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博古的一生，短暂、丰富而富有争议。除了政治方面的功过外，在社会活动方面，他是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创办《解放日报》的同时，发表了大量有关党报编辑、新闻出版的真知灼见。翻译方面，他是出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翻译家，在致力于革命工作的同时，笔耕不辍，翻译、校阅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相关著作，提高了党内马克思主义的认知水平，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大众化。

身居窑洞的翻译家

　　博古（1907—1946），江苏无锡人，原名秦邦宪，博古为其笔名，源自俄语“Богунов”（博古诺夫）。1926年10月，秦邦宪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按照苏联当局的要求，学员需取一个俄语名字，秦邦宪便选了“Богунов”。1930年回国后，秦邦宪沿用“博古”之名，投身无产阶级革命。莫斯科的留学岁月不仅使博古具备了高超的俄语水平，也进一步加深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与理解。1938年5月，延安马列学院编译部正式成立，下设马列著作翻译部，开始集中翻译马克思主义相关著作。精通俄文的博古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开启了马列著作翻译、校阅的黄金时期。
　　当时延安物质条件匮乏，博古坚持在艰苦环境下从事翻译工作。曾任《解放日报》文艺编辑的黎辛回忆道：“博古住两孔中间相通的土窑，里边睡觉，外边开会和工作，靠窗的方桌上放文件与电话，窑中放个小茶几，编委会开会大家围茶几坐。现在博古用小茶几当写字台，用旧报纸包个半截砖，斜撑起精装的《列宁全集》，书前放着稿纸，看一句，译一句，一遍定稿，如同他写社论，改动极少。”博古的翻译精准而高效，翻译成果丰硕。由于革命工作繁忙，博古只能在夜间，或是利用零碎时间翻译或校阅马列著作。“他治学很勤，一有空就努力译著或读书，他窑洞里的灯，常常是很晚才灭掉”。支撑博古孜孜不倦地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背后的动力，可以从他妻子张越霞的话中找到答案：“当你已经知道翻译工作是革命所极其需要的一项的时候，那么不管多忙，总要挤出一些时间来做，一直到你离开延安前的最后几天，还是念念不忘于这项工作的。我一向不大明白这点，到了七大时听毛主席说，翻译工作是一项重要的工作时，才领悟到你的坚持翻译工作，是完全对的。”博古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视作革命实践的基础，而翻译则是把先进理论引入中国的关键环节。对共产主义的诚挚信仰，以及对革命的热情成为博古坚持从事翻译工作的强大精神支柱。

　　在博古看来，翻译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1941年，博古完成了《辯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基本问题》（四册）的编译。他在编译后记中写道：“本书编译的起因，一方面是联共（布）历史简明教程出版后曾和几个同志拟议翻译一些参考书籍以供研究，本书即其第四章一节的参考书;另一方面因译者痛感理论知识之不足，拟借此增进自己哲学方面的知识，以便能更深刻的钻研与领会马、恩、列、斯的古典著作。”由此可见，博古眼中的翻译工作，并不是简单地在两种文字之间进行机械性转换，而是在翻译的同时，加以积极地学习思考。也正因如此，在面对苏联原著时，他并未一味认同与赞美，而是做到了以辩证的视角对其进行评判。1943年5月20日，博古译成《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他在《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的序言开头总结了普列汉诺夫的思想，肯定了它的哲学价值，同时也指出了这本书存在的部分弊病：“在本书中亦有他的哲学错误之萌芽。如说‘康德和法国唯物论者实质上是站在一个观点上的’。如关于地理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过分的估计，都是其后来哲学上的错误的开端。”

博古译作的刊印与发行

　　功夫不负有心人，不到十年时间，博古翻译、校阅了12种马克思主义系列著述。除了《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署名为“P.K”外，其余著述均署以“博古”之名出版。博古翻译、校阅的具体著述如下：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表中并未列出《雇佣劳动与资本》。曾任苏北区党委书记的李一氓在悼念博古时，提到博古重译了《雇佣劳动与资本》，但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博古译本的《雇佣劳动与资本》目前尚未找到。此外，《社会的存在与社会的意识》和《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的首版虽载于报纸，但其后都是单独成册出版，故在表中也将其列出了。
　　博古校译的许多著作发行后，引起了巨大反响。以《共产党宣言》为例，博古译本的《共产党宣言》是新中国成立前发行规模最大、传播范围最广泛，影响最深远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该译本增加了1882年俄文版序言，是当时最接近现代汉语，通俗易懂的一版。据文本考证，博古译本至少由13个出版机构出版过67次，发行量高达62万多册，比陈望道译本、华岗译本、成仿吾和徐冰合译本三者发行总量的10倍还要多，仅在1949年就出版了35次，堪称马克思主义著作传播史上的重大事件。
　　除了《共产党宣言》，博古的其他译作也影响广泛。由博古翻译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仅1953年就发行了9.5万册，1954年发行40.5万册，1955年发行36万册。1946年7月，博古译的《国家与革命》，由华北新华书店出版。此后，博古的译本广为流传，山东新华书店、太岳新华书店、佳木斯东北书店、太行群众书店、冀豫鲁新华书店等多次翻印发行，覆盖全国多个地区。据1983年《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译文综录》统计，当时《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共有20种中译本，其中由博古校译的版本共重印了32次，是该书所有中文版本里重印次数最多的，这也直接说明博古译本在群众中的极高认可度。

　　除却上述书目，博古还翻译了一些苏联专家的文章，这些文章主要刊发在《群众》及《解放》两种报纸上。1940年1月，博古翻译的苏联历史学家耿金娜的文章——《关于列宁的〈什么是“人民之友”和他们如何反对社会民主派〉一书》在《群众》第四卷第二、三期合刊发表，这篇文章主要作为联共（布）党史研究资料之用。《解放》报在109期也刊载了该文。同年，由博古翻译的苏联哲学家、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学者加克写成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统一的整个的学说》一文在《群众》第五卷第四、五期合刊发表，该文后被收入《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基本问题》的第一分册。1940年5月，博古翻译了由苏共中央高级党校教研室奈乌漠瓦撰写的《实践在认识上的作用》，译文在《解放》第7卷第133期和134期连载发表，该译文后被收入《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基本问题》的第三分册。

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作为一名译者，博古对待自己翻译作品的态度是谦逊的。他在《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序言的最后指出：“由于普氏的多方面的修养和知识以及本书的论战性质，文字是极为机智和幽默的，翻译之错误，更为难免，尚乞读者指正，以期于再版时能加校正”。在编译《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基本问题》时他也曾特别说明：“译事前后拖延数年，常在匆促忙乱之间执笔，错误在所难免，人名、地名及同一用语，译文上容有不同，统希见谅与指正，以便能于将来校正。”
　　《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是博古在延安的首本译作。1938年9月12日，由斯大林撰写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在苏联《真理报》上发表，博古根据俄文原文将其译成中文，译本于1938年12月正式出版。拿到中文译本后，博古送给了毛泽东一本，并在书的扉页题字：“泽东同志惠存，博古”。毛泽东细致研读了《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几乎逐页作了批划，留有提要性和疑问性的批注字符228个。文字性批注大多是对著作的总结，比如：“世界是物质的，不是精神的”，“方法是辩证的，理论是唯物论的”，“不应只看偶然的现象”等。除了毛泽东，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被誉为“延安五老”之一的吴玉章也是博古译作的忠实读者，他在读过博古所译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后，称之为“最有价值的译本”。

　　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结会时强调：“加强理论学习至少要读五本书，我向大家推荐这五本书：《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在民主革命中社会民主党的两个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毛主席提到的五本书中，《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三本是博古翻译或校阅的。到了1949年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党中央编审了12本领导干部需要学习的书目。这12本书中，博古的译作依然在列，如由解放社1949年6月刊行，博古校译的《共产党宣言》，封面署有“干部必读”四字;由解放社1949年8月发行，北京版的博古译本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封面也署有“干部必读”字样。党中央的号召得到了广大革命者的积极响应，在刘少奇收藏和閱读过的部分马列著作中，博古所译的《共产党宣言》（1949年6月解放社北京版）赫然在列。
　　李一氓在博古逝世后，这样评价其翻译工作：“博古同志在马克思理论书籍翻译上，他做了很大的工作，我们党还没有第二个人，做了他那样好的翻译马列主义理论书籍的工作，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社会主义的，及马、恩、列、斯的书还有很多没有翻译，而我们党失去了一位很好的翻译家”。博古翻译、校阅的马列著作既受到了群众的欢迎，又得到了党员干部的认可，更是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可以说，博古的翻译作品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有效载体，也是俄汉翻译界的不朽瑰宝。（责任编辑 张利军）
　　作者：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