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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发展到现阶段，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熟练劳动力供给的不足，越来越影响劳动力的技术水平亟待提高，劳动力整体要升级。这也成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迫切要求，这个问题也引起了全国的关注。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分析，中国经济发展到现阶段，已经出现了社会垂直流动渠道的堵塞问题，和20世纪80年代，甚至90年代相比，社会垂直流动通道狭窄，职业走向世袭化。因此，在2015年的北大光华新年论坛，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就对中国蓝领中产阶级的成长做了一些探讨。
2014年12月21日，在北京大学邱德拔体育馆，北京光华管理学院新年论坛在此举行。论坛主题为“文化重塑与经济转型”。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在会上表示，二元劳动市场形成之后，出现了上等市场和下等市场，对应出现了好坏职业。好职业跟坏职业的区别有：好职业工资高、福利多、有学习培训机会以及被提拔的可能；而坏职业工资低、福利少、学习培训机会少，提拔可能性基本没有。
第一个问题，二元劳动市场理论，及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作用。二元劳动市场的理论，在西方发达国家大约是20世纪70年代发展起来的。西方发达国家对经济情况的判断被认为是现实，但是现实是不公平的，因为体现最为公平的应该是最为垂直流动渠道的通畅，一个有志进取的人实现自己的愿望。二元劳动市场就成为一个障碍。
破解劳动市场的二元化问题
二元劳动市场指什么呢？劳动市场分成上等劳动市场和下等劳动市场，分成两个部分。这个对我们来说经常形成一种印象。在上等劳动市场工作的是指这个职业好职业，而在次等劳动市场，或者下等劳动市场工作的就被认为是坏职业。好职业跟坏职业的区别在哪里呢？第一、那部分工资高，这部分工资低；那部分福利多，这部分福利少；那部分有较大的学习、培训的机会，这部分基本上没有这种机会。还有第四点，那部分有被逐步提拔的可能性，有机会，这部分很少有提升的机会，经常是一辈子从事简单劳动。
二元劳动市场形成以后，一般说来，工作者很少有机会从坏职业转到好职业，这两种职业之间跨市场的流动机会很少。于是，上等劳动市场的工作有较大可能升为中产阶级，而下等劳动市场的工作往往是终身的，他没有机会升到，或者很少有机会升入中产阶级。换句话说白领可以成为中产阶级，蓝领很难做到。
怎么来缩小二元劳动市场的差距呢？怎么来改变劳动市场的二元化呢？这种现状是可以在西方国家的讨论中看出来。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的经济学界日益注意到劳动市场的二元化问题，提出了一下措施：
第一个措施，加强职业技术的培训。这让那些有进取心的、简单劳动的工作者能够受到训练，多种形式的培训可能成为技工、熟练技工，或者走出了二元市场中做下等劳动、工作一辈子这样的问题。
第二，要改善次等劳动市场的生产条件，不再单纯凭体力在艰苦环境中工作。让体力劳动的人有机会改善生活，来改善工作强度，使得坏职业逐步减少，一部分坏职业想变为好职业，或者较好的职业。
第三，增加社会上好职业的岗位，让坏职业的工作岗位尽可能减少，在一些发达国家，这个已经成为当前所从事的现实问题。
第四，要鼓励技工、熟练技工创业，要有能力开设自己办的小微企业，在制造零配件方面为大企业配套生产方面做出自己的特长、贡献，这样小微企业也有可能逐步的发展起来，逐渐使他的主人、他的工作者成为蓝领中产阶级。
所以，从这里看出来第三个问题，一定要重视职业教育体系的形成。职业教育主要是职业技术的教育，包括中专类型，大专类型，大学类型，研究生类型。应该看出有各种性质的学校，有各种性质的培训班等等。职业技术教育，系统的教师，他的实验室的员工，研究人员都应该有一定的职称，可以通过各种训练和工作经验的积累来提升自己的职称。应该有一支庞大的师资队伍、研究队伍、职业技术教育体系，不但自身可以继续的发展，而且可以培养出更多的在实际工作中发挥作用的人。这样的人包括农民在内，农民在中国今后作为家庭农场主要接受系统的教育，这些系统的教育包括农业的技术教育、畜牧业、养殖业的技术教育，这样他就有可能使自己的土地、耕地变成创业的基础。职业技术教育体系不是封闭性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里的学生如果有意转为非职业技术教育系统的学校，应该符合他们的愿望。只要他们够条件，就可以从事这种转型。
社会流动的渠道要通畅
从这里引申到第四个问题，社会流动渠道的通畅。社会流动渠道的通畅，这是一项重大的改革措施，是符合机会均等的原则的，一切职位都要通过一定的资格审查，有序进行，开展有竞争的上岗机制。凡是够条件的，又在技术考试中合格的就能被录取、升职，这样既对求职者和供职者公平了，还能够努力工作，因为职业是世袭化了，在这种条件下，实际上就不存在了。
第二项措施，通过各种渠道我们应该做到，让那些有能力的人自行创业，从小微企业开始，若干年以后，只要个人努力，有信用，有担当，未必不能成为大中企业的企业主。常言说的好，小富靠勤奋，中富靠机遇，大富靠智慧。所以，从小微企业做起，只要你勤奋，只要你抓住机会，只要你有机会，总可以成长起来。
第三项措施要逐步改变社会上对所谓的好职业和坏职业的偏见。这里所说的好职业和坏职业，是在西方国家劳动市场形成以后所产生的情况。这代表社会的偏见。什么工作对社会都是有利的，有益的，不能把这种职业看成坏职业。它的坏是现在条件不够，比如说工作条件差，清洁条件差等等。改变这种条件实际上就不应该存在好职业跟坏职业的问题。因为其他条件是可以改的，工资水平是可以变的，可以调整的，可以适应的，福利是可以随着事业的进步而增加的。至于说，没有受训的技术，没有再学习的机会，这是可以创造的。还有一辈子从事简单劳动，这不符合将来发展的情况。
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讨论第五个问题，蓝领中产阶级成长的重要意义。蓝领中产阶级成长的本身，清楚的告诉我们蓝领成为体力劳动者的称号，并非永远被定为在社会的下层，甚至最底层，这种地位是可变的。蓝领中产阶级的成长意味着“金字塔型”的收入分配结构正在向“橄榄型”或“鸡蛋型”的收入分配给够在转变，这是符合发展规律的。蓝领中产阶级的成长告诉我们在一个既重公平又重效率的社会里面，这个事情本身表明了公平得到了重视，也表明效率得到了重视。还告诉公平跟效率是可以同时实现的，二者之间并不存在此涨彼消。此外还应当指出，蓝领中产阶级的成长告诉我们，在法制潮流之下，只要机会均等，只要劳动者勤于工作，努力学习，走自行创业的道路是会有收获的，社会流动渠道的畅通需要靠法制，也需要靠竞争，体力劳动者，只要勤奋进取，未来的前途来自本人的努力，而并非依靠门第家庭出身，和父母留下的遗产。 蓝领中产阶级成长的前景
最后一个问题，蓝领中产阶级成长的前景。中产阶级不仅是一个按收入水平划分的概念，同时也是一个按文化素质确定的概念，不能够认为只要有钱就一定有文化素养，就会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蓝领中产阶级将越来越成为文化方面有修养的人，有道德修养的人。他们和白领的中产阶级一样，都将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
中产阶级崛起曾是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统计数据显示，在美国、日本、欧盟等国家和地区，中产阶层占全社会家庭总数的比重在70%以上。中产阶层是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是市场消费的主体，具有强劲的购买力，是消费需求持续扩大的主要来源。2001-2005年，发达国家平均消费率已达到78.3%。同时，中产阶层的形成是推动社会结构由“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转变、促进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中产阶层是发达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稳定器”，对人均GDP向更高阶段跨越发挥了重要作用。
自1800年以来，全球中产阶级共出现三次爆炸性增长。第一次发生在工业革命期间，在1820年至1913年期间，全球经济增长从基本停滞发展到大约每年1%的水平。在此期间，全球中产阶级人口从1820年的1.8%增长到1913年的13.2%。在1913年到1950年期间，由于两次大战和经济危机的影响，中产阶级人口增长速度相对较低。第二次中产阶级爆炸性增长发生在战后，1950年至1980年期间，中产阶级人口从23.5%增长到32.2%。第三次中产阶级的爆炸性增长发生在1990年之后，从1990年的34.2%，即约为三分之一的世界人口增长到2006年的50.2%，超过一半世界人口。
然而这种趋势近些年来却发生了逆转。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导致收入两极化趋势不断加剧，社会发展不平衡性增强，全球中产阶级规模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萎缩趋势。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不断攀升的失业率以及沉重的债务负担使全球中产阶级正在面临坍塌的危机，橄榄型社会有向“M型社会”演变的趋势。经济增长的收益流向了富人阶层尤其是富人中的巨富阶层，西方国家出现了“集体向下沉沦”。
在整个社会的财富分配中，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越来越多，中间的中产阶级却越来越少，中间层的缺口不断扩大，这样的社会结构必然面临着从倒“U”型向“M”型加速转变的危机。因此，全球经济困顿的背后并非刺激政策不够，而是在于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如果不拯救中产阶级，全球经济就不会有真正的复苏。
在科技进步，知识不断更新的环境中，如果今天还有人在区分某种工作是白领做，某种工作是蓝领做。那么，若干年以后不会有人再以这种旧眼光看你了，说这个是蓝领的，那个是白领的。当人们都在计算机旁工作的时候，你能够区别谁是白领，谁是蓝领吗？可能连工作的自己都分不清楚。到了那个时候，区分哪种工作是白领还是蓝领，已经没有意义了，社会上也不再分蓝领工作和白领工作，这是一种过时陈旧的观念。也许不久之后大家可能都被吸纳到中产阶级这个大范畴之中，没有必要，甚至也不可能再区分什么是蓝领中产阶级，还是白领中产阶级。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分析，中国经济发展到现阶段，已经出现了社会垂直流动渠道的堵塞问题，和20世纪80年代，甚至90年代相比，社会垂直流动通道狭窄，职业走向世袭化。因此，在2015年的北大光华新年论坛，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就对中国蓝领中产阶级的成长做了一些探讨。
2014年12月21日，在北京大学邱德拔体育馆，北京光华管理学院新年论坛在此举行。论坛主题为“文化重塑与经济转型”。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在会上表示，二元劳动市场形成之后，出现了上等市场和下等市场，对应出现了好坏职业。好职业跟坏职业的区别有：好职业工资高、福利多、有学习培训机会以及被提拔的可能；而坏职业工资低、福利少、学习培训机会少，提拔可能性基本没有。
第一个问题，二元劳动市场理论，及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作用。二元劳动市场的理论，在西方发达国家大约是20世纪70年代发展起来的。西方发达国家对经济情况的判断被认为是现实，但是现实是不公平的，因为体现最为公平的应该是最为垂直流动渠道的通畅，一个有志进取的人实现自己的愿望。二元劳动市场就成为一个障碍。
破解劳动市场的二元化问题
二元劳动市场指什么呢？劳动市场分成上等劳动市场和下等劳动市场，分成两个部分。这个对我们来说经常形成一种印象。在上等劳动市场工作的是指这个职业好职业，而在次等劳动市场，或者下等劳动市场工作的就被认为是坏职业。好职业跟坏职业的区别在哪里呢？第一、那部分工资高，这部分工资低；那部分福利多，这部分福利少；那部分有较大的学习、培训的机会，这部分基本上没有这种机会。还有第四点，那部分有被逐步提拔的可能性，有机会，这部分很少有提升的机会，经常是一辈子从事简单劳动。
二元劳动市场形成以后，一般说来，工作者很少有机会从坏职业转到好职业，这两种职业之间跨市场的流动机会很少。于是，上等劳动市场的工作有较大可能升为中产阶级，而下等劳动市场的工作往往是终身的，他没有机会升到，或者很少有机会升入中产阶级。换句话说白领可以成为中产阶级，蓝领很难做到。
怎么来缩小二元劳动市场的差距呢？怎么来改变劳动市场的二元化呢？这种现状是可以在西方国家的讨论中看出来。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的经济学界日益注意到劳动市场的二元化问题，提出了一下措施：
第一个措施，加强职业技术的培训。这让那些有进取心的、简单劳动的工作者能够受到训练，多种形式的培训可能成为技工、熟练技工，或者走出了二元市场中做下等劳动、工作一辈子这样的问题。
第二，要改善次等劳动市场的生产条件，不再单纯凭体力在艰苦环境中工作。让体力劳动的人有机会改善生活，来改善工作强度，使得坏职业逐步减少，一部分坏职业想变为好职业，或者较好的职业。
第三，增加社会上好职业的岗位，让坏职业的工作岗位尽可能减少，在一些发达国家，这个已经成为当前所从事的现实问题。
第四，要鼓励技工、熟练技工创业，要有能力开设自己办的小微企业，在制造零配件方面为大企业配套生产方面做出自己的特长、贡献，这样小微企业也有可能逐步的发展起来，逐渐使他的主人、他的工作者成为蓝领中产阶级。
所以，从这里看出来第三个问题，一定要重视职业教育体系的形成。职业教育主要是职业技术的教育，包括中专类型，大专类型，大学类型，研究生类型。应该看出有各种性质的学校，有各种性质的培训班等等。职业技术教育，系统的教师，他的实验室的员工，研究人员都应该有一定的职称，可以通过各种训练和工作经验的积累来提升自己的职称。应该有一支庞大的师资队伍、研究队伍、职业技术教育体系，不但自身可以继续的发展，而且可以培养出更多的在实际工作中发挥作用的人。这样的人包括农民在内，农民在中国今后作为家庭农场主要接受系统的教育，这些系统的教育包括农业的技术教育、畜牧业、养殖业的技术教育，这样他就有可能使自己的土地、耕地变成创业的基础。职业技术教育体系不是封闭性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里的学生如果有意转为非职业技术教育系统的学校，应该符合他们的愿望。只要他们够条件，就可以从事这种转型。
社会流动的渠道要通畅
从这里引申到第四个问题，社会流动渠道的通畅。社会流动渠道的通畅，这是一项重大的改革措施，是符合机会均等的原则的，一切职位都要通过一定的资格审查，有序进行，开展有竞争的上岗机制。凡是够条件的，又在技术考试中合格的就能被录取、升职，这样既对求职者和供职者公平了，还能够努力工作，因为职业是世袭化了，在这种条件下，实际上就不存在了。
第二项措施，通过各种渠道我们应该做到，让那些有能力的人自行创业，从小微企业开始，若干年以后，只要个人努力，有信用，有担当，未必不能成为大中企业的企业主。常言说的好，小富靠勤奋，中富靠机遇，大富靠智慧。所以，从小微企业做起，只要你勤奋，只要你抓住机会，只要你有机会，总可以成长起来。
第三项措施要逐步改变社会上对所谓的好职业和坏职业的偏见。这里所说的好职业和坏职业，是在西方国家劳动市场形成以后所产生的情况。这代表社会的偏见。什么工作对社会都是有利的，有益的，不能把这种职业看成坏职业。它的坏是现在条件不够，比如说工作条件差，清洁条件差等等。改变这种条件实际上就不应该存在好职业跟坏职业的问题。因为其他条件是可以改的，工资水平是可以变的，可以调整的，可以适应的，福利是可以随着事业的进步而增加的。至于说，没有受训的技术，没有再学习的机会，这是可以创造的。还有一辈子从事简单劳动，这不符合将来发展的情况。
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讨论第五个问题，蓝领中产阶级成长的重要意义。蓝领中产阶级成长的本身，清楚的告诉我们蓝领成为体力劳动者的称号，并非永远被定为在社会的下层，甚至最底层，这种地位是可变的。蓝领中产阶级的成长意味着“金字塔型”的收入分配结构正在向“橄榄型”或“鸡蛋型”的收入分配给够在转变，这是符合发展规律的。蓝领中产阶级的成长告诉我们在一个既重公平又重效率的社会里面，这个事情本身表明了公平得到了重视，也表明效率得到了重视。还告诉公平跟效率是可以同时实现的，二者之间并不存在此涨彼消。此外还应当指出，蓝领中产阶级的成长告诉我们，在法制潮流之下，只要机会均等，只要劳动者勤于工作，努力学习，走自行创业的道路是会有收获的，社会流动渠道的畅通需要靠法制，也需要靠竞争，体力劳动者，只要勤奋进取，未来的前途来自本人的努力，而并非依靠门第家庭出身，和父母留下的遗产。 蓝领中产阶级成长的前景
最后一个问题，蓝领中产阶级成长的前景。中产阶级不仅是一个按收入水平划分的概念，同时也是一个按文化素质确定的概念，不能够认为只要有钱就一定有文化素养，就会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蓝领中产阶级将越来越成为文化方面有修养的人，有道德修养的人。他们和白领的中产阶级一样，都将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
中产阶级崛起曾是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统计数据显示，在美国、日本、欧盟等国家和地区，中产阶层占全社会家庭总数的比重在70%以上。中产阶层是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是市场消费的主体，具有强劲的购买力，是消费需求持续扩大的主要来源。2001-2005年，发达国家平均消费率已达到78.3%。同时，中产阶层的形成是推动社会结构由“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转变、促进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中产阶层是发达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稳定器”，对人均GDP向更高阶段跨越发挥了重要作用。
自1800年以来，全球中产阶级共出现三次爆炸性增长。第一次发生在工业革命期间，在1820年至1913年期间，全球经济增长从基本停滞发展到大约每年1%的水平。在此期间，全球中产阶级人口从1820年的1.8%增长到1913年的13.2%。在1913年到1950年期间，由于两次大战和经济危机的影响，中产阶级人口增长速度相对较低。第二次中产阶级爆炸性增长发生在战后，1950年至1980年期间，中产阶级人口从23.5%增长到32.2%。第三次中产阶级的爆炸性增长发生在1990年之后，从1990年的34.2%，即约为三分之一的世界人口增长到2006年的50.2%，超过一半世界人口。
然而这种趋势近些年来却发生了逆转。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导致收入两极化趋势不断加剧，社会发展不平衡性增强，全球中产阶级规模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萎缩趋势。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不断攀升的失业率以及沉重的债务负担使全球中产阶级正在面临坍塌的危机，橄榄型社会有向“M型社会”演变的趋势。经济增长的收益流向了富人阶层尤其是富人中的巨富阶层，西方国家出现了“集体向下沉沦”。
在整个社会的财富分配中，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越来越多，中间的中产阶级却越来越少，中间层的缺口不断扩大，这样的社会结构必然面临着从倒“U”型向“M”型加速转变的危机。因此，全球经济困顿的背后并非刺激政策不够，而是在于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如果不拯救中产阶级，全球经济就不会有真正的复苏。
在科技进步，知识不断更新的环境中，如果今天还有人在区分某种工作是白领做，某种工作是蓝领做。那么，若干年以后不会有人再以这种旧眼光看你了，说这个是蓝领的，那个是白领的。当人们都在计算机旁工作的时候，你能够区别谁是白领，谁是蓝领吗？可能连工作的自己都分不清楚。到了那个时候，区分哪种工作是白领还是蓝领，已经没有意义了，社会上也不再分蓝领工作和白领工作，这是一种过时陈旧的观念。也许不久之后大家可能都被吸纳到中产阶级这个大范畴之中，没有必要，甚至也不可能再区分什么是蓝领中产阶级，还是白领中产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