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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启蒙本是一个舶来词，自从中国知识分子将这个词引进来之后，其经历了一系列复杂纠缠的命运，尤其是这一过程正好和中国近百年的现代化进程同步，很多人便将启蒙与现代性联系起来，更是将之推上了神坛，也进一步增加了其繁复性与多义性。中国的启蒙运动在某种意义上是从文学的角度切入并以此为突破口再延伸至其他领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既是文学的运动，更是思想启蒙的运动，当时的文学大师鲁迅等人首先是启蒙思想家，然后才是文学家。稍后的新启蒙运动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扩展和纠偏，左翼思想家们称其为新启蒙，但是本质上没有多少不同，仍是五四启蒙运动的继续和发展，其宗旨还是发扬五四的革命传统精神，号召一切爱国分子发动一个反对异族奴役、旧礼教、复古、武断、盲从、迷信以及一切愚民政策的大规模的新启蒙运动，唤起广大人民的抗战和民主的觉醒。新中国成立之初，民众的启蒙也提上日程，文学的地位也提到一定的高度，用文学的手段启蒙民众也成为当时政府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到了20世纪80年代，在西方思潮的影响下，启蒙运动再度来袭，精英知识界的讨论占据正统地位，整个思想界掀起了启蒙的又一轮狂潮，这时的启蒙也被称之为新启蒙。世纪之交尤其是新世纪20年来，启蒙话语渐渐下潜，似有消失之嫌，但其实启蒙意识与启蒙主题在文学的书写中依然存在，或隐或显，或明或暗，这是作家们下意识的选择，启蒙在中国仍是一项未竟的事业。
无论是被称为启蒙还是新启蒙，其表达的意思基本一致，就是精英对普通民众的启迪开化，唤起民众的觉醒，而文学则是最主要的手段之一。由此，国民劣根性的书写和批判是其一以贯之的主题，此外，社会问题的揭露、民生疾苦的关注抑或个体成长的描摹等也深深打上了启蒙的印迹。即便到了21世纪这样一个多元化、无名化的时代，文学的启蒙书写依然未曾停下脚步。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文学研究，启蒙都是无法绕开的一个关键词，就连批评家对当下文学性缺失的批评也是从启蒙性缺乏这一角度切入的。
一、文学启蒙的几个重要阶段
系统梳理百年来中国的文学启蒙书写，大致经历了五四时期、新中国成立至“文革”期间、“文革”结束后的新时期和21世纪这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五四新文学时期。毫无疑问，这一阶段的文学更多地被赋予了社会功能，甚至审美功都只能作出退步，“抑文扬质、以质救文”是当时文学的普遍追求。这一时期文学的启蒙功能也被拔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梁启超的经典论述是最佳明证：“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这一时期的诸多作品都是围绕启蒙展开。鲁迅的作品自不必多说。茅盾的《子夜》等作品也将这一主题呈现出来，新生的事物必将取代老事物的进化论思维是一种典型的启蒙话语。巴金的作品同样如此，关于青年出走的主题对当时乃至现在的青年一代仍然具有启蒙性。曹禺的话剧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和持续的生命力，除了作品本身的戏剧性之外，更多的还是作品主题在新旧交替时代所起到的启蒙作用，尤其是对青年们的影响十分巨大。其他的还有郁达夫的零余者书写、庐隐和冯沅君等人的女性书写等，也都与启蒙相关。
第二个阶段是新中国建立初期的文学。这一阶段无论是对作家的整合改造，还是对文艺期刊的改造，都是为了更好地进行民众启蒙，赵树理的作品被确立为方向是最明显的例子。这一阶段，新的政权刚刚建立，如何巩固政权成为官方思考最多的问题，而通过意识形态的规范和思想上的统一成为主要手段，而如何让百姓的觉悟真正提高，文学的启蒙作用又被推向新的高潮。无论是文艺政策、出版规划、批评家的阐释还是最终的文本呈现都是如此。柳青的《创业史》、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欧阳山的《三家巷》等作品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他们描述的关于农村农民的状态以及对政策观念的宣传等都是直接指向普通民众的，作者的叙述态度也很明确，即“群众书写群众”，最终发展到了浩然的《艳阳天》。在这个阶段，文学的启蒙价值被推上一个新的高度，民众的扫盲等需要作家和文学作出努力，同时为了满足普通大众的阅读能力，很多作家不得不采用更为通俗化和口语化的书写策略。这些作品强调高度写实、体验生活和语言的通俗化，艺术性因而有所折扣。
第三个阶段是新时期文学。“文革”结束后兴起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都具有启蒙的意味，在此之后，文学启蒙运动高潮迭起，西方现代派的引入、先锋文学的形式革新、寻根文学的传统回溯，都是借助文学来进行思想启蒙，只需要回顾当时的各种大讨论，就可以明白一二，如关于朦胧诗的论争，关于王蒙的文学失去轰动效应的讨论，关于经典之争等等都是如此。
在具体的文学创作上，徐星、刘索拉的现代派尝试，王蒙等人的意识流文学，余华、苏童、马原的形式之作，韩少功、张承志的寻根文学等，无一不是在继续着国民性书写这一主题，而其目的仍是寻找一种启蒙的方向。比如马原的小说以藏区为书写对象，充满了神秘性，但是很多情节具有启蒙的意味。到了后期的《牛鬼神蛇》《黄棠一家》《姑娘寨》等作品中，其启蒙精神就更加明显了。
新世纪以来的文学可看作文學启蒙在中国发展的第四个阶段，这一阶段步入无名时代、多元时代，文学死了、文学垃圾论等论断不绝于耳，但是文学的启蒙依然是挥不去的情结，甚至可以说是成熟作家的主要创作动力，而文本最终呈现出来的亦是如此。如贺仲明就指出这一期的文学仍是对五四的回望，主流文学还是启蒙文学。①尤其是很多作家对五四精神的延续是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现象。
新世纪初期的小说书写在评论家看来就是启蒙文学的延续，孟繁华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周大新的）《湖光山色》同李佩甫的《羊的门》、张炜的《丑行或浪漫》、董立勃的《白豆》、林白的《妇女闲聊录》、阎连科的《受活》、摩罗的《六道悲伤》等，一起构成了新世纪启蒙主义文学新的浪潮。”②孟繁华是基于他的阅读经验对新世纪前几年的文学所作出的判断，其实除了这些，一大批的文学作品都富有启蒙精神，孟繁华所列举的这一启蒙阵营还可以不断扩大。 李亦的《药铺林》通过疑难杂症和中药药方以及民间偏方的书写延续着鲁迅《药》的书写，余华的《一九八六》与《狂人日记》的主题相似，都塑造了疯癫者的形象，到了宁肯的《沉默之门》中，疯癫者形象的塑造越发高明了。莫言的作品也是如此，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评审委员会的授奖词是：“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这个授奖词引发了不小的争议。国内外学者对于莫言的小说究竟是魔幻为主还是现实为主，产生了一些分歧。例如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就用“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融合”来评价莫言奇诡的想象力和超现实的创作风格。而国内的学者与评论家则从中国文学本身的发展脉络出发，认为莫言不是照搬西方的魔幻主义，而是更多地承继于五四以来的写实传统，同时借鉴并倚靠着中国农村、民间的现实资源。在《酒国》《生死疲劳》当中，我们依然看到了“食婴”“吃人”这样的情节，在莫言更加夸张、奇诡的魔幻表现背后，是与五四作家相同的反思和现实精神在延续。③
其他的作品还有，女性作家鲁敏的《奔月》与鲁迅的《奔月》在逃离这一主题上异曲同工，这些作家对五四的精神继承延续着启蒙的因子，这些创作都可以看出一种精神的连贯性，一种启蒙的延续性。很多寓言化的书写也极具启蒙性。20世纪末的刘震云的《故乡》系列、21世纪问世的卢一萍的《白山》、安昌河的《羞耻帖》、赵本夫的《天漏邑》、储福金的《念头》、刘亮程的《捎话》等等，包括新时期的一些寻根文学，都是通过寓言书写来达到启蒙的功效。
知识分子型的作家们启蒙意味更为强烈，比如格非、李洱、阎连科等人。格非的《欲望的旗帜》、阎连科的《风雅颂》、李洱的《应物兄》等作品从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着手进行着书写，实际上仍是一种启蒙，这在格非的小说中十分明显，他借助的是古典音乐这一意象来进行启蒙，将之视为启蒙的利器，直到《隐身衣》中他仍在感叹，连古典音乐都没人欣赏了，这个世界究竟怎么了？阎连科的《风雅颂》通过对高校怪象的书写，来揭示一个阶层的堕落，作品出版后引起很大争议，但是其作品骨子里的启蒙思想是不容忽视的，到了《速求共眠》中，作者的态度仍然没变，当大家都被困在铁屋子里要烧死的时候，需要有人站出来告知大家，不是诉求共眠，而是需要有人保持清醒。《应物兄》在2018年出版的时候，一度刮起了李洱旋风，虽然在技法上有些更新，但是主旨方面没有更多的深发，仍是知识分子的批判书写，当然不乏启蒙的因子。小说中反复提及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可以看作是作者探寻的启蒙出路。
张炜的小说也是如此，《能不忆蜀葵》《外省书》《你在高原》《艾约堡秘史》等小说都具有一种知识分子的反思和启蒙在里面。梁鸿的非虚构作品梁庄系列以及《梁光正的光》等也是从知识分子的立场回望乡土并具启蒙性的作品。阎真的《沧浪之水》塑造了从知识分子到现代官僚转换的形象，王家达的《所谓作家》、汤吉夫的《大学纪事》、张者的《桃李》等小说也是以知识分子为主题的小说，且也是批判主题。除了批判性启蒙，还有些小说有一种重塑的意味，如彭定安的《离离原上草》高举理想主义的旗帜，按照理想知识分子对形象进行塑造。徐则臣的《北上》延续寻根文学的笔法，对知识分子身份和命运进行反思，一定程度上回应了1980年代的寻根文学，这和其在《耶路撒冷》等作品中呈现出来的到世界去的逃离书写有了很大的区别，他的启蒙情怀在《王成如海》中也有所展露。
历史书写方面，余华的《兄弟》通过回望历史的方式来进行人性的深度刻画与启蒙探索，小说出版后争议不断，虽然质疑批判的声音不绝于耳，但是作品中所蕴含的启蒙情怀是无法绕开的，正是作者将民众愚昧的一面撕开来才导致了文本的过分露骨。修白的《金川河》通过家族与历史的双线叙事来完成历史启蒙。韩少功的《修改过程》书写“七七级”这一特殊的群体，这一群体因社会而启蒙，又成为社会的启蒙者。
毕飞宇的《平原》、李陀的《无名指》、傅星的《怪鸟》等作品也反思历史，从而进行启蒙，希望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这也正是启蒙的终极目的。除了知识分子的自我反思，对国民性批判也是启蒙书写的题中之义，这在乡土书写特别明显。鲁迅開创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国民劣根性书写在当下依旧兴盛，对乡村的批判性书写以及民众启蒙依然是创作主线。虽然当前不少作家对乡土的书写以猎奇为主，多描写、揭露农村农民阴暗的一面，甚至很多时候采用魔幻的手法进行夸大，但同时也不乏启蒙的一面。潘宁的《假太阳》是对乡村中国的精神写照，章泥的《迎风山上的告别》是一部扶贫主题的小说，但是小说中仍不忘对国民的一些劣迹进行呈现，比如村民偷取扶贫公路建设的水泥现象，小说扶贫先需扶志的主题更是农民启蒙的题中之义。葛水平的《裸地》《活水》等作品亦是如此。总体来看，乡土书写最大的主题仍然集中在对乡村所藏污纳垢的批判，同时又对乡村面临现代化冲击表示一定程度的担忧，下文关于启蒙与现代性的问题会进一步论述。
近期持续升温的反腐文学也具有启蒙的味道。红日的《驻村笔记》虽是一部聚焦脱贫攻坚的作品，主要书写对象是乡村，但同时也是一部反映基层腐败的作品，这里的腐败既有个人利益的获取，也有不作为、乱作为的情况。许春樵的《放下武器》聚焦反腐，却提出了每一个人都有成为腐败分子可能的结论。张平的《重新生活》与之异曲同工，主题是反腐题材，但是从国民性的角度进行思考，提出了人人都是腐败一员的论断，既振聋发聩，也道出了实情，对滋生腐败的文化土壤进行全方位书写，批判性和启蒙性昭然若揭。当然，与乡土书写并列的城市书写也同样富含启蒙色彩。晓航的《游戏是不能忘记的》、王宏图的《迷城》以及邱华栋的城市系列等作品通过对城市人精神困境的描摹来达到启蒙的目的，只是这样的城市书写在当前的文学书写中比较稀少。
总体观之，当下文学的启蒙书写仍是文学创作重要的一隅，除了显性书写，隐性书写更是大量存在，如高磊指出的，王安忆的《长恨歌》就具有一种“隐性启蒙”①。这种隐性启蒙是文学的共性，延伸到了绝大部分的作品中。
二、当下文学启蒙书写的 另几种样式
除了上述作家们的启蒙延续，很多类型写作也秉持了这一启蒙精神，值得单列出来讨论，因为这些类型写作在一般的观念中很难和启蒙扯上关系，其实不然。
第一个样式是女性书写，女性书写自然与女性启蒙不无关系，五四时期冯沅君、冰心等人的作品书写女性解放，就是唤起女性的启蒙。當下还有不少作品延续着五四时期的主题，尤其是关于娜拉出走之后的这一话题仍被反复讨论，女性解放从经济独立发展到人格独立，特别是精神层面的独立。但是早期的女性文学欲望自主更多，比如卫慧、棉棉的书写。进一步成熟之后的女性书写更多探究的是人格的独立。这些女作家们孜孜不倦地对男性进行着打击，很大一部分因素在于对女性启蒙的渴望，其潜台词就是我们已经自主了，我们要通过作品让更多的女性获得解放。林白、陈染、虹影等人的作品就是女性启蒙在当下的延续。
林白的小说经历了一个由单纯欲望书写到启蒙书写的过程。后期小说超越了浅层次的女性欲望书写，到了《妇女闲聊录》中，启蒙意味就昭然若揭了。海男的《花纹》也是这种转型书写，海男的启蒙还用诗歌这一体裁来呈现。张抗抗的《作女》颇有意思，在一群作女作完之后，女性的解放还是没有找到最终的答案，只能再度出走。
到了新一代的女性作家们那里，启蒙意识从一开始就是存在的，并且不仅仅局限在女性话语和女性启蒙那里。盛可以的《北妹》是一种乡村和女性的双重启蒙，到了《息壤》中还是如此，将女性命运与整个社会的变动结合起来。李凤群的《大野》继续书写“娜拉”出走的话题，女性离家出走的命运如何，其塑造了在桃这一形象又给出了一个答案。
第二个样式是青春写作。青年写作一直被当成一个话题在讨论，自从1998年的第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举行之后，一批青年作家步入文坛，掀起了青春风暴，近几年来90后作家又被集束式推出，这些作家们多以校园生活、青年爱恋等主题为写作方向，但是依旧具有启蒙的元素，尤其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青年作家们逐渐从幼稚走向成熟，作品中的启蒙性就更为明显了，比如韩寒，他试图充当一代人的精神领袖，其作品更多的也是启蒙主题，杂文、小说都是如此。张悦然转型之后的野心更大，历史、启蒙都是她的主题，在《茧》中，作者明显将笔触伸向了宏大的历史，超越了以往的个体性书写，这种对历史的追寻始终有一种启蒙的意味，尤其是所谓无根一代的青年们，需要铭记怎样的历史，又该如何面对现实，这是一种借历史来启蒙的书写策略。春树、蔡骏、笛安、颜歌、安妮宝贝等作家的书写近年来都走向后青春写作，启蒙性也大大加强了。
90后作家李唐的《身外之海》也可看作新生代作家启蒙文学的代表性作品。小说对人生的意义进行了深入讨论，借人物李尔之口直抒“人生真是毫无意义啊”，贯穿全书的“无意义节”也是很有深意的书写，意义究竟为何物引人深思。为了探寻人生的意义抑或存在的意义，小说着力书写了会说话的狼这一情节，这种将动物异化为人的反异化书写颇有意味。异化书写在文学中较为常见，这是对时代反思最好的手段，卡夫卡将人变为甲壳虫开启了经典模式，被多次效仿，李唐的《动物之心》中描述了人变为动物的故事。而在《身外之海》中，将动物异化为人，虽然在技术层面仅仅是一种反向模仿，但是深意无限，尤其是结合当下所处的时代，警示性和启蒙性不言而喻。同时，小说将时间这一主题进行了升华，透过时间主题思索生命的意义。小说将简单的青春追忆提升到时光追寻的高度，关于时间的意象多次出场，如时光机的出现、对老物件的痴迷、记忆博物馆、“冻结的时间”等等，似乎还是对失去青春的缅怀，但是已经有了对人生、生命、时间哲理化的思索，尤其是“冰屋”这一“死”的内部的描写，将时光、生命、死亡进行了极富想象和抽象的概括描述，将人生意义的思索迈向新的高度。
第三个样式是科幻书写，前段时间《流浪地球》上映后掀起了科幻狂潮，其实所蕴含的一层意思就是大家对科幻的期待。科幻的魅力并不只是在于其描写的东西是关于未来的或者是超现实的，而是其中所包含的对人类命运的思索，启蒙性也是它重要的一面。在这一方面，无论是刘慈欣的《三体》、郝景芳的《北京折叠》，还是七堇年的《无梦之境》、张辛欣的《IT84》，虽然书写的仿佛都是另一个时空中的事物，但是其思想也与现实相关，对人工智能的反思、对人性的反省等仍旧可以和启蒙扯上关联。21世纪初期陈众议的《风醉月迷》就已经开始对电子时代的来临进行了反思，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和科学边界的不断突破，科幻文学这一题材也会进一步发展，对人类的警醒与启蒙也会不断加强。
第四个样式是网络文学。网络书写一般而言是纯娱乐的，但是其骨子里仍是启蒙思想在作祟，试图拯救天下苍生的侠士梦往往是网络小说的重要主旨，比如猫腻的《将夜》以启蒙价值为核心对传统儒家思想进行改造①。大量的女主小说也具有女性启蒙的一面，比如尼卡的《忽而至夏》、李可的《杜拉拉升职记》、闲听花落的《锦桐》等。再比如一些网络作品采用宏大叙事和现实主义的策略，继续保持启蒙精神。李晓敏的《遍地狼烟》通过民间抗战的书写表现民众的启蒙，齐橙的《大国重工》也是如此，作品是对“启蒙”与“图强”传统的延续，在写法上也参照了中国传统的子部传统。②特别是一些仅仅通过网络这一平台发布的具有纯文学意味的作品启蒙性更强，比如慕容雪村的《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宁肯的《蒙面之城》、金宇澄的《繁花》等。
不过，由于网络文学基数太大，阅读有限，无法过多展开论述，但是随着学界对其的重视、主流文学的合理引导以及消费群体基数的庞大，网络文学未来发展不可限量，其关于启蒙的主题也必将迎来更大的发挥。
三、启蒙与现代性究竟关系如何？
启蒙在中国还与现代性这一术语挂上了钩，启蒙现代性成为一个常见的表述方式。为何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现象？其实很简单，这两个术语涉及的是一个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的关系问题，毫无疑问，中国经济上的现代化发展十分迅速，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中国几十年走过了西方几百年所走过的道路，那么问题来了，经济建设可以提速，但是文化建设没那么简单，特别是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的矛盾重重，正如赵毅衡所分析的那样，文化事业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在这一过程中就出现了种种的问题、阵痛、矛盾，而且社会也不可能在较短的时期内就能修复好发展所带来的创伤，发展中的阵痛用文学的方式表达呈现出来，这样的作品往往被冠以现代性批判，而批判之中不乏启蒙的因子。这样的文学书写极为常见，一系列反映城市化进程的作品大多是基于批判立场的，批判的同时也在探询和解之道，这也是启蒙的题中之义。关仁山《白纸门》书写传统文化遭受现代性的冲击，到了《戳脚》中，关仁山继续书写城市化的进程，对金钱至上的社会价值观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批判，虽然最终城和乡达成了和解，但是其中提到的民间偏方治愈了城市中的科学医疗手段都无法治愈的疾病，其中所蕴含的深意不言而已，联系起文中重要的传统武术这一意象，现代性批判和启蒙意味不言而喻。李佩甫的《平原客》既是反腐小说，也是一部探寻城乡关系的作品。主人公李德林在某种程度上隐喻了城乡的二元对立，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城愁与乡愁。阿乙的《早上九点叫醒我》，通过对一场仓促、敷衍的葬礼讲述，回溯了宏阳如何利用自身的暴力优势和欺骗之术，成为镇上“名人”的经历，由此对逐渐消失的乡村及其众多人物进行了画卷式的描写，表现了对乡村破败的隐忧。《年轻正气》以青年返乡视角书写乡村权力问题。梁鸿的《梁光正的光》塑造了梁光正这一中国普通农民形象，通过梁光正的寻亲之路，回顾了中国农村的变迁史，也书写了农村当下的现状。陈仓的《后土寺》延续其农民进城的书写，聚焦城乡矛盾，讲述父亲与儿子两人进城的际遇，是一部深描现实的作品，在反映城乡矛盾的时候努力探询和解之道。在文学中，启蒙与现代性的关系表现为一种现代化的反思与批判。鲁迅的《故乡》对破败乡村的书写，既是回望，更是一种告别，这种传统一直延续了下来。赵本夫的《无土时代》中心主题就是质疑现代性，陈忠实的《白鹿原》书写的也是乡土文明在现代化浪潮冲击之下的命运。贾平凹的作品更极具代表性，几乎所有作品都是这一主题的反复书写，《秦腔》书写现代性带给乡村的种种恶果，《山本》书写的是现代革命对传统农耕文明的终结，现代性是小说的关键词之一。就连小说的语言也是破碎的，而破碎正是现代化的重要特征。①《山本》的现代性表现在传统的农业生产关系遭遇解体，自身内在分裂，表达了人们在现代生产方式中感到的人性异化与精神困惑。贾平凹的其他作品《高兴》《古炉》《带灯》《极花》等都与这一主题相关，这其中也深深嵌入了一种乡村启蒙情怀。 这种城市化浪潮中的现代性批判一度成为作家们的惯常主题。周大新的《湖光山色》表达了一种乡村改革的艰难，其中对人性复杂的书写与乡村中丑陋一面的呈现是极其震撼的。王妹英的《得城记》书写了主人公的都市化之旅，但是并没有真正融入城市。孙惠芬的《吉宽的马车》、刘震云的《我叫刘跃进》等作品也是如此。在阎连科那里，这样的呈现有了魔幻的味道，虽然极尽夸张，但是其中所蕴含的批判与启蒙意味是一脉相承的。阎连科的作品可以说将现代性批判与乡土启蒙推向极致，他以故乡耙耧山脉为背景创作了一批乡土题材作品，描写了许多“非常态”的现象，它们给小说染上了沉重、压抑、悲凉的氛围，《你好，金莲》《情感狱》《丁庄梦》《受活》都是如此。这种对苦难书写导致的文本呈冷色调。这种对底层苦难的书写让不少人难以适应，许三观卖血生存的书写已然让很多人揪心，而阎连科则更进一步，《日光流年》中，为扭转全村人短寿的局面，村长带领大家修渠，而资金来源则是女性出卖肉体，男性卖肉皮，可谓触目惊心。《丁庄梦》中为了脱贫致富，人们疯狂卖血，最终被艾滋病缠上。《受活》中为了赚钱的人们，不惜以自己的残疾躯体放弃尊严去取悦健全人。《炸裂志》中仍旧不断地以夸张的笔墨书写为了生存而出卖自己的众生，为了“炸裂村”能以最快的速度发展起来，村长将村里的年轻人全部赶去城市，最终男的沦为小偷、强盗，女的沦为了妓女。到了《速求共眠》中，已经到了出卖亡妻骨灰的地步。这些为了生存的需要和对财富追逐的荒诞行为，并不仅仅指向贩卖本身，而是深深隐喻了经济进步所付出的代价。苦难会带来人的异化，高速发达的社会也会导致同样的结果。
近年来的非理性书写更是如此，这种民间信仰复活，对未知事物的敬畏之心很大意义上是针对现代化潮流而言，科技带来的便利多，但是值得反思的地方也多。总体观察，与农村相关的书写都有一种现代化进程的描写与现代性的批判书写。阿来的《尘埃落定》书写的种植鸦片取代传统农作物，也是一种现代的入侵。其他华文书写中，《侠隐》这样的作品就颇值得玩味，葛亮的《朱雀》《北鸢》等作品也暗含着现代性反思的成分。启蒙与现代性这两个西方的概念缠绕着中国的知识界，中国百年来的命运似乎也和这两个词共同沉浮。
四、大众化是启蒙的合法路径吗？
当下还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启蒙的大众化问题，当启蒙者成为公知、网络大V，启蒙的渠道通过影视、网络等大众媒体的时候，启蒙是否也走向了大众化或者说应该走向大众化？
大众化一直是学界比较关注的话题，视听文明时代来临之后，文学也不得不面临大众化。启蒙与大众化密不可分，新文学运动发生之际，胡适提倡的白话文写作，说到底是为了让更多的普通人看懂读懂作品，接受书本知识，扩大启蒙的受众层面。20世纪20年代左翼诗歌的普罗化之宗旨也是如此。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改造也是为了让更多的老百姓获取文学资源，达到启蒙的目的，因此采取了多样化的方式;时下的大众化更是如此，文学与影视联姻，网络书写方兴未艾，畅销书经久不衰，但是大众化真的是启蒙的合法路径吗？很明显的结果就是，这些打着大众化的旗号所进行的各种文学运动并没有结出丰硕的艺术成果，当我们回过头去打量那些大众化的作品并没有长久的生命力，甚至启蒙本身所起到的作用也甚是微小。
虽然将文化分为高雅和通俗这样的二元划分模式会遭到不少人的质疑和诟病，但是其区分是客观存在的，高雅文化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很多人急功近利，为了让高雅文化尽快发挥其效用，就采用高雅通俗化的手段，最为明显的是将文学影视化。以刘震云为例，他近年来的创作基本上具有了影视脚本的意味，这在一定程度上会损害小说的艺术性。严歌苓的《芳华》也是因为影视脚本化使得艺术上有瑕疵。
女性写作一度也借着大众化走上了极端，她们打着女性解放与启蒙的幌子进行着欲望书写，其目的更多地还是为了作品的销量，这也是一种大众化的启蒙模式，无论是策划者还是作者本人，都希望加入畅销书的行列，是一种典型的市场化和大众化的写作。以安妮宝贝为例，她后来的转型就是对此的否定，甚至连笔名都要修改成为庆山，虽然评论界批评她不是改了名字就可以加入纯文学的行列，但是她自己确实有这样的打算。由此可以看出，女性写作有一部分是打着启蒙幌子的市场化书写，另一方面也可看出文学的雅俗之分的确存在。
在文学界关于雅俗之争的现象十分多。比如2005年的“韩白”之争较为典型，韩寒站在大众化的立场上反对精英批评的声音，这是一种典型的反启蒙、反智主义，虽然韩寒本人也期望充当启蒙领导者，但是他断然拒绝别人的启蒙。即便是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反对的声音也同样存在，坚守文学精英性一面的人大有存在，正是不同声音的交锋才使得启蒙之路绵延不绝。
不过，也有作家固守着精英主义的笔调，比如格非。每位作家的创作都有固定的内核。格非创作的内核是精英立场与知识分子写作。这种知识分子气质既来自西洋文学的熏陶，也吸取了中国传统士大夫文人的精髓。这种知识分子情结使他一直恪守精英立场，由此在他的作品中一直伴随着先锋影子、批判的锋芒和古典音乐的主题，无论是其早期的“先锋”作品还是后期的“现实主义”力作无不如此。《迷舟》《傻瓜的诗篇》《褐色鸟群》《敌人》《边缘》《欲望的旗帜》《人面桃花》《不过是垃圾》《山河入梦》《蒙娜麗莎的微笑》《春尽江南》《隐身衣》等等作品表面看来风格迥异，实际上作品深处都呈现出先锋品格、启蒙理想和批判意识。先锋性、启蒙性和批判性都是以精英主义为旨归的。而其固有的精英特质虽然使得他的文本与大众具有一定的距离，但是时间却证明了格非的作品的经典性与启蒙的长效性。
文学的过分大众化会在当前大量的文学作品影视脚本化中就可以看出端倪。启蒙本身是精英行为，其载体也应当保持其精英的一面。高雅文化尤其有存在的必要性，尤其是文学，需要继续保持其固有的清高，尽量与通俗化保持适当的距离。过分的大众化书写会导致书写仅仅停留在故事表面而无法深入内里，其启蒙效用也会大打折扣，甚至根本就是无效的。 结语：启蒙，一项未竟的事业
启蒙是无法消失也无法停滞的，关于启蒙是假命题、伪命题的诟病质疑以及反智主义、反启蒙的口号也甚嚣尘上，但是文学书写的时候，作家们将这一理念是贯彻到底的。如果文学书写都不提及了，那世界还有什么希望可言？虽然启蒙、新启蒙、后启蒙交替出现，但是宗旨是一以贯之的，当下的启蒙更下潜、更隐秘，但是力度并没有折损，余华的《第七天》那样的对人死都不能安生的社会现实的揭露，阎连科的《速求共眠》对困在铁屋子里的人们的警醒，李洱的《应物兄》对知识界的深描等，都是饱含启蒙力度的作品。
启蒙总是意味着一方对另一方的控制，在当下多元化的时代，自由、自主、独立是每个人的基本追求，这样的语境之下，启蒙话语存在的语境似乎消失了。其实不然，启蒙的本質在于精英对一般民众的引领，即便是最纯粹的民粹主义，也需要有领导者，而领导者无法不由精英担任。如若彻底大众化，又该谁来启蒙？当反智主义兴盛，知识分子被冠以臭老九的时候，启蒙去向何方？批判的停顿是启蒙消失这一假象的重要原因。福柯在《什么是批判》中论述的根本问题其实是“什么是启蒙”，到了文末他才点破：批判即是启蒙。中国学者邓晓芒也将其关于启蒙的著作命名为《批判与启蒙》，而当下批评的声音越来越少，特别是作家、批评家、媒体形成了同构关系，以捧为核心，这也是造成启蒙停滞感觉的原因，但是批评的声音并没有完全消失，文艺领域一直不乏锐评的声音。比如李建军、鲁太光、杨光祖等知名学者以及《文学自由谈》《文学报·新批评》这样的批评家文学报刊仍在坚守，对文坛发出尖锐的声音。
每年的五四，社会各界都会进行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对那场启蒙运动念念不忘，正如刘勇指出的那样，五四是不可或缺的，这不仅因为它是现代文学学科的立足点，更重要的是，它所代表和传达的启蒙精神直到今天仍然对中国文化、中国社会具有重大的价值和意义。也即是说，直到今天，启蒙精神仍是不可或缺的，而文学，正是对此坚守耕耘的最丰沃的一片土地。
① 贺仲明：《新文学与农民：和谐与错位——对新文学与农民关系的检讨》，《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6期。
② 孟繁华：《小说现场》，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132页。
③ 刘勇：《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性、当代性与经典性》，《当代文坛》2019年第2期。
① 高磊：《家与弄堂——〈传奇〉与〈长恨歌〉意象生成比较》，《文艺争鸣》2005年第1期。
① 邵燕君：《〈中国网络文学20年·典文集〉篇目推荐词·猫腻〈将夜〉》，《文学报》2018年12月27日。
② 闫海田：《子部传统的复活：盛世中国的文化征象——评齐橙的〈大国重工〉》，《文艺报》2019年1月29日。
① 陈思和：《试论贾平凹〈山本〉的民间性、传统性和现代性》，《小说评论》2018年第4期。
责任编辑：朱亚南
作者简介
刘小波，1987年生，博士，《当代文坛》编辑，研究方向为艺术理论与批评、中国当代文学。曾在《当代文坛》《小说评论》《扬子江评论》《文化研究》《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等刊物发表论文，有多篇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
启蒙本是一个舶来词，自从中国知识分子将这个词引进来之后，其经历了一系列复杂纠缠的命运，尤其是这一过程正好和中国近百年的现代化进程同步，很多人便将启蒙与现代性联系起来，更是将之推上了神坛，也进一步增加了其繁复性与多义性。中国的启蒙运动在某种意义上是从文学的角度切入并以此为突破口再延伸至其他领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既是文学的运动，更是思想启蒙的运动，当时的文学大师鲁迅等人首先是启蒙思想家，然后才是文学家。稍后的新启蒙运动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扩展和纠偏，左翼思想家们称其为新启蒙，但是本质上没有多少不同，仍是五四启蒙运动的继续和发展，其宗旨还是发扬五四的革命传统精神，号召一切爱国分子发动一个反对异族奴役、旧礼教、复古、武断、盲从、迷信以及一切愚民政策的大规模的新启蒙运动，唤起广大人民的抗战和民主的觉醒。新中国成立之初，民众的启蒙也提上日程，文学的地位也提到一定的高度，用文学的手段启蒙民众也成为当时政府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到了20世纪80年代，在西方思潮的影响下，启蒙运动再度来袭，精英知识界的讨论占据正统地位，整个思想界掀起了启蒙的又一轮狂潮，这时的启蒙也被称之为新启蒙。世纪之交尤其是新世纪20年来，启蒙话语渐渐下潜，似有消失之嫌，但其实启蒙意识与启蒙主题在文学的书写中依然存在，或隐或显，或明或暗，这是作家们下意识的选择，启蒙在中国仍是一项未竟的事业。
无论是被称为启蒙还是新启蒙，其表达的意思基本一致，就是精英对普通民众的启迪开化，唤起民众的觉醒，而文学则是最主要的手段之一。由此，国民劣根性的书写和批判是其一以贯之的主题，此外，社会问题的揭露、民生疾苦的关注抑或个体成长的描摹等也深深打上了启蒙的印迹。即便到了21世纪这样一个多元化、无名化的时代，文学的启蒙书写依然未曾停下脚步。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文学研究，启蒙都是无法绕开的一个关键词，就连批评家对当下文学性缺失的批评也是从启蒙性缺乏这一角度切入的。
一、文学启蒙的几个重要阶段
系统梳理百年来中国的文学启蒙书写，大致经历了五四时期、新中国成立至“文革”期间、“文革”结束后的新时期和21世纪这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五四新文学时期。毫无疑问，这一阶段的文学更多地被赋予了社会功能，甚至审美功都只能作出退步，“抑文扬质、以质救文”是当时文学的普遍追求。这一时期文学的启蒙功能也被拔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梁启超的经典论述是最佳明证：“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这一时期的诸多作品都是围绕启蒙展开。鲁迅的作品自不必多说。茅盾的《子夜》等作品也将这一主题呈现出来，新生的事物必将取代老事物的进化论思维是一种典型的启蒙话语。巴金的作品同样如此，关于青年出走的主题对当时乃至现在的青年一代仍然具有启蒙性。曹禺的话剧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和持续的生命力，除了作品本身的戏剧性之外，更多的还是作品主题在新旧交替时代所起到的启蒙作用，尤其是对青年们的影响十分巨大。其他的还有郁达夫的零余者书写、庐隐和冯沅君等人的女性书写等，也都与启蒙相关。
第二个阶段是新中国建立初期的文学。这一阶段无论是对作家的整合改造，还是对文艺期刊的改造，都是为了更好地进行民众启蒙，赵树理的作品被确立为方向是最明显的例子。这一阶段，新的政权刚刚建立，如何巩固政权成为官方思考最多的问题，而通过意识形态的规范和思想上的统一成为主要手段，而如何让百姓的觉悟真正提高，文学的启蒙作用又被推向新的高潮。无论是文艺政策、出版规划、批评家的阐释还是最终的文本呈现都是如此。柳青的《创业史》、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欧阳山的《三家巷》等作品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他们描述的关于农村农民的状态以及对政策观念的宣传等都是直接指向普通民众的，作者的叙述态度也很明确，即“群众书写群众”，最终发展到了浩然的《艳阳天》。在这个阶段，文学的启蒙价值被推上一个新的高度，民众的扫盲等需要作家和文学作出努力，同时为了满足普通大众的阅读能力，很多作家不得不采用更为通俗化和口语化的书写策略。这些作品强调高度写实、体验生活和语言的通俗化，艺术性因而有所折扣。
第三个阶段是新时期文学。“文革”结束后兴起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都具有启蒙的意味，在此之后，文学启蒙运动高潮迭起，西方现代派的引入、先锋文学的形式革新、寻根文学的传统回溯，都是借助文学来进行思想启蒙，只需要回顾当时的各种大讨论，就可以明白一二，如关于朦胧诗的论争，关于王蒙的文学失去轰动效应的讨论，关于经典之争等等都是如此。
在具体的文学创作上，徐星、刘索拉的现代派尝试，王蒙等人的意识流文学，余华、苏童、马原的形式之作，韩少功、张承志的寻根文学等，无一不是在继续着国民性书写这一主题，而其目的仍是寻找一种启蒙的方向。比如马原的小说以藏区为书写对象，充满了神秘性，但是很多情节具有启蒙的意味。到了后期的《牛鬼神蛇》《黄棠一家》《姑娘寨》等作品中，其启蒙精神就更加明显了。
新世纪以来的文学可看作文學启蒙在中国发展的第四个阶段，这一阶段步入无名时代、多元时代，文学死了、文学垃圾论等论断不绝于耳，但是文学的启蒙依然是挥不去的情结，甚至可以说是成熟作家的主要创作动力，而文本最终呈现出来的亦是如此。如贺仲明就指出这一期的文学仍是对五四的回望，主流文学还是启蒙文学。①尤其是很多作家对五四精神的延续是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现象。
新世纪初期的小说书写在评论家看来就是启蒙文学的延续，孟繁华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周大新的）《湖光山色》同李佩甫的《羊的门》、张炜的《丑行或浪漫》、董立勃的《白豆》、林白的《妇女闲聊录》、阎连科的《受活》、摩罗的《六道悲伤》等，一起构成了新世纪启蒙主义文学新的浪潮。”②孟繁华是基于他的阅读经验对新世纪前几年的文学所作出的判断，其实除了这些，一大批的文学作品都富有启蒙精神，孟繁华所列举的这一启蒙阵营还可以不断扩大。 李亦的《药铺林》通过疑难杂症和中药药方以及民间偏方的书写延续着鲁迅《药》的书写，余华的《一九八六》与《狂人日记》的主题相似，都塑造了疯癫者的形象，到了宁肯的《沉默之门》中，疯癫者形象的塑造越发高明了。莫言的作品也是如此，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评审委员会的授奖词是：“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这个授奖词引发了不小的争议。国内外学者对于莫言的小说究竟是魔幻为主还是现实为主，产生了一些分歧。例如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就用“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融合”来评价莫言奇诡的想象力和超现实的创作风格。而国内的学者与评论家则从中国文学本身的发展脉络出发，认为莫言不是照搬西方的魔幻主义，而是更多地承继于五四以来的写实传统，同时借鉴并倚靠着中国农村、民间的现实资源。在《酒国》《生死疲劳》当中，我们依然看到了“食婴”“吃人”这样的情节，在莫言更加夸张、奇诡的魔幻表现背后，是与五四作家相同的反思和现实精神在延续。③
其他的作品还有，女性作家鲁敏的《奔月》与鲁迅的《奔月》在逃离这一主题上异曲同工，这些作家对五四的精神继承延续着启蒙的因子，这些创作都可以看出一种精神的连贯性，一种启蒙的延续性。很多寓言化的书写也极具启蒙性。20世纪末的刘震云的《故乡》系列、21世纪问世的卢一萍的《白山》、安昌河的《羞耻帖》、赵本夫的《天漏邑》、储福金的《念头》、刘亮程的《捎话》等等，包括新时期的一些寻根文学，都是通过寓言书写来达到启蒙的功效。
知识分子型的作家们启蒙意味更为强烈，比如格非、李洱、阎连科等人。格非的《欲望的旗帜》、阎连科的《风雅颂》、李洱的《应物兄》等作品从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着手进行着书写，实际上仍是一种启蒙，这在格非的小说中十分明显，他借助的是古典音乐这一意象来进行启蒙，将之视为启蒙的利器，直到《隐身衣》中他仍在感叹，连古典音乐都没人欣赏了，这个世界究竟怎么了？阎连科的《风雅颂》通过对高校怪象的书写，来揭示一个阶层的堕落，作品出版后引起很大争议，但是其作品骨子里的启蒙思想是不容忽视的，到了《速求共眠》中，作者的态度仍然没变，当大家都被困在铁屋子里要烧死的时候，需要有人站出来告知大家，不是诉求共眠，而是需要有人保持清醒。《应物兄》在2018年出版的时候，一度刮起了李洱旋风，虽然在技法上有些更新，但是主旨方面没有更多的深发，仍是知识分子的批判书写，当然不乏启蒙的因子。小说中反复提及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可以看作是作者探寻的启蒙出路。
张炜的小说也是如此，《能不忆蜀葵》《外省书》《你在高原》《艾约堡秘史》等小说都具有一种知识分子的反思和启蒙在里面。梁鸿的非虚构作品梁庄系列以及《梁光正的光》等也是从知识分子的立场回望乡土并具启蒙性的作品。阎真的《沧浪之水》塑造了从知识分子到现代官僚转换的形象，王家达的《所谓作家》、汤吉夫的《大学纪事》、张者的《桃李》等小说也是以知识分子为主题的小说，且也是批判主题。除了批判性启蒙，还有些小说有一种重塑的意味，如彭定安的《离离原上草》高举理想主义的旗帜，按照理想知识分子对形象进行塑造。徐则臣的《北上》延续寻根文学的笔法，对知识分子身份和命运进行反思，一定程度上回应了1980年代的寻根文学，这和其在《耶路撒冷》等作品中呈现出来的到世界去的逃离书写有了很大的区别，他的启蒙情怀在《王成如海》中也有所展露。
历史书写方面，余华的《兄弟》通过回望历史的方式来进行人性的深度刻画与启蒙探索，小说出版后争议不断，虽然质疑批判的声音不绝于耳，但是作品中所蕴含的启蒙情怀是无法绕开的，正是作者将民众愚昧的一面撕开来才导致了文本的过分露骨。修白的《金川河》通过家族与历史的双线叙事来完成历史启蒙。韩少功的《修改过程》书写“七七级”这一特殊的群体，这一群体因社会而启蒙，又成为社会的启蒙者。
毕飞宇的《平原》、李陀的《无名指》、傅星的《怪鸟》等作品也反思历史，从而进行启蒙，希望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这也正是启蒙的终极目的。除了知识分子的自我反思，对国民性批判也是启蒙书写的题中之义，这在乡土书写特别明显。鲁迅開创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国民劣根性书写在当下依旧兴盛，对乡村的批判性书写以及民众启蒙依然是创作主线。虽然当前不少作家对乡土的书写以猎奇为主，多描写、揭露农村农民阴暗的一面，甚至很多时候采用魔幻的手法进行夸大，但同时也不乏启蒙的一面。潘宁的《假太阳》是对乡村中国的精神写照，章泥的《迎风山上的告别》是一部扶贫主题的小说，但是小说中仍不忘对国民的一些劣迹进行呈现，比如村民偷取扶贫公路建设的水泥现象，小说扶贫先需扶志的主题更是农民启蒙的题中之义。葛水平的《裸地》《活水》等作品亦是如此。总体来看，乡土书写最大的主题仍然集中在对乡村所藏污纳垢的批判，同时又对乡村面临现代化冲击表示一定程度的担忧，下文关于启蒙与现代性的问题会进一步论述。
近期持续升温的反腐文学也具有启蒙的味道。红日的《驻村笔记》虽是一部聚焦脱贫攻坚的作品，主要书写对象是乡村，但同时也是一部反映基层腐败的作品，这里的腐败既有个人利益的获取，也有不作为、乱作为的情况。许春樵的《放下武器》聚焦反腐，却提出了每一个人都有成为腐败分子可能的结论。张平的《重新生活》与之异曲同工，主题是反腐题材，但是从国民性的角度进行思考，提出了人人都是腐败一员的论断，既振聋发聩，也道出了实情，对滋生腐败的文化土壤进行全方位书写，批判性和启蒙性昭然若揭。当然，与乡土书写并列的城市书写也同样富含启蒙色彩。晓航的《游戏是不能忘记的》、王宏图的《迷城》以及邱华栋的城市系列等作品通过对城市人精神困境的描摹来达到启蒙的目的，只是这样的城市书写在当前的文学书写中比较稀少。
总体观之，当下文学的启蒙书写仍是文学创作重要的一隅，除了显性书写，隐性书写更是大量存在，如高磊指出的，王安忆的《长恨歌》就具有一种“隐性启蒙”①。这种隐性启蒙是文学的共性，延伸到了绝大部分的作品中。
二、当下文学启蒙书写的 另几种样式
除了上述作家们的启蒙延续，很多类型写作也秉持了这一启蒙精神，值得单列出来讨论，因为这些类型写作在一般的观念中很难和启蒙扯上关系，其实不然。
第一个样式是女性书写，女性书写自然与女性启蒙不无关系，五四时期冯沅君、冰心等人的作品书写女性解放，就是唤起女性的启蒙。當下还有不少作品延续着五四时期的主题，尤其是关于娜拉出走之后的这一话题仍被反复讨论，女性解放从经济独立发展到人格独立，特别是精神层面的独立。但是早期的女性文学欲望自主更多，比如卫慧、棉棉的书写。进一步成熟之后的女性书写更多探究的是人格的独立。这些女作家们孜孜不倦地对男性进行着打击，很大一部分因素在于对女性启蒙的渴望，其潜台词就是我们已经自主了，我们要通过作品让更多的女性获得解放。林白、陈染、虹影等人的作品就是女性启蒙在当下的延续。
林白的小说经历了一个由单纯欲望书写到启蒙书写的过程。后期小说超越了浅层次的女性欲望书写，到了《妇女闲聊录》中，启蒙意味就昭然若揭了。海男的《花纹》也是这种转型书写，海男的启蒙还用诗歌这一体裁来呈现。张抗抗的《作女》颇有意思，在一群作女作完之后，女性的解放还是没有找到最终的答案，只能再度出走。
到了新一代的女性作家们那里，启蒙意识从一开始就是存在的，并且不仅仅局限在女性话语和女性启蒙那里。盛可以的《北妹》是一种乡村和女性的双重启蒙，到了《息壤》中还是如此，将女性命运与整个社会的变动结合起来。李凤群的《大野》继续书写“娜拉”出走的话题，女性离家出走的命运如何，其塑造了在桃这一形象又给出了一个答案。
第二个样式是青春写作。青年写作一直被当成一个话题在讨论，自从1998年的第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举行之后，一批青年作家步入文坛，掀起了青春风暴，近几年来90后作家又被集束式推出，这些作家们多以校园生活、青年爱恋等主题为写作方向，但是依旧具有启蒙的元素，尤其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青年作家们逐渐从幼稚走向成熟，作品中的启蒙性就更为明显了，比如韩寒，他试图充当一代人的精神领袖，其作品更多的也是启蒙主题，杂文、小说都是如此。张悦然转型之后的野心更大，历史、启蒙都是她的主题，在《茧》中，作者明显将笔触伸向了宏大的历史，超越了以往的个体性书写，这种对历史的追寻始终有一种启蒙的意味，尤其是所谓无根一代的青年们，需要铭记怎样的历史，又该如何面对现实，这是一种借历史来启蒙的书写策略。春树、蔡骏、笛安、颜歌、安妮宝贝等作家的书写近年来都走向后青春写作，启蒙性也大大加强了。
90后作家李唐的《身外之海》也可看作新生代作家启蒙文学的代表性作品。小说对人生的意义进行了深入讨论，借人物李尔之口直抒“人生真是毫无意义啊”，贯穿全书的“无意义节”也是很有深意的书写，意义究竟为何物引人深思。为了探寻人生的意义抑或存在的意义，小说着力书写了会说话的狼这一情节，这种将动物异化为人的反异化书写颇有意味。异化书写在文学中较为常见，这是对时代反思最好的手段，卡夫卡将人变为甲壳虫开启了经典模式，被多次效仿，李唐的《动物之心》中描述了人变为动物的故事。而在《身外之海》中，将动物异化为人，虽然在技术层面仅仅是一种反向模仿，但是深意无限，尤其是结合当下所处的时代，警示性和启蒙性不言而喻。同时，小说将时间这一主题进行了升华，透过时间主题思索生命的意义。小说将简单的青春追忆提升到时光追寻的高度，关于时间的意象多次出场，如时光机的出现、对老物件的痴迷、记忆博物馆、“冻结的时间”等等，似乎还是对失去青春的缅怀，但是已经有了对人生、生命、时间哲理化的思索，尤其是“冰屋”这一“死”的内部的描写，将时光、生命、死亡进行了极富想象和抽象的概括描述，将人生意义的思索迈向新的高度。
第三个样式是科幻书写，前段时间《流浪地球》上映后掀起了科幻狂潮，其实所蕴含的一层意思就是大家对科幻的期待。科幻的魅力并不只是在于其描写的东西是关于未来的或者是超现实的，而是其中所包含的对人类命运的思索，启蒙性也是它重要的一面。在这一方面，无论是刘慈欣的《三体》、郝景芳的《北京折叠》，还是七堇年的《无梦之境》、张辛欣的《IT84》，虽然书写的仿佛都是另一个时空中的事物，但是其思想也与现实相关，对人工智能的反思、对人性的反省等仍旧可以和启蒙扯上关联。21世纪初期陈众议的《风醉月迷》就已经开始对电子时代的来临进行了反思，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和科学边界的不断突破，科幻文学这一题材也会进一步发展，对人类的警醒与启蒙也会不断加强。
第四个样式是网络文学。网络书写一般而言是纯娱乐的，但是其骨子里仍是启蒙思想在作祟，试图拯救天下苍生的侠士梦往往是网络小说的重要主旨，比如猫腻的《将夜》以启蒙价值为核心对传统儒家思想进行改造①。大量的女主小说也具有女性启蒙的一面，比如尼卡的《忽而至夏》、李可的《杜拉拉升职记》、闲听花落的《锦桐》等。再比如一些网络作品采用宏大叙事和现实主义的策略，继续保持启蒙精神。李晓敏的《遍地狼烟》通过民间抗战的书写表现民众的启蒙，齐橙的《大国重工》也是如此，作品是对“启蒙”与“图强”传统的延续，在写法上也参照了中国传统的子部传统。②特别是一些仅仅通过网络这一平台发布的具有纯文学意味的作品启蒙性更强，比如慕容雪村的《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宁肯的《蒙面之城》、金宇澄的《繁花》等。
不过，由于网络文学基数太大，阅读有限，无法过多展开论述，但是随着学界对其的重视、主流文学的合理引导以及消费群体基数的庞大，网络文学未来发展不可限量，其关于启蒙的主题也必将迎来更大的发挥。
三、启蒙与现代性究竟关系如何？
启蒙在中国还与现代性这一术语挂上了钩，启蒙现代性成为一个常见的表述方式。为何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现象？其实很简单，这两个术语涉及的是一个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的关系问题，毫无疑问，中国经济上的现代化发展十分迅速，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中国几十年走过了西方几百年所走过的道路，那么问题来了，经济建设可以提速，但是文化建设没那么简单，特别是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的矛盾重重，正如赵毅衡所分析的那样，文化事业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在这一过程中就出现了种种的问题、阵痛、矛盾，而且社会也不可能在较短的时期内就能修复好发展所带来的创伤，发展中的阵痛用文学的方式表达呈现出来，这样的作品往往被冠以现代性批判，而批判之中不乏启蒙的因子。这样的文学书写极为常见，一系列反映城市化进程的作品大多是基于批判立场的，批判的同时也在探询和解之道，这也是启蒙的题中之义。关仁山《白纸门》书写传统文化遭受现代性的冲击，到了《戳脚》中，关仁山继续书写城市化的进程，对金钱至上的社会价值观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批判，虽然最终城和乡达成了和解，但是其中提到的民间偏方治愈了城市中的科学医疗手段都无法治愈的疾病，其中所蕴含的深意不言而已，联系起文中重要的传统武术这一意象，现代性批判和启蒙意味不言而喻。李佩甫的《平原客》既是反腐小说，也是一部探寻城乡关系的作品。主人公李德林在某种程度上隐喻了城乡的二元对立，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城愁与乡愁。阿乙的《早上九点叫醒我》，通过对一场仓促、敷衍的葬礼讲述，回溯了宏阳如何利用自身的暴力优势和欺骗之术，成为镇上“名人”的经历，由此对逐渐消失的乡村及其众多人物进行了画卷式的描写，表现了对乡村破败的隐忧。《年轻正气》以青年返乡视角书写乡村权力问题。梁鸿的《梁光正的光》塑造了梁光正这一中国普通农民形象，通过梁光正的寻亲之路，回顾了中国农村的变迁史，也书写了农村当下的现状。陈仓的《后土寺》延续其农民进城的书写，聚焦城乡矛盾，讲述父亲与儿子两人进城的际遇，是一部深描现实的作品，在反映城乡矛盾的时候努力探询和解之道。在文学中，启蒙与现代性的关系表现为一种现代化的反思与批判。鲁迅的《故乡》对破败乡村的书写，既是回望，更是一种告别，这种传统一直延续了下来。赵本夫的《无土时代》中心主题就是质疑现代性，陈忠实的《白鹿原》书写的也是乡土文明在现代化浪潮冲击之下的命运。贾平凹的作品更极具代表性，几乎所有作品都是这一主题的反复书写，《秦腔》书写现代性带给乡村的种种恶果，《山本》书写的是现代革命对传统农耕文明的终结，现代性是小说的关键词之一。就连小说的语言也是破碎的，而破碎正是现代化的重要特征。①《山本》的现代性表现在传统的农业生产关系遭遇解体，自身内在分裂，表达了人们在现代生产方式中感到的人性异化与精神困惑。贾平凹的其他作品《高兴》《古炉》《带灯》《极花》等都与这一主题相关，这其中也深深嵌入了一种乡村启蒙情怀。 这种城市化浪潮中的现代性批判一度成为作家们的惯常主题。周大新的《湖光山色》表达了一种乡村改革的艰难，其中对人性复杂的书写与乡村中丑陋一面的呈现是极其震撼的。王妹英的《得城记》书写了主人公的都市化之旅，但是并没有真正融入城市。孙惠芬的《吉宽的马车》、刘震云的《我叫刘跃进》等作品也是如此。在阎连科那里，这样的呈现有了魔幻的味道，虽然极尽夸张，但是其中所蕴含的批判与启蒙意味是一脉相承的。阎连科的作品可以说将现代性批判与乡土启蒙推向极致，他以故乡耙耧山脉为背景创作了一批乡土题材作品，描写了许多“非常态”的现象，它们给小说染上了沉重、压抑、悲凉的氛围，《你好，金莲》《情感狱》《丁庄梦》《受活》都是如此。这种对苦难书写导致的文本呈冷色调。这种对底层苦难的书写让不少人难以适应，许三观卖血生存的书写已然让很多人揪心，而阎连科则更进一步，《日光流年》中，为扭转全村人短寿的局面，村长带领大家修渠，而资金来源则是女性出卖肉体，男性卖肉皮，可谓触目惊心。《丁庄梦》中为了脱贫致富，人们疯狂卖血，最终被艾滋病缠上。《受活》中为了赚钱的人们，不惜以自己的残疾躯体放弃尊严去取悦健全人。《炸裂志》中仍旧不断地以夸张的笔墨书写为了生存而出卖自己的众生，为了“炸裂村”能以最快的速度发展起来，村长将村里的年轻人全部赶去城市，最终男的沦为小偷、强盗，女的沦为了妓女。到了《速求共眠》中，已经到了出卖亡妻骨灰的地步。这些为了生存的需要和对财富追逐的荒诞行为，并不仅仅指向贩卖本身，而是深深隐喻了经济进步所付出的代价。苦难会带来人的异化，高速发达的社会也会导致同样的结果。
近年来的非理性书写更是如此，这种民间信仰复活，对未知事物的敬畏之心很大意义上是针对现代化潮流而言，科技带来的便利多，但是值得反思的地方也多。总体观察，与农村相关的书写都有一种现代化进程的描写与现代性的批判书写。阿来的《尘埃落定》书写的种植鸦片取代传统农作物，也是一种现代的入侵。其他华文书写中，《侠隐》这样的作品就颇值得玩味，葛亮的《朱雀》《北鸢》等作品也暗含着现代性反思的成分。启蒙与现代性这两个西方的概念缠绕着中国的知识界，中国百年来的命运似乎也和这两个词共同沉浮。
四、大众化是启蒙的合法路径吗？
当下还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启蒙的大众化问题，当启蒙者成为公知、网络大V，启蒙的渠道通过影视、网络等大众媒体的时候，启蒙是否也走向了大众化或者说应该走向大众化？
大众化一直是学界比较关注的话题，视听文明时代来临之后，文学也不得不面临大众化。启蒙与大众化密不可分，新文学运动发生之际，胡适提倡的白话文写作，说到底是为了让更多的普通人看懂读懂作品，接受书本知识，扩大启蒙的受众层面。20世纪20年代左翼诗歌的普罗化之宗旨也是如此。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改造也是为了让更多的老百姓获取文学资源，达到启蒙的目的，因此采取了多样化的方式;时下的大众化更是如此，文学与影视联姻，网络书写方兴未艾，畅销书经久不衰，但是大众化真的是启蒙的合法路径吗？很明显的结果就是，这些打着大众化的旗号所进行的各种文学运动并没有结出丰硕的艺术成果，当我们回过头去打量那些大众化的作品并没有长久的生命力，甚至启蒙本身所起到的作用也甚是微小。
虽然将文化分为高雅和通俗这样的二元划分模式会遭到不少人的质疑和诟病，但是其区分是客观存在的，高雅文化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很多人急功近利，为了让高雅文化尽快发挥其效用，就采用高雅通俗化的手段，最为明显的是将文学影视化。以刘震云为例，他近年来的创作基本上具有了影视脚本的意味，这在一定程度上会损害小说的艺术性。严歌苓的《芳华》也是因为影视脚本化使得艺术上有瑕疵。
女性写作一度也借着大众化走上了极端，她们打着女性解放与启蒙的幌子进行着欲望书写，其目的更多地还是为了作品的销量，这也是一种大众化的启蒙模式，无论是策划者还是作者本人，都希望加入畅销书的行列，是一种典型的市场化和大众化的写作。以安妮宝贝为例，她后来的转型就是对此的否定，甚至连笔名都要修改成为庆山，虽然评论界批评她不是改了名字就可以加入纯文学的行列，但是她自己确实有这样的打算。由此可以看出，女性写作有一部分是打着启蒙幌子的市场化书写，另一方面也可看出文学的雅俗之分的确存在。
在文学界关于雅俗之争的现象十分多。比如2005年的“韩白”之争较为典型，韩寒站在大众化的立场上反对精英批评的声音，这是一种典型的反启蒙、反智主义，虽然韩寒本人也期望充当启蒙领导者，但是他断然拒绝别人的启蒙。即便是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反对的声音也同样存在，坚守文学精英性一面的人大有存在，正是不同声音的交锋才使得启蒙之路绵延不绝。
不过，也有作家固守着精英主义的笔调，比如格非。每位作家的创作都有固定的内核。格非创作的内核是精英立场与知识分子写作。这种知识分子气质既来自西洋文学的熏陶，也吸取了中国传统士大夫文人的精髓。这种知识分子情结使他一直恪守精英立场，由此在他的作品中一直伴随着先锋影子、批判的锋芒和古典音乐的主题，无论是其早期的“先锋”作品还是后期的“现实主义”力作无不如此。《迷舟》《傻瓜的诗篇》《褐色鸟群》《敌人》《边缘》《欲望的旗帜》《人面桃花》《不过是垃圾》《山河入梦》《蒙娜麗莎的微笑》《春尽江南》《隐身衣》等等作品表面看来风格迥异，实际上作品深处都呈现出先锋品格、启蒙理想和批判意识。先锋性、启蒙性和批判性都是以精英主义为旨归的。而其固有的精英特质虽然使得他的文本与大众具有一定的距离，但是时间却证明了格非的作品的经典性与启蒙的长效性。
文学的过分大众化会在当前大量的文学作品影视脚本化中就可以看出端倪。启蒙本身是精英行为，其载体也应当保持其精英的一面。高雅文化尤其有存在的必要性，尤其是文学，需要继续保持其固有的清高，尽量与通俗化保持适当的距离。过分的大众化书写会导致书写仅仅停留在故事表面而无法深入内里，其启蒙效用也会大打折扣，甚至根本就是无效的。 结语：启蒙，一项未竟的事业
启蒙是无法消失也无法停滞的，关于启蒙是假命题、伪命题的诟病质疑以及反智主义、反启蒙的口号也甚嚣尘上，但是文学书写的时候，作家们将这一理念是贯彻到底的。如果文学书写都不提及了，那世界还有什么希望可言？虽然启蒙、新启蒙、后启蒙交替出现，但是宗旨是一以贯之的，当下的启蒙更下潜、更隐秘，但是力度并没有折损，余华的《第七天》那样的对人死都不能安生的社会现实的揭露，阎连科的《速求共眠》对困在铁屋子里的人们的警醒，李洱的《应物兄》对知识界的深描等，都是饱含启蒙力度的作品。
启蒙总是意味着一方对另一方的控制，在当下多元化的时代，自由、自主、独立是每个人的基本追求，这样的语境之下，启蒙话语存在的语境似乎消失了。其实不然，启蒙的本質在于精英对一般民众的引领，即便是最纯粹的民粹主义，也需要有领导者，而领导者无法不由精英担任。如若彻底大众化，又该谁来启蒙？当反智主义兴盛，知识分子被冠以臭老九的时候，启蒙去向何方？批判的停顿是启蒙消失这一假象的重要原因。福柯在《什么是批判》中论述的根本问题其实是“什么是启蒙”，到了文末他才点破：批判即是启蒙。中国学者邓晓芒也将其关于启蒙的著作命名为《批判与启蒙》，而当下批评的声音越来越少，特别是作家、批评家、媒体形成了同构关系，以捧为核心，这也是造成启蒙停滞感觉的原因，但是批评的声音并没有完全消失，文艺领域一直不乏锐评的声音。比如李建军、鲁太光、杨光祖等知名学者以及《文学自由谈》《文学报·新批评》这样的批评家文学报刊仍在坚守，对文坛发出尖锐的声音。
每年的五四，社会各界都会进行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对那场启蒙运动念念不忘，正如刘勇指出的那样，五四是不可或缺的，这不仅因为它是现代文学学科的立足点，更重要的是，它所代表和传达的启蒙精神直到今天仍然对中国文化、中国社会具有重大的价值和意义。也即是说，直到今天，启蒙精神仍是不可或缺的，而文学，正是对此坚守耕耘的最丰沃的一片土地。
① 贺仲明：《新文学与农民：和谐与错位——对新文学与农民关系的检讨》，《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6期。
② 孟繁华：《小说现场》，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132页。
③ 刘勇：《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性、当代性与经典性》，《当代文坛》2019年第2期。
① 高磊：《家与弄堂——〈传奇〉与〈长恨歌〉意象生成比较》，《文艺争鸣》2005年第1期。
① 邵燕君：《〈中国网络文学20年·典文集〉篇目推荐词·猫腻〈将夜〉》，《文学报》2018年12月27日。
② 闫海田：《子部传统的复活：盛世中国的文化征象——评齐橙的〈大国重工〉》，《文艺报》2019年1月29日。
① 陈思和：《试论贾平凹〈山本〉的民间性、传统性和现代性》，《小说评论》2018年第4期。
责任编辑：朱亚南
作者简介
刘小波，1987年生，博士，《当代文坛》编辑，研究方向为艺术理论与批评、中国当代文学。曾在《当代文坛》《小说评论》《扬子江评论》《文化研究》《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等刊物发表论文，有多篇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