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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公正,是编纂历史的人应具备的第一品格。唐代史学家吴兢和刘知几共同编写《武则天实录》,其中叙述了武后的宠臣张昌宗诱使张说诬证宰相魏元忠谋反之事。张说当了宰相后,读实录时见到了这一段,心里很不痛快。他知道这是吴兢所写,却故作淡定假意对吴兢说:“刘知几真是太不宽容了!”吴兢听后,说道:“记录这件事的人是我,与刘知几无关,这段史文的草稿都在,您怎么能错怪别人呢?”听了这番话,与吴兢在一起工作的史官们都称赞他为人正直。
后来,张说又多次以人情让吴兢改写这段史实。吴兢拒绝道:“假如顺从您的私情,那么所记载的事还叫实录吗?后人谁还相信历史呢?”作为史官,吴兢的公正得到了世人的肯定,被誉为“今世的董狐”。(编者注:董狐是春秋时晋国史官,敢于秉笔直书,不阿权贵。孔子评价说:“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
后来,张说又多次以人情让吴兢改写这段史实。吴兢拒绝道:“假如顺从您的私情,那么所记载的事还叫实录吗?后人谁还相信历史呢?”作为史官,吴兢的公正得到了世人的肯定,被誉为“今世的董狐”。(编者注:董狐是春秋时晋国史官,敢于秉笔直书,不阿权贵。孔子评价说:“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