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我突然领悟了一个道理,这就是唐朝的陆象先所谓“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的确,我们有的同志,不知道为什么,天天忙忙碌碌,做出一些大可不必的事情。他们不管对什么都不肯放手,都要抓,而且抓得死死的。
　　比如,某县的同志下过一道命令,叫把全县的棉花都在同一时间打尖。于是,忙坏了区乡和农业合作社的干部,赶紧进行许多动员和组织工作。结果有许多田里的棉花,没有到打尖的时候,也硬给打了尖。
　　像这样的例子并不是个别的。我们查看一下自己做过的有些事情,何尝不是大可不必做的哩!就说人事工作吧,其中有一部分也是大可不必做的。
　　我们自己搞了一个官僚主义的机构,调来一批又一批的干部,然后又调了另外的许多人来做人事工作,自己还要经常同他们谈话、开会,帮助他们写报告、看报告、批报告等。结果使自己忙得不可开交,也使这么一大批干部全都陷在日常“公事”中不得解脱。我们自己还安慰自己,也安慰大家,说我们做的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工作,说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政治”工作。
　　我想,假若一定要把这些都说成是“政治”的话,那末,这只能说是庸人政治。大概地说,凡是凭着主观愿望,追求表面好看,贪大喜功,缺乏实际效果的政治活动,在实质上都可以说是“庸人政治”。这种庸人政治除了让那些真正没出息的庸人自我陶醉以外,到底有什么用处呢?
　　现在又有一些同志光在空喊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他们显得一天天更加忙了起来,又在加紧开会、谈话、写报告,有时连气都喘不过来。这些同志实际可以说还不懂得什么是思想政治工作,什么是群众最迫切的要求。应该让这些同志冷静一下,先要想个办法,把这一套庸人政治彻底地反对掉,使自己成为真正的政治工作者。
　　可是,要做一个真正的政治工作者毕竟是很不容易的,有许多人往往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庸人。而我们眼前的庸人似乎还不少,他们有的还有权发号施令。这样,就不能不在某些地方形成了“庸人政治”。他们如果进一步发展这一套“庸人政治”,其结果将如庸医治病一样,会把事情弄得一塌糊涂。
　　陆放翁在一首诗里写道:“庸医司性命,俗子议文章。”这是切中要害的警句。想想看,病人碰到庸医,乱开药方,乱治一阵,小病变成大病,大病则呜呼哀哉,这条性命不是丧在庸医之手吗?一篇好文章落在俗子手里,他自以为无所不通,吹毛求疵,滥加斧削,岂不可惜?但是,当庸医负责治你的病的时候,你的性命就握在他的手里;当俗子做了编辑的时候,你的文章也不得不由他随便议论和取舍了。
　　我自己也患过病,也当过编辑,各种感受都有一些,说几句由衷之言,并非危言耸听。但愿我们的同志遇事深思熟虑,千万不要乱拟方案,像庸医那样乱开药方,以免害死了人;对于自己没有把握的一切问题,还是不滥做主张为好。
　　然而,有人会很不高兴地责问:这不是放弃领导和放任自流吗?回答:似乎是,其实不是。说它似乎是,因为我们的领导是要大胆地放手、放手、再放手;既然如此放手,原来的一套领导方法恐怕就得改,也就是说,在某种意义上应该允许某种程度的放任。说它其实不是,因为在原则和方针上毕竟还有领导,绝不能变成无政府状态。而我们的人民群众这些年来受了革命的教育,也可以相信他们不会差到哪里去的。既然如此,就什么也不可怕了。那些天天怕出乱子,天天喊“放不得”的人,真是庸人自扰,瞎操心了。 (原载1957年5月《人民日报》,是在毛泽东骂邓拓“死人办报”之后。此文一发表,邓拓就被迫向胡乔木做检讨,并在遗书中专门提及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