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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新光天地的咖啡厅坐下，周围回荡着优雅的钢琴曲，杜聪拿出湿纸巾仔细擦了擦手，低声说道：“昨天还在四川。”
从满目疮痍的地震灾区到奢侈品云集的北京高档商场，杜聪经常要经历这样落差极大的心理转换。
这个刚过不惑之年的香港人，几乎每个星期要来一次内地，有时候是去河南、安徽的农村，看望他救助的孩子；有时候在北京处理投资银行的业务。“基金会的工作和银行的工作大约各占50％吧。”
杜聪在华尔街工作过十年，而他创办的慈善基金——智行基金会到今天也走过了十个年头。
10年前刚创立的时候，智行基金会没有办公室，没有全职员工，没有钱，杜聪带着几个志愿者，在自己家里开会，一部传真机是唯一的固定资产。现在，智行已经有了8个办公室、二三十位员工，累计帮助的孩子超过一万个。“会越来越好的”，他说。
1998年，在银行工作的杜聪创办了智行基金会，利用业余时间在香港、广州等大城市做艾滋病的预防宣传工作，“一半银行家一半义工”的身份维持了3年。2001年，杜聪辞去在一家法国银行副总裁的职位，做起了全职义工。2007年初，他重新找了一份银行的工作，恢复了6年前的身份，继续过“一半一半”的生活。
“当年辞职专心做义工的时候，就答应了我妈妈，只做3年，没想到过了3年又3年。她整天在我耳边唠叨，我只好跟她保证，在40岁之前一定找一份‘有薪水’的工作。所以，我在去年初又回去银行，那时候正好是39岁零11个月。”杜聪轻轻地笑笑。
在银行里，杜聪有很大的办公室，管理着几十个员工、数亿的项目，百万美元对于他的工作只是一个计算单位。但对于他的基金会，“100万美元已经够养活几千个孩子了”，杜聪常常忍不住做这样的对比，“有时候还真觉得有点儿心理不平衡”，他又笑了笑。
杜聪几乎每天都要经历这样的反差：白天在银行操作着几十亿的项目，下了班回到家，做基金会的预算，为几十块钱精打细算。
6年全职义工的转身
我当时见到成千上万的孩子等待救助，如果只花一半精力，我可能会终生埋怨自己：为什么没有用尽全力？
2001年，在内地考察投资项目时，杜聪受人之托，给“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高耀洁女士带去5000元钱。没想到这趟河南之行改变了他的一生。
那不是杜聪第一次接触艾滋病人。事实上，在美国的13年时间里，他目睹了美国社会的艾滋病从无到有的蔓延过程。他身边也曾有朋友因此死去，那时，还在读书的杜聪很震惊，但也只能被动地接受。
“当我在河南，看到那些病人毫无尊严地死亡，所有当年的记忆都回来了。我想，这是上天给我的弥补机会，这次，我一定得主动做点什么。”于是，杜聪加入到义工的行列。
几年的时间，他见了很多，也经历了很多。与其他地方的情形不同，河南受艾滋病影响的人群中儿童很多，许多是因为父母患病去世，把孤儿留在了人世。面对这些孩子，杜聪开始质疑自己几年来兼职义工的行为。“我当时见到成千上万的孩子等待救助，如果只花一半精力，我可能会终生埋怨自己：为什么没有用尽全力？”于是，他辞职，全力投入艾滋孤儿的救助工作。
“我当时想用3年的时间建立一个有系统、可延续、可铺开的体制，把架子搭起来，其他人也比较容易参与进来。”没想到，这个过程整整用了6年。
这6年的全职义工生活几乎用尽了杜聪的积蓄。“我现在40岁，现代人活到80岁不稀奇，如果不回去工作，我后面40年就没有钱生活了。”他说得很实在，话语让人听着有点儿心酸。
投资银行和基金会的工作都不轻松。下班回家，他就开始做基金会的工作，看邮件、写计划、跟各地的志愿者开视频会，一般要到凌晨三四点才睡觉，早上8点又要起床上班。
缺乏休息、缺少锻炼，让他的身体不是很好，“血糖高，所以有点儿胖，瘦不下来。前段时间陪被救助的孩子们跑马拉松，还把膝盖弄伤了。”
七八年来，杜聪几乎没有什么娱乐活动，不买车、不戴手表、不穿名牌，“还好，我本来就不是一个喜欢奢侈热闹生活的人。”
但是，跟家人、朋友相聚的时间太少了，还是让杜聪觉得有点儿遗憾。
尽管如此，杜聪并不觉得自己在过“苦行僧”的生活，“我的乐趣也很多”。他很开心地聊起他救助过的孩子：谁考上大学了，谁毕业了，谁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昨天还有一个孩子给我发来他的毕业照片，我看了觉得很开心，就像看到自己的儿子毕业一样。”
聪哥和他的粉丝们
对于受过心理创伤的人，让他们过上好生活是一个层次；让他们坦然地面对自己的背景和过去是更高的层次。
智行基金会救助过的孩子里，有这样的例子：家庭背景完全相同的两兄弟，一个考上大学，另一个在坐牢，“这充分说明，社会的引导和教育有多重要。”这是杜聪坚持智行基金会“绝不仅仅是捐钱”的原因。
除了对基金会的日常管理之外，他的时间大多花在与孩子们的接触上。“很多问题不是钱能解决的，比如艾滋孤儿的羞愧、自卑、仇恨心理，需要用心去对待。”
“有些孩子读不下去，我们给他钱复读，他都不愿意，可能是压力太大或者别的原因，他们执意要去山西煤矿打工，现在都找不到了。”杜聪低声说道。
对于这些受过巨大心理创伤的人，让他们过上好一点儿的生活，是一个层次；让他们能够克服羞愧、坦然地面对自己的背景和过去，是另一个更高的层次。7年前，杜聪就这么想，不过当时很难实现。现在，基金会资助的孩子里，逐渐有人开始念大学或者毕业工作了。其中有些孩子不但能够站出来对媒体、对公众讲述自己的故事，还能回过头去帮助跟自己境遇相同的人，比如同村的更小一点儿的孩子。这让杜聪很自豪，“这才算真正成功的救助”。
“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杜聪动员了基金会资助的17个艾滋孤儿大学生去灾区做志愿者。由于同样经历过失去父母的心理过程，他们对地震孤儿的心理辅导做了不少工作。“我希望大家会觉得，艾滋孤儿不一定是社会的负累，他们也能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杜聪经常在世界各地演讲。有一次在哈佛演讲完之后，一个女生哭着找到他，对他说，自己毕业后一定要去智行工作。杜聪并没有特别在意，被他的演讲感动过的人很多，不过大多数人并不会因此改变自己的生活。没想到，两年后，那个女孩真的给杜聪写了封E-mail，决定去智行做全职工作，还说自己积蓄了一点儿钱，可以不要工资。
这个女孩让杜聪很感动：“我觉得自己每次演讲、上媒体宣传，都在播出爱的种子。这些种子可能不会立刻萌芽，但总有一天会成长。”
但是，像这个女孩的例子少之又少，基金会目前面对更多也是最大的问题，就是人才缺乏。“在商业公司和NGO（非政府组织）面前，大部分优秀人才都会选择前者，即使我付给的薪水相同，因为前者有升职空间，而我们没有。况且，我们做的是救助艾滋孤儿的工作，‘艾滋’这个标签让很多人心存顾虑。”
一直以来，人才缺乏始终让杜聪在智行扮演“董事长兼CEO”两个角色。“两个角色合在一起，不是理想状态，太累，也做不了更多的事”，因此，杜聪要找人来做CEO，但“暂时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现在我是把CEO的工作分成几块，交给几个不同的人去做”。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在百度“杜聪吧”，粉丝们亲切地称呼他为“聪哥”，上面的文字真实而感染：虽然，我们不能为他从事的事情做些什么，但是，关注他、记住他，也许是对他的最好理解与尊敬。
杜聪并不知道这个贴吧的存在，当《英才》记者告诉他时，他微笑：“那我一定要去看看。”
从满目疮痍的地震灾区到奢侈品云集的北京高档商场，杜聪经常要经历这样落差极大的心理转换。
这个刚过不惑之年的香港人，几乎每个星期要来一次内地，有时候是去河南、安徽的农村，看望他救助的孩子；有时候在北京处理投资银行的业务。“基金会的工作和银行的工作大约各占50％吧。”
杜聪在华尔街工作过十年，而他创办的慈善基金——智行基金会到今天也走过了十个年头。
10年前刚创立的时候，智行基金会没有办公室，没有全职员工，没有钱，杜聪带着几个志愿者，在自己家里开会，一部传真机是唯一的固定资产。现在，智行已经有了8个办公室、二三十位员工，累计帮助的孩子超过一万个。“会越来越好的”，他说。
1998年，在银行工作的杜聪创办了智行基金会，利用业余时间在香港、广州等大城市做艾滋病的预防宣传工作，“一半银行家一半义工”的身份维持了3年。2001年，杜聪辞去在一家法国银行副总裁的职位，做起了全职义工。2007年初，他重新找了一份银行的工作，恢复了6年前的身份，继续过“一半一半”的生活。
“当年辞职专心做义工的时候，就答应了我妈妈，只做3年，没想到过了3年又3年。她整天在我耳边唠叨，我只好跟她保证，在40岁之前一定找一份‘有薪水’的工作。所以，我在去年初又回去银行，那时候正好是39岁零11个月。”杜聪轻轻地笑笑。
在银行里，杜聪有很大的办公室，管理着几十个员工、数亿的项目，百万美元对于他的工作只是一个计算单位。但对于他的基金会，“100万美元已经够养活几千个孩子了”，杜聪常常忍不住做这样的对比，“有时候还真觉得有点儿心理不平衡”，他又笑了笑。
杜聪几乎每天都要经历这样的反差：白天在银行操作着几十亿的项目，下了班回到家，做基金会的预算，为几十块钱精打细算。
6年全职义工的转身
我当时见到成千上万的孩子等待救助，如果只花一半精力，我可能会终生埋怨自己：为什么没有用尽全力？
2001年，在内地考察投资项目时，杜聪受人之托，给“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高耀洁女士带去5000元钱。没想到这趟河南之行改变了他的一生。
那不是杜聪第一次接触艾滋病人。事实上，在美国的13年时间里，他目睹了美国社会的艾滋病从无到有的蔓延过程。他身边也曾有朋友因此死去，那时，还在读书的杜聪很震惊，但也只能被动地接受。
“当我在河南，看到那些病人毫无尊严地死亡，所有当年的记忆都回来了。我想，这是上天给我的弥补机会，这次，我一定得主动做点什么。”于是，杜聪加入到义工的行列。
几年的时间，他见了很多，也经历了很多。与其他地方的情形不同，河南受艾滋病影响的人群中儿童很多，许多是因为父母患病去世，把孤儿留在了人世。面对这些孩子，杜聪开始质疑自己几年来兼职义工的行为。“我当时见到成千上万的孩子等待救助，如果只花一半精力，我可能会终生埋怨自己：为什么没有用尽全力？”于是，他辞职，全力投入艾滋孤儿的救助工作。
“我当时想用3年的时间建立一个有系统、可延续、可铺开的体制，把架子搭起来，其他人也比较容易参与进来。”没想到，这个过程整整用了6年。
这6年的全职义工生活几乎用尽了杜聪的积蓄。“我现在40岁，现代人活到80岁不稀奇，如果不回去工作，我后面40年就没有钱生活了。”他说得很实在，话语让人听着有点儿心酸。
投资银行和基金会的工作都不轻松。下班回家，他就开始做基金会的工作，看邮件、写计划、跟各地的志愿者开视频会，一般要到凌晨三四点才睡觉，早上8点又要起床上班。
缺乏休息、缺少锻炼，让他的身体不是很好，“血糖高，所以有点儿胖，瘦不下来。前段时间陪被救助的孩子们跑马拉松，还把膝盖弄伤了。”
七八年来，杜聪几乎没有什么娱乐活动，不买车、不戴手表、不穿名牌，“还好，我本来就不是一个喜欢奢侈热闹生活的人。”
但是，跟家人、朋友相聚的时间太少了，还是让杜聪觉得有点儿遗憾。
尽管如此，杜聪并不觉得自己在过“苦行僧”的生活，“我的乐趣也很多”。他很开心地聊起他救助过的孩子：谁考上大学了，谁毕业了，谁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昨天还有一个孩子给我发来他的毕业照片，我看了觉得很开心，就像看到自己的儿子毕业一样。”
聪哥和他的粉丝们
对于受过心理创伤的人，让他们过上好生活是一个层次；让他们坦然地面对自己的背景和过去是更高的层次。
智行基金会救助过的孩子里，有这样的例子：家庭背景完全相同的两兄弟，一个考上大学，另一个在坐牢，“这充分说明，社会的引导和教育有多重要。”这是杜聪坚持智行基金会“绝不仅仅是捐钱”的原因。
除了对基金会的日常管理之外，他的时间大多花在与孩子们的接触上。“很多问题不是钱能解决的，比如艾滋孤儿的羞愧、自卑、仇恨心理，需要用心去对待。”
“有些孩子读不下去，我们给他钱复读，他都不愿意，可能是压力太大或者别的原因，他们执意要去山西煤矿打工，现在都找不到了。”杜聪低声说道。
对于这些受过巨大心理创伤的人，让他们过上好一点儿的生活，是一个层次；让他们能够克服羞愧、坦然地面对自己的背景和过去，是另一个更高的层次。7年前，杜聪就这么想，不过当时很难实现。现在，基金会资助的孩子里，逐渐有人开始念大学或者毕业工作了。其中有些孩子不但能够站出来对媒体、对公众讲述自己的故事，还能回过头去帮助跟自己境遇相同的人，比如同村的更小一点儿的孩子。这让杜聪很自豪，“这才算真正成功的救助”。
“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杜聪动员了基金会资助的17个艾滋孤儿大学生去灾区做志愿者。由于同样经历过失去父母的心理过程，他们对地震孤儿的心理辅导做了不少工作。“我希望大家会觉得，艾滋孤儿不一定是社会的负累，他们也能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杜聪经常在世界各地演讲。有一次在哈佛演讲完之后，一个女生哭着找到他，对他说，自己毕业后一定要去智行工作。杜聪并没有特别在意，被他的演讲感动过的人很多，不过大多数人并不会因此改变自己的生活。没想到，两年后，那个女孩真的给杜聪写了封E-mail，决定去智行做全职工作，还说自己积蓄了一点儿钱，可以不要工资。
这个女孩让杜聪很感动：“我觉得自己每次演讲、上媒体宣传，都在播出爱的种子。这些种子可能不会立刻萌芽，但总有一天会成长。”
但是，像这个女孩的例子少之又少，基金会目前面对更多也是最大的问题，就是人才缺乏。“在商业公司和NGO（非政府组织）面前，大部分优秀人才都会选择前者，即使我付给的薪水相同，因为前者有升职空间，而我们没有。况且，我们做的是救助艾滋孤儿的工作，‘艾滋’这个标签让很多人心存顾虑。”
一直以来，人才缺乏始终让杜聪在智行扮演“董事长兼CEO”两个角色。“两个角色合在一起，不是理想状态，太累，也做不了更多的事”，因此，杜聪要找人来做CEO，但“暂时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现在我是把CEO的工作分成几块，交给几个不同的人去做”。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在百度“杜聪吧”，粉丝们亲切地称呼他为“聪哥”，上面的文字真实而感染：虽然，我们不能为他从事的事情做些什么，但是，关注他、记住他，也许是对他的最好理解与尊敬。
杜聪并不知道这个贴吧的存在，当《英才》记者告诉他时，他微笑：“那我一定要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