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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长期以来，大众对“存天理、灭人欲”这一命题的理解存在普遍的误读，因此对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进行了持续的批评和抵制。文章通过分析朱熹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时代背景，发现这一命题实际上具有两面性：一方面，由于其时代局限性，“存天理、灭人欲”带有浓重的保守和封建色彩;另一方面，朱熹提出这一命题的目的是在当时社会濒临失序的情况下重建社会秩序，具有超越其时代性的意义。
关键词：理学;朱熹;天理;人欲
作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对儒家的基本命题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重构，留下了庞大而系统的著作。在朱熹众多的著作和命题中，“存天理、灭人欲” 最为人熟知，同时也为朱熹招致了最广泛的批评。特别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存天理、灭人欲”被解释为一种泯灭人性的政治主张，进而被当作旧文化的代表而饱受抨击。“存天理、灭人欲”是朱熹在特定历史情境下提出的命题，如果脱离其时代背景抽象地解释这一命题，必然无法呈现朱熹的本意，更无法客观地评价“存天理、灭人欲”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因此，也有学者认为“存天理、灭人欲”是被误解最深的儒家名句，其中蕴含的积极因素被严重忽视了。事实上，“存天理、灭人欲”代表了朱熹对他所处的时代的深刻思考，在充分批判了其封建思想之后，这一命题具有超越其时代的现实意义。
一、朱熹提出“存天理、灭人欲”命题时代背景
自秦代以后，我国古代社会一直面临重建礼乐生活的问题。西周统治以礼乐为核心，以礼导民、治教合一，在统治制度上与思想教化上形成了以礼乐为导向的统一。此后，经过春秋战国，制度层面与思想文化层面的礼乐已然全面崩坏。秦汉时期为完善统治，废除分封、推行郡县制。新的郡县制建立后，相应的思想教化未深入民间，导致治教分离。官府以簿书、狱讼、兵食为治，礼乐沦为形式化的虚名，失去化民成俗的实质功能，由此导致了种种社会问题。唐末五代，本就脆弱的社会意识形态也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为了彰显政权合法性及文化合理性，重建礼乐成为宋代最为紧迫的现实需要。
北宋初期士大夫对于重建礼乐的理解多在制度层面，解决历史断裂、回向三代之治的途径就是恢复具体的三代礼乐制度。欧阳修主张恢复封建、井田与冠、婚、丧、祭、搜田、燕飨之礼等具体制度，重建礼乐塑造民众生活的功能;石介以井田、什一、封建、乡射、学校等具体制度来解释“三王大中之道”。然而在礼乐已经成为虚名，其神圣性和规范性在郡县制的政教分离中受到摧毁的情况下，回归礼乐制度不足以重建礼乐秩序。
朱熹正面临在平民化的郡县制历史条件下重建封建礼乐的问题。他认为重建礼乐不是简单回归制度所能达到的，必须把礼乐精神推向民间，使之深入人心。他把礼乐与人性相联结，将礼乐推广到不同的历史时空。《宋史·道学传》：“三代盛时，天子以是道为政教，大臣百官有司以是道为职业，党、庠、术、序师弟子以是道为讲习，四方百姓日用是道而不知。是故盈覆载之间，无一民一物不被是道之泽，以遂其性。”“是道”是既定的规律，礼乐制度实质是围绕“是道”展开的政教伦理，目的是引导万物恢复本性。人性实际上是礼乐制度的精神内核，由于人性贯通古今，与之相联结的礼乐也可以应用于不同的历史条件之下。朱熹重建礼乐的主体由贵族阶层转移到平民阶层，由制度上的变革转向了个体精神的建构。“存天理、灭人欲”这一命题只有在个体精神建构的视角上才能展现其内在张力，不再表现为一个僵硬的、压抑人性的道德命令。
二、朱熹对“存天理、灭人欲”的理解
朱熹着手解决的重点是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内在“人心陷溺”的现实困境。因此朱熹从理学体系的视角出发，探讨人的内在本质，对“克己复礼”的概念进行了重解。不同于扬雄的“胜己之私”，朱熹释“克己”为“胜身之私欲”，释“己”为外在“身”和内在“私欲”的统一。“私欲”产生于“身”，与“身”联系紧密，“人有是身，則有耳目鼻口四肢之欲”。“克己”不是克“身”，而是克“私欲”，也就是侧重于克服过分的内心欲望，“‘克’私欲是心上工夫”。克除了破坏价值与秩序的人欲之私，就能复礼，“克己者乃所以复礼”，“克己”是“复礼”的前提。
通过对“克已复礼”的重新解释，朱熹突出了“天理”和“人欲”之间的对立，提出“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天理人欲，不容并立”，天理与人欲相互对立排斥。克去“己私”即返复“天理”，“人只有个天理人欲，此胜则彼退，彼胜则此退，无中立不进退之理”，天理人欲处于此胜彼退的关系中，天理进一步则人欲退一步，人欲进一步则天理退一步。而天理人欲之间的界限不易辩清，“天理人欲，几微之间”、“非至明不能察其几”，天理人欲之间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可相互转化，“天理人欲，无硬定底界，至是两界分上工夫。这边工夫多，那边不到占过来。若这边工夫少，那边必侵过来。”只有在“久”“常”上下功夫，坚持不断的克，才能克服人欲，复归天理。
需要注意的是，在朱熹的解释中，复归天理不是消灭人欲，而是恢复人性中被私欲遮蔽的部分。“天理者，此心之本然”，天理是人心本来的状态。人性本善，人的初心本来都是好的，因受种种遮蔽而产生人欲，走向天理的对立面。“革尽人欲，复尽天理”，要在私人生活中重建礼乐，就必须要去除遮蔽天理的私欲，使人的本性中含有礼乐的部分显露出来，复归天理，即复礼，使个人精神中内在的礼乐与制度建构上外在的礼乐达到统一。
三、重新评价朱熹“存天理，灭人欲”
首先，要理解朱熹提出的“存天理，灭人欲”，必须结合南宋的时代背景。朱熹面临着人心陷溺、价值破坏、秩序紊乱的现实危机，时代的困境要求礼乐重建的主体实现从贵族阶层向平民阶层的转移，理论的重心也随之需要由制度上的变革转向个体精神的建构。因此，朱熹要回应和解决现实问题，就必须探讨人的内在本质，必然会将“克己复礼”放在理学体系下进行诠释，以“天理”对治“人欲”，因而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这样的命题。
其次，“存天理，灭人欲”必须要放在朱熹的理学逻辑中加以解释。当面临建构个体精神的问题时，朱熹借助新的理学体系重新诠释了 “克己复礼”的含义，从而重构了一个至善的价值依归，以“天理”对治“人欲”。“天理”的至善要求恢复人性中被私欲遮蔽的部分，从而在私人生活中重建礼乐。因此“存天理，灭人欲”并不是要求消灭人性，而是恢复人性中的秩序，引导道德在人心层面的建设。
最后，对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重新审视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新旧思潮的反复冲击使得当下的个体精神生活更加多元化，当今社会同样面临着重建道德秩序的重任。如何凝聚社会共识，在实现经济发展和制度建设的同时也提升社会成员的道德水准，是每一个时代都要面对的议题。在这个意义上，当下和宋代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即在政治经济飞速发展时代，呼唤着与之相匹配的精神文化内核。而朱熹的解决方案在他所处的时代实现了礼乐的重建，在剥离其封建糟粕之后，朱熹思想中的重要命题“存天理，灭人欲”对当下实现新时代的新秩序和新道德是有参考价值的。
参考文献：
[1]钱 穆.朱子学提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2]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涂又光，赵复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关键词：理学;朱熹;天理;人欲
作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对儒家的基本命题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重构，留下了庞大而系统的著作。在朱熹众多的著作和命题中，“存天理、灭人欲” 最为人熟知，同时也为朱熹招致了最广泛的批评。特别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存天理、灭人欲”被解释为一种泯灭人性的政治主张，进而被当作旧文化的代表而饱受抨击。“存天理、灭人欲”是朱熹在特定历史情境下提出的命题，如果脱离其时代背景抽象地解释这一命题，必然无法呈现朱熹的本意，更无法客观地评价“存天理、灭人欲”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因此，也有学者认为“存天理、灭人欲”是被误解最深的儒家名句，其中蕴含的积极因素被严重忽视了。事实上，“存天理、灭人欲”代表了朱熹对他所处的时代的深刻思考，在充分批判了其封建思想之后，这一命题具有超越其时代的现实意义。
一、朱熹提出“存天理、灭人欲”命题时代背景
自秦代以后，我国古代社会一直面临重建礼乐生活的问题。西周统治以礼乐为核心，以礼导民、治教合一，在统治制度上与思想教化上形成了以礼乐为导向的统一。此后，经过春秋战国，制度层面与思想文化层面的礼乐已然全面崩坏。秦汉时期为完善统治，废除分封、推行郡县制。新的郡县制建立后，相应的思想教化未深入民间，导致治教分离。官府以簿书、狱讼、兵食为治，礼乐沦为形式化的虚名，失去化民成俗的实质功能，由此导致了种种社会问题。唐末五代，本就脆弱的社会意识形态也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为了彰显政权合法性及文化合理性，重建礼乐成为宋代最为紧迫的现实需要。
北宋初期士大夫对于重建礼乐的理解多在制度层面，解决历史断裂、回向三代之治的途径就是恢复具体的三代礼乐制度。欧阳修主张恢复封建、井田与冠、婚、丧、祭、搜田、燕飨之礼等具体制度，重建礼乐塑造民众生活的功能;石介以井田、什一、封建、乡射、学校等具体制度来解释“三王大中之道”。然而在礼乐已经成为虚名，其神圣性和规范性在郡县制的政教分离中受到摧毁的情况下，回归礼乐制度不足以重建礼乐秩序。
朱熹正面临在平民化的郡县制历史条件下重建封建礼乐的问题。他认为重建礼乐不是简单回归制度所能达到的，必须把礼乐精神推向民间，使之深入人心。他把礼乐与人性相联结，将礼乐推广到不同的历史时空。《宋史·道学传》：“三代盛时，天子以是道为政教，大臣百官有司以是道为职业，党、庠、术、序师弟子以是道为讲习，四方百姓日用是道而不知。是故盈覆载之间，无一民一物不被是道之泽，以遂其性。”“是道”是既定的规律，礼乐制度实质是围绕“是道”展开的政教伦理，目的是引导万物恢复本性。人性实际上是礼乐制度的精神内核，由于人性贯通古今，与之相联结的礼乐也可以应用于不同的历史条件之下。朱熹重建礼乐的主体由贵族阶层转移到平民阶层，由制度上的变革转向了个体精神的建构。“存天理、灭人欲”这一命题只有在个体精神建构的视角上才能展现其内在张力，不再表现为一个僵硬的、压抑人性的道德命令。
二、朱熹对“存天理、灭人欲”的理解
朱熹着手解决的重点是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内在“人心陷溺”的现实困境。因此朱熹从理学体系的视角出发，探讨人的内在本质，对“克己复礼”的概念进行了重解。不同于扬雄的“胜己之私”，朱熹释“克己”为“胜身之私欲”，释“己”为外在“身”和内在“私欲”的统一。“私欲”产生于“身”，与“身”联系紧密，“人有是身，則有耳目鼻口四肢之欲”。“克己”不是克“身”，而是克“私欲”，也就是侧重于克服过分的内心欲望，“‘克’私欲是心上工夫”。克除了破坏价值与秩序的人欲之私，就能复礼，“克己者乃所以复礼”，“克己”是“复礼”的前提。
通过对“克已复礼”的重新解释，朱熹突出了“天理”和“人欲”之间的对立，提出“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天理人欲，不容并立”，天理与人欲相互对立排斥。克去“己私”即返复“天理”，“人只有个天理人欲，此胜则彼退，彼胜则此退，无中立不进退之理”，天理人欲处于此胜彼退的关系中，天理进一步则人欲退一步，人欲进一步则天理退一步。而天理人欲之间的界限不易辩清，“天理人欲，几微之间”、“非至明不能察其几”，天理人欲之间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可相互转化，“天理人欲，无硬定底界，至是两界分上工夫。这边工夫多，那边不到占过来。若这边工夫少，那边必侵过来。”只有在“久”“常”上下功夫，坚持不断的克，才能克服人欲，复归天理。
需要注意的是，在朱熹的解释中，复归天理不是消灭人欲，而是恢复人性中被私欲遮蔽的部分。“天理者，此心之本然”，天理是人心本来的状态。人性本善，人的初心本来都是好的，因受种种遮蔽而产生人欲，走向天理的对立面。“革尽人欲，复尽天理”，要在私人生活中重建礼乐，就必须要去除遮蔽天理的私欲，使人的本性中含有礼乐的部分显露出来，复归天理，即复礼，使个人精神中内在的礼乐与制度建构上外在的礼乐达到统一。
三、重新评价朱熹“存天理，灭人欲”
首先，要理解朱熹提出的“存天理，灭人欲”，必须结合南宋的时代背景。朱熹面临着人心陷溺、价值破坏、秩序紊乱的现实危机，时代的困境要求礼乐重建的主体实现从贵族阶层向平民阶层的转移，理论的重心也随之需要由制度上的变革转向个体精神的建构。因此，朱熹要回应和解决现实问题，就必须探讨人的内在本质，必然会将“克己复礼”放在理学体系下进行诠释，以“天理”对治“人欲”，因而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这样的命题。
其次，“存天理，灭人欲”必须要放在朱熹的理学逻辑中加以解释。当面临建构个体精神的问题时，朱熹借助新的理学体系重新诠释了 “克己复礼”的含义，从而重构了一个至善的价值依归，以“天理”对治“人欲”。“天理”的至善要求恢复人性中被私欲遮蔽的部分，从而在私人生活中重建礼乐。因此“存天理，灭人欲”并不是要求消灭人性，而是恢复人性中的秩序，引导道德在人心层面的建设。
最后，对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重新审视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新旧思潮的反复冲击使得当下的个体精神生活更加多元化，当今社会同样面临着重建道德秩序的重任。如何凝聚社会共识，在实现经济发展和制度建设的同时也提升社会成员的道德水准，是每一个时代都要面对的议题。在这个意义上，当下和宋代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即在政治经济飞速发展时代，呼唤着与之相匹配的精神文化内核。而朱熹的解决方案在他所处的时代实现了礼乐的重建，在剥离其封建糟粕之后，朱熹思想中的重要命题“存天理，灭人欲”对当下实现新时代的新秩序和新道德是有参考价值的。
参考文献：
[1]钱 穆.朱子学提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2]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涂又光，赵复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