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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图书馆事业带来前所未有的、无法弥补的损失，以东方图书馆、南开大学木斋图书馆、湖南大学图书馆为标本，从日本毁坏图书馆的过程、所找的无法成立的借口、对抗日运动的竭力报复、所持的思想动机与心态诸方面进行分析，证明日本军国主义者一手造成的中国图书馆事业的灾难完全出自故意，均乃蓄意为之。
关键词 图书馆事业 蓄意破坏 东方图书馆 南开大学木斋图书馆 湖南大学图书馆
分类号 G259.19
Japan’s Vandalism of Damaging the Chinese Library During the War of Aggression Against China： Taking the Oriental Library， NanKai University Muzhai Library， Hunan University Library as Examples
Wang Yixin
Abstract Japan’s war of aggression against China has brought huge losses to China’s library business. Taking the Oriental Library， Hunan University Library， Nankai University Muzhai Library for examples， this paper proves that the Japanese militarists deliberately destroyed the Chinese library busines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process of destructing the library， the excuses， the revenge of anti-Japanese movement， the ideology and mentality.
Keywords Library business. Vandalism. Oriental Library. NanKai University Muzhai Library. Hunan University Library.
0 前言
“十四年抗戰”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日本政府在递交给驻日盟军的“追查中国被劫文物的调查详报”中，将战争中中国图书与文物所遭损毁，完全归于战火殃及，否认日军的蓄意性破坏行为[1]。日本政府对于战争责任的推卸与抵赖，原不足为怪，而“殃及”还是“蓄意”，亟须甄别清楚，因为它是判定事件性质的重要依据，也是判定侵略事实具体责任的关键。
1931年10月，黑龙江省立图书馆西书库遭到日军炮击，库中所藏许多从关内收集来的珍善本图书毁于一旦[2]。这是中国图书馆在抗日战争中由日本人一手造成损失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图书馆首次遭受日本侵略者的荼毒，而中国图书馆的厄运期也由此开始。特别是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中国图书馆事业更进入了劫难频仍的黑暗时代。据1946年中国代表团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大会递交的《报告书》所称，中国“各省市之公私立图书馆因战事影响，损毁停顿者，达百分之五十以上。其能幸存者亦均损失甚多。” [3]国民政府教育部战后所做的统计则更较具体：1936-1937年度，全国图书馆数为1848座，1937-1938年度即一下降至1123座，少了40%;而到1945-1946年度则只剩下704座[4]，比上一年度又少了37%，亦只占抗战全面爆发前图书馆总数的38%，可见损失惨重的程度。
上海商务印书馆附设的东方图书馆、天津南开大学的木斋图书馆以及湖南大学图书馆，于被毁前均乃我国现代图书馆中的翘楚。日本在侵华战争中，企图以截断华夏文明、毁灭中国文化，助其更有效地推进军事、减少反抗，故而将文化遗产保存地、文明精神传承所的图书馆列为摧毁目标，上列三座图书馆作为中国图书馆事业的代表，遭遇重创甚至灭顶之灾亦属必然。而其损毁的惨烈过程，集中而典型地暴露了日本人对中国图书馆所持真实用心与扭曲心理。
1 从图书馆被毁过程看“蓄意”
1.1东方图书馆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中国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率部与来犯日军于上海闸北激战，日军即派水上飞机多架从泊于黄浦江中“出云号”巡洋舰起飞，向坐落于闸北的商务印书馆先后投弹6颗，引发全馆大火，与商务印务馆一街之隔的东方图书馆被波及，造成部分馆藏损失，上海市长吴铁城对记者谈话中因有“古籍孤本尽付一炬”之语①。隔了一天后，东方图书馆忽又起火，火势异常迅猛，显系人为纵火。 对于纵火者，当时多指称为日本浪人②。而纵火也的确是日本人战时惯常手段。仅在“一·二八” 事变期间，上海私立持志学院图书馆，同样被日军机关枪队纵火焚毁，所有图书3万册殆尽;上海法学院在江湾路的新校舍被日军纵火，焚烧两昼夜[5];天津南开大学木斋图书馆在遭日机轰炸的次日下午，“日方派骑兵百余名，汽车数辆，满载煤油，到处放火，……图书馆、教授宿舍及邻近民房，尽在火烟之中，……烟云蔽天”③。这座建造时“务求坚固美观合用且能避免火患”[6]、建成后被外界盛赞为“采用最新图书馆建筑法，藏书绝无焚毁之虞”[7]的图书馆终究还是抵御不了人为纵火;1941年12月，日军纵火湖南的湘雅医学院，焚毁图书3376册[8]。
东方图书馆与商务印书馆一样，因地处战区，救火车无法施救，只能任其延烧。大火肆虐了一天，其间“纸灰飘扬，甚至南市和徐家汇一带，上空的纸灰像白蝴蝶一样随风飞舞。”[9]连十里开外的法租界都能拾到“风吹来的烧焦了的《辞源》和《廿四史》的残页”[10]。当天傍晚时，这幢被誉为“东方第一图书馆”的五层大楼已烧成一具空壳，主办者苦心筹集30年而拥有的“廿六万八千册中文书、八万册外文书、五千册图表照片、近三万册经史子集、另有四万册善本书、近二万五千七百册方志、以及四万册中外报刊”[11]的傲世馆藏全都化为灰烬。
1.2 南开大学木斋图书馆
1937年“七·二九”天津抗战期间，中国第二十九军三十八师副师长兼天津市警察局局长李文田率驻津部队和天津保安队，向天津日军发动进攻。日军因措手不及加上兵力不足，一度处于不利状态。日军华北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1881-1950）为改变被动局面，提出由飞行队出动进行空袭，驻屯军参谋長桥本群（1886-1963）不同意，认为“天津情况特殊不可空袭”。香月清司虽不听劝阻，但也设法对轰炸目标做了限制，他“叫来了航空主任参谋塚田中佐，对天津市区地图上的敌军占领地做了红色标注，提醒对外国租界无关区域不要狂轰滥炸，并下令航空兵团司令德川[好敏]中将实施轰炸”。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堀内干城也反对实施空袭，且以1932年“淞沪抗战”中因日军空袭引发重大外交问题的例子相劝：“考虑外国租界的关系，恳请务必停止对天津实施轰炸”。香月执意不听，反倒要求堀内向各国租界做解释工作：“命令轰炸的目标只限于敌现占领地以及建筑物，并非肆意对天津市区进行轰炸，特别是对于外国租界以及属于其权益内的东西一概非我方轰炸之目标，望就此能对外国方面加以说明”[12]。
7月29日下午，共有15架日机对天津市实施空袭[13]，其中有两架日机飞至南开大学投弹，前后又夹有炮火轰击，木斋图书馆被毁，损失图书近十万册，其中不少珍善本①。木斋图书馆系由辛亥革命前曾任直隶、奉天提学使的藏书家、实业家、教育家卢木斋捐建，于十年前建成，其馆舍及设施堪称一流，设计藏书可超过三十万册。它是国内最早的由中国人创办的建筑事务所的创办者关颂声的杰作，外型呈“丁”字形，砖木结构，整体两层，局部四层。阅报室、杂志阅览室、办公室、教员研究室置于一层;二层有东西两大阅书厅，可容纳超过五百人;三层有两间特别图书室;尤其是立面中部体现欧式风情的大圆顶设计，透露出设计者教会大学与美国大会的教育背景，圆顶下设计为会议室与书库。大圆顶凸显的标志性，却也成了日军炮口与飞机投弹的显著目标而首先被毁。
日军做恶之后还不无得意地宣称其对包括南开大学在内的建筑“进行了准确无误地轰炸和炮击”②。“准确无误”可作“蓄意”的注脚。
日本众议院议员山本实彦1937年8月15日在日军一参谋长的带领下参观南开大学被炸的废墟。他以前曾到过南开大学，如今却看见木斋图书馆等原本“漂亮的建筑都已经烧毁”;在木斋图书馆外的地上，他看到图书珍本的碎片在初秋的风中飘散。他还写道：在南开大学“投下这么多炸弹，我看到只有这两颗投偏了，让人觉得我军的目标非常准确。”[14]205-206由此亦可见非为误炸。
1.3 湖南大学图书馆
1938年4月10日，日军飞机飞临长沙上空，实施自1937年11月24日第一次轰炸长沙以来的第四次轰炸，而此次的主要目标为湖南大学、甚而直指图书馆。湖南大学图书馆除拥有丰富而珍贵的馆藏外，一度还负有特殊使命——北京故宫文物为免落入日本人之手，之前一路西迁至此，存于图书馆底层。自日军开始轰炸长沙，护送文物人员料湖南大学图书馆朝夕不保，遂先已将文物迁往贵阳，从而避免了灾祸。出于同样的担忧，湖南大学校方也早在1937年冬季，在沅陵太子庙设置转运站，将14919册古籍善本装箱用民船运往湘西[15]21，一说时任湖南大学教务长的任凯南事先将馆藏珍本善本书籍装箱移置爱晚亭青枫峡一带山谷中[16]，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损失。
湖南大学图书馆1929年12月动工，1933年11月落成开放，从馆舍建筑到内部设施完成，整整花费了四年时光，其间五任校长接连为此耗费心血方得玉成。图书馆由自日本学成归来的蔡泽奉教授设计，取西方古典主义建筑风格。整幢建筑前低后高，前部二层，用作阅览室与办公室;后部四层，作为书库。“大门正面耸立着4个高大的古罗马爱奥尼式花岗岩石柱，中央穹顶。屋顶建有八方塔，作观象台用”[15]19，十分气派，是当时华中华南规模最大、外表最壮观、内部设施也最好的图书馆。可是在这次空袭中，湖南大学图书馆大楼被炸垮塌，计有54091册图书化为灰烬[16]21。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给国民党中央有关部委的电文及该校自治会给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的“快邮代电”这样写道：4月10日14时半，日机27架侵袭长沙上空，对湖南大学投燃烧弹五十余枚，“其重者在千公斤以上”，“该校的图书馆、第五学生宿舍全毁……”[17]如此疯狂而集中的轰炸，若非目的明确，万不可能如此。 2 从无法成立的借口看“蓄意”
日军对中国图书馆等文化机构实施摧毁，多以其有中国军队占据、或被中国军队用作阵地、工事作为借口，几成惯例。比如对于商务印书馆被日机投弹炸毁、东方图书馆同遭焚毁，日本报纸宣传说馆内藏有中国便衣士兵武器;日本海军司令盐泽幸一（1883-1943）也说商务印书馆被用作中国军队的阵地;之后又有日本基督教8位传教士赴上海视察，问及商务印书馆等文化设施被日军破坏，上海日本侨民联合会会长河端回答说，商务印书馆在双方交战时，“为闸北中国军队主要防御阵地。轰击日军而落入公共租界内之炮弹即大都由此方面发出。故商务印书馆之被毁，……在当时固绝对必要者也。”①。而就在河端回答传教士的当天，日本军事当局的言辞更为直接了当：“日本军队对于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及江湾劳动大学之轰炸，绝不踌躇，因为其皆为军事要塞，布有沙袋与炮垒故也。”②。
对此，商务印书馆随即发表声明，称“谓本馆为中国军队用作主要防御地，亦属因果倒置。在日军飞机掷弹轰炸之前，本馆总厂及各附属机关中绝无军队或便衣兵士踪迹。……至于既毁之后，中日两军屡进屡退，各据以为壁垒，当亦事属可能。”③
而后又有美国人在上海创办的一份英文周报就此发表评论道：“就本报所知，当沪变期间，凡沿租界边界观察闸北战事的各中立国的军事观察者，均能证明该馆厂房并未被中国军队用作堡垒。……后来中国军队被迫后退时，确曾用该馆颓垣为战壕，但在战事初起时该馆厂房并未被用，则是明显的事实。”④
日军在轰炸木斋图书馆之前数小时，曾于日本报业会召开外国记者会，一个队长毫无顾忌道：“先生们，今天我们要轰炸南开大学。”其所持借口也是“因为暴乱的中国人在这儿有队伍。”当有记者表示早上才从南开大学那里来，并没有看到一个中国军人的时候，这位队长又改口道：“但是该建筑是很坚固的。它们很适于防守。中国人将利用它们。”[18]卢木斋当年捐建图书馆时提出“务求坚固”，馆舍坚固竟成了它遭受厄运的借口。而在对木斋图书馆等处实施空中轰炸与炮击后，日方仍然宣称轰炸南开大学是因为校内“被敌兵占据”⑤。翌年日机轰炸湖南大学图书馆，借口是该校为军事基地[19]。
对于日本人屡番蓄意损毁以图书馆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教育机构与事业以及精神财富还要找寻借口的行径，1937年11月，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与北京大学教授胡适、北平研究院院长李煜瀛、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同济大学校长翁之龙、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等102人联名发表题为《发表日本破坏我国教育机关之英文事实声明》，揭穿日本人的真实用意与拙劣手法：
“日方此种举动，每以军事必要为借口，殊不知此种教育机关……绝与军事无关。日人之蓄意破坏，殆即以其为教育机关而毀坏之，且毁坏之使其不能复兴，此外皆属遁辞耳。”⑥
3 从竭力报复抗日运动看“蓄意”
蔡元培与各大学校长及著名学者102人于1937年11月联名发表的英文《声明》中曾历数日军罪行：“……日方此种举动，系以有计划，有系统，故如中央大学，即为日本空军所圈定之轰炸目标，嗣果陆续惨被轰炸四次。又如南开大学，则轰炸不足，继以焚烧，全成焦土。”⑥
文化机构包括学校中人，向来是对日本侵略野心看得较为清楚、抗日思想的敏锐度与觉悟都较高、参加抗日活动也最踊跃的群体，自然为亟欲思想文化控制而使中国人顺从以利奴役的日本军国主义者所不能容忍。一如1946年11月中国代表团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届大会递交的《报告书》所云：“抗战八年间，我国教育文化，曾受敌人之重大摧残，日人认为各级学校均为反日集团，所有智识青年，均系危险分子，为欲达到其长期统治中国之目的，故极力奴化我青年之思想，摧毁我教育及文化机关，欲以消灭我固有之文化。”[3]而图书馆作为知识、文化、思想的聚藏与传播中心，被日军列为欲毁之首也就是必然的了。在沦陷区，日本将图书馆藏书视为中有虎狼而加以仔细检查或列为禁书或干脆销毁就也是必然的了。如1938年，汪伪教育总署查禁了北京大学图书馆三千册图书并予没收;1941年，清华大学有一万册禁书被日军操纵的华北汉奸组织——新民会取走[20];日本占领上海后，日本宪兵队发布禁书布告，命令各大书局在图书付印前，须将图书纸型及样书送交宪兵队审查[21]。
对于商务印书馆暨东方图书馆被毁，上海日本侨民联合会会长河端就直言其为“排日宣传之中心”①，另有人说商务印书馆“有翻印西方书籍，煽动反日之行为”②
有日本学者在专著里写道：“1937年7月29日，日本轰炸机连续4小时轰炸了天津，其轰炸的目标集中在南开大学。这是因为日本军认为南开大学是抗日运动的据点。”[22]
日本众议院议员山本实彦则说南开大学：“最近几年间该大学的学生和年轻的教授成了抗日的中坚，这也可能是事实。此次事变，南开大学是抗日分子的中心、根据地也是不能否认的。因此，可以说我军进行轰炸也是不得已的措施。”[14]204
由此可此看出，日军轰炸图书馆，既是对抗日运动的报复，也是对抗日运动的釜底抽薪之策，意欲销毁促使民族觉醒、增加抵御外侮信心与勇气的思想智库。而侵略者也深知，毁灭一座图书馆的意义，要远远大于其他破坏行动。“一二八“事变期间任日本第一外遣舰队司令官兼驻上海特别陆战队司令官的盐泽幸一有句“名言”：“烧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年就可以恢复。只有把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这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机关焚毁了，它则永远不能恢复。”[23]其所寄予的毁灭性摧毁的期望，不仅仅指对图书馆设施与馆藏永久的破坏，还包含民族精神依托与抗日思想源泉的彻底的摧毁。 4 从思想动机与心态看“蓄意”
日军轰炸与焚毁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举世震惊，而当此行动的指挥者面对记者时，却显得若无其事。《字林西报》是英国侨民在上海创办的中国最有影响的英文报纸，其记者1932年2月7日赴游弋于黄浦江上的日本巡洋舰出云号采访盐泽幸一，回来对人说盐泽：“此短小人物固最近数日来火烧闸北惊动世界之主动人也。然察其神色，竟似全不知有此事云。”③
木斋图书馆被毁后，日本陆军报道班成员向井润吉也曾有天到南开大学校园闲逛，他写道：“先前抗日学生据守在这里，不断制造骚乱，如今这里一片狼藉，让人心情痛快。”[14]154
在战争作为一种全国体制的状态下，日本有一些知识分子参与到为侵略战争服务中来。他们收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情报，以自己的专业知识进行研究后，提供给政府或军队。他们一面为侵略鼓噪，诸如对侵略政策进行颂扬式诠释，对侵略活动进行肯定性分析，一面又能动地制造侵略理论，指导侵略活动。
研究中国抗日宣传的日本学者粟屋义纯，曾数次亲往中国进行现场调查，之后写出《战争与宣传》一书。他对于学校教育与图书内容颇为敏感，在他看来，中国青少年“去学校上学接受的是抗日教育，回家读的书一伸手下拿起来的就是以抗日为主题的书”[24]306，这是他们成为“反日分子”的重要原因。言下之意当然要对学校与图书采取措施。
粟屋义纯将中国知识分子视为排日抗日思想的源头、民众排日抗日风潮的鼓动者，“……支那的排日、抗日思想的策源地是支那各地的大学，这些大学的教授和学生怀有最炽烈的抗日思想，在持续从事抗日运动的同时，竭尽全力将民众推入汹涌澎湃的抗日思想浪潮中”[24]309。他的逻辑是，中国的各个大学是抗日思想的“温床”，而这个温床既是“中国政府的宣传机关，同时也是抗日军队。”自然也是“强有力的抗日据点，……是重要的军事设施，……因此，皇军对此军事设施进行空袭，一点儿也不奇怪。”在他眼里，奇怪的反倒是中国人，“他们对中外进行了恶毒的宣传，说暴虐的日本空军，轰炸与军事设毫无关系的无防卫的文化设施，使多数的文化资料化为乌有”[24]309-310。
显然粟屋义纯的思想比一般日本军人走得更远，在他的理论里，文化机构不是与军事设施有无关系的问题，二者根本就是一体的。甚至认为是学校是军队，空袭于是成为必要。这就不仅是思想偏激，对于日军来说更成了一种鼓动，也使他们在伸出犯罪之手的时候因毫无愧怍而无所顾忌，甚或觉得理所当然、正义在手。
5结语
通过对日本军国主义者从毁坏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实际行为到思想根源及民族心理的考察，对中国图书馆事业在抗日战争中所遭受的重创，十分清楚地表明完全不是战火不可避免的累及，而根本是侵略者处心积虑的蓄意破坏。也因此，对给中国图书馆造成的物质的损失、事业的损害、精神的创伤、乃至给人类文化遗产造成的毁灭性后果，日本须承担的罪责无可推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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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Japan’s war of aggression against China has brought huge losses to China’s library business. Taking the Oriental Library， Hunan University Library， Nankai University Muzhai Library for examples， this paper proves that the Japanese militarists deliberately destroyed the Chinese library busines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process of destructing the library， the excuses， the revenge of anti-Japanese movement， the ideology and mentality.
Keywords Library business. Vandalism. Oriental Library. NanKai University Muzhai Library. Hunan University Library.
0 前言
“十四年抗戰”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日本政府在递交给驻日盟军的“追查中国被劫文物的调查详报”中，将战争中中国图书与文物所遭损毁，完全归于战火殃及，否认日军的蓄意性破坏行为[1]。日本政府对于战争责任的推卸与抵赖，原不足为怪，而“殃及”还是“蓄意”，亟须甄别清楚，因为它是判定事件性质的重要依据，也是判定侵略事实具体责任的关键。
1931年10月，黑龙江省立图书馆西书库遭到日军炮击，库中所藏许多从关内收集来的珍善本图书毁于一旦[2]。这是中国图书馆在抗日战争中由日本人一手造成损失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图书馆首次遭受日本侵略者的荼毒，而中国图书馆的厄运期也由此开始。特别是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中国图书馆事业更进入了劫难频仍的黑暗时代。据1946年中国代表团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大会递交的《报告书》所称，中国“各省市之公私立图书馆因战事影响，损毁停顿者，达百分之五十以上。其能幸存者亦均损失甚多。” [3]国民政府教育部战后所做的统计则更较具体：1936-1937年度，全国图书馆数为1848座，1937-1938年度即一下降至1123座，少了40%;而到1945-1946年度则只剩下704座[4]，比上一年度又少了37%，亦只占抗战全面爆发前图书馆总数的38%，可见损失惨重的程度。
上海商务印书馆附设的东方图书馆、天津南开大学的木斋图书馆以及湖南大学图书馆，于被毁前均乃我国现代图书馆中的翘楚。日本在侵华战争中，企图以截断华夏文明、毁灭中国文化，助其更有效地推进军事、减少反抗，故而将文化遗产保存地、文明精神传承所的图书馆列为摧毁目标，上列三座图书馆作为中国图书馆事业的代表，遭遇重创甚至灭顶之灾亦属必然。而其损毁的惨烈过程，集中而典型地暴露了日本人对中国图书馆所持真实用心与扭曲心理。
1 从图书馆被毁过程看“蓄意”
1.1东方图书馆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中国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率部与来犯日军于上海闸北激战，日军即派水上飞机多架从泊于黄浦江中“出云号”巡洋舰起飞，向坐落于闸北的商务印书馆先后投弹6颗，引发全馆大火，与商务印务馆一街之隔的东方图书馆被波及，造成部分馆藏损失，上海市长吴铁城对记者谈话中因有“古籍孤本尽付一炬”之语①。隔了一天后，东方图书馆忽又起火，火势异常迅猛，显系人为纵火。 对于纵火者，当时多指称为日本浪人②。而纵火也的确是日本人战时惯常手段。仅在“一·二八” 事变期间，上海私立持志学院图书馆，同样被日军机关枪队纵火焚毁，所有图书3万册殆尽;上海法学院在江湾路的新校舍被日军纵火，焚烧两昼夜[5];天津南开大学木斋图书馆在遭日机轰炸的次日下午，“日方派骑兵百余名，汽车数辆，满载煤油，到处放火，……图书馆、教授宿舍及邻近民房，尽在火烟之中，……烟云蔽天”③。这座建造时“务求坚固美观合用且能避免火患”[6]、建成后被外界盛赞为“采用最新图书馆建筑法，藏书绝无焚毁之虞”[7]的图书馆终究还是抵御不了人为纵火;1941年12月，日军纵火湖南的湘雅医学院，焚毁图书3376册[8]。
东方图书馆与商务印书馆一样，因地处战区，救火车无法施救，只能任其延烧。大火肆虐了一天，其间“纸灰飘扬，甚至南市和徐家汇一带，上空的纸灰像白蝴蝶一样随风飞舞。”[9]连十里开外的法租界都能拾到“风吹来的烧焦了的《辞源》和《廿四史》的残页”[10]。当天傍晚时，这幢被誉为“东方第一图书馆”的五层大楼已烧成一具空壳，主办者苦心筹集30年而拥有的“廿六万八千册中文书、八万册外文书、五千册图表照片、近三万册经史子集、另有四万册善本书、近二万五千七百册方志、以及四万册中外报刊”[11]的傲世馆藏全都化为灰烬。
1.2 南开大学木斋图书馆
1937年“七·二九”天津抗战期间，中国第二十九军三十八师副师长兼天津市警察局局长李文田率驻津部队和天津保安队，向天津日军发动进攻。日军因措手不及加上兵力不足，一度处于不利状态。日军华北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1881-1950）为改变被动局面，提出由飞行队出动进行空袭，驻屯军参谋長桥本群（1886-1963）不同意，认为“天津情况特殊不可空袭”。香月清司虽不听劝阻，但也设法对轰炸目标做了限制，他“叫来了航空主任参谋塚田中佐，对天津市区地图上的敌军占领地做了红色标注，提醒对外国租界无关区域不要狂轰滥炸，并下令航空兵团司令德川[好敏]中将实施轰炸”。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堀内干城也反对实施空袭，且以1932年“淞沪抗战”中因日军空袭引发重大外交问题的例子相劝：“考虑外国租界的关系，恳请务必停止对天津实施轰炸”。香月执意不听，反倒要求堀内向各国租界做解释工作：“命令轰炸的目标只限于敌现占领地以及建筑物，并非肆意对天津市区进行轰炸，特别是对于外国租界以及属于其权益内的东西一概非我方轰炸之目标，望就此能对外国方面加以说明”[12]。
7月29日下午，共有15架日机对天津市实施空袭[13]，其中有两架日机飞至南开大学投弹，前后又夹有炮火轰击，木斋图书馆被毁，损失图书近十万册，其中不少珍善本①。木斋图书馆系由辛亥革命前曾任直隶、奉天提学使的藏书家、实业家、教育家卢木斋捐建，于十年前建成，其馆舍及设施堪称一流，设计藏书可超过三十万册。它是国内最早的由中国人创办的建筑事务所的创办者关颂声的杰作，外型呈“丁”字形，砖木结构，整体两层，局部四层。阅报室、杂志阅览室、办公室、教员研究室置于一层;二层有东西两大阅书厅，可容纳超过五百人;三层有两间特别图书室;尤其是立面中部体现欧式风情的大圆顶设计，透露出设计者教会大学与美国大会的教育背景，圆顶下设计为会议室与书库。大圆顶凸显的标志性，却也成了日军炮口与飞机投弹的显著目标而首先被毁。
日军做恶之后还不无得意地宣称其对包括南开大学在内的建筑“进行了准确无误地轰炸和炮击”②。“准确无误”可作“蓄意”的注脚。
日本众议院议员山本实彦1937年8月15日在日军一参谋长的带领下参观南开大学被炸的废墟。他以前曾到过南开大学，如今却看见木斋图书馆等原本“漂亮的建筑都已经烧毁”;在木斋图书馆外的地上，他看到图书珍本的碎片在初秋的风中飘散。他还写道：在南开大学“投下这么多炸弹，我看到只有这两颗投偏了，让人觉得我军的目标非常准确。”[14]205-206由此亦可见非为误炸。
1.3 湖南大学图书馆
1938年4月10日，日军飞机飞临长沙上空，实施自1937年11月24日第一次轰炸长沙以来的第四次轰炸，而此次的主要目标为湖南大学、甚而直指图书馆。湖南大学图书馆除拥有丰富而珍贵的馆藏外，一度还负有特殊使命——北京故宫文物为免落入日本人之手，之前一路西迁至此，存于图书馆底层。自日军开始轰炸长沙，护送文物人员料湖南大学图书馆朝夕不保，遂先已将文物迁往贵阳，从而避免了灾祸。出于同样的担忧，湖南大学校方也早在1937年冬季，在沅陵太子庙设置转运站，将14919册古籍善本装箱用民船运往湘西[15]21，一说时任湖南大学教务长的任凯南事先将馆藏珍本善本书籍装箱移置爱晚亭青枫峡一带山谷中[16]，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损失。
湖南大学图书馆1929年12月动工，1933年11月落成开放，从馆舍建筑到内部设施完成，整整花费了四年时光，其间五任校长接连为此耗费心血方得玉成。图书馆由自日本学成归来的蔡泽奉教授设计，取西方古典主义建筑风格。整幢建筑前低后高，前部二层，用作阅览室与办公室;后部四层，作为书库。“大门正面耸立着4个高大的古罗马爱奥尼式花岗岩石柱，中央穹顶。屋顶建有八方塔，作观象台用”[15]19，十分气派，是当时华中华南规模最大、外表最壮观、内部设施也最好的图书馆。可是在这次空袭中，湖南大学图书馆大楼被炸垮塌，计有54091册图书化为灰烬[16]21。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给国民党中央有关部委的电文及该校自治会给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的“快邮代电”这样写道：4月10日14时半，日机27架侵袭长沙上空，对湖南大学投燃烧弹五十余枚，“其重者在千公斤以上”，“该校的图书馆、第五学生宿舍全毁……”[17]如此疯狂而集中的轰炸，若非目的明确，万不可能如此。 2 从无法成立的借口看“蓄意”
日军对中国图书馆等文化机构实施摧毁，多以其有中国军队占据、或被中国军队用作阵地、工事作为借口，几成惯例。比如对于商务印书馆被日机投弹炸毁、东方图书馆同遭焚毁，日本报纸宣传说馆内藏有中国便衣士兵武器;日本海军司令盐泽幸一（1883-1943）也说商务印书馆被用作中国军队的阵地;之后又有日本基督教8位传教士赴上海视察，问及商务印书馆等文化设施被日军破坏，上海日本侨民联合会会长河端回答说，商务印书馆在双方交战时，“为闸北中国军队主要防御阵地。轰击日军而落入公共租界内之炮弹即大都由此方面发出。故商务印书馆之被毁，……在当时固绝对必要者也。”①。而就在河端回答传教士的当天，日本军事当局的言辞更为直接了当：“日本军队对于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及江湾劳动大学之轰炸，绝不踌躇，因为其皆为军事要塞，布有沙袋与炮垒故也。”②。
对此，商务印书馆随即发表声明，称“谓本馆为中国军队用作主要防御地，亦属因果倒置。在日军飞机掷弹轰炸之前，本馆总厂及各附属机关中绝无军队或便衣兵士踪迹。……至于既毁之后，中日两军屡进屡退，各据以为壁垒，当亦事属可能。”③
而后又有美国人在上海创办的一份英文周报就此发表评论道：“就本报所知，当沪变期间，凡沿租界边界观察闸北战事的各中立国的军事观察者，均能证明该馆厂房并未被中国军队用作堡垒。……后来中国军队被迫后退时，确曾用该馆颓垣为战壕，但在战事初起时该馆厂房并未被用，则是明显的事实。”④
日军在轰炸木斋图书馆之前数小时，曾于日本报业会召开外国记者会，一个队长毫无顾忌道：“先生们，今天我们要轰炸南开大学。”其所持借口也是“因为暴乱的中国人在这儿有队伍。”当有记者表示早上才从南开大学那里来，并没有看到一个中国军人的时候，这位队长又改口道：“但是该建筑是很坚固的。它们很适于防守。中国人将利用它们。”[18]卢木斋当年捐建图书馆时提出“务求坚固”，馆舍坚固竟成了它遭受厄运的借口。而在对木斋图书馆等处实施空中轰炸与炮击后，日方仍然宣称轰炸南开大学是因为校内“被敌兵占据”⑤。翌年日机轰炸湖南大学图书馆，借口是该校为军事基地[19]。
对于日本人屡番蓄意损毁以图书馆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教育机构与事业以及精神财富还要找寻借口的行径，1937年11月，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与北京大学教授胡适、北平研究院院长李煜瀛、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同济大学校长翁之龙、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等102人联名发表题为《发表日本破坏我国教育机关之英文事实声明》，揭穿日本人的真实用意与拙劣手法：
“日方此种举动，每以军事必要为借口，殊不知此种教育机关……绝与军事无关。日人之蓄意破坏，殆即以其为教育机关而毀坏之，且毁坏之使其不能复兴，此外皆属遁辞耳。”⑥
3 从竭力报复抗日运动看“蓄意”
蔡元培与各大学校长及著名学者102人于1937年11月联名发表的英文《声明》中曾历数日军罪行：“……日方此种举动，系以有计划，有系统，故如中央大学，即为日本空军所圈定之轰炸目标，嗣果陆续惨被轰炸四次。又如南开大学，则轰炸不足，继以焚烧，全成焦土。”⑥
文化机构包括学校中人，向来是对日本侵略野心看得较为清楚、抗日思想的敏锐度与觉悟都较高、参加抗日活动也最踊跃的群体，自然为亟欲思想文化控制而使中国人顺从以利奴役的日本军国主义者所不能容忍。一如1946年11月中国代表团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届大会递交的《报告书》所云：“抗战八年间，我国教育文化，曾受敌人之重大摧残，日人认为各级学校均为反日集团，所有智识青年，均系危险分子，为欲达到其长期统治中国之目的，故极力奴化我青年之思想，摧毁我教育及文化机关，欲以消灭我固有之文化。”[3]而图书馆作为知识、文化、思想的聚藏与传播中心，被日军列为欲毁之首也就是必然的了。在沦陷区，日本将图书馆藏书视为中有虎狼而加以仔细检查或列为禁书或干脆销毁就也是必然的了。如1938年，汪伪教育总署查禁了北京大学图书馆三千册图书并予没收;1941年，清华大学有一万册禁书被日军操纵的华北汉奸组织——新民会取走[20];日本占领上海后，日本宪兵队发布禁书布告，命令各大书局在图书付印前，须将图书纸型及样书送交宪兵队审查[21]。
对于商务印书馆暨东方图书馆被毁，上海日本侨民联合会会长河端就直言其为“排日宣传之中心”①，另有人说商务印书馆“有翻印西方书籍，煽动反日之行为”②
有日本学者在专著里写道：“1937年7月29日，日本轰炸机连续4小时轰炸了天津，其轰炸的目标集中在南开大学。这是因为日本军认为南开大学是抗日运动的据点。”[22]
日本众议院议员山本实彦则说南开大学：“最近几年间该大学的学生和年轻的教授成了抗日的中坚，这也可能是事实。此次事变，南开大学是抗日分子的中心、根据地也是不能否认的。因此，可以说我军进行轰炸也是不得已的措施。”[14]204
由此可此看出，日军轰炸图书馆，既是对抗日运动的报复，也是对抗日运动的釜底抽薪之策，意欲销毁促使民族觉醒、增加抵御外侮信心与勇气的思想智库。而侵略者也深知，毁灭一座图书馆的意义，要远远大于其他破坏行动。“一二八“事变期间任日本第一外遣舰队司令官兼驻上海特别陆战队司令官的盐泽幸一有句“名言”：“烧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年就可以恢复。只有把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这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机关焚毁了，它则永远不能恢复。”[23]其所寄予的毁灭性摧毁的期望，不仅仅指对图书馆设施与馆藏永久的破坏，还包含民族精神依托与抗日思想源泉的彻底的摧毁。 4 从思想动机与心态看“蓄意”
日军轰炸与焚毁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举世震惊，而当此行动的指挥者面对记者时，却显得若无其事。《字林西报》是英国侨民在上海创办的中国最有影响的英文报纸，其记者1932年2月7日赴游弋于黄浦江上的日本巡洋舰出云号采访盐泽幸一，回来对人说盐泽：“此短小人物固最近数日来火烧闸北惊动世界之主动人也。然察其神色，竟似全不知有此事云。”③
木斋图书馆被毁后，日本陆军报道班成员向井润吉也曾有天到南开大学校园闲逛，他写道：“先前抗日学生据守在这里，不断制造骚乱，如今这里一片狼藉，让人心情痛快。”[14]154
在战争作为一种全国体制的状态下，日本有一些知识分子参与到为侵略战争服务中来。他们收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情报，以自己的专业知识进行研究后，提供给政府或军队。他们一面为侵略鼓噪，诸如对侵略政策进行颂扬式诠释，对侵略活动进行肯定性分析，一面又能动地制造侵略理论，指导侵略活动。
研究中国抗日宣传的日本学者粟屋义纯，曾数次亲往中国进行现场调查，之后写出《战争与宣传》一书。他对于学校教育与图书内容颇为敏感，在他看来，中国青少年“去学校上学接受的是抗日教育，回家读的书一伸手下拿起来的就是以抗日为主题的书”[24]306，这是他们成为“反日分子”的重要原因。言下之意当然要对学校与图书采取措施。
粟屋义纯将中国知识分子视为排日抗日思想的源头、民众排日抗日风潮的鼓动者，“……支那的排日、抗日思想的策源地是支那各地的大学，这些大学的教授和学生怀有最炽烈的抗日思想，在持续从事抗日运动的同时，竭尽全力将民众推入汹涌澎湃的抗日思想浪潮中”[24]309。他的逻辑是，中国的各个大学是抗日思想的“温床”，而这个温床既是“中国政府的宣传机关，同时也是抗日军队。”自然也是“强有力的抗日据点，……是重要的军事设施，……因此，皇军对此军事设施进行空袭，一点儿也不奇怪。”在他眼里，奇怪的反倒是中国人，“他们对中外进行了恶毒的宣传，说暴虐的日本空军，轰炸与军事设毫无关系的无防卫的文化设施，使多数的文化资料化为乌有”[24]309-310。
显然粟屋义纯的思想比一般日本军人走得更远，在他的理论里，文化机构不是与军事设施有无关系的问题，二者根本就是一体的。甚至认为是学校是军队，空袭于是成为必要。这就不仅是思想偏激，对于日军来说更成了一种鼓动，也使他们在伸出犯罪之手的时候因毫无愧怍而无所顾忌，甚或觉得理所当然、正义在手。
5结语
通过对日本军国主义者从毁坏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实际行为到思想根源及民族心理的考察，对中国图书馆事业在抗日战争中所遭受的重创，十分清楚地表明完全不是战火不可避免的累及，而根本是侵略者处心积虑的蓄意破坏。也因此，对给中国图书馆造成的物质的损失、事业的损害、精神的创伤、乃至给人类文化遗产造成的毁灭性后果，日本须承担的罪责无可推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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