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新冠肺炎疫情一个多月后，2月21日，上海援鄂心理医疗队抵达武汉。上海援鄂心理医疗队是首批到达武汉的心理医疗队之一，50名队员来自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和上海各区精神卫生中心，在10个医疗机构开展工作，方舱医院全部休舱后在6家新冠肺炎定点收治医院驻点，近期根据国家卫健委统一安排接手了雷神山医院等两家定点医院的心理救援工作。
　　这是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组织心理医疗队到疫情重点地区开展心理干预工作，上海、湖南、四川等省市成规模派出8支心理医疗队，共300人在武汉各家医疗机构与临床医生一起为患者提供服务，同时也为医护人员提供心理健康保障。
　　上海援鄂心理医疗队领队、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接受《新民周刊》专访时介绍，前期心理医生们针对新冠肺炎患者开展了心理干预，如今病人逐渐减少，但医护人员的心理问题逐步凸显，因此心理医疗队目前主要的工作是为医护人员提供心理服务。
　　王振认为，在疫情进展到一个多月的时间点有序、科学地开展心理干预，是一个非常及时和恰当的措施。王振发现，患病老人以及患病儿童和疫情中失去亲人的儿童，是这次疫情中让他非常担心的群体，未来需要对这些群体进行重点的干预和长期的跟踪。

部分医护人员心里“留伤”

　　《新民周刊》：武汉患者人数减少，心理医疗队的工作重点有没有变化？
　　王振：因为其他省市的心理医疗队逐步撤离武汉，我们负责的医疗机构数量比之前增加了两家。现在病人人数少了，我们的工作重心更多地放在了医护人员上。
　　之前救治的压力很大，医护人员都绷着神经，现在救治的任务轻了一些，医护人员有时间去想一想，这个时候心理问题也逐渐呈现出来。
　　武汉有一些医院逐步恢复正常运转，要接受其他病人了，医护人员有的正在接受隔离，之后也要回到日常的工作中。但是他们在疫情早期的经历，可能留下比较大的心理创伤。我们对这些医护人员开展线上心理筛查，如果他觉得自己需要帮助，可以在后台留下电话，我们专业的心理医生就会为他提供电话咨询服务。目前已经做了1000多人次的电话咨询服务。某些特别需要面对面访谈的，我们也会做访谈。
　　《新民周刊》：医护人员心理上的问题主要有哪些？
　　王振：之前医护人员在紧张的工作中，主要是焦虑和失眠比较多，现在这两点大多数人有所改善，但也出现了新的问题。
　　特别是很早就参加救治的武汉当地医护人员，和到武汉比较早的医疗队队员，他们经历了物资缺乏的时期，对感染的恐懼，在急重症病房里看到救治无效的场面，经历过想帮助病人但又无能为力的那种痛苦，这些对医护人员影响是比较严重的，不进行干预的话部分人可能长期不能释怀。总体来说医护人员到抑郁程度的有，但不是很多。
　　《新民周刊》：心理医疗队用哪些方式进行干预？
　　王振：我们有线上的干预，也有线下的干预，比如开展了巴林特小组活动。
　　我在金银潭医院组织了3次巴林特小组活动，大家坐在一起谈自己的感受。有的参与者可能是同事推荐来的，他刚坐下时会说，自己没有什么想说的，带着完成任务的态度。但在小组氛围的影响下逐渐敞开心扉，我们会发现他也有很深的心理创伤。
　　早期武汉一床难求，亲戚朋友打电话求助，他们帮不上忙。那种无助、自责，也是很多医护人员心里的疙瘩。有的人自己可以修复，但有的人就需要专业心理医生的帮助，因为他可能不知道如何表达情绪，甚至不允许自己哭。

　　《新民周刊》：上海的支援武汉的医护人员，一般有哪些心理问题需要疏导？
　　王振：对于我们上海医疗队的队员，我们会到医疗队驻地提供咨询服务。上海医疗队的队员，也有自己的压力。他们来武汉的时候，家人很支持但也很担心他们的安全，他们自己也担心感染的危险，这是一种非常混杂的情绪，女性医护人员见不到孩子，想起孩子会觉得很难过，但又怕这种情绪影响家里孩子的心态。当谈到孩子的时候，很多人会流泪。
　　《新民周刊》：最近您看到患者的情况怎样？
　　王振：昨天我们进病房看了十几位患者，病房里氛围比过去轻松很多。只有一部分病人，肺部症状已经消失，但核酸检测不能达到出院标准，一直出不了院，他们会比较焦虑。

早期“救命”，后来“救心”

　　《新民周刊》：心理医疗队初到武汉时，患者的心理状态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