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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源系统良性运行的路径主要包括：各执政资源要素的自身建设是执政资源系统良性运行的前提；实现执政资源系统与环境相协调是执政资源系统良性运行的重要条件；各种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是执政资源系统良性运行的重要保障；制度化建设是执政资源系统良性运行的关键。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源；系统；运行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10)04-0035-06
执政资源是执政党用来达到自己目标的所有可以利用因素的总称。执政资源作为一个系统业已被学术界所公认，笔者在此也不作过多的论述。笔者更为关注的是政党执政资源系统良性运行的问题，因为政党执政资源系统能否得到良性运行直接关系到政党执政的全局。如果政党执政资源系统的运行出现障碍，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必然要受到极大挑战，执政党的执政生命就会受到威胁；如果政党执政资源系统的运行难以为继，就会导致政党执政体系的崩坍。这个问题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源系统也概莫能外。因此，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源系统良性运行的路径进行分析是当前研究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源必须着手解决的首要问题。
一、各执政资源要素的自身建设是执政资源系统良性运行的前提
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源系统良性运行的前提是各个资源要素本身能够得到有效地开发，就如生产产品一样，产品的生产首先要获得生产产品的各种原料，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就是这个道理。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源系统良性运行的道理也是一样，缺乏党执政资源运作的各种要素，党执政资源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世界上一些大党、老党相继失去了政权，一个重要原因是执政资源的各要素资源建设得不成功或者资源要素流失过多。中国共产党执政60多年来，运用党的执政资源实现了对国家政权、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全面领导，推进了各项事业的发展。但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深入推进和中国社会的变迁，党的执政资源各要素资源的开发面临一系列的挑战。
(一)在意识形态资源方面
改革开放以来，体制的变革和社会的转型，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道德观念、行为规范和审美追求，使价值观念体系面临着消解与重构问题。另一方面，由于种种原因，致使党的意识形态出现了与现实“两张皮”的现象。有些理论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理论需要。从形式看，一些理论宣传的形式、方式和方法过于僵化、呆板，落后于当前社会形势的发展对宣传手段的要求。从内容看，最突出的问题是宣传中“大”和“空”现象较多，往往使百姓产生逆反心理。
(二)在组织资源方面
伴随着中国经济基础的变化，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资源在新经济、新社会领域呈现出复杂化发展态势。一方面，在传统的组织之外，出现了许多新的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把民众从人民公社体制下解放出来。在城市，随着改革的深入，出现了私营经济、民营经济和“三资”企业等多种非国有企业组织。另外还出现了许许多多的非营利性群众性组织，如社会团体和协会等等。这些组织还没有完全纳入原有的党的组织网络，从而使党组织网络“结点”松动，组织资源维护的难度加大。另一方面，伴随着基层党组织的弱化，党员的作用也遇到了新的问题。过去，党员是为集体奋斗，是主人翁的感觉，现在是为老板工作，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受到限制。
(三)在制度资源方面
目前，党的有关制度不完善、制度资源不足的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尤其是有些制度过于抽象，过于笼统，缺乏具体的实施细则，在执行时比较困难。例如那种“宣言”、“口号”式的制度，往往与宣传教育材料区别不大，没有多少强制性的约束力；一些制度的条文只有定性的要求，没有定量的要求，因此实施中解释的弹性较大，很难具体操作。像那种伸缩范围比较大的制度是很容易扭曲变形的。就拿民主集中制来说，党章虽然对民主原则和集中原则以及两者的关系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但一直没有关于民主和集中必经的程序、步骤和必须遵守的规矩、规则等程序性的制度，结果，一些地方和部门的党组织执行起来主观随意性较大，破坏了民主集中制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四)在经济资源方面
经济资源开发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因素，经济资源储量增加的难度加大。从外部环境看，中国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越来越成为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不断增大，从而使中国经济受世界经济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也不断增多。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就是典型的例子。就国内来看，国内经济发展也面临一系列不确定的因素。一是楼市泡沫已成为经济发展的隐患；二是通货膨胀压力显著增大，可能引起经济的波动；三是产能过剩困扰经济发展。同时经济资源消耗和流失也比较严重，主要表现为庞大的党政群组织体系，特别是行政机构臃肿消耗了国家大量的经济资源，而政府官员的腐败更造成了大量经济资源的流失。
(五)在社会资源方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公民社会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并开始在国家生活中崭露头角，从而给党的执政资源开发带来一系列的挑战。一是利益协调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在社会转型期间，如何妥善解决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冲突和对抗，保证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根本利益，实现多元主体之间的和谐共处成为中国共产党所要面对的重要难题。二是中国共产党与民间组织的良性互动关系还没有形成。一方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内出现的民间组织已经与中国共产党不存在像计划经济时代那样的隶属关系，民间组织有选择发展的机会，随着民间组织的发展，其对中国共产党社会资源开发的冲击效应开始显现。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对民间组织的认识、政策、管理体制与民间组织的发展还有很多不相适应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管理民间组织的制度出现了“制度剩余与制度短缺或匮乏”的双重困境。
总之，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使得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源的各要素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新变化，如何在新的形势下，继续有效地加大对各资源要素的开发是维持党执政资源系统良性运行的当务之急。
二、实现执政资源系统与环境相协调是执政资源系统良性运行的重要条件
系统总是存在于一定的环境之中。对于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源系统来说，它要求党一方面要对组织系统之外的环境有较为清醒的认识，以制定正确的资源开发的政策；另一方面由于系统外部环境是经常变动的，这种变化可能导致某些资源要素的“不合时宜”或流失，为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使党的组织在外部环境变动中始终能够拥有足够的资源以加强自身的执政地位。
(一)准确判断政党所处的外部环境，制定正确的资源开发战略
政党要进行有效的资源开发就需要它对自己所 处的外部环境包括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进行准确的把握。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期内，由于中国共产党对所处国际国内环境判断的双重失误，使执政资源的开发由原本以经济资源开发为重点逐步偏向以意识形态资源开发为重点。其结果是不仅没有把人民带入共产主义的理想王国，也使意识形态资源的开发受到很大的损害。“文化大革命”以后，邓小平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深刻反思，在党所处的国际环境上，他认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在对中国国情的判断上，邓小平认为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从而把党执政资源开发的重点转移到经济资源开发的轨道上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执政资源开发战略布局的调整和资源开发重点的转移，不仅使经济资源自身得到有效提高，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弥补了其他资源要素开发的不足，从而使党执政资源开发的整体效果得以增强。
(二)增强执政资源要素的“弹性”，提高资源要素适应环境变迁的能力
由于执政资源所面对的环境是经常变化的，环境的变化可能会导致某些资源要素的“不合时宜”，为此，要提高资源要素的单项效能，就有必要增强各资源要素的“弹性”，提高资源要素的适应能力。以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资源开发为例，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资源的开发不能另辟蹊径，而要在坚持自身意识形态前提下，对其进行适度创新，以增强自己的意识形态资源的“弹性”，提高自己的意识形态资源的适应能力，使其一方面保持自己的意识形态的历史连续性，另一方面又实现国家意识形态对新时期政治路线的保护、辩解、动员与政治凝聚功能。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思想都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进行意识形态资源创新的重大成果，事实证明，这种创新既增强了党的意识形态资源的“弹性”，提高了资源要素适应环境变迁的能力，又有效地带动了其他资源要素的开发。
(三)依据环境变化，适时调整执政资源的开发方式
执政党要保证自己有足够的资源，就必须依据外部环境的变化，不断调整资源开发方式。新中国成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家采取的是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对于促进当时国民经济的发展、丰富党的经济资源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时间的发展，其弊端也逐步暴露出来，从而成为党进一步开发经济资源的重要障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改变了原有的经济资源开发方式，即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从而为丰富党的经济资源提供了体制机制保障。由此可见，由于政党对执政资源的开发总是在一定社会环境中进行，都是处在一定的时代背景之下，而且执政资源的开发本身没有一种固定的模式，它需要执政党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在探索中不断丰富自己的经验，这就要求政党在执政资源开发的过程中不断创新开发方式，以应对各种挑战，拓展执政资源。
(四)注重新兴资源开发，保证执政资源在环境变迁中得到及时补充
从政党的执政资源的类型来看，政党执政资源可以分为传统资源和新兴资源。传统资源是各个不同政党在长期执政资源开发过程中所形成的自身独具特色的资源，它是一个政党在执政时特有的积极因素。在当代世界，不同的政党都会利用自己的传统资源进行执政。在美国，民主党的群众基础主要是劳工、公务员、少数民族和黑人，共和党的群众基础主要是郊区和南方的白领工人及年轻人。新兴资源是政党根据社会发展变化的新情况、新形势，开拓的传统资源以外的资源。如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迁，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外部环境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必然引发党所拥有的某些资源要素的流失或“不合时宜”，为此，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依据环境变化，加大对新兴资源开发的力度，保持党所拥有的资源在“流失”或“不合时宜”的同时能够获得及时的补充，唯有如此，政党所拥有的资源才能得到良性循环。如在意识形态资源开发方面，党可以充分利用网络资源，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在组织资源开发方面，可以针对社会分化的新特点，采取积极措施将社会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以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
三、各种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是执政资源系统良性运行的重要保障
党的执政资源是一个系统，党通过各资源要素的开发，将之双向“输入”国家政治系统和社会民众系统，以获得政党所需要的合法性资源。合法性资源是政党各资源要素“合力”的结果。政党合法性资源的增强不仅取决于各资源要素的“力量”，而且还取决于各资源要素“力量”的配置和组合的效应，组合合理则“合力”大，反之则“合力”小。由此可见，政党执政资源配置的科学与否直接关系到党合法性资源开发的成效，关系到党执政地位的巩固和社会整合能力的提高。
(一)执政资源配置要注重执政资源系统整体性效能的发挥
整体性是系统最本质的特征。整体是由各组成部分的有机联系构成的，系统整体的功能不等于各组成部分功能的简单相加，而是要考虑系统各要素之间的耦合关系。从量的关系方面来看，系统的整体效应表现为整体对于它的组成部分具有“非加和性”。即在数学中1加1等于2，而在系统论中，l加1就不等于2，这就是贝塔朗菲著名的“非加和定律”。中国的管理学者把系统的这种整体功能不等于诸要素功能简单相加的情况，称为“系统的性能、功效不守恒定律”。用公式可表示为：
其中：E为系统的整体功能；e为系统各组成部分(要素)的功能；P为各要素相互联系而形成的结构功能。
公式表明，任何系统的整体功能E，等于各组成部分(要素)功能之和加上各部分相互联系而形成的结构功能P，在这里P≠O，否则就不是系统联系的整体性。系统的这种非加和性，又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当P>O时，则出现“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二是当PO的结果；相反，如果各资源要素组织不合理，则会出现P 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在建国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共产党对意识形态资源、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制度资源、社会资源配置的失误，其突出的表现就是在执政资源的开发中，意识形态资源所占比重过高，以及由此导致的对党执政资源开发整体效应的负面影响。由于坚持以意识形态资源单向度开发的导向，使意识形态资源脱离了与资源要素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的内在关系，不可避免地使意识形态自身走向畸形的发展轨道，最终影响了执政资源系统整体效能的发挥，从而出现了P
(二)执政资源的配置要注重资源组合的合理变动
合理地组合各资源要素对政党执政资源系统整体效能的发挥是至关重要的，但这种组合不是一成不变的。这是因为，一方面，执政资源系统所面对的环境总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另一方面，在系统中某一个要素也可能会出现局部的变化，而各资源要素又是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的，这就要求执政资源各要素的组合要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合理变动，唯有如此，执政资源各要素关系才能在动态中得到不断的优化组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此“经济问题就是最大的政治问题”、“发展是硬道理”成了中国社会的主旋律。在党执政资源系统中，经济资源开发的优先地位不容动摇，在其身上投入的人力、物力、精力及对其关注度都是其他资源开发无法比拟的。但当经济资源开发到一定程度时，一系列的问题也随之产生。主要表现为人们往往一味地追求效率，单纯关注增长，从而出现了分配不公、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现象。如果这些问题处理不好，不仅可能导致经济资源开发的效力受到削弱，也可能会导致民众消弱对改革开放的认同感，从而直接导致党合法性资源产出的迟缓和停顿。“党对经济资源开发取得巨大成功，经济发展成为了党执政合法性的最佳贡献者的同时，也必须意识到党开始要为经济资源开发所引发的‘环境问题’、‘贫富分化问题’、‘并发症’、‘代价’等等问题来买单，30年经济增长的浮华以及沸腾的实验之后，党需要弥补经济资源开发中的种种不足，使我国的经济步入科学发展阶段。”科学发展观不是不要发展，也不是否定经济资源开发的成效，而是要根据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新问题、新情况对经济资源自身开发的方式、执政资源的配置作出适当的调整，使党在坚持经济资源开发的同时，坚持执政资源开发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性。
由此可见，执政党在执政资源开发过程中，需要根据自己所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对既有各资源要素的关系进行适度的调整，以维持执政资源系统各要素的动态平衡，保证执政资源系统的有效运作。当然，笔者这里并不是强调执政党在进行执政资源开发中要对各资源要素平均使力，其实，任何执政党在进行资源开发时都有个资源开发重点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明显的例证。因此，任何政党的执政资源配置都不可能做到整齐划一，但也不能顾此失彼，这就是执政资源的配置要注重资源组合的合理变动的原因所在。
四、制度化建设是执政资源系统良性运行的关键
在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源系统内，制度资源不仅与其他资源要素一样属于执政党执政资源的要素之一，而且也是各种资源要素向国家与社会输送的桥梁；制度资源的这种属性决定了执政党在进行执政资源开发时要将制度资源开发贯穿于全过程。制度资源开发的成效不仅关系到制度资源要素的本身，还关系到执政资源开发的全局。它要求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一)将制度资源开发贯穿于执政资源开发全过程，以提高执政资源的开发成效
就意识形态资源而言，要保证意识形态资源开发稳定、长期、有效地进行，它一方面要求意识形态资源的开发必须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进行；另一方面要求意识形态资源开发的本身实现制度化，唯有如此，才能巩固业已开发的意识形态资源的成果，并使之具备可持续效应。新中国成立以后，意识形态资源开发的最大教训就是既没有实现自身的制度化，也没有在党和国家的制度框架内进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在“踢开党委闹革命”口号的蛊惑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遭到破坏，各级国家权力机关停止运转。各级政府机关被造反派夺权，“公检法”机关被“砸烂”。1969年，人民检察院被正式宣布撤销。全国各地建立了所谓集党、政、财、文、军事、审判、检察权于一身的革命委员会。意识形态资源开发的“双重失范”不仅使意识形态资源开发自身走向极端，也延误了执政党执政资源开发进程。就经济资源而言，“改革开放就是逐步消除各种制度性障碍，确立微观主体进行‘理性计算’的新体制基础，让绝大多数人能够以‘合法的身份’获取收入和福利。用诺斯的话说，就是从‘限制进入的社会秩序’向‘开放进入的社会秩序’的转变”。中国共产党在经济资源开发的同时，能否开发出有效的制度资源将直接关系到经济资源开发的成效。就组织资源而言，制度建设是根本性建设，是体现组织价值、凝聚组织、发挥作用的根本。中国共产党是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通过一定制度规范确立起来的组织，党内一系列制度是党存在和运作的基础，党的制度资源开发的成效直接关系到党组织的健康发展。就社会资源而言，公民社会的构建和培育离不开相应的制度环境。“制度环境对公民社会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合适的制度环境会促进公民社会的健康发展，不合适的制度环境则会阻碍公民社会的发展。”必须看到，当前公民社会发展的制度环境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如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失衡和失调、公权力侵吞私权利、公权力过度扩张等问题。这也正是笔者今天强调要进一步加大执政党制度资源开发的原因所在。
(二)增强党的制度与国家制度之间的耦合性，以保证执政资源系统的有效运作
从执政党的大视角来看，政党制度和国家制度都属于执政党制度资源的内容，但政党制度和国家 制度又是两个不同的范畴。政党制度建设的目的是规范党内生活，而国家制度建设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实现“良治”和“长治久安”。但政党所固有的属性决定了在现代民主政治的背景下，任何政党要想获取、维系其执政地位，就必须实现政党制度和国家制度的有效衔接和互动，增强政党制度与国家制度之间的耦合性。在中国，中国共产党既是执政党，也是国家建设的领导力量，这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制度与国家制度之间的耦合性的效果在中国的政治生态中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它要求做到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对于国家制度而言。国家制度建设应当明确规范所有公民、组织和政党的政治行为，执政党的政治行为更是不能例外。国家制度对执政党的政治领导的确定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确认，即对执政党领导地位的许可；另一方面是明确，即在确认党的领导地位的同时，还应当也必须同时就执政党政治领导的内容、形式及与之相关的监督等作出明确、具体的界定，而不能够将国家与社会的权力一概笼统地移交到执政党手中。否则，不仅会弱化国家的权威，最终也将不利于执政党的领导地位。总之，国家制度存在的目的不仅是确立党的领导，更重要的是还要限制和规范这一领导，并确保它是正确的领导。
二是就党内制度而言。中国共产党的制度建设固然主要是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但由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独特的地位，它的意义就不仅仅局限于党内。也就是说，党的制度建设落脚点在党内，但其出发点应当是国家与社会政治生活的民主化，以保证“良治”和“长治久安”的实现。因此，一方面，中国共产党要自觉实现党的领导制度与国家各项制度的联系或对接，将党的制度建设与国家的制度建设有机地统一起来，从而实现以党内制度建设带动国家制度建设。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要自觉地使自己的制度与国家制度相一致，并服从国家制度建设的要求。而不能像苏共那样把国家制度变成党的制度的阐释和衍生。应该承认，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没有正确地处理好这一问题，由于各种原因，形成了党一元化的领导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制度与国家制度的关系开始出现严重变形。国家权力机关——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严重萎缩，其法定职权不能正常行使；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各级人民政府，实际上成了各级党委的具体执行机关，其基本职能是组织实施党的决定和具体部署；党委直接审批案件，司法机关的独立审判、独立检察权被蔑视。与此同时，党也陷入包办国家政权机关日常事务之中，党的指示和行政命令充斥在国家的各个层面。这不仅直接导致了党的制度资源开发的受挫，同时也导致党的制度与国家制度关系的严重错位，党的制度超越国家制度之上，甚至直接取代国家制度的运作。因此，在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要从以前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中走出来，要求执政党和国家机构在尊重彼此的地位和性质的前提下，厘清党与国家公共权力机关的功能范围和作用空间，明确自身的运作手段和行为方式，形成党与国家公共权力机关关系的规范化，并在此基础上，增强政党制度与国家制度之间的耦合性，从而为党执政资源的有效开发奠定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源；系统；运行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10)04-0035-06
执政资源是执政党用来达到自己目标的所有可以利用因素的总称。执政资源作为一个系统业已被学术界所公认，笔者在此也不作过多的论述。笔者更为关注的是政党执政资源系统良性运行的问题，因为政党执政资源系统能否得到良性运行直接关系到政党执政的全局。如果政党执政资源系统的运行出现障碍，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必然要受到极大挑战，执政党的执政生命就会受到威胁；如果政党执政资源系统的运行难以为继，就会导致政党执政体系的崩坍。这个问题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源系统也概莫能外。因此，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源系统良性运行的路径进行分析是当前研究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源必须着手解决的首要问题。
一、各执政资源要素的自身建设是执政资源系统良性运行的前提
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源系统良性运行的前提是各个资源要素本身能够得到有效地开发，就如生产产品一样，产品的生产首先要获得生产产品的各种原料，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就是这个道理。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源系统良性运行的道理也是一样，缺乏党执政资源运作的各种要素，党执政资源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世界上一些大党、老党相继失去了政权，一个重要原因是执政资源的各要素资源建设得不成功或者资源要素流失过多。中国共产党执政60多年来，运用党的执政资源实现了对国家政权、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全面领导，推进了各项事业的发展。但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深入推进和中国社会的变迁，党的执政资源各要素资源的开发面临一系列的挑战。
(一)在意识形态资源方面
改革开放以来，体制的变革和社会的转型，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道德观念、行为规范和审美追求，使价值观念体系面临着消解与重构问题。另一方面，由于种种原因，致使党的意识形态出现了与现实“两张皮”的现象。有些理论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理论需要。从形式看，一些理论宣传的形式、方式和方法过于僵化、呆板，落后于当前社会形势的发展对宣传手段的要求。从内容看，最突出的问题是宣传中“大”和“空”现象较多，往往使百姓产生逆反心理。
(二)在组织资源方面
伴随着中国经济基础的变化，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资源在新经济、新社会领域呈现出复杂化发展态势。一方面，在传统的组织之外，出现了许多新的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把民众从人民公社体制下解放出来。在城市，随着改革的深入，出现了私营经济、民营经济和“三资”企业等多种非国有企业组织。另外还出现了许许多多的非营利性群众性组织，如社会团体和协会等等。这些组织还没有完全纳入原有的党的组织网络，从而使党组织网络“结点”松动，组织资源维护的难度加大。另一方面，伴随着基层党组织的弱化，党员的作用也遇到了新的问题。过去，党员是为集体奋斗，是主人翁的感觉，现在是为老板工作，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受到限制。
(三)在制度资源方面
目前，党的有关制度不完善、制度资源不足的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尤其是有些制度过于抽象，过于笼统，缺乏具体的实施细则，在执行时比较困难。例如那种“宣言”、“口号”式的制度，往往与宣传教育材料区别不大，没有多少强制性的约束力；一些制度的条文只有定性的要求，没有定量的要求，因此实施中解释的弹性较大，很难具体操作。像那种伸缩范围比较大的制度是很容易扭曲变形的。就拿民主集中制来说，党章虽然对民主原则和集中原则以及两者的关系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但一直没有关于民主和集中必经的程序、步骤和必须遵守的规矩、规则等程序性的制度，结果，一些地方和部门的党组织执行起来主观随意性较大，破坏了民主集中制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四)在经济资源方面
经济资源开发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因素，经济资源储量增加的难度加大。从外部环境看，中国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越来越成为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不断增大，从而使中国经济受世界经济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也不断增多。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就是典型的例子。就国内来看，国内经济发展也面临一系列不确定的因素。一是楼市泡沫已成为经济发展的隐患；二是通货膨胀压力显著增大，可能引起经济的波动；三是产能过剩困扰经济发展。同时经济资源消耗和流失也比较严重，主要表现为庞大的党政群组织体系，特别是行政机构臃肿消耗了国家大量的经济资源，而政府官员的腐败更造成了大量经济资源的流失。
(五)在社会资源方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公民社会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并开始在国家生活中崭露头角，从而给党的执政资源开发带来一系列的挑战。一是利益协调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在社会转型期间，如何妥善解决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冲突和对抗，保证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根本利益，实现多元主体之间的和谐共处成为中国共产党所要面对的重要难题。二是中国共产党与民间组织的良性互动关系还没有形成。一方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内出现的民间组织已经与中国共产党不存在像计划经济时代那样的隶属关系，民间组织有选择发展的机会，随着民间组织的发展，其对中国共产党社会资源开发的冲击效应开始显现。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对民间组织的认识、政策、管理体制与民间组织的发展还有很多不相适应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管理民间组织的制度出现了“制度剩余与制度短缺或匮乏”的双重困境。
总之，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使得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源的各要素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新变化，如何在新的形势下，继续有效地加大对各资源要素的开发是维持党执政资源系统良性运行的当务之急。
二、实现执政资源系统与环境相协调是执政资源系统良性运行的重要条件
系统总是存在于一定的环境之中。对于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源系统来说，它要求党一方面要对组织系统之外的环境有较为清醒的认识，以制定正确的资源开发的政策；另一方面由于系统外部环境是经常变动的，这种变化可能导致某些资源要素的“不合时宜”或流失，为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使党的组织在外部环境变动中始终能够拥有足够的资源以加强自身的执政地位。
(一)准确判断政党所处的外部环境，制定正确的资源开发战略
政党要进行有效的资源开发就需要它对自己所 处的外部环境包括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进行准确的把握。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期内，由于中国共产党对所处国际国内环境判断的双重失误，使执政资源的开发由原本以经济资源开发为重点逐步偏向以意识形态资源开发为重点。其结果是不仅没有把人民带入共产主义的理想王国，也使意识形态资源的开发受到很大的损害。“文化大革命”以后，邓小平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深刻反思，在党所处的国际环境上，他认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在对中国国情的判断上，邓小平认为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从而把党执政资源开发的重点转移到经济资源开发的轨道上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执政资源开发战略布局的调整和资源开发重点的转移，不仅使经济资源自身得到有效提高，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弥补了其他资源要素开发的不足，从而使党执政资源开发的整体效果得以增强。
(二)增强执政资源要素的“弹性”，提高资源要素适应环境变迁的能力
由于执政资源所面对的环境是经常变化的，环境的变化可能会导致某些资源要素的“不合时宜”，为此，要提高资源要素的单项效能，就有必要增强各资源要素的“弹性”，提高资源要素的适应能力。以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资源开发为例，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资源的开发不能另辟蹊径，而要在坚持自身意识形态前提下，对其进行适度创新，以增强自己的意识形态资源的“弹性”，提高自己的意识形态资源的适应能力，使其一方面保持自己的意识形态的历史连续性，另一方面又实现国家意识形态对新时期政治路线的保护、辩解、动员与政治凝聚功能。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思想都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进行意识形态资源创新的重大成果，事实证明，这种创新既增强了党的意识形态资源的“弹性”，提高了资源要素适应环境变迁的能力，又有效地带动了其他资源要素的开发。
(三)依据环境变化，适时调整执政资源的开发方式
执政党要保证自己有足够的资源，就必须依据外部环境的变化，不断调整资源开发方式。新中国成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家采取的是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对于促进当时国民经济的发展、丰富党的经济资源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时间的发展，其弊端也逐步暴露出来，从而成为党进一步开发经济资源的重要障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改变了原有的经济资源开发方式，即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从而为丰富党的经济资源提供了体制机制保障。由此可见，由于政党对执政资源的开发总是在一定社会环境中进行，都是处在一定的时代背景之下，而且执政资源的开发本身没有一种固定的模式，它需要执政党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在探索中不断丰富自己的经验，这就要求政党在执政资源开发的过程中不断创新开发方式，以应对各种挑战，拓展执政资源。
(四)注重新兴资源开发，保证执政资源在环境变迁中得到及时补充
从政党的执政资源的类型来看，政党执政资源可以分为传统资源和新兴资源。传统资源是各个不同政党在长期执政资源开发过程中所形成的自身独具特色的资源，它是一个政党在执政时特有的积极因素。在当代世界，不同的政党都会利用自己的传统资源进行执政。在美国，民主党的群众基础主要是劳工、公务员、少数民族和黑人，共和党的群众基础主要是郊区和南方的白领工人及年轻人。新兴资源是政党根据社会发展变化的新情况、新形势，开拓的传统资源以外的资源。如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迁，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外部环境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必然引发党所拥有的某些资源要素的流失或“不合时宜”，为此，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依据环境变化，加大对新兴资源开发的力度，保持党所拥有的资源在“流失”或“不合时宜”的同时能够获得及时的补充，唯有如此，政党所拥有的资源才能得到良性循环。如在意识形态资源开发方面，党可以充分利用网络资源，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在组织资源开发方面，可以针对社会分化的新特点，采取积极措施将社会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以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
三、各种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是执政资源系统良性运行的重要保障
党的执政资源是一个系统，党通过各资源要素的开发，将之双向“输入”国家政治系统和社会民众系统，以获得政党所需要的合法性资源。合法性资源是政党各资源要素“合力”的结果。政党合法性资源的增强不仅取决于各资源要素的“力量”，而且还取决于各资源要素“力量”的配置和组合的效应，组合合理则“合力”大，反之则“合力”小。由此可见，政党执政资源配置的科学与否直接关系到党合法性资源开发的成效，关系到党执政地位的巩固和社会整合能力的提高。
(一)执政资源配置要注重执政资源系统整体性效能的发挥
整体性是系统最本质的特征。整体是由各组成部分的有机联系构成的，系统整体的功能不等于各组成部分功能的简单相加，而是要考虑系统各要素之间的耦合关系。从量的关系方面来看，系统的整体效应表现为整体对于它的组成部分具有“非加和性”。即在数学中1加1等于2，而在系统论中，l加1就不等于2，这就是贝塔朗菲著名的“非加和定律”。中国的管理学者把系统的这种整体功能不等于诸要素功能简单相加的情况，称为“系统的性能、功效不守恒定律”。用公式可表示为：
其中：E为系统的整体功能；e为系统各组成部分(要素)的功能；P为各要素相互联系而形成的结构功能。
公式表明，任何系统的整体功能E，等于各组成部分(要素)功能之和加上各部分相互联系而形成的结构功能P，在这里P≠O，否则就不是系统联系的整体性。系统的这种非加和性，又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当P>O时，则出现“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二是当P
(二)执政资源的配置要注重资源组合的合理变动
合理地组合各资源要素对政党执政资源系统整体效能的发挥是至关重要的，但这种组合不是一成不变的。这是因为，一方面，执政资源系统所面对的环境总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另一方面，在系统中某一个要素也可能会出现局部的变化，而各资源要素又是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的，这就要求执政资源各要素的组合要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合理变动，唯有如此，执政资源各要素关系才能在动态中得到不断的优化组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此“经济问题就是最大的政治问题”、“发展是硬道理”成了中国社会的主旋律。在党执政资源系统中，经济资源开发的优先地位不容动摇，在其身上投入的人力、物力、精力及对其关注度都是其他资源开发无法比拟的。但当经济资源开发到一定程度时，一系列的问题也随之产生。主要表现为人们往往一味地追求效率，单纯关注增长，从而出现了分配不公、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现象。如果这些问题处理不好，不仅可能导致经济资源开发的效力受到削弱，也可能会导致民众消弱对改革开放的认同感，从而直接导致党合法性资源产出的迟缓和停顿。“党对经济资源开发取得巨大成功，经济发展成为了党执政合法性的最佳贡献者的同时，也必须意识到党开始要为经济资源开发所引发的‘环境问题’、‘贫富分化问题’、‘并发症’、‘代价’等等问题来买单，30年经济增长的浮华以及沸腾的实验之后，党需要弥补经济资源开发中的种种不足，使我国的经济步入科学发展阶段。”科学发展观不是不要发展，也不是否定经济资源开发的成效，而是要根据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新问题、新情况对经济资源自身开发的方式、执政资源的配置作出适当的调整，使党在坚持经济资源开发的同时，坚持执政资源开发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性。
由此可见，执政党在执政资源开发过程中，需要根据自己所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对既有各资源要素的关系进行适度的调整，以维持执政资源系统各要素的动态平衡，保证执政资源系统的有效运作。当然，笔者这里并不是强调执政党在进行执政资源开发中要对各资源要素平均使力，其实，任何执政党在进行资源开发时都有个资源开发重点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明显的例证。因此，任何政党的执政资源配置都不可能做到整齐划一，但也不能顾此失彼，这就是执政资源的配置要注重资源组合的合理变动的原因所在。
四、制度化建设是执政资源系统良性运行的关键
在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源系统内，制度资源不仅与其他资源要素一样属于执政党执政资源的要素之一，而且也是各种资源要素向国家与社会输送的桥梁；制度资源的这种属性决定了执政党在进行执政资源开发时要将制度资源开发贯穿于全过程。制度资源开发的成效不仅关系到制度资源要素的本身，还关系到执政资源开发的全局。它要求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一)将制度资源开发贯穿于执政资源开发全过程，以提高执政资源的开发成效
就意识形态资源而言，要保证意识形态资源开发稳定、长期、有效地进行，它一方面要求意识形态资源的开发必须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进行；另一方面要求意识形态资源开发的本身实现制度化，唯有如此，才能巩固业已开发的意识形态资源的成果，并使之具备可持续效应。新中国成立以后，意识形态资源开发的最大教训就是既没有实现自身的制度化，也没有在党和国家的制度框架内进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在“踢开党委闹革命”口号的蛊惑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遭到破坏，各级国家权力机关停止运转。各级政府机关被造反派夺权，“公检法”机关被“砸烂”。1969年，人民检察院被正式宣布撤销。全国各地建立了所谓集党、政、财、文、军事、审判、检察权于一身的革命委员会。意识形态资源开发的“双重失范”不仅使意识形态资源开发自身走向极端，也延误了执政党执政资源开发进程。就经济资源而言，“改革开放就是逐步消除各种制度性障碍，确立微观主体进行‘理性计算’的新体制基础，让绝大多数人能够以‘合法的身份’获取收入和福利。用诺斯的话说，就是从‘限制进入的社会秩序’向‘开放进入的社会秩序’的转变”。中国共产党在经济资源开发的同时，能否开发出有效的制度资源将直接关系到经济资源开发的成效。就组织资源而言，制度建设是根本性建设，是体现组织价值、凝聚组织、发挥作用的根本。中国共产党是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通过一定制度规范确立起来的组织，党内一系列制度是党存在和运作的基础，党的制度资源开发的成效直接关系到党组织的健康发展。就社会资源而言，公民社会的构建和培育离不开相应的制度环境。“制度环境对公民社会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合适的制度环境会促进公民社会的健康发展，不合适的制度环境则会阻碍公民社会的发展。”必须看到，当前公民社会发展的制度环境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如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失衡和失调、公权力侵吞私权利、公权力过度扩张等问题。这也正是笔者今天强调要进一步加大执政党制度资源开发的原因所在。
(二)增强党的制度与国家制度之间的耦合性，以保证执政资源系统的有效运作
从执政党的大视角来看，政党制度和国家制度都属于执政党制度资源的内容，但政党制度和国家 制度又是两个不同的范畴。政党制度建设的目的是规范党内生活，而国家制度建设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实现“良治”和“长治久安”。但政党所固有的属性决定了在现代民主政治的背景下，任何政党要想获取、维系其执政地位，就必须实现政党制度和国家制度的有效衔接和互动，增强政党制度与国家制度之间的耦合性。在中国，中国共产党既是执政党，也是国家建设的领导力量，这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制度与国家制度之间的耦合性的效果在中国的政治生态中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它要求做到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对于国家制度而言。国家制度建设应当明确规范所有公民、组织和政党的政治行为，执政党的政治行为更是不能例外。国家制度对执政党的政治领导的确定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确认，即对执政党领导地位的许可；另一方面是明确，即在确认党的领导地位的同时，还应当也必须同时就执政党政治领导的内容、形式及与之相关的监督等作出明确、具体的界定，而不能够将国家与社会的权力一概笼统地移交到执政党手中。否则，不仅会弱化国家的权威，最终也将不利于执政党的领导地位。总之，国家制度存在的目的不仅是确立党的领导，更重要的是还要限制和规范这一领导，并确保它是正确的领导。
二是就党内制度而言。中国共产党的制度建设固然主要是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但由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独特的地位，它的意义就不仅仅局限于党内。也就是说，党的制度建设落脚点在党内，但其出发点应当是国家与社会政治生活的民主化，以保证“良治”和“长治久安”的实现。因此，一方面，中国共产党要自觉实现党的领导制度与国家各项制度的联系或对接，将党的制度建设与国家的制度建设有机地统一起来，从而实现以党内制度建设带动国家制度建设。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要自觉地使自己的制度与国家制度相一致，并服从国家制度建设的要求。而不能像苏共那样把国家制度变成党的制度的阐释和衍生。应该承认，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没有正确地处理好这一问题，由于各种原因，形成了党一元化的领导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制度与国家制度的关系开始出现严重变形。国家权力机关——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严重萎缩，其法定职权不能正常行使；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各级人民政府，实际上成了各级党委的具体执行机关，其基本职能是组织实施党的决定和具体部署；党委直接审批案件，司法机关的独立审判、独立检察权被蔑视。与此同时，党也陷入包办国家政权机关日常事务之中，党的指示和行政命令充斥在国家的各个层面。这不仅直接导致了党的制度资源开发的受挫，同时也导致党的制度与国家制度关系的严重错位，党的制度超越国家制度之上，甚至直接取代国家制度的运作。因此，在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要从以前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中走出来，要求执政党和国家机构在尊重彼此的地位和性质的前提下，厘清党与国家公共权力机关的功能范围和作用空间，明确自身的运作手段和行为方式，形成党与国家公共权力机关关系的规范化，并在此基础上，增强政党制度与国家制度之间的耦合性，从而为党执政资源的有效开发奠定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