性别身份的挑战,最终是对社会惯例的挑战,从哲学上而言,是对分类学和本质主义的挑战。长发实践着的是解构主义式的重复与差异。”
  管虎在阐述导演意图时表示:“我们的题材就要求我们‘直面血淋淋的人生’,至少在创作态度上,没有一丝虚伪和做作,因为我们想说的,就是尽力真诚!这理应是一部反叛的电影。那是新时代电影学生的一个共性,但应该明白。它又不完全是一种反传统的延续,它在视角上,注定要本着一种区别于当代中国电影的严肃的批判现实主义态度来叙事。当然,还有一丝理想和温情,还有一丝伤感,但我们无法做出结论。”管虎自觉的反叛意识使《头发乱了》对青春的迷茫和悸动的镜像表达呈现出有一种非主流的残酷诗性光辉。整个影片以大学生叶彤的视角展开,她来到故乡北京,发现改革开放后北京有了巨大的变化,儿时的玩伴也都长大成人,走向不同的人生。她在片儿警叶卫东和摇滚歌手彭威之间徘徊,经历了爱和性的挣扎。歌手彭威那种长发飘逸的反叛形象,恣肆张扬的生活让她着迷,她经常逃课,和乐队一起排练,和彭威恋爱,但彭威背叛了她。最后,叶彤在校庆晚会上激情演唱一曲摇滚,背起吉他失望地离开了北京。在儿时伙伴的口哨声中,叶彤回眸一瞬,长发在风中飘扬。头发,在青春期的反叛中乱了,更多的是在时代巨大的变迁中在东西文化杂糅的语境中乱了,第六代因而被人称为“比头发还乱的一代”。
  
  四、《大辫子的诱惑》不可抗拒的性魅力
  
  头发在历史语境中的书写中,不同时期赋予了不同的政治、文化内涵。但如果抽离具体的历史社会语境,头发的性别特征得到强调,那么头发的性意味将呈现出来。《大辫子的诱惑》(1995)是一个以头发的性诱惑为题材的爱情电影。三十年代的澳门,葡萄牙人和中国人的社会阶层差别巨大。宁静饰演的担水女阿玲美丽淳朴,她那两条东方少女特有的又粗又黑的大辫子散发着无穷的魅力,葡萄牙小伙子阿托欣多为此爱得死去活来。这个王子与灰姑娘的澳门版爱情故事,不是因为水晶鞋,而是因为大辫子,产生了一段跨越种族跨越阶级的美妙爱情。
  大辫子为何有着如此巨大的诱惑力?英国著名性学家埃利斯在《性心理学》一书中说:“毛发可以在触、闻、听、视等方面产生性吸引力。”“头发对人有着普遍吸引力(女性身上最吸引人的部分中,头发仅次于眼睛),而且头发在剪下后梳成辫子,从而能使人长期保持恋发癖。”男女感情冲动时,往往情不自禁地抚摸对方的头发。可见,头发是一种独特的、带有性信息符号的形体语言。头发与性爱的种种微妙关系常常表现在电影创作中,女人风情万种、性感迷人的头发,总是让男人性趣盎然、无法自持。葡萄牙小伙子爱上中国姑娘的大辫子,确实是有着深刻的性心理依据的。影片因此多次用特写来特别强调大辫子的美丽和诱惑力。两人私奔后的生活日益困窘时,阿玲为了贴补家用,想去卖掉大辫子,阿托欣多宁愿放下自己尊贵的身份去码头干苦力搬运,也不愿意阿玲剪掉他们爱情的象征。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拍摄于1995年的《大辫子的诱惑》是澳门第一部描写土生葡人的电影。讲述的是1930年代的爱情故事,正如福柯的名言:“重要的不是神话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神话的年代。”澳门即将回归之际拍摄的《大辫子的诱惑》晗是澳门中葡两国人民友好和种族融合的政治、文化寓言。中国姑娘两条又粗又黑的大辫子,富有浓郁的东方风情,满足了西方男子对东方少女先在的性感想像。
  
  五、《做头》女性自我迷恋的身体文本
  
  女性的头发具有不可抵抗的性诱惑力,女人也迷恋做头,常常打理三千烦恼丝,给自己换一份心情,换一个形象。关于人们对做头拜物教式的迷恋。汪民安精辟论述到:“在我们这个时代,这种迷恋扎根于某种符号崇拜和身体崇拜,身体崇拜使这种迷恋引向头发,符号崇拜则使这种迷恋引向头发的造型。”关之琳在电影《做头》(2005)里饰演一个迷恋做头的上海女人爱妮。爱妮年轻时是“淮海路上一枝花”,为了移民她嫁给了一个小记者,从此由一个优裕的中产阶级滑落到平庸的小市民,她的内心空虚无聊,生命苍白无力。在市场化的时代大潮流中,爱妮周围的女人一个个飞黄腾达。爱妮很失落很无奈,只得借做头来享受小资生活的精致,留着十几年保持不变的“蘑菇头”。发型是变化最快最时尚的符号,“蘑菇头”早已意味着“过时”,但是爱妮却不厌其烦地保留着曾经引领时尚风靡一时的“蘑菇头”,无非是想沉湎于昔日的荣耀中,是对过去中产阶级的身份符号的替代性迷恋。通过做头这个人身体上唯一可以任意改变的文本,爱妮一方面满足了自己对自我和快感的迷恋,书写了个体的生命体验;另一方面,作为家庭主妇寄生于男人的爱妮借此进入到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交换体系中,进入到意识形态再生产的流程中。在此,爱妮头发的生产似乎是一个现代性的寓言。有学者指出:“在现代性的背景下,头发生产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价值一这种价值是在传统价值观崩溃后对成为碎片的个体价值的一种回收,一种聚台,一种粘连。”
  爱妮借做头回收的个体价值,会不会使这个依附型的女人成为独立、自由的女性呢?爰妮与年轻理发师阿华关系暧昧,拥有骄人美貌的爱妮在无所事事百无聊赖的生活中通过制造一些小小的爱情浪漫来印证自我的魅力。阿华有了新欢,国营理发店也要关门倒闭了,在无尽的失落中,爱妮和阿华湿身融合。事后爱妮吞声哭泣,以此来祭奠她一个时代的结束。此后影片马上转到最后一场戏,爱妮自己走出家门,在一家高级时尚发廊工作,她终于通过工作实现了她生命的价值。她下班经过阿华的美发工作室,一脸欣慰。爱妮一个人走在上海林荫密布的街道上,白衣白裤,很干练很独立的职业女性模样。镜头慢慢摇起,前方是都市高楼林立繁华处。这个结尾虽然有些突兀,爱妮的转变有些牵强,更多的是编导们主观意图的体现。
  通过对以上五部具有代表性的影片分析,可知头发在电影中被创作者反复书写,头发被赋予了身体之外的丰富内涵,指涉着政治、文化等种种命题,头发的魔力和魅力从而在不断地扩张和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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