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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说起数字，我们就会联想到它的逻辑理性，它的简洁明了，它的极具说服力等特点。数字，大到与国家的政治、文化特别是经济、综合国力和国运兴衰息息相关，小到与百姓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密切相连。数字反映在周恩来身上，不仅闪耀着他超人智慧的光芒和敏锐思辩的魅力，而且还折射出他鞠躬尽瘁、心系国事、情牵百姓的崇高风范。
拿数字作武器进行外交斗争
周恩来无论抓哪项工作，一向重视掌握具体数字，以“数”服人，以理服人。在风云万象的外交工作上尤其如此。
某年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周恩来落落大方地请记者们提问。这时，记者席上的一位西方记者霍地站起来，抢先向周恩来发问：“总理先生，中国人民银行有多少资金？”
如此的提问实质上是在讥笑中国贫穷。面对这种猝不及防的问题，只见周恩来不卑不亢，机智幽默地回答：“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金嘛……有１８元８角８分。”
这一回答使全场记者为之愕然！场内鸦雀无声，记者瞪起迷惑的眼睛，静候周恩来作出解释。
周恩来镇定自若地说：“中国人民银行发行面额值为１０元、５元、２元、１元、５角、２角、１角、５分、２分、１分的１０种主辅人民币，合计为１８元８角８分。”他略微停顿一下说：“中国人民银行是由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金融机构，信用卓著，币值稳定，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周恩来的话，在场内激起了阵阵热烈的掌声。
“机智、爱国、伟大！”外国记者在心里叹服道，“这就是周恩来！”
１９６０年４月下旬，周恩来为解决中印边界问题访问印度。在一次谈判中，印方提出这样一个挑衅性的问题：“西藏是什么时候成为中国的领土的？”
周恩来不假思索地回答：“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远的不讲，至少在元代，它已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了。”
印方耍赖说：“时间太短了。”
周恩来沉着冷静、非常巧妙地回击道：“中国的元代离现在已有７００来年的历史了，如果７００来年都被认为是时间短的话，那么，美国建国到现在只有１００多年的历史，是不是美国就不成为一个国家呢？这显然是荒谬的。”周恩来出其不意地通过７００年与１００年的数字比较，驳得印方哑口无言，尴尬至极。这时，会谈席上的印度副总统情不自禁钦佩地说：“中国总理是雄辩的！”
以数字忧思来教育人民
周恩来还注重用具体数字教育人民。１９６３年周恩来在论及我国的资源问题时，极富远见地评说道：“我国资源有两个很大的弱点。第一，耕地少，不到１６亿亩，在全国土地总面积中不到１２％。将来要扩大到２０亿亩时，我国的人口又要增加到１０亿左右了。这一点，美国和苏联的条件都比我们好，美国有３０亿亩耕地，苏联也有将近３０亿亩，甚至印度的耕地也比我们多。第二，我国的森林覆盖面积也很小，不到全国土地总面积的１０％。”谆谆告诫大家要珍惜和保护资源，要合理规划和充分利用好有限资源，更要从长计议，造福后代。表明周恩来已开始注意到可持续性发展问题。
谈到人口问题，周恩来于１９６３年也曾经理性地分析说：“从１９４９年到现在，每年增加１５００万人，过去１５年，出生的婴儿共有２２５００万人，每年都要安排就业升学。１岁到１５岁的是已经存在的，就够我们为之奋斗的了，这样发展下去，包袱越背越重。”可见，他已经敏锐地预测到中国人口增长过快会严重影响国力增强这种堪忧的前景，教育大家要注意计划生育。要着眼长远发展，控制人口数量的过度增长，注重人口质量问题，着力提高全民的素质。
通过分析农业数字，建议计划要留有余地
１９６０年，中国共产党对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还处在摸索阶段。这时，连续三年“大跃进”给国民经济带来的严重恶果已经越来越清楚地暴露出来。各条战线上存在着高指标的问题，人们反映吃不饱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中央领导人面对如此严峻事实，头脑逐渐冷静下来，开始对计划采取比较慎重的态度。
６月１４日至１８日，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议开幕时指出：“建设时间还太短，认识不足，要经常总结，使我们的认识更加全面一点。不要隐讳我们犯的错误，只有抓紧总结，才能及时指导。”他提议在议论计划时“留有余地可以多一点，不要打得太满”。并提出要争取主动。
周恩来对毛泽东的这些看法深有同感。会议期间，他着重谈了农业方面的情况。他已经注意到农业上正在日益突出表现出来的种种问题，明显意识到这些年来由于高指标、高估产带来的严重后果。他条分缕析道：“第一，１９５６年‘八大’上提出粮食５０００亿公斤左右、棉花４８００万担左右、猪３亿头的计划，这三个数字基本上提得太高，很难达到。第二，对这三年的产量都估高了，１９５８年出现第一次被动，一直到去年庐山会议才改下来。今年一月把去年的产量又估高了，粮食报５４００亿斤，实际上只有４８００亿斤；棉花宣布４８２０万担，实际上只有３８００万担，现在又被动了。第三，因为去年估高了，今年的计划数字也高，就是在去年的数字上头增加１０％，即粮食５９４０亿斤，棉花５３００万担，现在看今年是完不成的。今年能够保持去年的产量就了不起，就是很大胜利。现在，我们不但今年陷于被动，而且到１９６２年的计划也有完不成的危险。两年灾荒之后，明年就很难保产了，要很大的人力去克服。所以估计１９６２年的计划，就要放在一个比较保险的数字上，来争取实现或超过。”这番话再次显示了周恩来“拿数字说话”和“拿事实说话”的科学思维习惯。
周恩来十分赞成毛泽东提出的“一次把主动权拿过来”。他建议降低粮食、棉花和养猪的指标。他进一步提醒大家：“农业指标如果提高了，不仅直接影响人民生活，而且影响轻工业的原料，转而又间接影响到人民生活，所以它比重工业感觉更灵，这是三年农业被动得比工业感觉更厉害的原因。大家反映吃不饱，我们就不安。”周恩来善抓事物根本、忧国爱民的高度责任感很明显地溢于言表之中。
毛泽东仔细听着，微微点几下头，并马上接起周恩来的话题深入问下去：“那么究竟怎么来转这个弯子呢？”
周恩来胸有成竹地回答：“既然不能完成，主席昨天也讲了要转入主动，必须在今年的党代会上埋伏一笔，使今年年底的实际数字到明年公布时能够得出为什么减产的结论来。”
他还深谋远虑地谈道：“不但要为今年着想，而且要为１９６２年着想，全部转入主动，就是１９６２年提的指标跟原来‘八大’的建议差不多或者比‘八大’的建议还少一点都可以，这才能转入真正的主动，不然还是不能主动。因此，后三年的补充计划，无论是农业指标还是工业指标，都要把它压低，其目的为使我们留有余地。”
听完周恩来的发言，大家都很赞同地发表了各自的见解。由于中央主要领导人开始统一了思想，就为下决心调整计划指标、争取主动、扭转困难初步奠定了基础。
全国粮食调度期间的一串数字记载
５０年代末６０年代初，国民经济陷入严重的困境，其中尤以粮食紧缺为重。为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周恩来废寝忘食，殚精竭虑，时常要为各省市粮食的分配、调运、贮存的事情工作到凌晨，成了名符其实的“粮食调度的总指挥”。
周恩来每周都要几次约请粮食部门的同志谈话，在听取汇报时，他总是亲笔计算数字，算了一省又一省，算了一项又一项。各地库存有多少，每日销售多少，可以调出多少，粮食存放在哪里等等，他都要问得一清二楚。当时，各省的粮食供应十分困难，包括一些产粮区也很紧张，请他们拿出一些粮食并不容易，需要实事求是弄清真实底细，而且还要做大量深入细致的说服工作，周恩来总是亲自同各省的领导干部谈话，要他们顾全大局，支持国家统一调拨粮食。
尤其可贵的是，周恩来在调运粮食工作中从不主观臆断，而是事前做好充分的调查，做到心中有数。在调粮过程中，周恩来也十分体谅地方的困难，对确有难处的省份，给予了最大的帮助。譬如，四川原来一直是粮食调出省，由于１９５８年大炼钢铁，误了农田的收割，以后又高估产，加上自然灾害，产量大幅度下降，造成粮食紧张。周恩来立即指示，停止外调粮食，省内自己调剂。后来，四川粮食告急时，周恩来又紧急调粮支援四川，帮助他们度过难关。
为救缺粮之急，周恩来还当机立断，破例采取了每年进口５００万吨粮食的措施。
在当时艰难困苦的岁月里，为了安排好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周恩来真是呕心沥血，日夜操劳。从１９６０年６月至１９６２年９月的两年零四个月里，周恩来关于粮食问题的谈话有１１５次，每次谈话，一般都是从晚上九十点钟谈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钟。从总理办公室退给粮食部办公厅的现在依然保存的３２张报表中，周恩来的笔迹有９９４处，仅《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三年度粮食包产产量和征购的估算》这张表上，周恩来用红蓝铅笔做的标记就有１４５处，调整和修改数字４０处，在表格边上进行计算６处，批注数字７０处，批注文字７处，整个表格密密麻麻地留下了他的手迹。
这一串闪亮的数字，这些珍贵的报表史料，极其生动地记载了周恩来在困难时期为解决全国人民吃饭问题所付出的巨大心血。
联合国下半旗时数字对比式的高度评价
１９７６年１月，一代伟人周恩来与世长辞。他的逝世，引起国内和国际上巨大的震动和深切的哀悼。
联合国总部甚至做出自联合国建立５０多年来极其罕见的惊世举动，破例给周恩来下半旗以示敬仰和悼念。在举行降半旗的仪式上，联大秘书长瓦尔德海姆郑重地作出了意味深长且感人至深的讲话。他说：“为了悼念周恩来，联合国下半旗，原因有二：一是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她的金银财宝多得不计其数，可她的总理周恩来没有一分钱的存款！二是中国有１０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可是她的总理周恩来，没有一个孩子！你们任何国家的元首，如能做到其中一条，在他逝世之日，总部将照样为他下半旗。”这一旷世殊荣，惟周恩来享有。
一方面是中国富有到金银财宝“不计其数”，另一方面却是大国总理“没有一分钱的存款”；一方面是中国拥有“１０亿人口”，另一方面却是作为总理的周恩来竟然“没有一个孩子”。如此悬殊如此强烈的“数字”对比，如何能不给人震撼魂魄的深切感动？如何能不使人切肤地体味到周恩来那无可比拟的博大胸怀？又如何能不让人对如此高风亮节的周恩来肃然起敬呢？
拿数字作武器进行外交斗争
周恩来无论抓哪项工作，一向重视掌握具体数字，以“数”服人，以理服人。在风云万象的外交工作上尤其如此。
某年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周恩来落落大方地请记者们提问。这时，记者席上的一位西方记者霍地站起来，抢先向周恩来发问：“总理先生，中国人民银行有多少资金？”
如此的提问实质上是在讥笑中国贫穷。面对这种猝不及防的问题，只见周恩来不卑不亢，机智幽默地回答：“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金嘛……有１８元８角８分。”
这一回答使全场记者为之愕然！场内鸦雀无声，记者瞪起迷惑的眼睛，静候周恩来作出解释。
周恩来镇定自若地说：“中国人民银行发行面额值为１０元、５元、２元、１元、５角、２角、１角、５分、２分、１分的１０种主辅人民币，合计为１８元８角８分。”他略微停顿一下说：“中国人民银行是由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金融机构，信用卓著，币值稳定，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周恩来的话，在场内激起了阵阵热烈的掌声。
“机智、爱国、伟大！”外国记者在心里叹服道，“这就是周恩来！”
１９６０年４月下旬，周恩来为解决中印边界问题访问印度。在一次谈判中，印方提出这样一个挑衅性的问题：“西藏是什么时候成为中国的领土的？”
周恩来不假思索地回答：“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远的不讲，至少在元代，它已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了。”
印方耍赖说：“时间太短了。”
周恩来沉着冷静、非常巧妙地回击道：“中国的元代离现在已有７００来年的历史了，如果７００来年都被认为是时间短的话，那么，美国建国到现在只有１００多年的历史，是不是美国就不成为一个国家呢？这显然是荒谬的。”周恩来出其不意地通过７００年与１００年的数字比较，驳得印方哑口无言，尴尬至极。这时，会谈席上的印度副总统情不自禁钦佩地说：“中国总理是雄辩的！”
以数字忧思来教育人民
周恩来还注重用具体数字教育人民。１９６３年周恩来在论及我国的资源问题时，极富远见地评说道：“我国资源有两个很大的弱点。第一，耕地少，不到１６亿亩，在全国土地总面积中不到１２％。将来要扩大到２０亿亩时，我国的人口又要增加到１０亿左右了。这一点，美国和苏联的条件都比我们好，美国有３０亿亩耕地，苏联也有将近３０亿亩，甚至印度的耕地也比我们多。第二，我国的森林覆盖面积也很小，不到全国土地总面积的１０％。”谆谆告诫大家要珍惜和保护资源，要合理规划和充分利用好有限资源，更要从长计议，造福后代。表明周恩来已开始注意到可持续性发展问题。
谈到人口问题，周恩来于１９６３年也曾经理性地分析说：“从１９４９年到现在，每年增加１５００万人，过去１５年，出生的婴儿共有２２５００万人，每年都要安排就业升学。１岁到１５岁的是已经存在的，就够我们为之奋斗的了，这样发展下去，包袱越背越重。”可见，他已经敏锐地预测到中国人口增长过快会严重影响国力增强这种堪忧的前景，教育大家要注意计划生育。要着眼长远发展，控制人口数量的过度增长，注重人口质量问题，着力提高全民的素质。
通过分析农业数字，建议计划要留有余地
１９６０年，中国共产党对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还处在摸索阶段。这时，连续三年“大跃进”给国民经济带来的严重恶果已经越来越清楚地暴露出来。各条战线上存在着高指标的问题，人们反映吃不饱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中央领导人面对如此严峻事实，头脑逐渐冷静下来，开始对计划采取比较慎重的态度。
６月１４日至１８日，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议开幕时指出：“建设时间还太短，认识不足，要经常总结，使我们的认识更加全面一点。不要隐讳我们犯的错误，只有抓紧总结，才能及时指导。”他提议在议论计划时“留有余地可以多一点，不要打得太满”。并提出要争取主动。
周恩来对毛泽东的这些看法深有同感。会议期间，他着重谈了农业方面的情况。他已经注意到农业上正在日益突出表现出来的种种问题，明显意识到这些年来由于高指标、高估产带来的严重后果。他条分缕析道：“第一，１９５６年‘八大’上提出粮食５０００亿公斤左右、棉花４８００万担左右、猪３亿头的计划，这三个数字基本上提得太高，很难达到。第二，对这三年的产量都估高了，１９５８年出现第一次被动，一直到去年庐山会议才改下来。今年一月把去年的产量又估高了，粮食报５４００亿斤，实际上只有４８００亿斤；棉花宣布４８２０万担，实际上只有３８００万担，现在又被动了。第三，因为去年估高了，今年的计划数字也高，就是在去年的数字上头增加１０％，即粮食５９４０亿斤，棉花５３００万担，现在看今年是完不成的。今年能够保持去年的产量就了不起，就是很大胜利。现在，我们不但今年陷于被动，而且到１９６２年的计划也有完不成的危险。两年灾荒之后，明年就很难保产了，要很大的人力去克服。所以估计１９６２年的计划，就要放在一个比较保险的数字上，来争取实现或超过。”这番话再次显示了周恩来“拿数字说话”和“拿事实说话”的科学思维习惯。
周恩来十分赞成毛泽东提出的“一次把主动权拿过来”。他建议降低粮食、棉花和养猪的指标。他进一步提醒大家：“农业指标如果提高了，不仅直接影响人民生活，而且影响轻工业的原料，转而又间接影响到人民生活，所以它比重工业感觉更灵，这是三年农业被动得比工业感觉更厉害的原因。大家反映吃不饱，我们就不安。”周恩来善抓事物根本、忧国爱民的高度责任感很明显地溢于言表之中。
毛泽东仔细听着，微微点几下头，并马上接起周恩来的话题深入问下去：“那么究竟怎么来转这个弯子呢？”
周恩来胸有成竹地回答：“既然不能完成，主席昨天也讲了要转入主动，必须在今年的党代会上埋伏一笔，使今年年底的实际数字到明年公布时能够得出为什么减产的结论来。”
他还深谋远虑地谈道：“不但要为今年着想，而且要为１９６２年着想，全部转入主动，就是１９６２年提的指标跟原来‘八大’的建议差不多或者比‘八大’的建议还少一点都可以，这才能转入真正的主动，不然还是不能主动。因此，后三年的补充计划，无论是农业指标还是工业指标，都要把它压低，其目的为使我们留有余地。”
听完周恩来的发言，大家都很赞同地发表了各自的见解。由于中央主要领导人开始统一了思想，就为下决心调整计划指标、争取主动、扭转困难初步奠定了基础。
全国粮食调度期间的一串数字记载
５０年代末６０年代初，国民经济陷入严重的困境，其中尤以粮食紧缺为重。为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周恩来废寝忘食，殚精竭虑，时常要为各省市粮食的分配、调运、贮存的事情工作到凌晨，成了名符其实的“粮食调度的总指挥”。
周恩来每周都要几次约请粮食部门的同志谈话，在听取汇报时，他总是亲笔计算数字，算了一省又一省，算了一项又一项。各地库存有多少，每日销售多少，可以调出多少，粮食存放在哪里等等，他都要问得一清二楚。当时，各省的粮食供应十分困难，包括一些产粮区也很紧张，请他们拿出一些粮食并不容易，需要实事求是弄清真实底细，而且还要做大量深入细致的说服工作，周恩来总是亲自同各省的领导干部谈话，要他们顾全大局，支持国家统一调拨粮食。
尤其可贵的是，周恩来在调运粮食工作中从不主观臆断，而是事前做好充分的调查，做到心中有数。在调粮过程中，周恩来也十分体谅地方的困难，对确有难处的省份，给予了最大的帮助。譬如，四川原来一直是粮食调出省，由于１９５８年大炼钢铁，误了农田的收割，以后又高估产，加上自然灾害，产量大幅度下降，造成粮食紧张。周恩来立即指示，停止外调粮食，省内自己调剂。后来，四川粮食告急时，周恩来又紧急调粮支援四川，帮助他们度过难关。
为救缺粮之急，周恩来还当机立断，破例采取了每年进口５００万吨粮食的措施。
在当时艰难困苦的岁月里，为了安排好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周恩来真是呕心沥血，日夜操劳。从１９６０年６月至１９６２年９月的两年零四个月里，周恩来关于粮食问题的谈话有１１５次，每次谈话，一般都是从晚上九十点钟谈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钟。从总理办公室退给粮食部办公厅的现在依然保存的３２张报表中，周恩来的笔迹有９９４处，仅《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三年度粮食包产产量和征购的估算》这张表上，周恩来用红蓝铅笔做的标记就有１４５处，调整和修改数字４０处，在表格边上进行计算６处，批注数字７０处，批注文字７处，整个表格密密麻麻地留下了他的手迹。
这一串闪亮的数字，这些珍贵的报表史料，极其生动地记载了周恩来在困难时期为解决全国人民吃饭问题所付出的巨大心血。
联合国下半旗时数字对比式的高度评价
１９７６年１月，一代伟人周恩来与世长辞。他的逝世，引起国内和国际上巨大的震动和深切的哀悼。
联合国总部甚至做出自联合国建立５０多年来极其罕见的惊世举动，破例给周恩来下半旗以示敬仰和悼念。在举行降半旗的仪式上，联大秘书长瓦尔德海姆郑重地作出了意味深长且感人至深的讲话。他说：“为了悼念周恩来，联合国下半旗，原因有二：一是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她的金银财宝多得不计其数，可她的总理周恩来没有一分钱的存款！二是中国有１０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可是她的总理周恩来，没有一个孩子！你们任何国家的元首，如能做到其中一条，在他逝世之日，总部将照样为他下半旗。”这一旷世殊荣，惟周恩来享有。
一方面是中国富有到金银财宝“不计其数”，另一方面却是大国总理“没有一分钱的存款”；一方面是中国拥有“１０亿人口”，另一方面却是作为总理的周恩来竟然“没有一个孩子”。如此悬殊如此强烈的“数字”对比，如何能不给人震撼魂魄的深切感动？如何能不使人切肤地体味到周恩来那无可比拟的博大胸怀？又如何能不让人对如此高风亮节的周恩来肃然起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