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欧盟商会主席 Davide Cucino直接将该商会定义为“一个游说机构”。该商会在中国有6900 会员公司。DavideCuci no 说，“ 商会从成立的第一天起，我们就开始了游说活动。” 商会游说的主要目标，就是中国政府相关部门。
　　一位在政府部门任职的知情人士陈涛向《中国民商》介绍，一些国际商会的公关活动能力非常强大，甚至会和中国政府高级别官员建立直接联系，或者通过各国大使馆将某个议题交到副总理级别甚至更高级别的官员手里。
　　包括与所在国的经贸关系和一些产业政策，甚至涉及到的经济法律部分，商会在推动或者参与这些政策的出台前后，都会发挥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中国政府对某些市场准入的开放，这些国外商会领袖的游说活动功不可没，影响力越来越大。中国商会领袖的影响力目前没有达到国外商会领袖那么大，但也在逐步影响中国政治、法律、经济、民生等各领域。”
　　一位商会秘书长告诉《中国民商》记者，在他所在的食品行业，相关部门有一次修订某一项行业标准，下发了征求意见稿。对于该商会会员企业所提到的一些意见和要求，该秘书长进行了归纳整理，并分别报送相关部门，但并未得到有效答复。后来，商会会长通过在某部委任职的同乡将企业的意见传达高层，“也只有到这个时候，商会的力量才能够真正体现出来，单凭一两家企业，不会得到重视。后来行业标准出台，一些条款的修订充分体现了企业的意见得到尊重。”
　　在全国各商会组织中，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是做的最好的“企业代言人”之一。他们为企业争取利益有三种方式：一是向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的上级部门如温州市经信委、中国中小企业协会的领导定期或不定期汇报工作（每年三到四次），反映企业的呼声； 二是通过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身份参政议政，与政府相关部门进行沟通和交涉，对此，政府部门按规定是必须接待并予以答复的； 三是通过中小企业促进会的红头文件向温州的相关主管领导打报告，反映问题。
　　会长周德文曾经向某部门提出关于“建立温州经济环境投诉中心”，改善温州投资软环境的建议，却并未吸引上级部门的关注。随后，周德文在一次由政府组织的政协政情民意座谈会上，就此议题作了发言，引起了某位温州市委副书记的注意，会后专门与周交流。不久之后，温州市政协发了个“内参”，专送中共温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诸要员参阅，最终促成了投诉中心的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