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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读到《歌德及其牺牲品》一书，作者是德国电视台记者蒂尔曼·延斯，德国当代著名文学史家瓦尔特·延斯的儿子。书中的观点极其偏激，讲述了歌德如何压制、利用和伤害席勒、荷尔德林、克莱斯特、费希特等有才华的作家、哲学家，在书的封二以及正文开始前引用了席勒关于歌德的两句话：“这种人（指歌德）我不喜欢……”“可不能让这样一个人出现在自己身边。”其实席勒还说过更狠的话，他把歌德比作骄傲、古板的大家闺秀，“得跟他生出个孩子来，让他在世人面前抬不起头，那才痛快”。
中国读者都很熟悉歌德，对席勒也不陌生，他们的文学成就缔造了德国古典文学时期的辉煌。但是关于他们之间的友谊，历来在德国文学界就颇有微词，甚至争论。两人在世时，被称为“双子星座”“德国文学奥林匹斯山精英”，与此同时，也遭到反感和诋毁。人们攻击的矛头对准歌德，把席勒作为发难的工具。因为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就算两人之间存在友谊，也是歌德占了便宜，席勒受了委屈。一八○二年三月五日，作家科策布为抬高席勒贬低歌德，计划大张旗鼓举办席勒命名日庆典，活动夭折让颇为尴尬的席勒松了一口气，他致信歌德：“三月五日我过得比恺撒在三月十五日那天幸运多了。”直至一个半世纪后的今天，否定这场友谊的观点并没有消失。德国魏玛那座歌德与席勒的纪念碑，两位文学大师并肩站立在同一基座上，这尊罕见的、为人们世代瞻仰的塑像，是他们之间真挚友谊的体现呢，抑或只是后世的希冀和愿景的写照？
萨弗兰斯基的《歌德与席勒》这本书，以较为翔实的材料，从哲学和文学理论的高度，令人信服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歌德和席勒年龄相差十岁，家庭出身、所受的教育以及之后的社会经历，都有很大的差异，加之，两个人秉性迥异，这样的两个人走到一起，并非易事。一七七九年，正在符腾堡公国卡尔高等学堂读书的席勒，第一次见到因创作剧本《葛兹》和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其声望不仅在德国，而且在欧洲也如日中天的歌德，当时席勒跪在欧根公爵的面前接受奖章和证书，不敢向斜上方看站在公爵身旁作为嘉宾的歌德。后来，席勒逃离公国，弃医从文，创作、发表了话剧《强盗》《阴谋与爱情》等作品，在德国文坛崭露头角。之后辗转来到萨克森-魏玛公国，希望结识在这里担任公国宫廷枢密顾问的歌德。但是席勒感到歌德有意疏远自己。歌德当时对席勒不甚了解，以为这位青年人仍然处在狂飙突进时期那种精神境界，有才华但不成熟。鉴于席勒在历史研究方面的成果，歌德只推荐他到耶拿大学教授历史。席勒闻知此事，心中对歌德这种恩赐者的态度已感不快，后来得知，这是个没有薪酬的教职，接受这份工作还有个前提，即席勒得自己花钱买一个硕士文凭。他深感受到愚弄，在给好友克尔纳的信中满腹牢骚终于爆发：“我真的认为他这个人异乎寻常地自私。他拥有吸引你的才华，将你牢牢地罩在他的影响之下。……但他只不过像一位天神一样，并不公开自身……可不能让这样一个人出现在自己身边……”上面提到的席勒的那番狠话便是出自这样的背景。
后来，席勒创作的诗歌《希腊诸神》引起了歌德的注意，在接下来的关于文学艺术的交谈中，歌德发现，两个人的艺术理想是相同的，都希望以希腊古典艺术为榜样，认识和表现世界，促进以自然与人、感性与理性和谐为特点的、自由的、人道的精神文明。
共同的理想能使他们走到一起，但紧密的合作和友谊还必须以优势互补为前提。歌德是情感人，认识与表现事物总是从特殊到一般，而席勒正好相反，他是概念人，是从统一性出发的思索推论型，歌德则是从纷繁的具体事物出发的直觉型。这样的两个人必然能够互相吸引，取长补短。歌德帮助席勒克服抽象带来的危险，因为一味追求明确和概念的精准，会毁灭那些依赖于幽暗和无意识的生命胚胎；而席勒可帮助歌德通过规律去纠正情感的泛滥。
歌德与席勒分别创作《威廉·迈斯特》和《华伦斯坦》的过程，充分体现了两个人优势互补带来的益处。歌德经常与席勒切磋小说情节的走向和人物的塑造，几乎每写完一部分就送给席勒征求意见，席勒真诚地发表看法，比如指出故事发展的脉络有时不够清晰、有些情节的转折缺乏铺垫、心理描写尚不足以令人信服，等等。席勒刻画华伦斯坦时，受到如何正确处理命运和性格因素的困扰，歌德关于“庞大世界整体”的构想启发了他，他决定让华伦斯坦这个人物逐渐地纠缠进人们所编织的网中，于是一向行动果断的一个人，异化成犹豫不决的哈姆雷特，最终被置入生命的异域，完全丧失了对自己命运的掌控，成为一个悲剧人物。歌德在看到这出戏的第一部时，就敏感地指出戏中显示出的宏大气象，建议席勒写成三部曲。席勒的《华伦斯坦》最终成为德国古典时期戏剧的样板，也为以后创作《玛丽亚·斯图亚特》《奥尔良的约翰娜》等一系列名剧奠定了基础。
席勒深有感触：“上帝赐给我一位多么明智待人、细心周到的朋友！”“没有一次离开您不是内心颇有所得。” 歌德也高度评价与席勒的合作，与席勒一起对小说的探讨增加了他的勇气，他认为与席勒谈论写作是一种独一无二的、令人非常享受的过程。
与此同时，在所谓“赠辞之年”（一七九六年），两人密切合作，创作了数百首双行体讽刺短诗，通过针砭文学天地里的低俗趣味，表明他们都不屈从于读者，而是引导和提升他们。几个月里两人经常坐在一起，一个说上句，一个接下句，常常因突发奇想而开怀大笑，两人都沉浸在他们诗歌所呈现的一种赏心悦目的“大逆不道”之中。
一七九七年夏天，在席勒的建议下，两人又开始创作叙事歌谣，歌德以《掘宝者》揭开序幕，席勒随之推出《潜水者》《手套》等一系列佳作。他们边研究边写作，从理论到实践完善了这一兼有叙事和戏剧特点的、来自民间的诗歌形式，相互激励、切磋和启发，以这种形式创作出许多流传至今的诗歌精品。
歌德的长篇组诗《罗马哀歌》问世，这也是两人友谊的结晶。歌德在意大利逗留两年，回到魏玛又得到平民女子克里斯蒂安娜的爱恋，这样的经历使进入不惑之年才真正品尝到男欢女爱幸福的歌德，激情洋溢地创作出他最长的组诗，表现的不仅是对爱情的渴望和追求，更是沐浴在自然、健康与和谐的爱情中的人所感受到的愉悦和幸福。本来就是情感人的歌德，在这组诗中坦诚大胆地直抒胸臆，就连一向在这方面很开放的魏玛公爵，都认为“其中的一些思想过于生猛”。歌德把这组诗锁在抽屉里达四五年之久。在主动删掉某些难以公之于众的篇章（比如：“如果有人走进，/ 眯缝着眼睛瞧着那娇嫩的蜗居，/ 对纯洁自然的果实心生厌恶，你就从背后惩罚他，/ 用你那从胯裆下勃发出的红红的肉柱。”这里歌德赞颂了自然赋予女性躯体的美，对那些对此蔑视和厌恶者，甚至要以违反自然的方式严惩不贷）后，寄给席勒请其过目，嘱咐席勒切勿泄露出去，阅毕立刻归还。席勒为这组诗歌的高超艺术性所折服，他也承认有些地方伤及了传统习俗，但并没有损害真正的、自然的礼仪常规。组诗赫然亮相席勒的杂志《季节女神》后，舆论一片哗然，诸如“北方蛮人主宰了罗马女人的酥胸和丰臀”（原文为： Und der Barbar beherrscht r.mischen Busen und Leib。中译本译为：“野蛮人主宰了罗马女郎的心身。”这里回避了“Leib”即 “Unterleib”[女人的下身]，表达文雅了，也远离了原文）的诗句遭到猛烈的口诛笔伐。曾经是歌德恩师的赫尔德讽刺道：“《季节女神》应该改为《季节女妓》了。”这组诗歌最终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成为歌德诗歌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与席勒的审美品位以及对朋友的鼎力支持分不开。当然，席勒的杂志那时正处于低谷，他也想借这组有争议的作品使其重新成为读者关注的焦点。 真诚合作结出了累累硕果，两个人都觉得受益匪浅。席勒明显觉得他已超越了自己，能够远远地抛开主观局限，皆因为他与一位如此客观地面对他的人持续不断的来往，这使他既保持了青春的活力和激情，又有成熟年华的宁静和清明。歌德又感到了旺盛的创作精神：“我们两个秉性迥异之人的幸会，已经为我们带来诸多好处……是您让我青春复得，让我再次挥动几乎已搁置的笔，又成为一个诗人了。”
他们俩的友谊，并非所谓的一心一意，所幸的是他们并不愿意这样做。歌德认为，不要总是要求朋友完全与自己和谐一致，要求朋友是另一个自我，因为这样的友谊是不能持久的。保持富有个性的自我是友谊的基础，更是人生的真谛，歌德在《西东合集》中让苏莱卡说：“尘世凡人的最大幸福/ 只是拥有富有个性的自我。”可惜中译本把后半句译为“只在于保持自己的性格”， 致使歌德这一重要思想没有引起国人的注意。歌德同时认为，要想真正认识自己，得知道别人对自己怎样看，席勒对于他是一面难得的思想之镜。席勒虽然深知歌德才华绝世，但他仍然尽其所能，在心中铸造一面供朋友观照的精神之镜，他认为只有这样，才不愧为更高意义上的、歌德的朋友这个称号。
然而这并不等于说，朋友之间的相互交流就可以不讲求方式。席勒懂得在指出歌德作品中的问题之前，充分肯定其成功之处，他总是聪明地把批评用称赞包装起来。歌德对席勒强烈的自我意识、富有穿透力的精神、追求明晰的欲求，有时也更愿意规避。歌德不想削减他内心的某种幽暗，为此他有时也耍一点花招，或者做出包含着某种反讽的回答。到了他写《赫尔曼与窦绿苔》时，送给席勒看时已是定稿的作品，让席勒一时间目瞪口呆。
共同的目标和紧密的合作，并没有抹杀各自的特性，相反，差异和分歧使他们在互补的过程中都丰富了自身，提高了各自的创造力。歌德与席勒之间的友谊体现了德国古典时期文化教育的观念，推动和造就了德国文学古典时期的辉煌。
《歌德与席勒》引用了大量的史料，比如力求用歌德与席勒的书信往来反映他们当时的心态和彼此的看法，同时又不局限于信息来源，如有可能还同时引用双方与各自的朋友及其他相关者的书信加以佐证。席勒去世早，两个人之间的书信是由歌德一个人编辑出版的。当时就有人质疑公布出来的这些书信是否被歌德做了手脚，因此萨弗兰斯基着力客观地再现事实的本来面目。
蒂尔曼·延斯在上面提到的那本书里，除了说歌德作为朋友没有品行、作为天才没有道德外，还说他是限制言论自由的检察官，甚至说歌德是以国家安全名义镇压不同政见者的鼻祖。事实是，歌德到魏玛从政后，本来怀有改革雄心的他最终非常失望，公爵虽然比较开明，但涉及宫廷根本利益绝不让步。这正是为什么歌德不辞而别，去意大利逗留长达两年的原因。在公爵答应他今后只负责文化艺术事务后，才决定返回魏玛。由于免除诸多政务负担，他有闲经常去耶拿大学听课，与住在那里的席勒共同切磋、探讨文学创作。公爵对法国大革命在知识界的影响很敏感，某些学者，包括费希特，因发表所谓过激言论，不得不离开公国。公爵曾斥责歌德监管不力，对如此严重的事态采取姑息甚至欣赏的态度。
当代德国作家托马斯·布吕西希在魏玛演讲时说，歌德与自由还沾点边，但与民主联系不到一起。歌德在魏玛期间因与平民女子克里斯蒂安娜同居生子，颇受宫廷上下的责难，不得不带着家眷住在市郊。根据弗洛伊德弟子库尔特·艾斯勒对歌德进行心理分析的论述，在歌德于一七九二至一八○四年写给克里斯蒂安娜的将近四百封信中，找不到一句话说明歌德在这场爱情中是屈尊、勉强和迁就，相反，我们在与此同时歌德创作的《罗马哀歌》中读到了纯真、热烈的爱情表达。艾斯勒在书中说：“这是歌德人性光辉最重要的标志之一。”仅就上述可以看出，歌德身上体现出的不仅仅有自由，还有平等和民主精神。如果我们不把歌德视为圣人，那么他作为儿子、丈夫、父亲、朋友和大臣都不是无可挑剔的，都是有过错的，主要在于他的自怜、自惜，或者可以说是自私，他的强烈的个性自我意识。但是他与席勒之间的这场友谊应该是个例外。歌德关心席勒的写作，把自己找到的难得的好素材（比如“威廉·退尔”）让给席勒；购置了华丽的马车，立刻想到请席勒来乘坐一起兜风。一七九七年，歌德计划再次去意大利旅行前，考虑到战乱危险，立下的遗嘱中甚至把席勒定为文学方面遗产的执行人之一，有权了解歌德的私人信件。最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席勒去世后，一向避讳死亡、从不探视垂死病人、不参加葬礼的歌德，竟把席勒的头骨长时间存放在自己的书房里瞻仰和思念，并写下一首感人肺腑的诗，赞颂席勒遗骨是“至高无上的瑰宝……这种神奇的形体让我欣喜陶醉”。
仿佛要佐证“文人相轻、文人无行”这一成见，《法国文人相轻史》（江苏文艺出版社）一书中的讲述，简直惨不忍睹：巴尔扎克嫉妒欧仁·苏的成功，龚古尔痛斥莫泊桑为二道贩子，雨果称年老的夏多布里昂是只悲吠的犬，拉马丁视《悲惨世界》为“流氓史诗”。为进入法兰西学院，文人之间钩心斗角，极尽相互丑化、攻击之能事。我无法想象这些世界名著作者之间的关系如此丑陋，宁愿相信两位年轻法国作者不过是追求轰动效应，并没有全面把握文人之间的关系。
写到这里我想到台湾散文作家、英美文学教授吴鲁芹先生的《文人相重》（上海书店），这位自称“资深公民”的作者，曾大声疾呼“文人相重，自古已然！君不见李杜元白是如何相亲相重”。他在晚年不顾身体有恙，仍前往欧陆搜集资料，然后在“带病延年”的一九八三年笔耕数月，在寄出书稿的当天辞世。书中讲述因小说《金银岛》在儿童文学方面有点名气的斯蒂文森，读了早已蜚声文坛的詹姆斯的《论小说艺术》，写了《一点卑微的抗辩》的文章。詹姆斯读后大喜过望，认为文章中的字句，或驳或辩，读起来都是享受。两人以文会友，都有相见恨晚的感觉，他们互为知音又保持各自的特点。创作甚丰的长寿作家詹姆斯得知斯蒂文森英年早逝的消息痛哭流涕地说，随着他的死“对我来说那不可缺少的光亮忽然熄灭了，我感到凄冷，像是有了大病……”这里让我想到歌德如何哀叹席勒的病逝：“我原本以为失去了我自己，但现在我失去了一位朋友，在他那里有我半辈子人生。”
吴鲁芹说：“天下绝对有不少冤屈，把文人与无行连在一起，就是其中之一。”歌德也未能幸免。
（《歌德与席勒：两位文学大师之间的一场友谊》，[德]吕迪格·萨弗兰斯基著，马文韬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一六年版）
中国读者都很熟悉歌德，对席勒也不陌生，他们的文学成就缔造了德国古典文学时期的辉煌。但是关于他们之间的友谊，历来在德国文学界就颇有微词，甚至争论。两人在世时，被称为“双子星座”“德国文学奥林匹斯山精英”，与此同时，也遭到反感和诋毁。人们攻击的矛头对准歌德，把席勒作为发难的工具。因为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就算两人之间存在友谊，也是歌德占了便宜，席勒受了委屈。一八○二年三月五日，作家科策布为抬高席勒贬低歌德，计划大张旗鼓举办席勒命名日庆典，活动夭折让颇为尴尬的席勒松了一口气，他致信歌德：“三月五日我过得比恺撒在三月十五日那天幸运多了。”直至一个半世纪后的今天，否定这场友谊的观点并没有消失。德国魏玛那座歌德与席勒的纪念碑，两位文学大师并肩站立在同一基座上，这尊罕见的、为人们世代瞻仰的塑像，是他们之间真挚友谊的体现呢，抑或只是后世的希冀和愿景的写照？
萨弗兰斯基的《歌德与席勒》这本书，以较为翔实的材料，从哲学和文学理论的高度，令人信服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歌德和席勒年龄相差十岁，家庭出身、所受的教育以及之后的社会经历，都有很大的差异，加之，两个人秉性迥异，这样的两个人走到一起，并非易事。一七七九年，正在符腾堡公国卡尔高等学堂读书的席勒，第一次见到因创作剧本《葛兹》和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其声望不仅在德国，而且在欧洲也如日中天的歌德，当时席勒跪在欧根公爵的面前接受奖章和证书，不敢向斜上方看站在公爵身旁作为嘉宾的歌德。后来，席勒逃离公国，弃医从文，创作、发表了话剧《强盗》《阴谋与爱情》等作品，在德国文坛崭露头角。之后辗转来到萨克森-魏玛公国，希望结识在这里担任公国宫廷枢密顾问的歌德。但是席勒感到歌德有意疏远自己。歌德当时对席勒不甚了解，以为这位青年人仍然处在狂飙突进时期那种精神境界，有才华但不成熟。鉴于席勒在历史研究方面的成果，歌德只推荐他到耶拿大学教授历史。席勒闻知此事，心中对歌德这种恩赐者的态度已感不快，后来得知，这是个没有薪酬的教职，接受这份工作还有个前提，即席勒得自己花钱买一个硕士文凭。他深感受到愚弄，在给好友克尔纳的信中满腹牢骚终于爆发：“我真的认为他这个人异乎寻常地自私。他拥有吸引你的才华，将你牢牢地罩在他的影响之下。……但他只不过像一位天神一样，并不公开自身……可不能让这样一个人出现在自己身边……”上面提到的席勒的那番狠话便是出自这样的背景。
后来，席勒创作的诗歌《希腊诸神》引起了歌德的注意，在接下来的关于文学艺术的交谈中，歌德发现，两个人的艺术理想是相同的，都希望以希腊古典艺术为榜样，认识和表现世界，促进以自然与人、感性与理性和谐为特点的、自由的、人道的精神文明。
共同的理想能使他们走到一起，但紧密的合作和友谊还必须以优势互补为前提。歌德是情感人，认识与表现事物总是从特殊到一般，而席勒正好相反，他是概念人，是从统一性出发的思索推论型，歌德则是从纷繁的具体事物出发的直觉型。这样的两个人必然能够互相吸引，取长补短。歌德帮助席勒克服抽象带来的危险，因为一味追求明确和概念的精准，会毁灭那些依赖于幽暗和无意识的生命胚胎；而席勒可帮助歌德通过规律去纠正情感的泛滥。
歌德与席勒分别创作《威廉·迈斯特》和《华伦斯坦》的过程，充分体现了两个人优势互补带来的益处。歌德经常与席勒切磋小说情节的走向和人物的塑造，几乎每写完一部分就送给席勒征求意见，席勒真诚地发表看法，比如指出故事发展的脉络有时不够清晰、有些情节的转折缺乏铺垫、心理描写尚不足以令人信服，等等。席勒刻画华伦斯坦时，受到如何正确处理命运和性格因素的困扰，歌德关于“庞大世界整体”的构想启发了他，他决定让华伦斯坦这个人物逐渐地纠缠进人们所编织的网中，于是一向行动果断的一个人，异化成犹豫不决的哈姆雷特，最终被置入生命的异域，完全丧失了对自己命运的掌控，成为一个悲剧人物。歌德在看到这出戏的第一部时，就敏感地指出戏中显示出的宏大气象，建议席勒写成三部曲。席勒的《华伦斯坦》最终成为德国古典时期戏剧的样板，也为以后创作《玛丽亚·斯图亚特》《奥尔良的约翰娜》等一系列名剧奠定了基础。
席勒深有感触：“上帝赐给我一位多么明智待人、细心周到的朋友！”“没有一次离开您不是内心颇有所得。” 歌德也高度评价与席勒的合作，与席勒一起对小说的探讨增加了他的勇气，他认为与席勒谈论写作是一种独一无二的、令人非常享受的过程。
与此同时，在所谓“赠辞之年”（一七九六年），两人密切合作，创作了数百首双行体讽刺短诗，通过针砭文学天地里的低俗趣味，表明他们都不屈从于读者，而是引导和提升他们。几个月里两人经常坐在一起，一个说上句，一个接下句，常常因突发奇想而开怀大笑，两人都沉浸在他们诗歌所呈现的一种赏心悦目的“大逆不道”之中。
一七九七年夏天，在席勒的建议下，两人又开始创作叙事歌谣，歌德以《掘宝者》揭开序幕，席勒随之推出《潜水者》《手套》等一系列佳作。他们边研究边写作，从理论到实践完善了这一兼有叙事和戏剧特点的、来自民间的诗歌形式，相互激励、切磋和启发，以这种形式创作出许多流传至今的诗歌精品。
歌德的长篇组诗《罗马哀歌》问世，这也是两人友谊的结晶。歌德在意大利逗留两年，回到魏玛又得到平民女子克里斯蒂安娜的爱恋，这样的经历使进入不惑之年才真正品尝到男欢女爱幸福的歌德，激情洋溢地创作出他最长的组诗，表现的不仅是对爱情的渴望和追求，更是沐浴在自然、健康与和谐的爱情中的人所感受到的愉悦和幸福。本来就是情感人的歌德，在这组诗中坦诚大胆地直抒胸臆，就连一向在这方面很开放的魏玛公爵，都认为“其中的一些思想过于生猛”。歌德把这组诗锁在抽屉里达四五年之久。在主动删掉某些难以公之于众的篇章（比如：“如果有人走进，/ 眯缝着眼睛瞧着那娇嫩的蜗居，/ 对纯洁自然的果实心生厌恶，你就从背后惩罚他，/ 用你那从胯裆下勃发出的红红的肉柱。”这里歌德赞颂了自然赋予女性躯体的美，对那些对此蔑视和厌恶者，甚至要以违反自然的方式严惩不贷）后，寄给席勒请其过目，嘱咐席勒切勿泄露出去，阅毕立刻归还。席勒为这组诗歌的高超艺术性所折服，他也承认有些地方伤及了传统习俗，但并没有损害真正的、自然的礼仪常规。组诗赫然亮相席勒的杂志《季节女神》后，舆论一片哗然，诸如“北方蛮人主宰了罗马女人的酥胸和丰臀”（原文为： Und der Barbar beherrscht r.mischen Busen und Leib。中译本译为：“野蛮人主宰了罗马女郎的心身。”这里回避了“Leib”即 “Unterleib”[女人的下身]，表达文雅了，也远离了原文）的诗句遭到猛烈的口诛笔伐。曾经是歌德恩师的赫尔德讽刺道：“《季节女神》应该改为《季节女妓》了。”这组诗歌最终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成为歌德诗歌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与席勒的审美品位以及对朋友的鼎力支持分不开。当然，席勒的杂志那时正处于低谷，他也想借这组有争议的作品使其重新成为读者关注的焦点。 真诚合作结出了累累硕果，两个人都觉得受益匪浅。席勒明显觉得他已超越了自己，能够远远地抛开主观局限，皆因为他与一位如此客观地面对他的人持续不断的来往，这使他既保持了青春的活力和激情，又有成熟年华的宁静和清明。歌德又感到了旺盛的创作精神：“我们两个秉性迥异之人的幸会，已经为我们带来诸多好处……是您让我青春复得，让我再次挥动几乎已搁置的笔，又成为一个诗人了。”
他们俩的友谊，并非所谓的一心一意，所幸的是他们并不愿意这样做。歌德认为，不要总是要求朋友完全与自己和谐一致，要求朋友是另一个自我，因为这样的友谊是不能持久的。保持富有个性的自我是友谊的基础，更是人生的真谛，歌德在《西东合集》中让苏莱卡说：“尘世凡人的最大幸福/ 只是拥有富有个性的自我。”可惜中译本把后半句译为“只在于保持自己的性格”， 致使歌德这一重要思想没有引起国人的注意。歌德同时认为，要想真正认识自己，得知道别人对自己怎样看，席勒对于他是一面难得的思想之镜。席勒虽然深知歌德才华绝世，但他仍然尽其所能，在心中铸造一面供朋友观照的精神之镜，他认为只有这样，才不愧为更高意义上的、歌德的朋友这个称号。
然而这并不等于说，朋友之间的相互交流就可以不讲求方式。席勒懂得在指出歌德作品中的问题之前，充分肯定其成功之处，他总是聪明地把批评用称赞包装起来。歌德对席勒强烈的自我意识、富有穿透力的精神、追求明晰的欲求，有时也更愿意规避。歌德不想削减他内心的某种幽暗，为此他有时也耍一点花招，或者做出包含着某种反讽的回答。到了他写《赫尔曼与窦绿苔》时，送给席勒看时已是定稿的作品，让席勒一时间目瞪口呆。
共同的目标和紧密的合作，并没有抹杀各自的特性，相反，差异和分歧使他们在互补的过程中都丰富了自身，提高了各自的创造力。歌德与席勒之间的友谊体现了德国古典时期文化教育的观念，推动和造就了德国文学古典时期的辉煌。
《歌德与席勒》引用了大量的史料，比如力求用歌德与席勒的书信往来反映他们当时的心态和彼此的看法，同时又不局限于信息来源，如有可能还同时引用双方与各自的朋友及其他相关者的书信加以佐证。席勒去世早，两个人之间的书信是由歌德一个人编辑出版的。当时就有人质疑公布出来的这些书信是否被歌德做了手脚，因此萨弗兰斯基着力客观地再现事实的本来面目。
蒂尔曼·延斯在上面提到的那本书里，除了说歌德作为朋友没有品行、作为天才没有道德外，还说他是限制言论自由的检察官，甚至说歌德是以国家安全名义镇压不同政见者的鼻祖。事实是，歌德到魏玛从政后，本来怀有改革雄心的他最终非常失望，公爵虽然比较开明，但涉及宫廷根本利益绝不让步。这正是为什么歌德不辞而别，去意大利逗留长达两年的原因。在公爵答应他今后只负责文化艺术事务后，才决定返回魏玛。由于免除诸多政务负担，他有闲经常去耶拿大学听课，与住在那里的席勒共同切磋、探讨文学创作。公爵对法国大革命在知识界的影响很敏感，某些学者，包括费希特，因发表所谓过激言论，不得不离开公国。公爵曾斥责歌德监管不力，对如此严重的事态采取姑息甚至欣赏的态度。
当代德国作家托马斯·布吕西希在魏玛演讲时说，歌德与自由还沾点边，但与民主联系不到一起。歌德在魏玛期间因与平民女子克里斯蒂安娜同居生子，颇受宫廷上下的责难，不得不带着家眷住在市郊。根据弗洛伊德弟子库尔特·艾斯勒对歌德进行心理分析的论述，在歌德于一七九二至一八○四年写给克里斯蒂安娜的将近四百封信中，找不到一句话说明歌德在这场爱情中是屈尊、勉强和迁就，相反，我们在与此同时歌德创作的《罗马哀歌》中读到了纯真、热烈的爱情表达。艾斯勒在书中说：“这是歌德人性光辉最重要的标志之一。”仅就上述可以看出，歌德身上体现出的不仅仅有自由，还有平等和民主精神。如果我们不把歌德视为圣人，那么他作为儿子、丈夫、父亲、朋友和大臣都不是无可挑剔的，都是有过错的，主要在于他的自怜、自惜，或者可以说是自私，他的强烈的个性自我意识。但是他与席勒之间的这场友谊应该是个例外。歌德关心席勒的写作，把自己找到的难得的好素材（比如“威廉·退尔”）让给席勒；购置了华丽的马车，立刻想到请席勒来乘坐一起兜风。一七九七年，歌德计划再次去意大利旅行前，考虑到战乱危险，立下的遗嘱中甚至把席勒定为文学方面遗产的执行人之一，有权了解歌德的私人信件。最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席勒去世后，一向避讳死亡、从不探视垂死病人、不参加葬礼的歌德，竟把席勒的头骨长时间存放在自己的书房里瞻仰和思念，并写下一首感人肺腑的诗，赞颂席勒遗骨是“至高无上的瑰宝……这种神奇的形体让我欣喜陶醉”。
仿佛要佐证“文人相轻、文人无行”这一成见，《法国文人相轻史》（江苏文艺出版社）一书中的讲述，简直惨不忍睹：巴尔扎克嫉妒欧仁·苏的成功，龚古尔痛斥莫泊桑为二道贩子，雨果称年老的夏多布里昂是只悲吠的犬，拉马丁视《悲惨世界》为“流氓史诗”。为进入法兰西学院，文人之间钩心斗角，极尽相互丑化、攻击之能事。我无法想象这些世界名著作者之间的关系如此丑陋，宁愿相信两位年轻法国作者不过是追求轰动效应，并没有全面把握文人之间的关系。
写到这里我想到台湾散文作家、英美文学教授吴鲁芹先生的《文人相重》（上海书店），这位自称“资深公民”的作者，曾大声疾呼“文人相重，自古已然！君不见李杜元白是如何相亲相重”。他在晚年不顾身体有恙，仍前往欧陆搜集资料，然后在“带病延年”的一九八三年笔耕数月，在寄出书稿的当天辞世。书中讲述因小说《金银岛》在儿童文学方面有点名气的斯蒂文森，读了早已蜚声文坛的詹姆斯的《论小说艺术》，写了《一点卑微的抗辩》的文章。詹姆斯读后大喜过望，认为文章中的字句，或驳或辩，读起来都是享受。两人以文会友，都有相见恨晚的感觉，他们互为知音又保持各自的特点。创作甚丰的长寿作家詹姆斯得知斯蒂文森英年早逝的消息痛哭流涕地说，随着他的死“对我来说那不可缺少的光亮忽然熄灭了，我感到凄冷，像是有了大病……”这里让我想到歌德如何哀叹席勒的病逝：“我原本以为失去了我自己，但现在我失去了一位朋友，在他那里有我半辈子人生。”
吴鲁芹说：“天下绝对有不少冤屈，把文人与无行连在一起，就是其中之一。”歌德也未能幸免。
（《歌德与席勒：两位文学大师之间的一场友谊》，[德]吕迪格·萨弗兰斯基著，马文韬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一六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