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研究以python语言编写程序对新冠肺炎疫情中10所高校的宣传文本及受众评论文本进行情感分析和高频词分析。结合文本分析方法发现：高校宣传话语可以归纳为“通知模式”“共情模式”和“共情行动模式”。其中，“通知模式”使用隐喻最少，多使用情感极性为中性的高频词，动员效果一般，受众评论中中性及负面情绪较多;“共情模式”广泛使用了“战争”“魔怪”“天使”等隐喻，高频词情感极性多为积极，广泛地激发了受众的情感认知，充分彰显了抗疫一线的艰苦、医护人员逆行者的崇高形象，动员了全社会齐心抗疫的昂扬情绪，宣传效果好;“共情-行动框架”除了充分利用隐喻进行受众的情感动员，还多使用指引性文本为受众提供行动指引，达成“信息-情感-行动“的宣传闭环，既能达成情感动员，又能实现行动指引，是较为理想的动员形式。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媒介宣传，应充分根据宣传目的差别化使用宣传模式，还应丰富动员内涵，将制度自信、生命教育等内容融入动员中去，构建生动、立体、有效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媒介动员体系。
关键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情感分析;媒介动员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事物中毒和职业中毒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1]新冠肺炎即为典型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严重危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及生命安全，党和国家高度重視，把疫情防疫工作当作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教育部门积极响应，先后采取延长假期、网上授课等举措，保障学生生命健康安全。疫情当前，做好青年大学生的思想动员，增强青年学生战胜疫情的决心、信心，做好疫情防控知识的宣传教育，引导青年大学生在抗击疫情中充分了解社会，树立正确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坚定四个自信，为取得抗疫胜利营造昂扬的舆论氛围成为当下媒介宣传工作的首要任务。
一、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
社会动员指的是人们在某些经常持久的社会因素影响下，其态度、价值观与期望值变化发展的过程。[2]社会动员在于使动员对象与动员主体的意图日趋一致，从而达成动员目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背景下，社会动员的目的在于统一社会认识，促进社会团结，弘扬积极舆论，动员社会各方力量抗击疫情。
有研究认为，传播主体与受众间共享的积极情感是促进社会团结、激发社会正能量的重要因素。社会交换过程中产生的情感在促进群体团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个体在处于积极情感作用中时，会在与他人的社会交往中更倾向于表现出合作与包容的态度。[3]柯林斯（Collins）的互动仪式链理论则认为互动仪式中的情感能够使个体聚合，共同的关注点和激发出共享的情绪有利于推动情感协调，从而使群体团结。[4]因此，如何激发受众固有的认知情感，使受众情感与传者情感达成一致，促进社会团结、凝聚社会共识是社会动员的关键问题。
现代社会媒介的高度发达使青年大学生处在被媒介包围的环境之中，媒介宣传成为青年动员的重要途经。那么，探究媒介宣传如何与青年受众取得情感一致，整合情感力量、凝聚社会共识，就需要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媒介动员的叙事框架、策略方法、实际效果进行研究，弄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媒介的媒介宣传策略有助于为激发广大青年学生战胜疫情的积极态度，传播科学及时的防疫知识，增强青年大学生的政治认同，凝聚社会合力，打赢疫情的防疫阻击战提供操作指引。
框架研究是媒介话语研究的方法之一，起源于心理学研究的“基模”概念，基模指人的认知行为的基本模式框架，也就是人如何根据已有的价值观念、行为习惯、认知方式理解接受的信息。[5]戈夫曼（Goffman）将框架应用于传播情景中，认为框架是传播主体将社会真实转化为主观思想的重要凭据，包含了“选择”与“凸显”两个作用，即把认为需要的部分挑出来，在报道中进行特别的处理，以解释意义。[6]对媒介文本的叙事框架进行研究可以分析出传播者的传播意图、带动受众产生共识的媒介策略以及传播者背后秉承的价值观念，结合对受众反馈的测量还可以探寻出受众接纳传播意图的心理认同过程。
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正值假期，学校微信公众号成为学校传递信息、思想动员、沟通师生的重要途经，对高校微信公众号及其评论文本进行框架分析，可以总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高校宣传动员的话语框架及其背后的价值观念，可以描绘高校青年宣传动员的说服机制，以机器语言情感分析方法对疫情动员的评论进行分析，可以测量疫情动员的实际效果，并明确不同动员框架的动员实效差别。因此，本研究基于浙江大学等10所国内高校[7] 1月20日至2月4日共14天发表于学校官方微信公众号的文章及评论语料，一是借助框架可以彰显“选择”与”凸显“作用从而传达价值观念及意识形态理论，通过分析十所高校的媒介宣传文本，明确此次疫情中各高校开展宣传动员的框架及其背后深层次的价值观等叙事逻辑，二是通过机器语言对评论文本进行情感分析以量化不同动员框架的实际效果，三是基于前两点研究结果为疫情后期大学生宣传动员及舆情引领提出建议。
文章对选定的10所高校发布的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有关的文章及评论语料进行搜集，利用jieba分词对文本进行分词，过滤掉明显无意义词语，以python语言编写程序对已分词文本提取高频词，提取每所高校词频数前60词语。在高频词预料中再次对无意义的代词等进行过滤后，使用基于词典匹配的方法对高频次进行情感极性分析。针对评论语料，除按照上述方法获取高频词及高频词的情感极性外，还统计了积极评论和消极评论的数量及比例。以上处理旨在了解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高校进行青年宣传动员的主要框架，并从受众视角探讨不同模式的宣传效果差异。 二、新冠疫情中宣传动员的三种典型话语模式
对经分词及筛选后的高频词进行归类，可将高频词分为隐喻类、集体类、动员呼吁类、动作类四个类别，不同话语模式对高频词的使用频率和组合形式不同，总的来说，疫情宣传的话语动员模式可归纳为以下三种。
（一）通知型话语模式
在通知型话语模式中，集体类高频词出现的最多，动作类次之，动员呼吁类和隐喻类词语较少使用，高频词的情感极性多为中性，为数不多的隐喻类高频词主要延续官方对此次疫情“阻击战”的隐喻。
例1：新冠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持续蔓延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阻击战是防御战斗的一种，其目的在于阻止敌人增援和逃跑。近代以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关于战争的深刻认知，普遍认为战争是悲伤、痛苦、牺牲、流血的，但战争也同时激发了不屈不挠、舍生取义、坚韧不屈的民族气节。官方在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中，“阻击战”的隐喻激活了公众认知中关于战争的恐惧、焦虑、愤怒的感受，但也激发了面对疫情挺身而出、攻坚克难的战斗精神。在通知型框架中，较少使用隐喻类词语，官方的“狙击战”隐喻仅使用了两次，且缺乏关于战争的细节性要素，较难引发受众关于战争的个体情感。
例2：请各单位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工作小组向师生再次强调正式开学前学生不得提前回校。
在通知型话语模式中，集体类高频词情感极性以中性词为主，如师生、学院、单位等。话语分析理论认为：传受双方通过中介就同一符号的意义达成共识，情感的流动才可能达成。通知型话语模式中，传者主要采用了大而宏观的符号，如“学校”“单位”，未使用有效的中介符号与受众建立关联，容易激发公众“抗疫是公共事务，与己无关“的想象，不容易达成“人人参与”的抗疫目的。
例3：如果14日内曾到访过湖北省，或接触过来自湖北省的人员，一定要按有关指引自觉配合实行居家隔离。
通知型话语模式中，动作类高频词以客观描述在抗疫过程中采取的具体行动为主，如防控、隔离、安排等，情感极性为中性，主要用于客观描述在抗疫中的具体行为，是事实的陈述，没有情感色彩，基本没有运用共情、隐喻等动员框架，宣传效果有限。
（二）共情型话语模式
从隐喻类高频词看，共情型话语模式运用了较多的隐喻，一是继续使用战争类隐喻，除了沿用官方将疫情称作“狙击战”的引用外，还运用了“白衣战士”“战斗”等隱喻，完善了关于战争的细节，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是一场战争，医院等一线是战场，白衣天使是战场上的战士，丰满完整的隐喻细节增强了隐喻的可信度与说服力，使受众建立抗击新型冠状肺炎疫情是一场战争的心理预设，使受众充分感受疫情的紧迫、严肃、严峻氛围，“抗疫——战争”的隐喻调动了受众本身关于战争的想象，暗合了受众对战争的反感、敌视的价值观念，充分调动了抗疫期间的群众情绪，营造了团结一致昂扬向上的社会氛围。二是使用了“魔怪类”隐喻，以凸显疫情的可怕及破坏力。三是以多种隐喻如“天使”“白衣天使”“白袍战士”等崇高类词语激活受众对于逆行者的敬意。
例4：在这万家灯火，是白衣天使们与病魔做争夺，他们不是孤军奋战。
“魔”在我国的文化语境里，带有明显的负面色彩，能引发难以预计、难以控制且威力大的恐惧情绪，以病魔来比喻疫情，可以充分地调动受众认知中的恐惧情感，将人民对魔怪的感觉嫁接到感知疫情的危机及严峻上，凸显防疫工作时间紧、任务重。与魔怪相对应的则是战士和天使，战士能激发受众关于“英勇”“无畏”的感受，天使则能激发温暖、无私的想象，在以“魔怪”的隐喻渲染出疫情的危险中，以“战士”和“天使”隐喻医务工作者，使受众在恶魔和天使的对比中充分感受到逆行而上的一线医务工作人员的无畏精神和崇高使命，可以较好地引导正面舆论、凸显社会正义、塑造积极典型，营造良好的抗疫氛围和宣传效果。
从集体类高频词来看，共情话语模式使用的多为需大众广泛参与的词语，如“我们”“大家”，此类主题词因包含了受众视角，能使受众产生参与感，塑造了抗疫你我同行的心理暗示，因此号召力更强。此外，“医护人员”“医疗队”等词语也被广泛使用，契合了当下全社会普遍产生的对医护人员的崇敬感，对有效的宣传动员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从行动类高频词看，共情话语模式比通知话语模式的情感内涵更为丰富，情感色彩更为积极，请战、抗击、战斗等均较好地呼应了此次抗疫的“战争”隐喻，继续强化了受众抗疫是一场战争的心理联想，凸显了一线防疫工作任务的紧张、激烈。
总的来说，共情话语模式的高频词情感极性多为积极，在动员中注意考虑受众的参与度，多使用号召力强、参与度高的词语，较好地运用了“战争”“魔怪”“天使”等多种隐喻以激活受众原有认知中的紧张、恐惧、敬畏等情感，能较为生动地将受众纳入到紧张严峻地抗疫社会共识中，宣传效果佳。
（三）“共情-行动”型话语模式
“共情-行动”话语模式延续了前两种模式的战争隐喻，在集体类词中也注重使用能广泛动员受众参与度的主题词，有效提升受众的主人翁意识，提升抗击疫情中广大受众的主体责任和主观能动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共情-行动”的集体类词语中，党员、党组织高频出现，将党组织与抗疫行动紧密结合，在受众心中建立“关键时刻——党组织、党员冲锋在前”的心理认知习惯，有助于凸显党员先进性、塑造群众对我党的积极评价。
与前两种模式相比，“共情-行动”话语模式多采用行动类词语，除了根据疫情进行情感动员外还指出了具体的行动方案，为普通受众提出了行动指引。
例5：自1月20日开始，清华大学公共安全研究院和辰安科技紧跟疫情态势、迅速提供技术支撑。利用已有的研究基础与研发能力，结合搜集的各类疫情数据，紧急开展针对疫情的数据建模、工作支撑和态势感知系统的研发，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共同对疫情的发展情况进行预测分析研判，以最快的分析速度将“实时病毒态势系统”（以下简称“系统”）提供给中国疾控中心的应急中心。 清华大学的行动类高频词中研发、药物、科研、服务、支援等词语高频率出现，用于介绍抗疫的设备研发过程，测试抵抗病毒药物效果等抗疫期间的科研行动和科研安排。高频词还包括了学校为学生提供的在线教学、科研服务，对疫区一线的支援等具体行动类词语。细致的行动描述能够减缓人们面对疫情恐慌、焦虑心理，以理性方式为受众提供行动指引，指导受众在疫情中依据科学有效方法抵御病毒、做好防护、正常开展工作学习，是有效缓解社会恐慌，促进社会恢复正常的合理方法。
三、三种话语宣传模式的实效研究
为了科学准确评估三种话语模式的实际动员效果，研究对所有微信动员文章的评论文本进行了采集，对评论文本的高频词及其情感极性进行分析，以期明确三种动员模式的动员效果及受众反馈的异同。程序爬取了每所高校所有评论并对其进行质化的文本分析和量化的情感分析。
（一）“通知型”话语模式受众反馈以中性为主
通知型框架的受众反馈情感极性以中性为主，在所有309条评论中，中性情感评论为123条，积极情感评论为134条，消极情感为52条，中性、消极性情感占全部评论的56%。从高频词来看，延迟、开学、上学等与学生正常教学秩序相关的问题占据前列。
总的来说，“通知型”话语模式的回复中，除在全国上下一心抗疫的背景下的“武汉加油”等表达，也多有咨询何时开学返校、是否耽误毕业、论文写作等事务咨询型评论，还有部分评论表达了“买不到口罩”等负面情绪，“通知型话语模式”的主要作用为信息的传达，受众情感动员、行动指引效果不明显。
（二）“共情模式”宣传效果呈明显积极态度
“共情型”话语模式的动员文本下，受众反馈呈现出明显的积极态度。“加油”“武汉”“中国”“平安”“致敬”等带有显著积极态度的词语被受众广泛使用，激发了受众对抗疫中涌现出的先进人物、先进事迹的认同、赞扬、崇敬之情。受众的认知与动员文本产生了高度的重叠与共鸣，社会正向舆论得到广泛传播，社会积极共识得以凝聚。
（三）“共情——行动话语模式”为受众提供有效行动指引
与“共情型”话语模式相类似的是，“加油”、“武汉”、“致敬”等情感态度显著积极的词语也在“共情—行动话语模式”的评论中广泛出现，说明该宣传策略可以有效引发受众的情感共鸣，凝聚社会共识。值得注意是，在“共情-行动话语模式”的评论中，“坚决服从安排”“收到”“在家”等受众针对疫情采取的行动也高频次地出现在受众反馈文本中，说明该框架不仅能通过动员产生情感共鸣，也能对受众具体行为进行有效指导，达成信息知情-情感共鸣-有效行动的完整动员闭环。
四、基于三种典型话语模式的宣传动员策略及建议
（一）根据动员效果，合理选择动员框架，善用动员策略凝聚共识
研究结果显示，不同的话语模式对动员效果有显著影响，“通知型”话语模式的作用为信息传达，受众关注点在具体事务中，情感动员、共识营造、舆论引导效果不明显;“共情型”话语模式能激活受众对疫情的重视、对逆行而上的一线工作人员的崇敬，可以有效地凝聚社会共识，传递社会正能量，使社会更加团结;“共情-行动”话语模式则是能在广泛地凝聚社会共识、传递社会正能量的基础上，一方面对抗议行动进行具体描述以缓解公众对疫情的焦虑与恐慌，一方面为受众的行动提供有效指引，如“疫情期间如何与家人相处”、“科研工作如何继续开展”等，能够达成“信息-情感-行动“的宣传闭环，完成媒介动员从情感共识到触发行动的最终目标。
因此，在以突发公共事件卫生事件为背景的媒介动员中，传播者应充分认识不同话语模式宣传效果的差异，尽可能采用受众视角，多用隐喻、描述等能激发受众共识的话语文本，从而达成更佳的动员效果。
（二）根据宣传需要，合理设置媒介文本，最终实现宣传目的达成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宣传，其目的应该分为几个层次，第一层次为疫情相关信息的传递，其目的在于让公众了解疫情发展情况、掌握防疫手段，增强受众疫情的防范意识和防护能力;第二层次为情感的动员，其目的在于凝聚社会正向舆论，振奋受众积极精神，营造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舆论氛围;第三层次为行动动员，其目的在于激励群众在凝心聚力、众志成城的正向舆论氛围引领下，以手边事、身边事为基点，根据自己所能为疫情防控、社会发展作出贡献。
媒介宣传应根据动员需要，科学合理地运用不同话语模式。如披露疫情发展变化情况、诊疗手段、具体工作措施、虚假消息辟谣等信息型内容，就不适用于共情话语模式，引导大学生正常开展学习生活就需要运用“共情-行动话语模式”，开展媒介动员时，应科学辨别动员的需要，合理地设置宣传文本及策略，最终实现宣传目的的达成。
（三）善用宣传手段，丰富动员内涵，引导青年对疫情进行理性思辨
“共情型”话语模式下，主要以描述医护人员的英雄叙事、抗疫一线的严峻情况为载体凝聚社会共识，受众的共情感受是直接且表层的，缺乏对具象人、具体事背后关于制度认同的深入引导。与日韩英美等国家的疫情应对相比较，中国政府高效、果断、举全国之力抗疫的举措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高度赞扬。支撑这样举措的背后，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是“始终牢记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政治理念”，是“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的政治担当。在以青年为对象的疫情动员中，应把制度自信作为动员的重要内容纳入叙事框架，引导广大青年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后凸显的制度优势。
此外，在现有的共情框架的英雄叙事背后，媒介宣传话语还应深入挖掘“英雄逆行”背后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引发青年受众对人生价值選择、社会责任进行思考，促进学生在正确的宣传动员下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职业观。
参考文献：
[1]国务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76号） [EB/OL].（2005-05-20） [2014-06-10].http：//www.gov.cn/zwgk/2005-05/20/content_145.htm.
[2]郑永廷.论现代社会的社会动员[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02）：21-27.
[3][4]郑满宁.共振与极化：社交网络的动员机制[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6：28-29.
[5]孙彩芹.框架理论发展35年文献综述——兼述内地框架理论发展11年的问题和建议[J].国际新闻界2010（09）：19-24
[6]王雪晔.媒介话语动员：建构民族团结的一种策略——基于西北多民族新闻报道的框架分析[J].新闻界，2017（03）：2-7
[7]10所高校选择来源于中国青年报"全国普通高校微信公众号综合影响力排行榜"（2019.12.21日发布）前10名，选取学校类型涵盖了公办、民办高校，且所包含学校大多有附属医院，在此次疫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责任编辑 邱翔翔
关键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情感分析;媒介动员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事物中毒和职业中毒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1]新冠肺炎即为典型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严重危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及生命安全，党和国家高度重視，把疫情防疫工作当作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教育部门积极响应，先后采取延长假期、网上授课等举措，保障学生生命健康安全。疫情当前，做好青年大学生的思想动员，增强青年学生战胜疫情的决心、信心，做好疫情防控知识的宣传教育，引导青年大学生在抗击疫情中充分了解社会，树立正确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坚定四个自信，为取得抗疫胜利营造昂扬的舆论氛围成为当下媒介宣传工作的首要任务。
一、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
社会动员指的是人们在某些经常持久的社会因素影响下，其态度、价值观与期望值变化发展的过程。[2]社会动员在于使动员对象与动员主体的意图日趋一致，从而达成动员目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背景下，社会动员的目的在于统一社会认识，促进社会团结，弘扬积极舆论，动员社会各方力量抗击疫情。
有研究认为，传播主体与受众间共享的积极情感是促进社会团结、激发社会正能量的重要因素。社会交换过程中产生的情感在促进群体团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个体在处于积极情感作用中时，会在与他人的社会交往中更倾向于表现出合作与包容的态度。[3]柯林斯（Collins）的互动仪式链理论则认为互动仪式中的情感能够使个体聚合，共同的关注点和激发出共享的情绪有利于推动情感协调，从而使群体团结。[4]因此，如何激发受众固有的认知情感，使受众情感与传者情感达成一致，促进社会团结、凝聚社会共识是社会动员的关键问题。
现代社会媒介的高度发达使青年大学生处在被媒介包围的环境之中，媒介宣传成为青年动员的重要途经。那么，探究媒介宣传如何与青年受众取得情感一致，整合情感力量、凝聚社会共识，就需要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媒介动员的叙事框架、策略方法、实际效果进行研究，弄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媒介的媒介宣传策略有助于为激发广大青年学生战胜疫情的积极态度，传播科学及时的防疫知识，增强青年大学生的政治认同，凝聚社会合力，打赢疫情的防疫阻击战提供操作指引。
框架研究是媒介话语研究的方法之一，起源于心理学研究的“基模”概念，基模指人的认知行为的基本模式框架，也就是人如何根据已有的价值观念、行为习惯、认知方式理解接受的信息。[5]戈夫曼（Goffman）将框架应用于传播情景中，认为框架是传播主体将社会真实转化为主观思想的重要凭据，包含了“选择”与“凸显”两个作用，即把认为需要的部分挑出来，在报道中进行特别的处理，以解释意义。[6]对媒介文本的叙事框架进行研究可以分析出传播者的传播意图、带动受众产生共识的媒介策略以及传播者背后秉承的价值观念，结合对受众反馈的测量还可以探寻出受众接纳传播意图的心理认同过程。
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正值假期，学校微信公众号成为学校传递信息、思想动员、沟通师生的重要途经，对高校微信公众号及其评论文本进行框架分析，可以总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高校宣传动员的话语框架及其背后的价值观念，可以描绘高校青年宣传动员的说服机制，以机器语言情感分析方法对疫情动员的评论进行分析，可以测量疫情动员的实际效果，并明确不同动员框架的动员实效差别。因此，本研究基于浙江大学等10所国内高校[7] 1月20日至2月4日共14天发表于学校官方微信公众号的文章及评论语料，一是借助框架可以彰显“选择”与”凸显“作用从而传达价值观念及意识形态理论，通过分析十所高校的媒介宣传文本，明确此次疫情中各高校开展宣传动员的框架及其背后深层次的价值观等叙事逻辑，二是通过机器语言对评论文本进行情感分析以量化不同动员框架的实际效果，三是基于前两点研究结果为疫情后期大学生宣传动员及舆情引领提出建议。
文章对选定的10所高校发布的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有关的文章及评论语料进行搜集，利用jieba分词对文本进行分词，过滤掉明显无意义词语，以python语言编写程序对已分词文本提取高频词，提取每所高校词频数前60词语。在高频词预料中再次对无意义的代词等进行过滤后，使用基于词典匹配的方法对高频次进行情感极性分析。针对评论语料，除按照上述方法获取高频词及高频词的情感极性外，还统计了积极评论和消极评论的数量及比例。以上处理旨在了解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高校进行青年宣传动员的主要框架，并从受众视角探讨不同模式的宣传效果差异。 二、新冠疫情中宣传动员的三种典型话语模式
对经分词及筛选后的高频词进行归类，可将高频词分为隐喻类、集体类、动员呼吁类、动作类四个类别，不同话语模式对高频词的使用频率和组合形式不同，总的来说，疫情宣传的话语动员模式可归纳为以下三种。
（一）通知型话语模式
在通知型话语模式中，集体类高频词出现的最多，动作类次之，动员呼吁类和隐喻类词语较少使用，高频词的情感极性多为中性，为数不多的隐喻类高频词主要延续官方对此次疫情“阻击战”的隐喻。
例1：新冠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持续蔓延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阻击战是防御战斗的一种，其目的在于阻止敌人增援和逃跑。近代以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关于战争的深刻认知，普遍认为战争是悲伤、痛苦、牺牲、流血的，但战争也同时激发了不屈不挠、舍生取义、坚韧不屈的民族气节。官方在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中，“阻击战”的隐喻激活了公众认知中关于战争的恐惧、焦虑、愤怒的感受，但也激发了面对疫情挺身而出、攻坚克难的战斗精神。在通知型框架中，较少使用隐喻类词语，官方的“狙击战”隐喻仅使用了两次，且缺乏关于战争的细节性要素，较难引发受众关于战争的个体情感。
例2：请各单位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工作小组向师生再次强调正式开学前学生不得提前回校。
在通知型话语模式中，集体类高频词情感极性以中性词为主，如师生、学院、单位等。话语分析理论认为：传受双方通过中介就同一符号的意义达成共识，情感的流动才可能达成。通知型话语模式中，传者主要采用了大而宏观的符号，如“学校”“单位”，未使用有效的中介符号与受众建立关联，容易激发公众“抗疫是公共事务，与己无关“的想象，不容易达成“人人参与”的抗疫目的。
例3：如果14日内曾到访过湖北省，或接触过来自湖北省的人员，一定要按有关指引自觉配合实行居家隔离。
通知型话语模式中，动作类高频词以客观描述在抗疫过程中采取的具体行动为主，如防控、隔离、安排等，情感极性为中性，主要用于客观描述在抗疫中的具体行为，是事实的陈述，没有情感色彩，基本没有运用共情、隐喻等动员框架，宣传效果有限。
（二）共情型话语模式
从隐喻类高频词看，共情型话语模式运用了较多的隐喻，一是继续使用战争类隐喻，除了沿用官方将疫情称作“狙击战”的引用外，还运用了“白衣战士”“战斗”等隱喻，完善了关于战争的细节，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是一场战争，医院等一线是战场，白衣天使是战场上的战士，丰满完整的隐喻细节增强了隐喻的可信度与说服力，使受众建立抗击新型冠状肺炎疫情是一场战争的心理预设，使受众充分感受疫情的紧迫、严肃、严峻氛围，“抗疫——战争”的隐喻调动了受众本身关于战争的想象，暗合了受众对战争的反感、敌视的价值观念，充分调动了抗疫期间的群众情绪，营造了团结一致昂扬向上的社会氛围。二是使用了“魔怪类”隐喻，以凸显疫情的可怕及破坏力。三是以多种隐喻如“天使”“白衣天使”“白袍战士”等崇高类词语激活受众对于逆行者的敬意。
例4：在这万家灯火，是白衣天使们与病魔做争夺，他们不是孤军奋战。
“魔”在我国的文化语境里，带有明显的负面色彩，能引发难以预计、难以控制且威力大的恐惧情绪，以病魔来比喻疫情，可以充分地调动受众认知中的恐惧情感，将人民对魔怪的感觉嫁接到感知疫情的危机及严峻上，凸显防疫工作时间紧、任务重。与魔怪相对应的则是战士和天使，战士能激发受众关于“英勇”“无畏”的感受，天使则能激发温暖、无私的想象，在以“魔怪”的隐喻渲染出疫情的危险中，以“战士”和“天使”隐喻医务工作者，使受众在恶魔和天使的对比中充分感受到逆行而上的一线医务工作人员的无畏精神和崇高使命，可以较好地引导正面舆论、凸显社会正义、塑造积极典型，营造良好的抗疫氛围和宣传效果。
从集体类高频词来看，共情话语模式使用的多为需大众广泛参与的词语，如“我们”“大家”，此类主题词因包含了受众视角，能使受众产生参与感，塑造了抗疫你我同行的心理暗示，因此号召力更强。此外，“医护人员”“医疗队”等词语也被广泛使用，契合了当下全社会普遍产生的对医护人员的崇敬感，对有效的宣传动员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从行动类高频词看，共情话语模式比通知话语模式的情感内涵更为丰富，情感色彩更为积极，请战、抗击、战斗等均较好地呼应了此次抗疫的“战争”隐喻，继续强化了受众抗疫是一场战争的心理联想，凸显了一线防疫工作任务的紧张、激烈。
总的来说，共情话语模式的高频词情感极性多为积极，在动员中注意考虑受众的参与度，多使用号召力强、参与度高的词语，较好地运用了“战争”“魔怪”“天使”等多种隐喻以激活受众原有认知中的紧张、恐惧、敬畏等情感，能较为生动地将受众纳入到紧张严峻地抗疫社会共识中，宣传效果佳。
（三）“共情-行动”型话语模式
“共情-行动”话语模式延续了前两种模式的战争隐喻，在集体类词中也注重使用能广泛动员受众参与度的主题词，有效提升受众的主人翁意识，提升抗击疫情中广大受众的主体责任和主观能动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共情-行动”的集体类词语中，党员、党组织高频出现，将党组织与抗疫行动紧密结合，在受众心中建立“关键时刻——党组织、党员冲锋在前”的心理认知习惯，有助于凸显党员先进性、塑造群众对我党的积极评价。
与前两种模式相比，“共情-行动”话语模式多采用行动类词语，除了根据疫情进行情感动员外还指出了具体的行动方案，为普通受众提出了行动指引。
例5：自1月20日开始，清华大学公共安全研究院和辰安科技紧跟疫情态势、迅速提供技术支撑。利用已有的研究基础与研发能力，结合搜集的各类疫情数据，紧急开展针对疫情的数据建模、工作支撑和态势感知系统的研发，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共同对疫情的发展情况进行预测分析研判，以最快的分析速度将“实时病毒态势系统”（以下简称“系统”）提供给中国疾控中心的应急中心。 清华大学的行动类高频词中研发、药物、科研、服务、支援等词语高频率出现，用于介绍抗疫的设备研发过程，测试抵抗病毒药物效果等抗疫期间的科研行动和科研安排。高频词还包括了学校为学生提供的在线教学、科研服务，对疫区一线的支援等具体行动类词语。细致的行动描述能够减缓人们面对疫情恐慌、焦虑心理，以理性方式为受众提供行动指引，指导受众在疫情中依据科学有效方法抵御病毒、做好防护、正常开展工作学习，是有效缓解社会恐慌，促进社会恢复正常的合理方法。
三、三种话语宣传模式的实效研究
为了科学准确评估三种话语模式的实际动员效果，研究对所有微信动员文章的评论文本进行了采集，对评论文本的高频词及其情感极性进行分析，以期明确三种动员模式的动员效果及受众反馈的异同。程序爬取了每所高校所有评论并对其进行质化的文本分析和量化的情感分析。
（一）“通知型”话语模式受众反馈以中性为主
通知型框架的受众反馈情感极性以中性为主，在所有309条评论中，中性情感评论为123条，积极情感评论为134条，消极情感为52条，中性、消极性情感占全部评论的56%。从高频词来看，延迟、开学、上学等与学生正常教学秩序相关的问题占据前列。
总的来说，“通知型”话语模式的回复中，除在全国上下一心抗疫的背景下的“武汉加油”等表达，也多有咨询何时开学返校、是否耽误毕业、论文写作等事务咨询型评论，还有部分评论表达了“买不到口罩”等负面情绪，“通知型话语模式”的主要作用为信息的传达，受众情感动员、行动指引效果不明显。
（二）“共情模式”宣传效果呈明显积极态度
“共情型”话语模式的动员文本下，受众反馈呈现出明显的积极态度。“加油”“武汉”“中国”“平安”“致敬”等带有显著积极态度的词语被受众广泛使用，激发了受众对抗疫中涌现出的先进人物、先进事迹的认同、赞扬、崇敬之情。受众的认知与动员文本产生了高度的重叠与共鸣，社会正向舆论得到广泛传播，社会积极共识得以凝聚。
（三）“共情——行动话语模式”为受众提供有效行动指引
与“共情型”话语模式相类似的是，“加油”、“武汉”、“致敬”等情感态度显著积极的词语也在“共情—行动话语模式”的评论中广泛出现，说明该宣传策略可以有效引发受众的情感共鸣，凝聚社会共识。值得注意是，在“共情-行动话语模式”的评论中，“坚决服从安排”“收到”“在家”等受众针对疫情采取的行动也高频次地出现在受众反馈文本中，说明该框架不仅能通过动员产生情感共鸣，也能对受众具体行为进行有效指导，达成信息知情-情感共鸣-有效行动的完整动员闭环。
四、基于三种典型话语模式的宣传动员策略及建议
（一）根据动员效果，合理选择动员框架，善用动员策略凝聚共识
研究结果显示，不同的话语模式对动员效果有显著影响，“通知型”话语模式的作用为信息传达，受众关注点在具体事务中，情感动员、共识营造、舆论引导效果不明显;“共情型”话语模式能激活受众对疫情的重视、对逆行而上的一线工作人员的崇敬，可以有效地凝聚社会共识，传递社会正能量，使社会更加团结;“共情-行动”话语模式则是能在广泛地凝聚社会共识、传递社会正能量的基础上，一方面对抗议行动进行具体描述以缓解公众对疫情的焦虑与恐慌，一方面为受众的行动提供有效指引，如“疫情期间如何与家人相处”、“科研工作如何继续开展”等，能够达成“信息-情感-行动“的宣传闭环，完成媒介动员从情感共识到触发行动的最终目标。
因此，在以突发公共事件卫生事件为背景的媒介动员中，传播者应充分认识不同话语模式宣传效果的差异，尽可能采用受众视角，多用隐喻、描述等能激发受众共识的话语文本，从而达成更佳的动员效果。
（二）根据宣传需要，合理设置媒介文本，最终实现宣传目的达成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宣传，其目的应该分为几个层次，第一层次为疫情相关信息的传递，其目的在于让公众了解疫情发展情况、掌握防疫手段，增强受众疫情的防范意识和防护能力;第二层次为情感的动员，其目的在于凝聚社会正向舆论，振奋受众积极精神，营造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舆论氛围;第三层次为行动动员，其目的在于激励群众在凝心聚力、众志成城的正向舆论氛围引领下，以手边事、身边事为基点，根据自己所能为疫情防控、社会发展作出贡献。
媒介宣传应根据动员需要，科学合理地运用不同话语模式。如披露疫情发展变化情况、诊疗手段、具体工作措施、虚假消息辟谣等信息型内容，就不适用于共情话语模式，引导大学生正常开展学习生活就需要运用“共情-行动话语模式”，开展媒介动员时，应科学辨别动员的需要，合理地设置宣传文本及策略，最终实现宣传目的的达成。
（三）善用宣传手段，丰富动员内涵，引导青年对疫情进行理性思辨
“共情型”话语模式下，主要以描述医护人员的英雄叙事、抗疫一线的严峻情况为载体凝聚社会共识，受众的共情感受是直接且表层的，缺乏对具象人、具体事背后关于制度认同的深入引导。与日韩英美等国家的疫情应对相比较，中国政府高效、果断、举全国之力抗疫的举措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高度赞扬。支撑这样举措的背后，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是“始终牢记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政治理念”，是“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的政治担当。在以青年为对象的疫情动员中，应把制度自信作为动员的重要内容纳入叙事框架，引导广大青年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后凸显的制度优势。
此外，在现有的共情框架的英雄叙事背后，媒介宣传话语还应深入挖掘“英雄逆行”背后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引发青年受众对人生价值選择、社会责任进行思考，促进学生在正确的宣传动员下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职业观。
参考文献：
[1]国务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76号） [EB/OL].（2005-05-20） [2014-06-10].http：//www.gov.cn/zwgk/2005-05/20/content_145.htm.
[2]郑永廷.论现代社会的社会动员[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02）：21-27.
[3][4]郑满宁.共振与极化：社交网络的动员机制[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6：28-29.
[5]孙彩芹.框架理论发展35年文献综述——兼述内地框架理论发展11年的问题和建议[J].国际新闻界2010（09）：19-24
[6]王雪晔.媒介话语动员：建构民族团结的一种策略——基于西北多民族新闻报道的框架分析[J].新闻界，2017（03）：2-7
[7]10所高校选择来源于中国青年报"全国普通高校微信公众号综合影响力排行榜"（2019.12.21日发布）前10名，选取学校类型涵盖了公办、民办高校，且所包含学校大多有附属医院，在此次疫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责任编辑 邱翔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