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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就是那个给中国和英国示范他们该如何做的孩子”
从最初的财政大臣，到后来的外交大臣、副首相，杰夫里·豪是撒切尔内阁中任职最长的大臣。1983年到1989年，在担任外交大臣期间，他是中英香港问题谈判英方主角之一。当他在英国议会大厦的咖啡厅里接受《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时，谈起往事，81岁的豪勋爵(他更喜欢别人这么称呼他)仍然思路敏捷，措辞坦率。
采访结束，豪把记者送出上议院门口，转身消失在旋转门里。很快，他又转了出来。“我要告诉你个玩笑。你有胡主席(Hu谐音Who)，你有温总理(Wen谐音When)，现在你又有了豪勋爵(Howe谐音How)。”看到记者笑了，他才有点得意地转身往回走。
中国新闻周刊：香港问题第一次送到你办公桌上是什么时间?
豪：我1983年成为外交大臣时，香港问题已经摆在那儿了，我几乎立即开始介入。
关于谈判，基本想法是邓小平的。我和其他人一样，不得不努力对其加以扩展，以达成协议。他提出四个字“一国两制”，用四个字换回八千字的《中英联合声明》。
我和邓小平以及中国总理有过很多次会谈。和邓小平的会见，我认为最重要的是1984年7月的那一次。我们在基本原则方面达成一致。
中国新闻周刊：似乎花了很长时间，中英两国才就香港前途问题达成一致。
豪：是的。不过，如果考虑到有多少细节问题需要讨论，两年时间其实并不长。实际上，两年是邓小平会见撒切尔时提出的时间表，他说“希望在两年内达成协议”，我们就努力按时达成协议。
中国新闻周刊：英国政府当时最关心什么问题?
豪：最关心的是实现香港生活方式的合法性，主要是50年内，香港的经济、法律和政治能以相同的方式继续。邓小平对此非常清楚，他需要香港的市场经济。对香港来说，外国资本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自由贸易，没有法治，没有人权，外国资本就不会进来。所有这些都是香港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也是联合声明的组成部分。
邓小平认识到，如果香港要保持其经济成功的动力，那么，保护已有的制度就非常重要。当然，他也知道，经济和政治制度不是不变的。和其他社会一样，香港的制度也像植物一样在成长。制度保持成长很重要。过去十年，香港的制度已经成长了。
中国新闻周刊：许多西方人认为邓小平非常强硬，他给你什么印象?
豪：哦，他是个非常聪明的谈判者。但他是个谈判者，他知道必须达成协议。我的首相撒切尔也很强硬。他们俩决定要谈判，也都需要达成一致，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找到他们之间的共同立场。1984年7月，我和邓小平见面的时候，邓小平说他已经确定，中国相信英国人民，相信英国政府，他同意此前已经讨论过的协议，并且他希望撒切尔到北京来签署协议。
中国新闻周刊：让两个非常强硬的人达成协议一定非常不容易。
豪：是的，但不要忘了我并不是一个人在工作，我和中国当时的外交部长吴学谦在那里指导谈判。尽管直到1984年，我们才首次见面，但我们逐渐非常了解对方，非常相信对方，而且真的成为非常好的朋友。
中国新闻周刊：关于中国对香港驻军的问题，也是中英谈判中的争执焦点吗?
豪：关于这个问题，中英之间从来没有真正地谈判过。你知道结果，中国军队进驻是香港融入中国的一个标志。1997年之前，英国军队一直在香港，但是没有人真正注意到他们。现在，中国军队在香港，也没人真正注意到他们。他们不是香港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新闻周刊：依你看来，“一国两制”在香港执行得还好吗?十年来香港有什么变化?
豪：是的，非常好，我认为没有什么问题。如果你需要—个成功的标志，我认为香港已经更繁荣了，但事实是香港没有真正地“持续”繁荣——要知道，1997年之后亚洲金融危机很快就爆发了，那对香港是个非常大的考验。香港成功克服困难的事实表明，这是联合声明的贡献。
我没有注意到香港有什么大变化，所有争情似乎以同样方式在进行。香港将像现在一样保留很多东西。当然，香港变得越来越民主。香港以前和新加坡竞争，现在是和上海竞争。我也许该强调，英语在香港似乎没有那么强势了，但那是不可避免的。
香港的角色一点也没有变，继续是一个和中国内地不同的特别地区，是两种不同的制度。
中国新闻周刊：是香港在影响中国内地吗?
豪：我认为是这样。邓小平的成就之一，是他看到香港过去比中国内地繁荣，他认为香港一定有中国内地没有的东西。中国成功的经济政策增加了中国人的自由。社会越繁荣，人们越可以自由地旅行，自由地换工作，所有这些香港人能享受到，而现在内地人也能够享受到。
有趣的是，香港当初已经是个充满活力的社会，而英国和中国当时都做得不好。30年前，英国是欧洲的“病人”，而中国刚刚从文化大革命中恢复过来。令人惊奇的是，两个不成功的父母却孕育了如此成功的孩子——香港就是那个给中国和英国示范他们该如何做的孩子。
中国新闻周刊：你觉得香港回归中国对英国来说是个损失吗?
豪：我不认为是个损失。这件事对我们双方都有好处。香港曾是中英之间的问题，但问题逐渐变成了—个积极的事情。
从最初的财政大臣，到后来的外交大臣、副首相，杰夫里·豪是撒切尔内阁中任职最长的大臣。1983年到1989年，在担任外交大臣期间，他是中英香港问题谈判英方主角之一。当他在英国议会大厦的咖啡厅里接受《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时，谈起往事，81岁的豪勋爵(他更喜欢别人这么称呼他)仍然思路敏捷，措辞坦率。
采访结束，豪把记者送出上议院门口，转身消失在旋转门里。很快，他又转了出来。“我要告诉你个玩笑。你有胡主席(Hu谐音Who)，你有温总理(Wen谐音When)，现在你又有了豪勋爵(Howe谐音How)。”看到记者笑了，他才有点得意地转身往回走。
中国新闻周刊：香港问题第一次送到你办公桌上是什么时间?
豪：我1983年成为外交大臣时，香港问题已经摆在那儿了，我几乎立即开始介入。
关于谈判，基本想法是邓小平的。我和其他人一样，不得不努力对其加以扩展，以达成协议。他提出四个字“一国两制”，用四个字换回八千字的《中英联合声明》。
我和邓小平以及中国总理有过很多次会谈。和邓小平的会见，我认为最重要的是1984年7月的那一次。我们在基本原则方面达成一致。
中国新闻周刊：似乎花了很长时间，中英两国才就香港前途问题达成一致。
豪：是的。不过，如果考虑到有多少细节问题需要讨论，两年时间其实并不长。实际上，两年是邓小平会见撒切尔时提出的时间表，他说“希望在两年内达成协议”，我们就努力按时达成协议。
中国新闻周刊：英国政府当时最关心什么问题?
豪：最关心的是实现香港生活方式的合法性，主要是50年内，香港的经济、法律和政治能以相同的方式继续。邓小平对此非常清楚，他需要香港的市场经济。对香港来说，外国资本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自由贸易，没有法治，没有人权，外国资本就不会进来。所有这些都是香港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也是联合声明的组成部分。
邓小平认识到，如果香港要保持其经济成功的动力，那么，保护已有的制度就非常重要。当然，他也知道，经济和政治制度不是不变的。和其他社会一样，香港的制度也像植物一样在成长。制度保持成长很重要。过去十年，香港的制度已经成长了。
中国新闻周刊：许多西方人认为邓小平非常强硬，他给你什么印象?
豪：哦，他是个非常聪明的谈判者。但他是个谈判者，他知道必须达成协议。我的首相撒切尔也很强硬。他们俩决定要谈判，也都需要达成一致，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找到他们之间的共同立场。1984年7月，我和邓小平见面的时候，邓小平说他已经确定，中国相信英国人民，相信英国政府，他同意此前已经讨论过的协议，并且他希望撒切尔到北京来签署协议。
中国新闻周刊：让两个非常强硬的人达成协议一定非常不容易。
豪：是的，但不要忘了我并不是一个人在工作，我和中国当时的外交部长吴学谦在那里指导谈判。尽管直到1984年，我们才首次见面，但我们逐渐非常了解对方，非常相信对方，而且真的成为非常好的朋友。
中国新闻周刊：关于中国对香港驻军的问题，也是中英谈判中的争执焦点吗?
豪：关于这个问题，中英之间从来没有真正地谈判过。你知道结果，中国军队进驻是香港融入中国的一个标志。1997年之前，英国军队一直在香港，但是没有人真正注意到他们。现在，中国军队在香港，也没人真正注意到他们。他们不是香港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新闻周刊：依你看来，“一国两制”在香港执行得还好吗?十年来香港有什么变化?
豪：是的，非常好，我认为没有什么问题。如果你需要—个成功的标志，我认为香港已经更繁荣了，但事实是香港没有真正地“持续”繁荣——要知道，1997年之后亚洲金融危机很快就爆发了，那对香港是个非常大的考验。香港成功克服困难的事实表明，这是联合声明的贡献。
我没有注意到香港有什么大变化，所有争情似乎以同样方式在进行。香港将像现在一样保留很多东西。当然，香港变得越来越民主。香港以前和新加坡竞争，现在是和上海竞争。我也许该强调，英语在香港似乎没有那么强势了，但那是不可避免的。
香港的角色一点也没有变，继续是一个和中国内地不同的特别地区，是两种不同的制度。
中国新闻周刊：是香港在影响中国内地吗?
豪：我认为是这样。邓小平的成就之一，是他看到香港过去比中国内地繁荣，他认为香港一定有中国内地没有的东西。中国成功的经济政策增加了中国人的自由。社会越繁荣，人们越可以自由地旅行，自由地换工作，所有这些香港人能享受到，而现在内地人也能够享受到。
有趣的是，香港当初已经是个充满活力的社会，而英国和中国当时都做得不好。30年前，英国是欧洲的“病人”，而中国刚刚从文化大革命中恢复过来。令人惊奇的是，两个不成功的父母却孕育了如此成功的孩子——香港就是那个给中国和英国示范他们该如何做的孩子。
中国新闻周刊：你觉得香港回归中国对英国来说是个损失吗?
豪：我不认为是个损失。这件事对我们双方都有好处。香港曾是中英之间的问题，但问题逐渐变成了—个积极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