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在我国可谓家喻户晓。这部著作是以唐代僧人玄奘赴印求法的事迹为原型演义出来的。实际上，中国僧人到西天(指古印度)求法并非始于唐代，也不是只有玄奘一人。唐僧取经的故事，是延续千余年的中国僧人西行求法运动的一个艺术缩影。
　　
　　西行求法概况
　　
　　汉地僧人或自发结伴，或受官方派遣求法取经，一般认为始于三国时期的朱士行。东晋时期，众多僧人或为求法，或为朝拜圣地而西去古印度，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西行求法高潮。隋唐时期，西行印度的僧人也不少，并且出现了对中印两国文化交流影响巨大的人物。宋代是中国僧人赴印巡礼的最后一个高潮，乾德四年(966)，宋太祖派遣僧人行勤等157人西去印度。这是中国历史上朝廷派遣的规模最大的出使印度团队。在北宋初的六七十年问，到古印度取经并且返回者，有138人。这个阶段虽然求法运动依然高涨，但是对中国佛教自身的影响已经不大了。宋代以后，去印度的僧人就很稀少了。明朝曾派官僧到印度，也是缺少建树。这与从13世纪开始佛教在印度本土逐渐消亡有关系。
　　从三国的朱士行到明朝的官僧，一千多年间，路上西行求法之路的僧人数以千计。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怀着虔诚的宗教感情，明知那是九死一生的险途，仍然勇敢前进。人的信仰可以有不同，但是那种热爱祖国，为了真理和事业不畏艰险，百折不挠，甚至勇于献身殉道的精神，始终是推动一个民族发展的不竭动力，始终值得赞美和弘扬。
　　在数以千计的古代求法僧人中，三国时期的朱士行、东晋时期的法显、唐代的玄奘和义净，堪称杰出代表。
　　朱士行
　　
　　佛教从公元前2世纪左右传到我国的新疆地区，西汉末年传入内地，此后二百多年，到中土传播佛教的僧人都是来自古印度和中亚各国，还没有内地僧人主动出国求取佛教经典。从三国开始，才出现了汉地僧人出于研究和弘扬佛学的需要，立志西行求法。
　　三国时代，佛教般若学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佛教学问。这是佛教以纯理论形式进入中国思想界的标志。当时魏国有位僧人名叫朱士行，是颖川(郡治在今天的河南禹县)人。他研究小品《般若》，并且经常在洛阳宣讲此经。他在讲经过程中发现，经文往往不连贯，义理不圆满，解释不通。他感叹：《般若经》是大乘佛教的核心经典，译本不完备，太令人遗憾了。于是他立志西行，求取大品《般若经》。
　　朱士行于魏甘露五年(260)从今天的陕西西安出发，西涉流沙，到达于阗(今新疆和田)，得到大品《般若》的梵文本。他于晋太康三年(282)托弟子将经文抄本带回内地，自已逝世于当地。朱士行虽然没有越过葱岭，今天看来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出国”，但传统上把他作为中国佛教史上西行求法的第一人。他为祖国佛教的健康发展而忘身求法的精神，对后代的西行求法者有巨大的鼓励作用。
　　
　　法显
　　
　　从东晋到南北朝初期，出现了或为求法取经、或为观瞻圣迹而西行印度的高潮。在当时数以百计的西行者中，事迹最感人、影响最深远的是法显。
　　法显俗姓龚，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人，早年出家。他感慨汉地律藏不完备，立志西行求取。弘始元年(399)，他从长安踏上西行之路。根据有关史料考证，当时法显的年龄在63岁至66岁之间。他经过中亚进入北印度，总共游历了将近30个国家，首尾经历了14年。后从狮子国(今斯里兰卡)搭乘商船经南洋群岛返回，于义熙八年(412)在山东牢山登陆。法显游历了中亚、南亚和东南亚许多地方，范围之广，前无古人。
　　法显的求法之路可谓九死一生。去印度先经历了陆路的凶险：“西渡流沙(从敦煌西至鄯善之间的沙漠地带)”时，“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四顾茫茫，莫测所之。唯视日以准东西(根据太阳的位置辨别方向)，望人骨以标行路(根据看到的死者遗骨确定道路)”。从海路返回过程中的遭遇依然惊心动魄：或受“黑暴雨”的袭击；或因为“粮食、水浆将尽，取海成水作食”。除了忍耐肉体折磨，还要遭受精神蹂躏。当一夜暴风雨过后，船上同行的诸位婆罗门竟然认为，船上有位老沙门(指法显)不吉利，所以才遭遇风暴。他们商议要把法显弃置在海中的荒岛上。最后经过施主舍命保护，他才免遭厄运。
　　法显结伴西行者前后总计有11人，其中6人先后中途折返，1人随胡僧到厕宾(今克什米尔)，2人病死中途，1人留住中天竺不归，完成求法壮举的只有法显一人。
　　法显在印度学习梵书(梵文书写)、梵语和抄写经典时，已经年逾古稀。他的刻苦虔诚曾感动了当地一位居士，替他抄写了《大般泥洹经》。在狮子国无畏山伽蓝，当他见到玉佛像前一把晋地白绢扇时，思念故乡，“不觉凄然，泪下满目”。当他的同伴道整羡慕中印度的僧团威仪盛况，发誓不返回时，他为了实现让戒律流通汉地的初衷，毅然决定“独还”。正是虔诚的宗教信仰加上炽热的爱国情怀，使法显创造了奇迹，完成了求法壮举。
　　法显返国后。参与了多部佛教典籍的翻译工作。他撰写的《佛国记》，首次实录了自陆路游历古印度，再由斯里兰卡经南洋群岛航归的伟大旅程。此书至今仍是研究当时中亚、南亚和东南亚历史、文化和宗教的最重要的著作。
　　
　　玄奘
　　
　　在延续千年的赴印留学求法史上，玄奘为祖国争得的荣誉，为中印两国文化交流做出的贡献，以及译经方面取得的成就，无人出乎其右。
　　玄奘(600～664)是缑氏(今河南偃师东)人，为了解决钻研佛法中遇到的疑难问题，决心西行求法。唐贞观元年(627)，关中一带发生灾荒，他夹杂在逃荒人流中离开长安，踏上西行长途。他过敦煌城，出玉门关，经过中亚地区，到达古印度，并且瞻仰了众多佛教圣地。大约于贞观五年(631)，他到达王舍城，进入当时全印度佛教最高学府那烂陀寺，师从戒贤三藏。5年之后，他又到东印、南印和西印诸国游学。此后返回那烂陀寺从事讲学和著述。
　　玄奘以学问精湛而享盛誉五印。他被那烂陀寺推为十大德之一，地位尊崇。戒日王对他特别敬重，于641年在曲女城为他召开规模空前的五印度论师大会，届时到会的国王有18位，僧众3000余人，各级官员、婆罗门和诸派沙门2000余人，那烂陀寺僧千余人。作为论主的玄奘将《制恶见论》写出悬挂于会场大门外，请与会者问难。经18日而无人发论，玄奘取得全胜，被誉为“大乘天”和“解脱天”。
　　玄奘于贞观十九年(645)返回长安，带回经律论520夹，657部。唐太宗请其住长安弘福寺，后移住大慈恩寺。前后20年间，玄奘主要从事佛经翻译，先后译出大小乘经论75部，1335卷。玄奘兼通梵汉，把古代佛经翻译水平提升到新的高度。他还把《老子》和《大乘起信论》译为梵文，传入古印度。他把自己亲见的110国和传闻的28国情况记录下来，撰成《大唐西域记》12卷，此书至今仍然是研究当时古印度和中亚史的最重要的著作。
　　
　　义净
　　
　　义净(635～713)是唐代第二位贡献巨大的求法僧人。他是齐州(治所在今河南)人，少年出家，学习佛教和儒教、道教经典。尤其对佛教戒律比较重视。他仰慕法显、玄奘的事迹，立志赴印求法。高宗咸亨二年(671)，义净从今天的广州乘波斯商船前往印度。途经室利佛逝国(在今印尼苏门答腊岛，是马来群岛的宗教中心)时，看到那里的佛教也很兴盛，就居留半年学习。然后再乘船抵达印度。他瞻仰圣地，访师求经，曾在那烂陀寺学习10年。685年，他离开印度再次到室利佛逝国，居住了7年，从事经典翻译和撰述。长寿三年(694)，义净乘船回到广州，证圣三年(695)到达洛阳。义净在印度和南海巡游求学25年，经历30余国，带回梵文佛教典籍近400部。
　　义净回国后，先后在武则天、中宗、睿宗的支持下，来往于洛阳和长安两地翻译经典。总共翻译经典68部，289卷。其中大部分是戒律方面的典籍。
　　义净在室利佛逝国撰写了两部著作，其一是《南海寄归内法传》，记录所见所闻的印度和南海诸国佛教情况，包括僧人的日常生活，僧团制度和修行规定等。其二是《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述从贞观十五年(641)到天授二年(691)56位求法僧的事迹。这两部著作对研究7～8世纪的印度、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历史、宗教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文章代码：14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