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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叙述了艺术考古与中国画之间的关系，以及各自的研究对象与目的，以展示艺术考古的发展在中国画在传承与创新中所起到的作用。
关键词：艺术考古；中国画；美术史；发展；研究
中国画自出现以来，便在世界上占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源远流长，兼容并蓄，在发展的过程中不仅体现出了东方审美趣味，反映中国哲学，更是历史发展最为生动的写照。因此，在中国画数千年的发展中，留下了卷帙浩繁历史资料和丰富艺术作品。
随着近年来考古学的发展，中国画的发展轨迹和大量的古代的文物也日益清晰的呈现在我们面前。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古代艺术品。古代艺术品的来源不外乎两大类，一类是历而中国艺术考古学理沦又是在艺术考古实践的不断丰富，取得越来越大成就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来的。中国艺术考古学的实践活动姗姗来迟。近代科学考古学在中国的形成，迄今不过七八十年，由于战乱和经济条件的制约，中国考古学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在新中国建立之前，考古学的发展比较缓慢。1949年以后，中国的考古学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一时期，考古学的研究重点依然是重建古代的物质文化史，即根据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特别强调生产力中生产工具的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剩余财富的增加对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而忽视了生产力发展过程中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巨大反作用。艺术考古学这样的空前发展，也大大的促进了美术史论方面的研究。
近三十年来，对于中国画的研究取得的成绩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学科自身的发展。二是对人文学科研究的影响。这三十年来对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一种明显的表现特征就是通过对考古学的贴近，从利用考古资料，到借鉴考古学理论，再到形成具有本学科理论特色的艺术考古学研究方法。 美术史研究对考古材料的利用体现在对考古学研究成果的利用中，而不是简单地将其发掘的物品作为自己的研究与补史对象，还利用考古学家的分期断代与分型描述甚至是可能的解释与分析，来为中国画的研究带来便利。中国画的研究与考古学的亲缘关系让中国画受益匪浅。
艺术考古学研究的进展会比较直接地影响艺术史的研究。比如马王堆的出土为西汉初期的美术提供了大量的证据，只有通过考古发掘的遗迹和文物，才能真正总结出西汉初期美术的风格特征。艺术史研究的进展又会直接地影响艺术学的研究。尤其是现代艺术学在研究不同地域的文化交流和融合方面，对于艺术史的依赖性是很明显的。考古学的考古发掘工作不断为人类提供更多的历史文物，可以帮助人类更为直观地研究历史，并为各种历史假说提供必要的证据，帮助人类越来越准确完整地复原历史的面貌。而且利用考古学的方法和手段可以准确地鉴定出历史文物的来源和年代，这在不同时期的艺术风格界定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而目前这一研究方法已被广泛应用于我国的艺术考古和美术史论相关的研究。很多长期默认的结论经过科学的研究方法都到了修正，甚至推翻了一些根深蒂固的认识与看法。
例如，在当代对于《簪花仕女图》的断代研究上，断代问题一直以来在学术界争论不休。《簪花仕女图》作为一件杰出的艺术作品，为历代所珍视收藏，其绘画技法、人物动态、勾染设色、花鸟生机精妙至极。然而关于《簪花仕女图》的“身世之谜”却是学术界久久争论的话题，它所托名作者周昉存疑，创作年代也不甚明了。从《簪花仕女图》中仕女的发型上来看，与《簪花仕女图》中的高髻相似的有两例 ：一是晚唐五代敦煌壁画《引路菩萨图》，画中的妇女应当为贵族妇女形象，《簪花仕女图》中的妇女也是贵族形象，但是《引路菩萨图》中的妇女头饰与《簪花仕女图》中大同小异，只是没有装饰性的花朵，而南唐二主陵出土的女俑为仕女形象，高髻之上缺乏装饰，其发型却与《簪花仕女图》几乎相同，对于这两种观点所争论的不同时期的出土实物，均有考古发掘的艺术形象出土并被科学的研究，分别是盛唐时期武惠妃墓石刻石雕与五代时期前蜀王建墓的二十四身舞乐伎高浮雕和南唐二主陵钦陵出图的红陶高髻女立俑。二者后两组艺术形象都特别符合《簪花仕女图》中的仕女形象，尤其是制作于五代南唐升元七年（943年）红陶高髻女立俑，高49cm。女俑圆脸丰润，高髻，双手置于胸前。内着齐胸长裙，外穿对襟大袖衫，领饰云肩，长袖下垂，长裙下露出上翘的履头。从其华丽的服装、雍容的气质分析，此女俑表现了以为仕女的形象。其面庞圆润、眉目清晰，依稀可见唐朝风韵。与《簪花仕女图》中的仕女形象十分吻合，此女俑1950年出土于江苏江宁祖堂山南唐烈祖李昪的钦陵，经过科学的方法严谨的断代考证，是艺术考古佐证中国美术史的一个范例。
而在《韩熙载夜宴图》中，我们已能运用艺术考古的研究方法，去判定其所作的年代、历史背景等。据《宣和画谱》记载，《韩熙载夜宴图》是顾闳中奉南唐后主李煜之命，夜至韩熙载的宅第窥视其夜宴的情景而作的。画中的主要人物南唐的大臣韩熙载，出身北方豪族，为避战乱来到南唐，李后主欲命其为宰相，而韩熙载见国事日非，不愿担此重任，遂假作终日纵情声色之态，与宾客饮酒作乐，画中的其他人物也大多是写实的，如状元郎粲、和尚德明等，都是韩熙载的常客。画卷里，韩熙载虽放浪形骸，但始终双眉紧锁，忧心忡忡。画家顾闳中对于画面中人物的刻畫亦是相当精到传神，其以形写神的功力显示出五代画家扎实的造型能力和极好的艺术素养。其设色和用笔的技法也已相当精湛娴熟，衣纹的组合变化，线条疏密有致，并运用了矿物颜料进行赋色，历经千年岁月，色彩依旧明艳动人、沉着稳重。虽然在这幅作品中大量采用了石绿、朱砂等色彩，但这个画卷在这幅作品中统一在墨色丰富的层次变化中。这幅作品中，桌案家具都较为低矮，正处于由席地而坐到垂足高坐的过渡时期，室内的陈设器物无不体现了南唐时代的特点，与同时代浔阳公主墓中出土家具相似。
当今时代，一切人类的遗存都被视为承载着文化意义的载体，历史的真相总是掩埋在无数的细节之中，文献的记载难免被赋予主体性的目光，但客观存在的考古实物却更具有说服力和可靠性。因此，面对很多不同的观点，我更倾向于去了解实质意义上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艺术考古对于我们研究传世古画、了解其创作背景，构建其历史环境和复原其绘画技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更是可以利用最新、最先进的修复技术一窥千年以前的社会风貌，对我们当代国画的研究与创作提供了不竭的源泉。
作者简介：
胡晓（1990.6—），男，汉族，籍贯：陕西石泉人，西安美术学院，15级在读研究生硕士学位，专业：中国画 研究方向：人物画创作与研究。
关键词：艺术考古；中国画；美术史；发展；研究
中国画自出现以来，便在世界上占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源远流长，兼容并蓄，在发展的过程中不仅体现出了东方审美趣味，反映中国哲学，更是历史发展最为生动的写照。因此，在中国画数千年的发展中，留下了卷帙浩繁历史资料和丰富艺术作品。
随着近年来考古学的发展，中国画的发展轨迹和大量的古代的文物也日益清晰的呈现在我们面前。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古代艺术品。古代艺术品的来源不外乎两大类，一类是历而中国艺术考古学理沦又是在艺术考古实践的不断丰富，取得越来越大成就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来的。中国艺术考古学的实践活动姗姗来迟。近代科学考古学在中国的形成，迄今不过七八十年，由于战乱和经济条件的制约，中国考古学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在新中国建立之前，考古学的发展比较缓慢。1949年以后，中国的考古学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一时期，考古学的研究重点依然是重建古代的物质文化史，即根据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特别强调生产力中生产工具的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剩余财富的增加对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而忽视了生产力发展过程中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巨大反作用。艺术考古学这样的空前发展，也大大的促进了美术史论方面的研究。
近三十年来，对于中国画的研究取得的成绩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学科自身的发展。二是对人文学科研究的影响。这三十年来对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一种明显的表现特征就是通过对考古学的贴近，从利用考古资料，到借鉴考古学理论，再到形成具有本学科理论特色的艺术考古学研究方法。 美术史研究对考古材料的利用体现在对考古学研究成果的利用中，而不是简单地将其发掘的物品作为自己的研究与补史对象，还利用考古学家的分期断代与分型描述甚至是可能的解释与分析，来为中国画的研究带来便利。中国画的研究与考古学的亲缘关系让中国画受益匪浅。
艺术考古学研究的进展会比较直接地影响艺术史的研究。比如马王堆的出土为西汉初期的美术提供了大量的证据，只有通过考古发掘的遗迹和文物，才能真正总结出西汉初期美术的风格特征。艺术史研究的进展又会直接地影响艺术学的研究。尤其是现代艺术学在研究不同地域的文化交流和融合方面，对于艺术史的依赖性是很明显的。考古学的考古发掘工作不断为人类提供更多的历史文物，可以帮助人类更为直观地研究历史，并为各种历史假说提供必要的证据，帮助人类越来越准确完整地复原历史的面貌。而且利用考古学的方法和手段可以准确地鉴定出历史文物的来源和年代，这在不同时期的艺术风格界定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而目前这一研究方法已被广泛应用于我国的艺术考古和美术史论相关的研究。很多长期默认的结论经过科学的研究方法都到了修正，甚至推翻了一些根深蒂固的认识与看法。
例如，在当代对于《簪花仕女图》的断代研究上，断代问题一直以来在学术界争论不休。《簪花仕女图》作为一件杰出的艺术作品，为历代所珍视收藏，其绘画技法、人物动态、勾染设色、花鸟生机精妙至极。然而关于《簪花仕女图》的“身世之谜”却是学术界久久争论的话题，它所托名作者周昉存疑，创作年代也不甚明了。从《簪花仕女图》中仕女的发型上来看，与《簪花仕女图》中的高髻相似的有两例 ：一是晚唐五代敦煌壁画《引路菩萨图》，画中的妇女应当为贵族妇女形象，《簪花仕女图》中的妇女也是贵族形象，但是《引路菩萨图》中的妇女头饰与《簪花仕女图》中大同小异，只是没有装饰性的花朵，而南唐二主陵出土的女俑为仕女形象，高髻之上缺乏装饰，其发型却与《簪花仕女图》几乎相同，对于这两种观点所争论的不同时期的出土实物，均有考古发掘的艺术形象出土并被科学的研究，分别是盛唐时期武惠妃墓石刻石雕与五代时期前蜀王建墓的二十四身舞乐伎高浮雕和南唐二主陵钦陵出图的红陶高髻女立俑。二者后两组艺术形象都特别符合《簪花仕女图》中的仕女形象，尤其是制作于五代南唐升元七年（943年）红陶高髻女立俑，高49cm。女俑圆脸丰润，高髻，双手置于胸前。内着齐胸长裙，外穿对襟大袖衫，领饰云肩，长袖下垂，长裙下露出上翘的履头。从其华丽的服装、雍容的气质分析，此女俑表现了以为仕女的形象。其面庞圆润、眉目清晰，依稀可见唐朝风韵。与《簪花仕女图》中的仕女形象十分吻合，此女俑1950年出土于江苏江宁祖堂山南唐烈祖李昪的钦陵，经过科学的方法严谨的断代考证，是艺术考古佐证中国美术史的一个范例。
而在《韩熙载夜宴图》中，我们已能运用艺术考古的研究方法，去判定其所作的年代、历史背景等。据《宣和画谱》记载，《韩熙载夜宴图》是顾闳中奉南唐后主李煜之命，夜至韩熙载的宅第窥视其夜宴的情景而作的。画中的主要人物南唐的大臣韩熙载，出身北方豪族，为避战乱来到南唐，李后主欲命其为宰相，而韩熙载见国事日非，不愿担此重任，遂假作终日纵情声色之态，与宾客饮酒作乐，画中的其他人物也大多是写实的，如状元郎粲、和尚德明等，都是韩熙载的常客。画卷里，韩熙载虽放浪形骸，但始终双眉紧锁，忧心忡忡。画家顾闳中对于画面中人物的刻畫亦是相当精到传神，其以形写神的功力显示出五代画家扎实的造型能力和极好的艺术素养。其设色和用笔的技法也已相当精湛娴熟，衣纹的组合变化，线条疏密有致，并运用了矿物颜料进行赋色，历经千年岁月，色彩依旧明艳动人、沉着稳重。虽然在这幅作品中大量采用了石绿、朱砂等色彩，但这个画卷在这幅作品中统一在墨色丰富的层次变化中。这幅作品中，桌案家具都较为低矮，正处于由席地而坐到垂足高坐的过渡时期，室内的陈设器物无不体现了南唐时代的特点，与同时代浔阳公主墓中出土家具相似。
当今时代，一切人类的遗存都被视为承载着文化意义的载体，历史的真相总是掩埋在无数的细节之中，文献的记载难免被赋予主体性的目光，但客观存在的考古实物却更具有说服力和可靠性。因此，面对很多不同的观点，我更倾向于去了解实质意义上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艺术考古对于我们研究传世古画、了解其创作背景，构建其历史环境和复原其绘画技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更是可以利用最新、最先进的修复技术一窥千年以前的社会风貌，对我们当代国画的研究与创作提供了不竭的源泉。
作者简介：
胡晓（1990.6—），男，汉族，籍贯：陕西石泉人，西安美术学院，15级在读研究生硕士学位，专业：中国画 研究方向：人物画创作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