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住在清华园的时间虽短，却享受了天伦之乐与童年时无邪的欢笑，但也在这短短的时间中，相继失去了亲爱的大哥和敬爱的父亲。因此，父亲和我们最后共同生活的环境和事迹，以及当时印象最深的人和事，都是我一生记忆当中，最难以忘却的。
　　父亲的辫子
　　父亲的辫子，一直是大家所争论不休的。清华园中，有两个人人们只要一看到背影，就知道他是谁：一个当然是父亲，辫子是他最好的标志。另一个是梁启超，他的两边肩膀，似乎略有高低，也许是曾割去一个肾脏的缘故。
　　每天早晨漱洗完毕，母亲就替他梳头，有次母亲事情忙了，或有什么事烦心，就嘀咕他说：人家的辫子全都剪了，你留着做什么？他的回答很值得人玩味，他说：既然留了，又何必剪呢？
　　父亲对仪表向不重视，天冷时一袭长袍，外罩灰色或深蓝色罩衫，另系黑色汗巾式腰带，上穿黑色马褂。夏穿熟罗（浙江特产的丝织品）或夏布长衫。平时只穿布鞋，从来没有穿过皮鞋。头上一顶瓜皮小帽，即令寒冬腊月，也不戴皮帽或绒线帽。那时清华园内新派人士，西装革履的已不在少数，但父亲却永远是这一套装束。辫子是父亲外表的一部分，他自日本返国后，如在其中任何一个时期剪去辫子，都会变成新闻，那决不是他所希望的。
　　父亲教我读四书
　　我到北平清华时，在民国十四年阴历十一月中旬，已入严冬季节，那时家中请了一位老师，专教两个弟弟，一个妹妹，父亲没有安排我入塾。直到新年过后，父亲才准备了一部《孟子》，一部《论语》，开始自己教我念书。
　　每天下午两点，照规定是我到前边书房“上书”的时候。吃完饭，我就紧张了，上一天教过的新书还没有读熟，指定的一张大字还没有写好，于是一面写字，一面结结巴巴地念着、记着。到了两点，捧着书和字，战战兢兢地到了书房，一放下书，就背起来了，但很少是很顺利地背完那段书，有时忘了，就偷偷地看父亲一眼，希望他提我一句，只见他皱皱眉头，慢慢地提了我两个字，好容易拖拖拉拉地背完书，就要教新书了。有时连提几次都背不下来，就要来日连新教的一起背了。
　　父亲在讲书或听我背诵的时候，从来不看书本，讲解时也不逐字逐句地讲，他讲完了，问我懂不懂，我点点头，今天的功课就算完了。
　　不到一年，一部《孟子》算是读完了，接着是念《论语》，这可没有《孟子》那么有趣味了，读《孟子》好像读故事，比喻用得特别多，而且所用的那些比喻，连我这十三岁左右的孩子，都能体会到它的妙处。《论语》却不然，天天“子曰”“子曰”，所讲的都是为人的大道理，好像与我毫无关系似的。我很羡慕塾师教五弟读《左传》，可是我不敢向父亲说。
　　这样的日子，只过了一年半，《论语》才念了一半，父亲就忽然去世了，全家顿时陷入了无底的深渊，不知道如何来接受这突如其来的不幸事件。
　　等到丧葬事宜告一段落，对我们兄弟姊妹的教育问题，才有了初步的决定。三哥虽已办好燕京的转学手续，但清华学校给了他研究院的一个职员位置，因此就辍学了；四哥上了崇德中学高一；五弟、六弟及松妹则进了清华的子弟小学——成志小学。只有我，暂时不准备入学，虽经赵伯母（赵元任太太）再三相劝，我仍坚持己见，当然，我也有我不得已的苦衷。最后的决定，是由赵万里先生教我念古文，一部《古文观止》，倒也选念了数十篇。这时，我早已改了以前读书时漫不经心的态度，想到以前跟父亲读书时的情形，心中总不免感到一阵愧疚，他人求之不得的机会，自己却轻轻地把它放过了。
　　父亲对饮食的偏好
　　父亲喜爱甜食，在他与母亲的卧室中，有一个朱红色的大柜子，下面放棉被及衣物，上面两层是专放零食的。一开橱门，真是琳琅满目，有如一小型糖果店。
　　每个月母亲必会进城去采购零食，连带办些日用品及南北什货。回到家来，大包小包的满满一洋车。我们听到洋车铃声，就蜂拥而出，抢着帮提东西，最重要的一刻是等待母亲坐定后，打开包包的那一瞬间，这个吃一点，那个尝一尝，蜜枣、胶切糖、小桃片、云片糕、酥糖等等，大部分是苏式茶食，只有一种茯苓饼，是北平特有的，外面是两片松脆的薄片，成四寸直径的圆形，大概是用糯米粉做的，里面夹着用糖饴混在一起的核桃、松子、红枣等多种小丁，大家都喜欢吃，可是母亲总是买得很少，因为外皮容易返潮，一不松脆，就不好吃了；一些细致的是为父亲买的，其他如花生糖、蜜贡等，是我们大家吃的，酥糖是六弟吃的，虽然说各有其份，放在一起，常常会分尝一点。六弟享些特权，大家都认为理所当然，因为他到五岁尚不能行，也不会讲话，后来忽然就站起来走了，而且也会讲话了，大家都对他特别关心与爱护，父母亲对这个小儿子，也最钟爱。尤其是钱妈，把他看做自己的儿子一样，事事都卫护他，所幸他并没有恃宠而骄，从小到大都是最乖的。
　　父亲每天午饭后，抽支烟，喝杯茶，闲坐片刻，算是休息了。一点来钟，就到前院书房开始工作，到了三四点钟，有时会回到卧房，自行开柜，找些零食。我们这一辈，大致都承袭了父亲的习惯——爱吃零食。
　　父亲对菜肴有些挑剔，红烧肉是常吃的，但必须是母亲做的，他才爱吃。在北平，蔬菜的种类不多，大白菜是家常必备，也是饭桌上常见的蔬菜，其他如西红柿、茄子、鸡蛋等，也常吃。豆类制品如豆腐、豆干、豆百叶等，他也爱吃。鱼在北平是很稀罕的，所以很少记得有吃鱼的事。平常除了炖鸡以外，都不煮汤。
　　我们到北平以后，母亲和钱妈，也学会了包饺子，这种面食，父亲也喜欢吃。吃剩下来，第二天早上用油煎了，就稀饭吃。每天早上，除稀饭必备外，总有些固体的食物，如烧饼、包子等等。
　　父亲爱吃的水果也不多，夏天吃西瓜，他认为香瓜等比较难以消化，他自己不吃，也不准我们吃，其他如橘子、柿子、葡萄等，还较喜欢吃。我们大家也就跟着他吃。
　　天哪！这是母亲的遗书
　　父亲的突然去世，为家中笼罩了一层愁云惨雾，每个人都食不下咽，连仆佣亦不例外。
　　母亲那时每天都到成府刚秉庙，为父亲棺木油漆督工，漆了几次后，外面加包粗麻布，再漆，再包，包了有七层之多，然后再加漆四五次，到后来，其亮如镜，光可鉴人。那时用的并非现在的快干洋漆，而是广漆，每一层必须等待干燥，才能再漆，费时不少。 　　接着购地、开掘墓穴，也是她在忙着，钱妈悄悄地对我说，让她去忙，这样可稍减悲痛的心情。
　　有一天下午，母亲正好又到坟地去看工人修筑墓穴去了，家中别无他人，我因要找些东西，请钱妈帮我抬箱子，抬下第一只，看见箱面上有一封信，是母亲的笔迹，上面写着我的名字。当时，我立刻联想到了从父亲衣袋中取出来的遗书，马上感到一阵心跳手抖，知道不是好兆。好容易把书信打开来一看，是母亲的遗书！大致是叫我们把父亲和她安葬以后，即筹划南归，回到家乡去依舅父及姨母生活，父亲的恤金，清华原定每月照付薪金到一年为期，由三哥按月领了汇给二哥管理，合并其他的钱，勉强够我们的生活教养费。这突如其来的事情，对于一个不足十四岁的孩子来说，简直不知所措。幸亏钱妈比较冷静，她叫我不要声张，即使是家人面前也不要提。她问我与母亲较好的有哪几位太太？我说有西院一号的陈伯母（陈达教授的太太）、四号的郑伯母（郑桐荪教授的太太）和南院的赵伯母（赵元任教授的太太）等三人比较接近。两人商量一下，觉得陈伯母太老实，不善言词，恐怕说不动母亲的心意。赵伯母心直口快，将来说漏了口，全园皆知，是很尴尬的事。只有郑伯母，说话有条理，行事谨慎，且与母亲最谈得来，因此马上去与郑伯母相商。她叫我不要惊慌，她一定会尽力说服母亲的，要让母亲看在儿女的分上，多管大家几年。然后在家中，由我哀求，钱妈解劝，三人合作，总算打消了她的死志。当母亲说了一句：“好吧，我再管你们十年。”我才如释重负地放下了大半个心。
　　那一年里面，母亲要出门，我必定要问她到哪里去，有时她烦了，就说我不该管她的事。尽管这样，我还是偷偷地在后面跟着，一直看到她去的地方，我才回家。有时她出去迟迟不归，我和钱妈两人总是提心吊胆的，等到见她进门才安心。那年秋季我本该入学，可是不放心母亲，我推说对学校的规矩都不懂，除国文外连阿拉伯数字也不认识，无法上学。赵伯母曾数次相劝，我仍以这个理由推拒了。
　　父亲的消闲生活
　　父亲的一生中，可能没有娱乐这两个字，那对收音机尚不普遍，北平虽有广播，顶多有一个小盒子样的矿石收音机，戴耳机听听，就算不错了。他对中国戏曲曾有过很深的研究，却从来没有见他去看过戏。
　　我们住在城里时，他最常去的地方是琉璃厂。古玩店及书店的老板都认识他，在那里，他可以消磨大半天。古玩只是看看而已。如果在书店中遇到了想要的书，那就非买不可了。所以母亲知道他要逛琉璃厂，总会先替他准备好钱。迁居清华园以后，很少进城，到书店去的次数也就少了。
　　记得有一次他从城里回来，脸上洋溢着笑容，到了房内把包裹打开，原来是一本书，他告诉母亲说：我要的不是这本书，而是夹在书页内的一页旧书。我看到只不过是一张发黄的书页，而他却如获至宝一般，我想一定是他从这页书里找到了他很需要的资料。
　　我们唯一的一次出游，是与清华同仁共游西山。那天，父亲是骑驴上的山，我和妹妹同乘一驴，可是我因脚踏不到足蹬，几次差一点从驴背上掉下来，最后只好我也下来步行。妹妹以前骑过，一点也不害怕。一路上大人与大人在一起，我们小孩子自成一队。父亲那天玩得很高兴。
　　弟妹们在家，总爱到前院去玩，有时声音太大了，母亲怕他们吵到父亲，就拿了一把尺子装模作样地要把他们赶回后院去。他们却躲在父亲的背后，父亲一手拿书继续阅读，一手护着他们满屋子转，真使母亲啼笑皆非。
　　平常父亲在休息时，我们几个小的常围着他，要求他吟诗给我们听，那时我们还不懂得吟，只说是唱，他也不怕烦。有时求他画人，其实他不会画，只会画一个策杖老人或一叶扁舟，我们也就满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