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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贤伦从孩提时代就对书法感兴趣，曾做过许多描红的家庭作业。1974年，鲍贤伦由韩天衡先生介绍，敲开了徐伯清先生的上海皋兰路27号的家门，开始了正式拜师学艺之路。徐先生要求鲍贤伦每天摹写小楷2000字，这意味着每天必须坚持写六七个小时，每次写下来，鲍贤伦的手都恢复不到原来样子，必须靠另一只手帮助才能恢复。这样的日子日复一日，月复一月，一共写完了50万字的小楷。
这段经历对鲍贤伦是珍贵的回忆，让鲍贤伦在学书之初就对艺术有一种刻骨的“敬畏”心理，同时培育了能吃大苦的品性，从此一生不敢“游戏”，不敢懈怠。可以说，在心性养成上的意义确要大于艺术实践本身。这样的训练方式肯定不具有普遍适用性。有几个人吃得起这种苦头，它事实上形成了一座高门槛，将许许多多人拦在了书法门外。而且鲍贤伦认为学习主体积极性的调动非常关键，而每个人的情况条件又是千差万别的，用一种模式、方法对待并不合适。单就“大运动量训练法”说，数量是质量的必要保证，但质量不是数量的必然结果，如不适当还会走向反面。
临写与创作是书法实践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临写为创作提供手的动作规范化和眼睛的发现能力，创作能强化临写时的主体意识并不断产生对临写的活水源头意义的需求。长于临写而短于创作，或者是由于初级阶段，或者是因为人太“老实”。能够创作以后便少临写甚至不临写，则是时人的“通病”，也是成名以后難以进步的根本原因。古语云，熟能生巧。几十年来，鲍贤伦一直坚持用大部分时间于临写碑帖。
艺术学习的成效是由各个要素的最佳配合而成的。天才有天才的方式，常人有常人的方式，只要肯下功夫，勤学苦练，谁都有权做书法家的梦。
学写隶书，应当老老实实地以秦汉为师
经常有人问鲍贤伦怎样写隶书，鲍贤伦总是诚恳地回答：老老实实地以秦汉为师，把战国、秦汉的碑、简、帛书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并在某一方面深入解读，走“继承、消化、融合、创造”之道。
学习隶书提倡取法秦汉绝非好古。汉末之后隶书沉寂形成有源无流的状态，清隶借碑学之兴遥接秦汉，终究还不能与之相提并论。秦汉人写隶书与今天的人不一样，那时更侧重群、族的整体概念，极而言之没有“个人”，没有“书法家”，也没有“风格”追求。书法多与功用相关，或许还伴有几分神思和敬畏。他们写隶书就是在说“家常话”，现代人一学便成了“念台词”，拿腔拿调的，甚至怪声怪气的。自作聪明的现代意识会妨碍现代人去理解秦汉隶书的廓然、宏大、朴质和自然。
鲍贤伦第一次接触隶书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从家父的字帖中找到两本朵云轩印刷的隶书选字帖，一本是《汉人隶书选字帖》，一本是《唐人隶书选字帖》。两相比较，唐人隶书点划规整且波磔分明，比较容易把握，也比较符合装饰美化的要求，因此就选定了它。可见，鲍贤伦的学隶之路是由实用主义导航启程的，与取法乎上失之交臂。
正式拜师后，徐伯清先生教鲍贤伦先从隶书入手以正手脚骨架，次教草书以明笔势连贯，再教楷书奠实点画基础。学书不过一月，徐先生即允鲍贤伦跳过学隶阶段，直接学草学楷。鲍贤伦一边对付着完成每天的楷书作业，一边仍然钟情于隶书。鲍贤伦花大力气找到了各种汉碑字帖，先后临写了《曹全》《礼器》《乙瑛》《张迁》《史晨》《石门铭》《鲜于璜》等等。可能是由于唐人隶书的对照，汉碑中笔画、形态、意象的变化多姿处总是令鲍贤伦激动不已。或许是矫枉过正的缘故，厌恶格律化、美术化倾向，成为鲍贤伦隶书审美追求的主要取向。
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更为流便也更为生动的汉代竹木简引起了鲍贤伦极大的兴趣，来楚生、钱君匋等前辈大家的成功实践也为鲍贤伦们提供了一份当代“译本”。此后的二十多年里，鲍贤伦读遍了能够找到的所有简帛资料，包括敦煌、居延、武威、马王堆、银雀山、凤凰山、尹湾村、张家山等出土简帛书，并以碑简相参的方法摸索着前进。
1997年前后，鲍贤伦对自己的隶书产生了严重的不满，尝试沿着历史发展的脉络，由汉而秦而战国，于是湖北睡虎地、甘肃放马滩、四川郝家坪、湖南里耶等出土简牍成为鲍贤伦新的关注重点，楚墓出土文字也顺带着作为参考。
最近几年，鲍贤伦终于对秦汉隶书读出了一点真正属于自己个人的体会，并为这份体会找到了表达的初步形式，仿佛登上了一个小山包，一边舒坦地俯视周边田野风光，一边又开始寻索继续攀登的路径。由于用力偏颇，鲍贤伦的楷书和草书始终没有与鲍贤伦的隶书左右贯通，齐头并进，它们太被当做另一类字体而滞留在山脚之下。所有的正式任务不得不由隶书一体承担，纵横驰骋左右逢源的全能模式也就成了鲍贤伦未圆的梦。
协调发展，本职工作和书法生活并行不悖
常常有人抱怨平时工作忙，难得有时间从事书法练习和创作。鲍贤伦是一名公务员，行政工作是职业，书法活动是业余爱好，两者相互作用共同成全了鲍贤伦这个“人”，使鲍贤伦的日子过得充实而稍有诗意。夸张地说，书法是鲍贤伦的自我救赎的工具。
在公务员的现实世界里充满着计划、服从、协调、应酬，运作社会机器所必需的集体原则时常蔑视个性到忽略不计的地步。只有到了书法世界，才出现了真正的空间转换。你个人成为这个世界的真正主体。你磨炼自己的技法，宣泄自己的情感，追寻自己的审美理想。你要战胜的只是你自己，所服务的也只是你自己。你的目光由此从喧嚣的万象中转向内心，助成自己在根本上满足从生命的繁琐中挣脱出来的自由向往。
每当夜深人静，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和应酬，鲍贤伦便端坐在书房里，或读帖或临写或创作，自得其乐。书房只有十几平方米大，却是家里最好的一间房了。有朋友从北京来访，感叹鲍贤伦的书房布置素朴乃至简陋，与京城书家的考究反差很大，说很出乎他的意料。可鲍贤伦自己感觉却很好，以为这小小的书房便是自己的精神氧吧。只要站到画案前面，那种舒坦和满足便无与伦比。就在这方不大的天地间，鲍贤伦乐此不疲地做了十几年的手艺活儿。
齐头并进，关注书法自身发展和服务当代社会相结合
任何有志向的书法家都应该把自己的实践放到书法发展史上去思考，任何有所成就的书法家也都一定把自己的实践放到书法发展史上去思考。大量收集并分析对比材料，仔细梳理前后演变脉络，反复试验选用合适的方法，不断凝练完善审美理想，用自己的眼睛看，用自己的头脑想，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鲍贤伦的体会是微观上的真正深入必然是与宏观上的有效把控相伴随的，对历史有真知灼见才谈得上时代诉求。书法艺术肯定也跑不出“继承、融合、创造”这个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强调传承性，特别计较对传统的理解程度、阐述水平、转化能力，有了这根“定海神针”，书法家们就站稳了脚跟；强调兼容性，以开阔的视野和从容的气度，为一切有价值的尝试提供方便，让多样化在开放的气氛中互相竞争自由生长；强调创造性，对传统真正深入的书法家最有可能作出创造性的贡献，最开放的环境也是最有利于创造性成果产生的土壤，书法发展史青睐的是为审美经验提供新成果者，创造也是文化发展的终极目标。
总而言之，鲍贤伦认为当代书法家应有担当，既努力推进书法本体的演进，又积极服务于当代社会的发展。首先，更加勤勉、深入地探求书法艺术本体，持守正道，矫治偏颇，回归本位，更好地担当中国书法技艺的传承者，中国文化的传播者。其次，更加敬业地用手中的笔墨，把时代的步伐书写得华丽、辉煌，把急速变革的社会世情和辛勤忙碌的大众生活点染得更加从容、润泽、优雅，将书法还原为生活情景，让人生弥漫翰墨清芬，别开生面地培植既饶有古风，又能改进现代生活与心理状态的新型书法文化。
编辑：黄灵 yeshzhwu@foxmail.com
这段经历对鲍贤伦是珍贵的回忆，让鲍贤伦在学书之初就对艺术有一种刻骨的“敬畏”心理，同时培育了能吃大苦的品性，从此一生不敢“游戏”，不敢懈怠。可以说，在心性养成上的意义确要大于艺术实践本身。这样的训练方式肯定不具有普遍适用性。有几个人吃得起这种苦头，它事实上形成了一座高门槛，将许许多多人拦在了书法门外。而且鲍贤伦认为学习主体积极性的调动非常关键，而每个人的情况条件又是千差万别的，用一种模式、方法对待并不合适。单就“大运动量训练法”说，数量是质量的必要保证，但质量不是数量的必然结果，如不适当还会走向反面。
临写与创作是书法实践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临写为创作提供手的动作规范化和眼睛的发现能力，创作能强化临写时的主体意识并不断产生对临写的活水源头意义的需求。长于临写而短于创作，或者是由于初级阶段，或者是因为人太“老实”。能够创作以后便少临写甚至不临写，则是时人的“通病”，也是成名以后難以进步的根本原因。古语云，熟能生巧。几十年来，鲍贤伦一直坚持用大部分时间于临写碑帖。
艺术学习的成效是由各个要素的最佳配合而成的。天才有天才的方式，常人有常人的方式，只要肯下功夫，勤学苦练，谁都有权做书法家的梦。
学写隶书，应当老老实实地以秦汉为师
经常有人问鲍贤伦怎样写隶书，鲍贤伦总是诚恳地回答：老老实实地以秦汉为师，把战国、秦汉的碑、简、帛书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并在某一方面深入解读，走“继承、消化、融合、创造”之道。
学习隶书提倡取法秦汉绝非好古。汉末之后隶书沉寂形成有源无流的状态，清隶借碑学之兴遥接秦汉，终究还不能与之相提并论。秦汉人写隶书与今天的人不一样，那时更侧重群、族的整体概念，极而言之没有“个人”，没有“书法家”，也没有“风格”追求。书法多与功用相关，或许还伴有几分神思和敬畏。他们写隶书就是在说“家常话”，现代人一学便成了“念台词”，拿腔拿调的，甚至怪声怪气的。自作聪明的现代意识会妨碍现代人去理解秦汉隶书的廓然、宏大、朴质和自然。
鲍贤伦第一次接触隶书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从家父的字帖中找到两本朵云轩印刷的隶书选字帖，一本是《汉人隶书选字帖》，一本是《唐人隶书选字帖》。两相比较，唐人隶书点划规整且波磔分明，比较容易把握，也比较符合装饰美化的要求，因此就选定了它。可见，鲍贤伦的学隶之路是由实用主义导航启程的，与取法乎上失之交臂。
正式拜师后，徐伯清先生教鲍贤伦先从隶书入手以正手脚骨架，次教草书以明笔势连贯，再教楷书奠实点画基础。学书不过一月，徐先生即允鲍贤伦跳过学隶阶段，直接学草学楷。鲍贤伦一边对付着完成每天的楷书作业，一边仍然钟情于隶书。鲍贤伦花大力气找到了各种汉碑字帖，先后临写了《曹全》《礼器》《乙瑛》《张迁》《史晨》《石门铭》《鲜于璜》等等。可能是由于唐人隶书的对照，汉碑中笔画、形态、意象的变化多姿处总是令鲍贤伦激动不已。或许是矫枉过正的缘故，厌恶格律化、美术化倾向，成为鲍贤伦隶书审美追求的主要取向。
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更为流便也更为生动的汉代竹木简引起了鲍贤伦极大的兴趣，来楚生、钱君匋等前辈大家的成功实践也为鲍贤伦们提供了一份当代“译本”。此后的二十多年里，鲍贤伦读遍了能够找到的所有简帛资料，包括敦煌、居延、武威、马王堆、银雀山、凤凰山、尹湾村、张家山等出土简帛书，并以碑简相参的方法摸索着前进。
1997年前后，鲍贤伦对自己的隶书产生了严重的不满，尝试沿着历史发展的脉络，由汉而秦而战国，于是湖北睡虎地、甘肃放马滩、四川郝家坪、湖南里耶等出土简牍成为鲍贤伦新的关注重点，楚墓出土文字也顺带着作为参考。
最近几年，鲍贤伦终于对秦汉隶书读出了一点真正属于自己个人的体会，并为这份体会找到了表达的初步形式，仿佛登上了一个小山包，一边舒坦地俯视周边田野风光，一边又开始寻索继续攀登的路径。由于用力偏颇，鲍贤伦的楷书和草书始终没有与鲍贤伦的隶书左右贯通，齐头并进，它们太被当做另一类字体而滞留在山脚之下。所有的正式任务不得不由隶书一体承担，纵横驰骋左右逢源的全能模式也就成了鲍贤伦未圆的梦。
协调发展，本职工作和书法生活并行不悖
常常有人抱怨平时工作忙，难得有时间从事书法练习和创作。鲍贤伦是一名公务员，行政工作是职业，书法活动是业余爱好，两者相互作用共同成全了鲍贤伦这个“人”，使鲍贤伦的日子过得充实而稍有诗意。夸张地说，书法是鲍贤伦的自我救赎的工具。
在公务员的现实世界里充满着计划、服从、协调、应酬，运作社会机器所必需的集体原则时常蔑视个性到忽略不计的地步。只有到了书法世界，才出现了真正的空间转换。你个人成为这个世界的真正主体。你磨炼自己的技法，宣泄自己的情感，追寻自己的审美理想。你要战胜的只是你自己，所服务的也只是你自己。你的目光由此从喧嚣的万象中转向内心，助成自己在根本上满足从生命的繁琐中挣脱出来的自由向往。
每当夜深人静，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和应酬，鲍贤伦便端坐在书房里，或读帖或临写或创作，自得其乐。书房只有十几平方米大，却是家里最好的一间房了。有朋友从北京来访，感叹鲍贤伦的书房布置素朴乃至简陋，与京城书家的考究反差很大，说很出乎他的意料。可鲍贤伦自己感觉却很好，以为这小小的书房便是自己的精神氧吧。只要站到画案前面，那种舒坦和满足便无与伦比。就在这方不大的天地间，鲍贤伦乐此不疲地做了十几年的手艺活儿。
齐头并进，关注书法自身发展和服务当代社会相结合
任何有志向的书法家都应该把自己的实践放到书法发展史上去思考，任何有所成就的书法家也都一定把自己的实践放到书法发展史上去思考。大量收集并分析对比材料，仔细梳理前后演变脉络，反复试验选用合适的方法，不断凝练完善审美理想，用自己的眼睛看，用自己的头脑想，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鲍贤伦的体会是微观上的真正深入必然是与宏观上的有效把控相伴随的，对历史有真知灼见才谈得上时代诉求。书法艺术肯定也跑不出“继承、融合、创造”这个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强调传承性，特别计较对传统的理解程度、阐述水平、转化能力，有了这根“定海神针”，书法家们就站稳了脚跟；强调兼容性，以开阔的视野和从容的气度，为一切有价值的尝试提供方便，让多样化在开放的气氛中互相竞争自由生长；强调创造性，对传统真正深入的书法家最有可能作出创造性的贡献，最开放的环境也是最有利于创造性成果产生的土壤，书法发展史青睐的是为审美经验提供新成果者，创造也是文化发展的终极目标。
总而言之，鲍贤伦认为当代书法家应有担当，既努力推进书法本体的演进，又积极服务于当代社会的发展。首先，更加勤勉、深入地探求书法艺术本体，持守正道，矫治偏颇，回归本位，更好地担当中国书法技艺的传承者，中国文化的传播者。其次，更加敬业地用手中的笔墨，把时代的步伐书写得华丽、辉煌，把急速变革的社会世情和辛勤忙碌的大众生活点染得更加从容、润泽、优雅，将书法还原为生活情景，让人生弥漫翰墨清芬，别开生面地培植既饶有古风，又能改进现代生活与心理状态的新型书法文化。
编辑：黄灵 yeshzhwu@fox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