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岁的时候，我们的妈妈50岁。我们是怎样谈她们的？
　　我和家萱在一个足浴馆按摩，并排懒坐，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聊。一面落地大窗，外面看不进来，我们却可以把过路的人看个清楚。
　　家萱说：“我记得啊，我妈管我管得烦死了，从我上小学开始，她就怕我出门被强暴，到了我20岁还不准我晚上超过12点回家，每次晚回来她都一定要等门，然后也不开口说话，就是要让你‘良心发现，自觉惭愧’。我妈简直就是个道德警察。”
　　我说：“我也记得啊，我妈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她的‘放肆’。那时在美国电影中看见演母亲的说话细声细气的，浑身是优雅的教养。我想，我妈怎么也是杭州绸缎庄的大小姐，怎么这么‘豪气’啊！当然，逃难，还生4个小孩，管小孩吃喝拉撒睡的日子，人怎么细得起来？她说话声音大，和邻居们讲到高兴时，会笑得惊天动地。她不怒则已，一怒而开骂时，正义凛然，轰轰烈烈，被骂的人只能抱头逃窜。”
　　现在，我们自己50多岁了，妈妈们成了80多岁的“老媪”。
　　“你妈会时空错乱吗？”她问。
　　“会啊，”我说，“譬如有一次带她到乡下看风景，她很兴奋，一路上说个不停：‘这条路走下去转个弯就是我家的地。’或者说：‘你看你看，我常去那个山头收租，就是那里。’我就对她说：‘妈，这里你没来过啦。’她就开骂了：‘乱讲，我就住这里，我家就在那山谷里，那里还有条河，叫新安江。’”
　　我这才明白，这一片台湾的美丽山林，仿佛浙江，使她忽然时空转换，回到了自己的童年。她的眼睛发光，孩子似的指着车窗外：“佃农在我家地上种了很多杨梅、桃子，我爸爸让我去收租，佃农都对我很好，给我一大堆果子带走，我还爬很高的树。”
　　“你今年几岁，妈？”我轻声问她。
　　她眼神茫然，想了好一会儿，然后很小声地说：“我……我妈呢？我要找我妈。”
　　家萱的母亲住在北京一家养老院里。“开始的时候，她老说有人打她，剃她的头发，听得我糊涂——这家养老院服务很好，怎么会有人打她？”家萱的表情有些忧郁，“后来我才明白，原来她回到了‘文革’时期。年轻的时候，她是厂里的出纳，被拖出去打，还让她洗厕所。”
　　在你最衰弱的时候，却回到了最暴力、最恐怖的世界——我看着沉默的家萱：“那……你怎么办？”
　　她说：“想了好久，后来想出了一个办法。我自己写了个证明书，就写‘某某工作努力，态度良好，爱国爱党，是本厂优秀职工，已经被平反，恢复一切待遇’。然后刻了一个好大的章，叫什么什么委员会，盖在证明书上。我告诉看护，妈妈一说有人打她，就把这证明书拿出来给她看。”
　　我不禁失笑，怎么我们这些50岁的女人都在做一样的事情啊。我妈每天都在数她钱包里的钞票，每天都边数边说“我没钱，钱都到哪里去了”。我跟她解释说她的钱存在银行里，她就用那种怀疑的眼光盯着我看，然后还是时时刻刻紧抓着钱包，焦虑万分，怎么办？我于是开了一个“银行证明”：“兹证明某某女士在本行存有五百万元整”，然后下面盖个方方正正的章，红色的，正的反的连盖好几个，看起来很威风。我交代佣人：“她一提到钱，你就把这证明拿出来让她看。”我把好几副老花眼镜备妥，跟“银行证明”一起放在她床头的抽屉里，钱包塞在她枕头底下。
　　按摩完了，家萱和我的“妈妈手记”技术也交换得差不多了。
　　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心中渐渐有一分明白，如月光泻地。
　　选自《目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