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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抗战时期在四川地区影响较大的《华西日报》美术副刊为研究对象，通过大量第一手史料的挖掘、整理和研究，从一个侧面反映抗战时期大后方美术与新闻媒体联手开展抗日救亡斗争的历史情况，并藉此为深入推进抗战时期大后方美术史研究作基础建设。
关键词：抗战时期 ;《华西日报》; 美术副刊;宣传性;教育性;战斗性
中图分类号：G2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394（2018）05-0122-06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随之爆发，华北、华东等地相继沦陷。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布公告迁都重庆，以陪都重庆为中心，四川等西南诸省成为中国抗战的大后方。伴随政治、军事、经济中心西移，大后方也成為中国战时的文化中心。大批文化、教育、新闻界人士的到来，给战时大后方新闻报业的发展带来了生机。围绕各家报纸的副刊，聚集了一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美术家。他们以画笔为刀枪，投身抗日救亡阵线，与新闻界同仁一起，凭借报纸——战时影响甚大的宣传媒介，写下了抗战救亡文艺史上的光辉一页。
抗战时期，在成都发行的《华西日报》《新新新闻》等报纸都曾开辟了美术副刊。其中尤以《华西日报》的美术副刊最为活跃，先后开办了《华西漫画》《木刻专页》《华西画刊》《艺术评论》四个美术副刊。这些副刊刊发的大量抗战文论、绘画作品以及消息报道，成为研究抗战时期大后方美术历史的重要窗口之一。本文旨在通过对1938-1945年八年间《华西日报》四个美术副刊资料的挖掘、整理和研究，讲述这些副刊发展的历史情况，分析副刊的主要内容，为全面、深入研究抗战时期大后方美术历史作基础积淀，同时，也展示抗战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
《华西日报》于1934年3月15日由时任四川善后督办的刘湘创办。1934年12月刘湘兼任四川省政府主席，该报即成为四川省政府机关报。1938年，刘湘去世，报社社长几番更迭，直至1939年潘文华出任报社董事长，先后任命王白与、罗忠信、甘鉴斌等为社长。几任社长思想趋向进步，任用了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到报社工作①，该报一度成为四川地区宣传抗日救亡的主流媒体，社会影响很大。但国民党五中全会以后，其政策由联共逐渐转向防共、限共、反共。致使《新华日报》在成都地区发行一度受阻，《华西日报》便凭借其版面刊出新华通讯社的电讯和时论，受到读者的青睐，成为四川地区社会影响很大的报纸。1945年3月，蒋介石命令潘文华改组《华西日报》，刘自新出任社长后，刊登大量攻击共产党的言论，致使该报声誉骤降，销量锐减，最后只能靠省政府的拨款来维持运行。几经反复和周折，《华西日报》于1949年8月停刊。
一、《华西日报》美术副刊概况
报纸美术副刊的出现原本是为了加强报纸的文化性、趣味性和可读性，藉此吸引读者，增加报纸销量。随着报纸副刊的发展，它的内容变得愈加丰富、形式更为多样。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报纸的美术副刊则成为正刊强有力的副翼，以通俗易懂，一目了然的图画扩大了报纸的受众，成为与各文化层次读者密切联系的重要途径。副刊与正刊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联袂宣传抗战建国，为推进抗日救亡运动发展作出了贡献。
（一）《华西漫画》
1938年2月27日，副刊《华西漫画》出版第一期。它的发行与“四川漫画社”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四川漫画社成立于“七七事变”发生之后，主要成员有张漾兮、谢趣生、乐以钧、苗渤然、车辐、洪毅然、梁正宇等17人。漫画社社员以报纸杂志的副刊或漫画专刊为阵地，创作、发表了一大批宣传抗日救亡的作品。该社成员龚敬威受《华西日报》之邀主编《华西漫画》后，该社成员的作品也就定期或不定期地刊登在副刊上。抗战初期，成都画坛上以“绘画宣传抗战”在相当程度上是由四川漫画社引领的。全国性漫画社团迁到重庆后，以该社成员为主体曾建立“中华全国漫画抗敌协会成都分会”。1939年以后，由于时局动荡，人员流动频繁，四川漫画社活动逐渐消歇。《华西漫画》也于1939年1月23日出版最后一期后停刊了。
《华西漫画》每周一期，前后共出了32期，通常编排在报纸的第四版，占二分之一的版面，1938年8月30日至12月16日期间曾一度停刊，12月17日复刊后，所占版面缩小到三分之一的版面。副刊先后共刊登漫画作品159幅，作品形式除单幅漫画以外，也经常刊登很受读者欢迎的长篇连环漫画和四格漫画。作品题材大多是以真人真事为依据，具有现实意义。画面生动活泼，富有生活气息，让人感到亲切，可信。
（二）《木刻专页》
《木刻专页》于 1938 年 9 月 4 日创办， 1938 年10 月 27 日为止，只出版了三期。刊登木刻作品8幅，理论文章7篇。王大化在《木刻专页》第一期的《发刊词》中写到：“为了便于木刻运动迅速的在这后方开展起来，我们出了这个木刻专页，借这个机会做些介绍和联系的工作，而同时可以藉报纸流到我们的能力达不到的地方，让那儿的木刻工作者们跟我们联络起来。”[1]
副刊通过所刊登的木刻作品、文论和相关消息，让读者能够认识木刻艺术，了解木刻运动，借以发挥木刻宣传抗战，动员民众抨击敌人的战斗作用。《木刻专页》虽然只持续一个多月，但却成为了成都木刻工作者的“联络站”，为推进木刻运动迅速在成都地区发展发挥了作用。
（三）《华西画刊》
1942年，进步美术青年张漾兮受任《华西日报》美术编辑，同年5月17日，开辟了《华西画刊》专栏。次年该报被政府改组，张漾兮即离职去“川康通讯社”工作，由他主办的《华西画刊》出版没有中断，美术编辑由谁接任尚无史料提及。该副刊于1945年5月28日停刊，共计出版76期。该副刊通常在报纸的第三版，约占整个版面的三分之一。副刊除了刊登中国漫画家、版画家的作品和文论以外，也不定期地刊登国外木刻家的作品。该副刊常常因第二版的补充内容、重要会议讲稿以及广告占用版面，而出现中断情况。 《华西画刊》第一期曾刊登办刊宗旨和目的：“一以对我贤明政府，英勇将士略尽歌颂服务之责，二以对我民族敌人国家败类痛下口诛笔伐的工夫，三以对我民众生活精神，史实反映严正针砭，总之期于读者诸君，茶余饭后，闲阅本刊，多受传染，为奸作恶者改邪归正，逃避兵役者快回军营，游手好闲者从事生产，奢侈浪费者节约献金……务期群策群力救亡图存，如有执迷不悟，直接间接破坏建国策者，遭政府之处分时，勿恨本刊袖手旁观，见死不救。”[2]
《华西画刊》既面对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民众，也面向大后方各界知识分子。为适应这样的需要，经常发表各种不同题材、形式、体裁的美术作品以及艺术理论文章。同时，“为提高漫画木刻创作水准，供给更多资料，还无定期介绍中外名作一幅，惟因无力制铜锌版暂用木板翻刻，只能观其大意，殊憾耳。另外再想建一个小小的理论堡垒，无期日将刊载有关漫画木刻乃至绘画之学理或短评或古今大艺术家名篇。”[2]《华西日报》另一个副刊《艺术评论》设立之后，《华西画刊》则主要刊登漫画和木刻作品了。
此外，《华西画刊》在后二十期中经常刊登专题性的漫画作品。如：《自由的真与伪专号》《魔术专号》《旧历新年画成都》《奇变专号》《“要”人专辑》等。
（四）《艺术评论》
《艺术评论》1942年12月31日创刊至1943年8月19日停刊，由星期艺术座谈会主编，前后共出版26期，通常在《华西日报》第三版上刊登，版面约为整幅版面的三分之一。该副刊以刊登绘画理论、画展评论为主，共发表文章约51篇。《艺术评论》第一期中发表了《本刊的态度》：“抗战以来艺术运动的进步相当可观，但理论工作与创作活动未能平衡发展，实为遗憾！绘画展览，音乐演奏，戏剧公演，与雕像建造等等，层出不穷;然而却缺少艺术与理论工作——尤其艺术的批评工作的配合以沟通创作与鉴赏，而增大其效用。本刊之旨趣乃在聊以弥补于万一。我们的态度是‘诚’与‘公’。只要是以学史作出发点的文章，我们既不强求其论调，甚至是相争也并不避免。并且我们虚妄这一小小的园地能够成为艺术界公有的言论总区，因盼望，谁有话谁都这里来说。”[3]
顾名思义，这是一份以美术理论为主的副刊。洪毅然、陈觉玄、王希瑾、白比、王舜钦、徐悲鸿、苏文、刘既月等为该副刊主要撰稿人。该刊较之其他美术副刊来说，更具艺术学术意义。
二、《华西日报》美术副刊内容
（一）暴露与讽刺的漫画作品
抗战时期的漫画作品密切联系抗战建国这个当时最重要的社会现实，黄苗子在《抗战三周年来的漫画工作》一文中写道：“漫画离开了对社会的关注，离开了对现实生活中种种丑恶现象和任性弱点的暴露与讽刺，也就失去了意义和价值。”[4]在艺术走向社会现实的时代，漫画以夸张而又极富个性的手法将政治与社会的各种现象生动而形象地表现出来，深受大众的欢迎，成为教育大众、宣传大众、鼓舞大众的有效武器。
为配合抗日救亡宣传，大后方的漫画家创作了不少反映中国军民同仇敌忾抗击日寇的作品。如《华西漫画》第二十一期龚敬威的《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佚名的《长期抗战封锁住了人类公敌》，《华西漫画》第二十四期佚名的《彻底做到军民合作》。这些作品构图简洁，形象生动，表现了中国军民誓与日寇战斗到底的决心和信心。鲜明的战斗性是抗战时期中国漫画的共同特征，这些漫画大都采用象征的手法来表现中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念。《华西画刊》第十七期凌霄的《日寇的出路（？）》，画面中一名日本军官蹑手蹑脚，小心翼翼地走在“夏威夷”“阿拉斯加”“海参崴”三门大炮的炮口上，背景是战机在空中盘旋。作品寓意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最终将是失败的结局。此外，副刊还刊登了不少讽刺性的漫画，揭露后方政府一些公务员慵懒、腐败的现象。如《华西漫画》第三期谢趣生的《春来不是办公天》、《华西画刊》第一期雷浪的《办公室与安乐室》等，表现了工作人员在办公室里睡觉、喝茶、聊天，无所作为的情形。
在艺术表现形式上，《华西日报》副刊上刊载的漫画除常见的单幅漫画外，还有长篇连环画。《华西漫画》中第三期到第二十六期连载署名“牛鼻子”的黄尧的《死岛追悼记》长篇漫画。画中，人物形象采用夸张的手法，主体形象突出、鲜明。黄尧通过对自己的样貌进行艺术的夸张，提炼出“牛鼻子”的形象：圆脑袋、圆眼镜、长鼻子。“牛鼻子”的穿着也很有特点：白布衫配黑色马甲，内八字脚套上一双舌头鞋。“牛鼻子”的每一张画，线条都力求洗练单纯，画面背景极为简洁，还采用了一种“牛鼻子”字体来配画，这种字体像儿童写出来的，歪歪斜斜却不乏天真烂漫的趣味。黄尧的“牛鼻子”塑造的是那个时代一类人物的典型——穿着长袍马褂的知识分子，在国家危难时期的思想认知和面临的社会矛盾。
《华西日报》美术副刊中有一种绘画与诗歌相结合的形式：画面形象生动，诗句朗朗上口，内容通俗易懂，诗画相得益彰。这种诗配画或者说画配诗的作品多见于《华西漫画》副刊。第二十一期龚敬威为其漫画配诗：“东邻墙角种丝瓜，丝藤牵引过奴家。但愿瓜藤变电网，搬上战场把敌杀。”表现了身处闺中的女子也心系国家大事，企盼抗战胜利。第二十三期龚敬威漫画的配诗则多了一些儿女情长，“情哥开差忙又忙，问你一句又何妨。请你留个通讯地，东战场吗北战场？”再如第二十五期佚名作家的配詩：“石榴花开叶子青，妹去种田哥当兵。哥去当兵打日本，打败日本方成亲。”不少歌谣以女性的口吻鼓励男儿从军，并鼓动姐妹们为前线将士缝制寒衣。送郎上战场、怀征人、寄寒衣等传统题材被赋予现实意义，儿女情长与民族大义在艺术创作中融为一炉，往往深入人心，广为流传。
漫画家以饱满的爱国热情和高昂的革命斗志，以画笔作武器，为正义与和平呐喊，在抗战时期发挥了不同寻常意义的作用。由于创作大多为应急制作，加之战时条件所限，不能制锌版，报纸基本上采用木刻版直接上机印刷，绘画和印刷质量难免简略粗糙，但总体看来，这种创作于战火硝烟中，发生在民族危难之际的艺术，语言犀利，造型淳朴，构图简洁，构思巧妙，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二）唤醒与呐喊的木刻作品
“由于革命的功利观往往决定着人们（包括木刻作者在内）的审美需求，因而战斗的、壮美的、粗犷的乃至讽刺的艺术风格，易于出现，也受欢迎;而抒情、纤巧、幽默的艺术风格不易产生和发展”。[5]这种审美意趣，一方面是由艺术家的个性决定的，更重要的是艺术家审美理想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选择和凝念。综观《华西日报》美术副刊的木刻作品，可以看到，作者受左翼文艺思想的影响，其作品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1.抨击、揭露帝国主义的恶行，表现劳苦大众的生活。
雷浪的《乞食》刻画的是一位瘦骨嶙峋的老人拄着拐杖，带着年幼的孩子乞讨的画面。孩子双眼瞪得滚圆，盯着手中的碗，望眼欲穿的神情，仿佛可以听到他的肚子正在咕噜作响。这是战争中的中国人民悲惨生活的写照，作品意在“唤醒民心，鼓舞民众”。张漾兮的《贫病的老农妇》表现的是瘦骨嶙峋、沿街乞讨的祖孙二人，孩子无力的趴在老妇人的腿上，老妇人左手提着空无一物的篮子，右手拄着棍子支撑着自己，孩子因为太过瘦弱而显得格外大的眼睛无神地看着画面外的我们。孩子的无助和老人的无力感扑面而来，作品力求表现战争给人们带来的苦难。
2.描绘人民大众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作品
《木刻专页》第三期何以的《游击队的袭击》，画面以一个定格式的特写镜头，刻画了一位隐蔽在树丛间的游击战士，双手紧握钢枪，身体前倾，两眼怒视前方，屏息凝神，正等待着合适的出击时机。对角线构图，将观者的视线引向游击队员注视的方向，仿佛下一秒敌人就会出现，营造出紧张的战斗氛围。在技法处理上，作品采用了黑白对比的方法，人物以西画光影造型的方式。尽管画面有些戏剧化的夸张，但赋予了作品强烈的庄重感。何以的《向敌人冲去》、左诗的《孩子！在战斗中长大》、谢趣生的《奋斗！奋斗！光明已在向我们招手》也都是围绕着这一主题的创作。
此外，《华西画刊》还经常刊登一些外国木刻家如福米契夫、布里斯金以及麦绥莱勒的作品。从第十四期到第三十八期连载了麦绥莱勒的连环木刻《一个人的受难》。这套连环画原本是由鲁迅介绍到中国，作品以二十五幅的连环画，叙述了一个无产者从自在到自为的人生，用一个人的经历讲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遭遇。
无论是对社会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还是对人民抗战到底决心的颂扬，木刻家的笔下都体现了强烈的使命感。战火硝烟之中，拒绝风雅、时尚和个人主义的抒情，从血与火的现实中提取创作的素材;运用简洁、朴素、明朗的形式语言为民族自由而讴歌，为人民解放而呐喊。
（三）诚与公的理论阵地
抗战时期，大后方文艺理论也呈现空前活跃的情势。美术理论界对艺术创作中诸如艺术的内容与形式、题材与主题、创作与生活的关系、以及艺术史观、艺术教育和藝术创作科学化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据不完全统计，在《木刻专页》《华西画刊》《艺术评论》三个副刊中发表的理论文章达69篇。其中以洪毅然（笔名尼印、吝公）、白比、陈觉玄、王大化、徐悲鸿、王舜钦、郭荆荣、何以的文章居多。②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文艺界呈现出空前团结的氛围。艺术服务于民族解放事业，重视艺术创作的宣传性和战斗性，成为美术家的共识。王舜钦在《目前中国艺术的出路》一文中说：“一切艺术作品都是时代精神的反映，中国民族的唯一出路是抗战与建国，中国艺术的出路也不外乎于此……目前中国是正与暴力夺取最后胜利，为民族自由而争，为人类正义而战的阶段，残暴贪婪愚蠢夸张罪恶的黑影，不住地在眼前出没，需要热爱勇敢牺牲的精神去抗击，生活在如此特殊的环境中的艺人，若不能把握这时代的精神，高举正义的旗子，实以不配做一个常人，更何况要做一个教化人群、领导人群的大师？世上没有超越于现实而生活着的艺人，更没有全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艺术家应该投身于战斗的洪流之中，做一个坚毅的战士。艺术家应直面现阶段所经受的悲剧痛苦，正观现实的环境，努力改进中国绘画的技法，使内容主题可以更好地表达出来。”[6-7]
在《艺术评论》第十八、十九期，施真的《艺术与政治》一文中也提出相同观点：“艺术价值不是独立的存在的，而是政治的，社会的价值。身处抗战时代，离开政治去‘自由’，就是逃避现实，没有勇气去正视现实的社会生活，这是和说自己提着耳朵，就可以离开地球这一样地欺人。艺术家应当各竭其力地把握艺术武器，以最大力量争取抗战和建国成功。”[8]
在《木刻专页》副刊中，何以的《我的木刻画》、郭荆荣的《闲话木刻》、赵越的《木刻运动的当前诸问题》、佚名《洪毅然君谈木刻中国化》以及王大化的《木刻之作法》《木刻之大众化》等文章，从不同角度阐述了抗日战争期间木刻版画创作中一些应该注意的问题：第一，为了使木刻版画创作更好地在抗日斗争中发挥宣传、鼓动、战斗作用，必须提高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水平;第二，要创造中国木刻版画作品的民族形式;第三，使木刻版画艺术普及到人民大众之中，为人民大众所理解和接受。这些问题的提出，引起艺术家重视，对于提升抗战时期大后方版画创作，推动版画运动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
此外，《艺术评论》经常刊登一些对当时举办的画展述评，这些批评文章在肯定画家创作优点的同时，也毫不隐晦地指出其作品的一些不足。如洪毅然《评赵望云的新国画》《再评张大千》，王希瑾《参观三全展览的感想》《联合画展述评》，苏文《略谈七人画展》等。
陈寅恪论中国史学中的“史论”说：“史论之作者，或有意，或无意，其发为言论之时，即已引入作者及时代之环境背景，实无异于今日新闻报纸之社论时评。若善用之，皆有助于考史。”[9]笔者认为，此观点亦可用于美术副刊的美术评论中，可知报纸副刊的文章有意无意中正反映其所在“时代之环境背景”。这些艺术批评和理论文章是了解、认识抗战时期大后方美术史的重要史料。
三、结语
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内忧外患、战乱频繁，救亡图存的时代拷问，要求文艺须直面现实，成为唤醒民众、争取民族解放的有力武器。抗战时期，在现实主义精神指引下，以版画和漫画为代表，艺术家们以手中的画笔直及社会现实生活，歌颂为民族独立而战的英雄，抨击发动侵略战争的法西斯，揭露卖国求荣的投降者。 美术被看做是“辅助文字的不足，它能使一般文盲感动，而且最易为大众所接受的艺术”。[10]美术作品面向社会和大众除了展览以外，在报纸等媒体刊载则是最有效、便捷的方式。抗战时期，在传媒种类和传播方式都不多的情况下，报纸上的美术副刊就成为传播美术的重要途径。因此，对于广大民众来说，除了展览之外，阅读报纸等出版物就成为观看美术作品最好的方式。尽管阅读印刷品不能与观看原作相提并论，但在战争时期大多数群众没有条件去展览现场的情况下，美术副刊往往会受到青睐。同时，换一个角度来看，艺术家也借助于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报纸媒介，与人民大众取得了密切的联系。
抗战时期，以《华西日报》美术副刊为代表，大后方报纸的美术副刊办得十分活跃。这些副刊面向人民大众，紧密配合战争形势的发展，刊发各种美术作品和理论文章，宣传性、教育性和战斗性十分鲜明。这些副刊集美术作品、艺术理论等于一炉，既传播了思想又记载了历史，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抗战的历史，同时，记载了这个特殊时期中国美术发展的进程。
注释：
①《張文澄同志谈三十年代末期党和成都进步报刊的关系》一文中，据张文澄回忆，抗战时期中共地下组织在成都设立了一个新闻支部，其中大部分工作人员是中共党员，同时也是《华西日报》的工作人员，因而可以确认抗战时期的《华西日报》为中共掌握。参见《张文澄同志谈三十年代末期党和成都进步报刊的关系》，载《成都报刊史料专辑》第8辑，1985年。
②在《木刻专页》《华西画刊》《艺术评论》三个副刊的理论文章中，洪毅然（笔名尼印、吝公）发表35篇，白比发表9篇，陈觉玄发表4篇，徐悲鸿发表1篇，王大化发表2篇，王舜钦发表1篇，郭荆荣发表1篇，何以发表1篇，赵越发表1篇，王希瑾发表2篇，苏文发表2篇，刘既月发表1篇，凌霄发表1篇，施真发表1篇，古人理论节选2篇，“佚名”文章5篇。
参考文献：
[1] 王大化.发刊词[N].华西日报，1938-09-04（4）.
[2] 佚名.“等因’“奉此”[N].华西日报，1942-05-17（3）.
[3] 星期艺术座谈会.本刊的态度[N].华西日报，1942-12-31（3）.
[4]李树生.怒吼的黄河：抗日战争中的中国美术[M].南昌：江西美术出版社，2005：附录.
[5] 李允经.中国现代版画史[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136.
[6] 王舜钦.目前中国艺术的出路[N].华西日报，1942-12-30（4）.
[7] 王舜钦.目前中国艺术的出路[N].华西日报，1943-01-07（4）.
[8] 施真.艺术与政治[N].华西日报，1943-04-23（4）、1943-04-30（4）.
[9]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248.
[10] 朱乃.画家在战时应有的任务[J].抗战画刊，1939，2（2）： 8.
责任编辑 赵文清
关键词：抗战时期 ;《华西日报》; 美术副刊;宣传性;教育性;战斗性
中图分类号：G2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394（2018）05-0122-06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随之爆发，华北、华东等地相继沦陷。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布公告迁都重庆，以陪都重庆为中心，四川等西南诸省成为中国抗战的大后方。伴随政治、军事、经济中心西移，大后方也成為中国战时的文化中心。大批文化、教育、新闻界人士的到来，给战时大后方新闻报业的发展带来了生机。围绕各家报纸的副刊，聚集了一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美术家。他们以画笔为刀枪，投身抗日救亡阵线，与新闻界同仁一起，凭借报纸——战时影响甚大的宣传媒介，写下了抗战救亡文艺史上的光辉一页。
抗战时期，在成都发行的《华西日报》《新新新闻》等报纸都曾开辟了美术副刊。其中尤以《华西日报》的美术副刊最为活跃，先后开办了《华西漫画》《木刻专页》《华西画刊》《艺术评论》四个美术副刊。这些副刊刊发的大量抗战文论、绘画作品以及消息报道，成为研究抗战时期大后方美术历史的重要窗口之一。本文旨在通过对1938-1945年八年间《华西日报》四个美术副刊资料的挖掘、整理和研究，讲述这些副刊发展的历史情况，分析副刊的主要内容，为全面、深入研究抗战时期大后方美术历史作基础积淀，同时，也展示抗战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
《华西日报》于1934年3月15日由时任四川善后督办的刘湘创办。1934年12月刘湘兼任四川省政府主席，该报即成为四川省政府机关报。1938年，刘湘去世，报社社长几番更迭，直至1939年潘文华出任报社董事长，先后任命王白与、罗忠信、甘鉴斌等为社长。几任社长思想趋向进步，任用了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到报社工作①，该报一度成为四川地区宣传抗日救亡的主流媒体，社会影响很大。但国民党五中全会以后，其政策由联共逐渐转向防共、限共、反共。致使《新华日报》在成都地区发行一度受阻，《华西日报》便凭借其版面刊出新华通讯社的电讯和时论，受到读者的青睐，成为四川地区社会影响很大的报纸。1945年3月，蒋介石命令潘文华改组《华西日报》，刘自新出任社长后，刊登大量攻击共产党的言论，致使该报声誉骤降，销量锐减，最后只能靠省政府的拨款来维持运行。几经反复和周折，《华西日报》于1949年8月停刊。
一、《华西日报》美术副刊概况
报纸美术副刊的出现原本是为了加强报纸的文化性、趣味性和可读性，藉此吸引读者，增加报纸销量。随着报纸副刊的发展，它的内容变得愈加丰富、形式更为多样。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报纸的美术副刊则成为正刊强有力的副翼，以通俗易懂，一目了然的图画扩大了报纸的受众，成为与各文化层次读者密切联系的重要途径。副刊与正刊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联袂宣传抗战建国，为推进抗日救亡运动发展作出了贡献。
（一）《华西漫画》
1938年2月27日，副刊《华西漫画》出版第一期。它的发行与“四川漫画社”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四川漫画社成立于“七七事变”发生之后，主要成员有张漾兮、谢趣生、乐以钧、苗渤然、车辐、洪毅然、梁正宇等17人。漫画社社员以报纸杂志的副刊或漫画专刊为阵地，创作、发表了一大批宣传抗日救亡的作品。该社成员龚敬威受《华西日报》之邀主编《华西漫画》后，该社成员的作品也就定期或不定期地刊登在副刊上。抗战初期，成都画坛上以“绘画宣传抗战”在相当程度上是由四川漫画社引领的。全国性漫画社团迁到重庆后，以该社成员为主体曾建立“中华全国漫画抗敌协会成都分会”。1939年以后，由于时局动荡，人员流动频繁，四川漫画社活动逐渐消歇。《华西漫画》也于1939年1月23日出版最后一期后停刊了。
《华西漫画》每周一期，前后共出了32期，通常编排在报纸的第四版，占二分之一的版面，1938年8月30日至12月16日期间曾一度停刊，12月17日复刊后，所占版面缩小到三分之一的版面。副刊先后共刊登漫画作品159幅，作品形式除单幅漫画以外，也经常刊登很受读者欢迎的长篇连环漫画和四格漫画。作品题材大多是以真人真事为依据，具有现实意义。画面生动活泼，富有生活气息，让人感到亲切，可信。
（二）《木刻专页》
《木刻专页》于 1938 年 9 月 4 日创办， 1938 年10 月 27 日为止，只出版了三期。刊登木刻作品8幅，理论文章7篇。王大化在《木刻专页》第一期的《发刊词》中写到：“为了便于木刻运动迅速的在这后方开展起来，我们出了这个木刻专页，借这个机会做些介绍和联系的工作，而同时可以藉报纸流到我们的能力达不到的地方，让那儿的木刻工作者们跟我们联络起来。”[1]
副刊通过所刊登的木刻作品、文论和相关消息，让读者能够认识木刻艺术，了解木刻运动，借以发挥木刻宣传抗战，动员民众抨击敌人的战斗作用。《木刻专页》虽然只持续一个多月，但却成为了成都木刻工作者的“联络站”，为推进木刻运动迅速在成都地区发展发挥了作用。
（三）《华西画刊》
1942年，进步美术青年张漾兮受任《华西日报》美术编辑，同年5月17日，开辟了《华西画刊》专栏。次年该报被政府改组，张漾兮即离职去“川康通讯社”工作，由他主办的《华西画刊》出版没有中断，美术编辑由谁接任尚无史料提及。该副刊于1945年5月28日停刊，共计出版76期。该副刊通常在报纸的第三版，约占整个版面的三分之一。副刊除了刊登中国漫画家、版画家的作品和文论以外，也不定期地刊登国外木刻家的作品。该副刊常常因第二版的补充内容、重要会议讲稿以及广告占用版面，而出现中断情况。 《华西画刊》第一期曾刊登办刊宗旨和目的：“一以对我贤明政府，英勇将士略尽歌颂服务之责，二以对我民族敌人国家败类痛下口诛笔伐的工夫，三以对我民众生活精神，史实反映严正针砭，总之期于读者诸君，茶余饭后，闲阅本刊，多受传染，为奸作恶者改邪归正，逃避兵役者快回军营，游手好闲者从事生产，奢侈浪费者节约献金……务期群策群力救亡图存，如有执迷不悟，直接间接破坏建国策者，遭政府之处分时，勿恨本刊袖手旁观，见死不救。”[2]
《华西画刊》既面对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民众，也面向大后方各界知识分子。为适应这样的需要，经常发表各种不同题材、形式、体裁的美术作品以及艺术理论文章。同时，“为提高漫画木刻创作水准，供给更多资料，还无定期介绍中外名作一幅，惟因无力制铜锌版暂用木板翻刻，只能观其大意，殊憾耳。另外再想建一个小小的理论堡垒，无期日将刊载有关漫画木刻乃至绘画之学理或短评或古今大艺术家名篇。”[2]《华西日报》另一个副刊《艺术评论》设立之后，《华西画刊》则主要刊登漫画和木刻作品了。
此外，《华西画刊》在后二十期中经常刊登专题性的漫画作品。如：《自由的真与伪专号》《魔术专号》《旧历新年画成都》《奇变专号》《“要”人专辑》等。
（四）《艺术评论》
《艺术评论》1942年12月31日创刊至1943年8月19日停刊，由星期艺术座谈会主编，前后共出版26期，通常在《华西日报》第三版上刊登，版面约为整幅版面的三分之一。该副刊以刊登绘画理论、画展评论为主，共发表文章约51篇。《艺术评论》第一期中发表了《本刊的态度》：“抗战以来艺术运动的进步相当可观，但理论工作与创作活动未能平衡发展，实为遗憾！绘画展览，音乐演奏，戏剧公演，与雕像建造等等，层出不穷;然而却缺少艺术与理论工作——尤其艺术的批评工作的配合以沟通创作与鉴赏，而增大其效用。本刊之旨趣乃在聊以弥补于万一。我们的态度是‘诚’与‘公’。只要是以学史作出发点的文章，我们既不强求其论调，甚至是相争也并不避免。并且我们虚妄这一小小的园地能够成为艺术界公有的言论总区，因盼望，谁有话谁都这里来说。”[3]
顾名思义，这是一份以美术理论为主的副刊。洪毅然、陈觉玄、王希瑾、白比、王舜钦、徐悲鸿、苏文、刘既月等为该副刊主要撰稿人。该刊较之其他美术副刊来说，更具艺术学术意义。
二、《华西日报》美术副刊内容
（一）暴露与讽刺的漫画作品
抗战时期的漫画作品密切联系抗战建国这个当时最重要的社会现实，黄苗子在《抗战三周年来的漫画工作》一文中写道：“漫画离开了对社会的关注，离开了对现实生活中种种丑恶现象和任性弱点的暴露与讽刺，也就失去了意义和价值。”[4]在艺术走向社会现实的时代，漫画以夸张而又极富个性的手法将政治与社会的各种现象生动而形象地表现出来，深受大众的欢迎，成为教育大众、宣传大众、鼓舞大众的有效武器。
为配合抗日救亡宣传，大后方的漫画家创作了不少反映中国军民同仇敌忾抗击日寇的作品。如《华西漫画》第二十一期龚敬威的《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佚名的《长期抗战封锁住了人类公敌》，《华西漫画》第二十四期佚名的《彻底做到军民合作》。这些作品构图简洁，形象生动，表现了中国军民誓与日寇战斗到底的决心和信心。鲜明的战斗性是抗战时期中国漫画的共同特征，这些漫画大都采用象征的手法来表现中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念。《华西画刊》第十七期凌霄的《日寇的出路（？）》，画面中一名日本军官蹑手蹑脚，小心翼翼地走在“夏威夷”“阿拉斯加”“海参崴”三门大炮的炮口上，背景是战机在空中盘旋。作品寓意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最终将是失败的结局。此外，副刊还刊登了不少讽刺性的漫画，揭露后方政府一些公务员慵懒、腐败的现象。如《华西漫画》第三期谢趣生的《春来不是办公天》、《华西画刊》第一期雷浪的《办公室与安乐室》等，表现了工作人员在办公室里睡觉、喝茶、聊天，无所作为的情形。
在艺术表现形式上，《华西日报》副刊上刊载的漫画除常见的单幅漫画外，还有长篇连环画。《华西漫画》中第三期到第二十六期连载署名“牛鼻子”的黄尧的《死岛追悼记》长篇漫画。画中，人物形象采用夸张的手法，主体形象突出、鲜明。黄尧通过对自己的样貌进行艺术的夸张，提炼出“牛鼻子”的形象：圆脑袋、圆眼镜、长鼻子。“牛鼻子”的穿着也很有特点：白布衫配黑色马甲，内八字脚套上一双舌头鞋。“牛鼻子”的每一张画，线条都力求洗练单纯，画面背景极为简洁，还采用了一种“牛鼻子”字体来配画，这种字体像儿童写出来的，歪歪斜斜却不乏天真烂漫的趣味。黄尧的“牛鼻子”塑造的是那个时代一类人物的典型——穿着长袍马褂的知识分子，在国家危难时期的思想认知和面临的社会矛盾。
《华西日报》美术副刊中有一种绘画与诗歌相结合的形式：画面形象生动，诗句朗朗上口，内容通俗易懂，诗画相得益彰。这种诗配画或者说画配诗的作品多见于《华西漫画》副刊。第二十一期龚敬威为其漫画配诗：“东邻墙角种丝瓜，丝藤牵引过奴家。但愿瓜藤变电网，搬上战场把敌杀。”表现了身处闺中的女子也心系国家大事，企盼抗战胜利。第二十三期龚敬威漫画的配诗则多了一些儿女情长，“情哥开差忙又忙，问你一句又何妨。请你留个通讯地，东战场吗北战场？”再如第二十五期佚名作家的配詩：“石榴花开叶子青，妹去种田哥当兵。哥去当兵打日本，打败日本方成亲。”不少歌谣以女性的口吻鼓励男儿从军，并鼓动姐妹们为前线将士缝制寒衣。送郎上战场、怀征人、寄寒衣等传统题材被赋予现实意义，儿女情长与民族大义在艺术创作中融为一炉，往往深入人心，广为流传。
漫画家以饱满的爱国热情和高昂的革命斗志，以画笔作武器，为正义与和平呐喊，在抗战时期发挥了不同寻常意义的作用。由于创作大多为应急制作，加之战时条件所限，不能制锌版，报纸基本上采用木刻版直接上机印刷，绘画和印刷质量难免简略粗糙，但总体看来，这种创作于战火硝烟中，发生在民族危难之际的艺术，语言犀利，造型淳朴，构图简洁，构思巧妙，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二）唤醒与呐喊的木刻作品
“由于革命的功利观往往决定着人们（包括木刻作者在内）的审美需求，因而战斗的、壮美的、粗犷的乃至讽刺的艺术风格，易于出现，也受欢迎;而抒情、纤巧、幽默的艺术风格不易产生和发展”。[5]这种审美意趣，一方面是由艺术家的个性决定的，更重要的是艺术家审美理想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选择和凝念。综观《华西日报》美术副刊的木刻作品，可以看到，作者受左翼文艺思想的影响，其作品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1.抨击、揭露帝国主义的恶行，表现劳苦大众的生活。
雷浪的《乞食》刻画的是一位瘦骨嶙峋的老人拄着拐杖，带着年幼的孩子乞讨的画面。孩子双眼瞪得滚圆，盯着手中的碗，望眼欲穿的神情，仿佛可以听到他的肚子正在咕噜作响。这是战争中的中国人民悲惨生活的写照，作品意在“唤醒民心，鼓舞民众”。张漾兮的《贫病的老农妇》表现的是瘦骨嶙峋、沿街乞讨的祖孙二人，孩子无力的趴在老妇人的腿上，老妇人左手提着空无一物的篮子，右手拄着棍子支撑着自己，孩子因为太过瘦弱而显得格外大的眼睛无神地看着画面外的我们。孩子的无助和老人的无力感扑面而来，作品力求表现战争给人们带来的苦难。
2.描绘人民大众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作品
《木刻专页》第三期何以的《游击队的袭击》，画面以一个定格式的特写镜头，刻画了一位隐蔽在树丛间的游击战士，双手紧握钢枪，身体前倾，两眼怒视前方，屏息凝神，正等待着合适的出击时机。对角线构图，将观者的视线引向游击队员注视的方向，仿佛下一秒敌人就会出现，营造出紧张的战斗氛围。在技法处理上，作品采用了黑白对比的方法，人物以西画光影造型的方式。尽管画面有些戏剧化的夸张，但赋予了作品强烈的庄重感。何以的《向敌人冲去》、左诗的《孩子！在战斗中长大》、谢趣生的《奋斗！奋斗！光明已在向我们招手》也都是围绕着这一主题的创作。
此外，《华西画刊》还经常刊登一些外国木刻家如福米契夫、布里斯金以及麦绥莱勒的作品。从第十四期到第三十八期连载了麦绥莱勒的连环木刻《一个人的受难》。这套连环画原本是由鲁迅介绍到中国，作品以二十五幅的连环画，叙述了一个无产者从自在到自为的人生，用一个人的经历讲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遭遇。
无论是对社会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还是对人民抗战到底决心的颂扬，木刻家的笔下都体现了强烈的使命感。战火硝烟之中，拒绝风雅、时尚和个人主义的抒情，从血与火的现实中提取创作的素材;运用简洁、朴素、明朗的形式语言为民族自由而讴歌，为人民解放而呐喊。
（三）诚与公的理论阵地
抗战时期，大后方文艺理论也呈现空前活跃的情势。美术理论界对艺术创作中诸如艺术的内容与形式、题材与主题、创作与生活的关系、以及艺术史观、艺术教育和藝术创作科学化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据不完全统计，在《木刻专页》《华西画刊》《艺术评论》三个副刊中发表的理论文章达69篇。其中以洪毅然（笔名尼印、吝公）、白比、陈觉玄、王大化、徐悲鸿、王舜钦、郭荆荣、何以的文章居多。②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文艺界呈现出空前团结的氛围。艺术服务于民族解放事业，重视艺术创作的宣传性和战斗性，成为美术家的共识。王舜钦在《目前中国艺术的出路》一文中说：“一切艺术作品都是时代精神的反映，中国民族的唯一出路是抗战与建国，中国艺术的出路也不外乎于此……目前中国是正与暴力夺取最后胜利，为民族自由而争，为人类正义而战的阶段，残暴贪婪愚蠢夸张罪恶的黑影，不住地在眼前出没，需要热爱勇敢牺牲的精神去抗击，生活在如此特殊的环境中的艺人，若不能把握这时代的精神，高举正义的旗子，实以不配做一个常人，更何况要做一个教化人群、领导人群的大师？世上没有超越于现实而生活着的艺人，更没有全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艺术家应该投身于战斗的洪流之中，做一个坚毅的战士。艺术家应直面现阶段所经受的悲剧痛苦，正观现实的环境，努力改进中国绘画的技法，使内容主题可以更好地表达出来。”[6-7]
在《艺术评论》第十八、十九期，施真的《艺术与政治》一文中也提出相同观点：“艺术价值不是独立的存在的，而是政治的，社会的价值。身处抗战时代，离开政治去‘自由’，就是逃避现实，没有勇气去正视现实的社会生活，这是和说自己提着耳朵，就可以离开地球这一样地欺人。艺术家应当各竭其力地把握艺术武器，以最大力量争取抗战和建国成功。”[8]
在《木刻专页》副刊中，何以的《我的木刻画》、郭荆荣的《闲话木刻》、赵越的《木刻运动的当前诸问题》、佚名《洪毅然君谈木刻中国化》以及王大化的《木刻之作法》《木刻之大众化》等文章，从不同角度阐述了抗日战争期间木刻版画创作中一些应该注意的问题：第一，为了使木刻版画创作更好地在抗日斗争中发挥宣传、鼓动、战斗作用，必须提高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水平;第二，要创造中国木刻版画作品的民族形式;第三，使木刻版画艺术普及到人民大众之中，为人民大众所理解和接受。这些问题的提出，引起艺术家重视，对于提升抗战时期大后方版画创作，推动版画运动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
此外，《艺术评论》经常刊登一些对当时举办的画展述评，这些批评文章在肯定画家创作优点的同时，也毫不隐晦地指出其作品的一些不足。如洪毅然《评赵望云的新国画》《再评张大千》，王希瑾《参观三全展览的感想》《联合画展述评》，苏文《略谈七人画展》等。
陈寅恪论中国史学中的“史论”说：“史论之作者，或有意，或无意，其发为言论之时，即已引入作者及时代之环境背景，实无异于今日新闻报纸之社论时评。若善用之，皆有助于考史。”[9]笔者认为，此观点亦可用于美术副刊的美术评论中，可知报纸副刊的文章有意无意中正反映其所在“时代之环境背景”。这些艺术批评和理论文章是了解、认识抗战时期大后方美术史的重要史料。
三、结语
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内忧外患、战乱频繁，救亡图存的时代拷问，要求文艺须直面现实，成为唤醒民众、争取民族解放的有力武器。抗战时期，在现实主义精神指引下，以版画和漫画为代表，艺术家们以手中的画笔直及社会现实生活，歌颂为民族独立而战的英雄，抨击发动侵略战争的法西斯，揭露卖国求荣的投降者。 美术被看做是“辅助文字的不足，它能使一般文盲感动，而且最易为大众所接受的艺术”。[10]美术作品面向社会和大众除了展览以外，在报纸等媒体刊载则是最有效、便捷的方式。抗战时期，在传媒种类和传播方式都不多的情况下，报纸上的美术副刊就成为传播美术的重要途径。因此，对于广大民众来说，除了展览之外，阅读报纸等出版物就成为观看美术作品最好的方式。尽管阅读印刷品不能与观看原作相提并论，但在战争时期大多数群众没有条件去展览现场的情况下，美术副刊往往会受到青睐。同时，换一个角度来看，艺术家也借助于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报纸媒介，与人民大众取得了密切的联系。
抗战时期，以《华西日报》美术副刊为代表，大后方报纸的美术副刊办得十分活跃。这些副刊面向人民大众，紧密配合战争形势的发展，刊发各种美术作品和理论文章，宣传性、教育性和战斗性十分鲜明。这些副刊集美术作品、艺术理论等于一炉，既传播了思想又记载了历史，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抗战的历史，同时，记载了这个特殊时期中国美术发展的进程。
注释：
①《張文澄同志谈三十年代末期党和成都进步报刊的关系》一文中，据张文澄回忆，抗战时期中共地下组织在成都设立了一个新闻支部，其中大部分工作人员是中共党员，同时也是《华西日报》的工作人员，因而可以确认抗战时期的《华西日报》为中共掌握。参见《张文澄同志谈三十年代末期党和成都进步报刊的关系》，载《成都报刊史料专辑》第8辑，1985年。
②在《木刻专页》《华西画刊》《艺术评论》三个副刊的理论文章中，洪毅然（笔名尼印、吝公）发表35篇，白比发表9篇，陈觉玄发表4篇，徐悲鸿发表1篇，王大化发表2篇，王舜钦发表1篇，郭荆荣发表1篇，何以发表1篇，赵越发表1篇，王希瑾发表2篇，苏文发表2篇，刘既月发表1篇，凌霄发表1篇，施真发表1篇，古人理论节选2篇，“佚名”文章5篇。
参考文献：
[1] 王大化.发刊词[N].华西日报，1938-09-04（4）.
[2] 佚名.“等因’“奉此”[N].华西日报，1942-05-17（3）.
[3] 星期艺术座谈会.本刊的态度[N].华西日报，1942-12-31（3）.
[4]李树生.怒吼的黄河：抗日战争中的中国美术[M].南昌：江西美术出版社，2005：附录.
[5] 李允经.中国现代版画史[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136.
[6] 王舜钦.目前中国艺术的出路[N].华西日报，1942-12-30（4）.
[7] 王舜钦.目前中国艺术的出路[N].华西日报，1943-01-07（4）.
[8] 施真.艺术与政治[N].华西日报，1943-04-23（4）、1943-04-30（4）.
[9]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248.
[10] 朱乃.画家在战时应有的任务[J].抗战画刊，1939，2（2）： 8.
责任编辑 赵文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