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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今年以来，有关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持续放缓的看法，基本成为政商学界共识，且在过去三个季度一再被验证。但徐诺金先生从分析中国主要部门和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入手，得出了更为乐观的结论。汪涛女士则继续强调，关键不在于中国增长放缓，而是要把中国货币政策的重点放在防风险上。不同论点见仁见智，一并刊发以飨读者。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以年均近10%的速度增长，规模增加了156倍多，经济总量已超过日本，按购买力平价算，已经超过美国，被世界誉为“中国奇迹”。但究竟是什么原因创造了这种“奇迹”？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个奇迹呢？这是决定我们如何面对现实，迎接未来的大问题。
中国高增长的奇迹源于中国利用高储蓄的有利条件进行了有效的高投资。实证研究表明，1978年-2011年，中国固定资本存量年均增长13%左右，经济活动人口年均增长2.0%左右，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2.3%左右，高投资所形成的资本存量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投资短期是需求，长期是供给。投资的高低既决定当前经济增长的快慢，更决定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力。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可以区分两个不同意义上的经济增长范畴，一个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理解经济增长，把经济增长理解为潜在经济增长能力的提高；另一个是从潜在生产能力的现实利用程度来理解经济增长，把经济增长理解为潜在生产能力的实际利用水平。这两种定义上的增长是相互联系的。从一般定义上来说，第一种定义上的增长完全由经济增长理论中的要素决定，其中投资率的高低是最关键的决定因素，没有消费的作用空间。而第二种定义上的增长则一方面由第一种定义上的要素决定了最大的增长极限，又由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在内的总需求决定真实的增长水平。
其中，投资在第一种增长与第二种增长之间起了重要的连接作用，即投资作为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决定第二种定义上的增长速度，决定潜在生产能力的利用程度；同时又在长期内形成供给，进一步推动潜在生产能力的提高，即决定第一种定义上的增长快慢。因此，投资变量是决定两种意义上经济增长速度快慢最活跃的因素。
从世界经济发展实践来看，储蓄、投资和经济增长三者呈正向相关关系，储蓄率高，投资率就高，经济增长就比较快。相反，经济发展就比较慢。次贷危机之所以在美国爆发，在葡萄牙、爱尔兰、希腊、意大利引发债务危机，就是由于这些国家储蓄不足，消费过度，投资大于储蓄形成对外过度负债。在危机前的2006年，美国、葡萄牙、爱尔兰、希腊、意大利的储蓄率分别为16.4%、12.4%、9.3%、9.1%、9.1%，比投资率分别低4.2个、10.7个、18.7个、11.3个、12.5个百分点。
但中国的高储蓄是特殊历史阶段产物，机遇一旦消失，支撑高投资的高储蓄条件不再存在，经济加快发展的条件就会消失，经济增长速度就会降低。
目前，我们就面临这种现实的挑战。
一方面我国经济资本存量不足，投资空间很大。据估计，2010年底中国的资本存量约13.8万亿美元，仅为美国的30%；人均资本存量为1万美元左右，不足美国的8%，为韩国的17%左右。当前人均铁路拥有量为5.7厘米，世界排名100位以后；人均水电装机容量不到1千瓦，人均发电量3483千瓦，分别是发达国家的三分之一和五分之一；教育投资占GDP的比重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
另一方面，我国在人均资本存量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情况下，却出现钢铁、水泥、采矿等与投资相关的行业“产能过剩”和大量储蓄资源借给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情况。更为可怕的是，我国主流经济学家和决策者还普遍认为中国投资率太高，消费太少，储蓄太多，主张刺激消费、减少储蓄、抑制投资。
事实上，中国目前所谓的产能过剩，是一种相对过剩，而且主要集中在与投资密切相关的领域和行业，这是投资不足引发结构失衡的微观表现，反映的是投资不足。利用中国高储蓄的有利条件扩大投资，既可以化解这些相对过剩的产能，又可以加快经济发展，提高满足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供应能力，是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双促进。
但如果我们主张不投资而进行消费，则不仅不能解决相对过剩的产能问题，而且会削弱经济发展后劲，使经济步入下行通道。因为消费是增长的归宿，不是增长的源泉。消费无法带动增长。欧美都是消费率高、储蓄率低的国家，如果消费能带动增长，欧美应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可事实恰恰相反，越是消费过度、储蓄不高的国家，经济增长速度越低，债务危机最重。例如，2009年危机前后的美国消费率为85.2%，储蓄率为14.3%；希腊消费率为91%，储蓄率只有9.1%；西班牙消费率达到77.8%，储蓄率为22%；意大利消费率为76.2%，储蓄率为16.8%；葡萄牙消费率为82.9%，储蓄率为9.2%；爱尔兰消费率为68.6%，储蓄率仅有2.4%。
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是解决中国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基础。现在我国人均GDP在6800美元左右，大大低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也低于中等发达国家。但如果改革与发展的路子走对了，到2020年就会超过1万美元，到2049年就有希望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我们通过发展、通过增量来理顺利益关系、优化利益格局的余地很大，让人民群众普遍受益的空间也很大。应该看到，发展仍是我们增强自信，解决问题的基础。没有比较高的发展速度，经济和社会矛盾会突出，很多问题会比较难以解决。如近几年来，我国经济增速下行引起的结构性风险在出现。地方财政收支矛盾加大，融资平台风险增加，房地产行业风险暴露，银行业不良资产出现双升，影子银行风险膨胀，资本出现流出现象，这些都与我们轻视增长，放弃投资所造成的经济增长优势减弱有关。因此加快发展，实现比较快的增长非常重要。
可惜的是，关于过去30年依托高投资驱动的高增长，我国经济学界存在一种普遍的否定化倾向。 譬如，关于什么是投资？有经济学家认为，从概念上讲，投资就是减少今天的消费，以换取明天更多的消费。譬如今天少吃饭，省下来酿酒，将来喝酒的享受大过今天吃饭，那就是投资。也可以说，投资是把时间引入的消费，所谓投资决定，就是在当下消费和未来消费之间作抉择。在今天消费和明天消费之间，要有恰当的比例。
显然，这混淆了投资和消费的本质区别与联系，把投资与消费绝对对立，完全把投资理解成了一种时间偏好。但从经济学上来说，所谓的投资是指增加未来生产能力的投入，核心是增加生产能力，本质是为了未来更多更好地消费，投资是为了增加这种消费的生产能力。
在某个时点上，一定的国民收入多少用来消费、多少用来投资（准确地说是储蓄，此处假定投资完全等同储蓄）确实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这种关系最简单的例子确实可以用农民吃饭种粮来解释。
在农民一年的粮食中，多少用来现在填饱肚子，多少作为种子用于明年耕种，类似于我们经济学上国民收入中多少用来消费，多少用来储蓄（投资）。但农民的粮食多少用来吃饭，多少用来酿酒，不是消费与投资的关系，酿酒虽然解释了投资对消费的延期性质，但未抓住“投资是扩大未来粮食生产力”的本质。把粮食无论用于煮饭还是酿酒都是吃掉了，是全部用来消费。而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主体，按常理，农民是不会这样做的。为了明年有饭吃，这个农民粮食再少，也要忍耐现在吃不太饱的肚子，留下种子用来明年种粮。要是这个农民现在已经吃饱了肚子，这个农民就可以留更多的种子明年种更多的粮食，以便有足够的余粮可以酿酒、做副食等更多样化的消费，而不是现在鼓励消费，撑着肚子浪费粮食。
从这个农民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农民储蓄（即粮种）对投资（即种粮）的意义和投资（即生产）对消费的促进作用。储蓄、投资、消费三者呈正向相互促进的关系，投资从量和质两个方面起着对消费的促进作用。没有农民储蓄粮种，农民就无法进行明年的生产即投资，没有农民的这种投资，明年的消费（即吃饭、酿酒）就成问题。由此可见储蓄和投资的重要性。
至于我国高增长过程中所存在的高污染、高腐败、低效率的问题，其实决定污染大小、腐败程度、效率高低的不是投资率的高低，而是投资体制的好坏。在好的投资体制下，高投资一样可以与低污染、低腐败、高效率并存，甚至可以用高投资去开发技术治理污染，可以更好地改善环境，降低能耗，提高效率。投资体制如果不好，低投资也会产生高污染。另外，消费也会产生污染、腐败，甚至有可能产生更低的效率。不能把消费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一并纳入高投资高增长的是非之中。
当前要正确区分投资与投资体制之间的联系与区别，真正看到高投资高增长的正向作用，认清我国投资过程中的诸多问题在相当大程度上是投资体制所带来的问题，不是高投资高增长所带来的问题。
由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造就的中国优势是在一个特定的制度变革时期，由一个特殊的人口结构变化因素所铸就的，自然会随着制度结构的成熟和稳定以及人口结构变化中有利因素的减弱而逐渐减弱。但中国优势仍然存在，仍有发展和利用的空间。
首先，中国优势正在减弱：一是高储蓄优势正在减弱。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口结构的变化，中国的国民储蓄率在2008年见顶（53.02%），此后逐渐下降，2011年为50.27%，2013年为49.64%。居民储蓄率与年龄结构动态面板估计结果表明，2015年后，由于人口老龄化加速，国民储蓄率下降速度会加快，可能从2015年的49%下降到2030年的43%。中国人口抚养比已经开始回升，从2010年的34.2%提高到2013年的37.4%，今后的上升速度还会加快。
二是高投资下降。1993年-2009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平均增速在23.5%，近年来下降迅速，2010年至2013年从24.5%降到19.6%，2014年前三季度更进一步降至16.1%。
三是高经济增速不断下滑。近年来，中国经济连下四个台阶10%→9%→8%→7%。自2012年3月以来，PPI同比已经连续31个月处于负值区间，经济明显处于准通缩状态。
但是，中国优势并未消失，中国经济仍有较快增长的潜力。
一是体制红利仍有潜力可挖。制度红利是我国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优势形成的重大源泉。改革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未来我们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不断通过改革开放释放新的制度潜力。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我国未来一个时期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生态体制“五位一体”的改革思路。其中，关于今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新一届政府上任后，从取消和下放334项行政审批事项，到推进各领域里的制度改革，市场积极性得到了新的发挥。2014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市场主体同比增长16.71%，增速比去年同期高8.41个百分点，社会投资和创业热情迸发。这表明，制度改革只要有决心、有力度、有韧劲，它所释放的制度红利将是巨大的。
二是人口红利仍有从总量转向结构和质量挖潜的空间。有专家认为随着人口红利的终结，中国经济潜在增速将不可避免地下降。这种观点忽视了三个问题。首先，虽然2012年-2013年中国15岁-59岁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出现下降，但2013年末15岁-59岁劳动年龄人口仍有91954万人，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劳动力资源仍然丰富。目前劳动者就业难与企业招工难并存，说明中国劳动力总量并不短缺，而是存在结构性矛盾，这可以通过结构调整进行化解。其次，人口红利不仅包括人口数量的红利，还包括人口质量的红利。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高等教育覆盖面的提高，中国劳动者素质有了明显提高，人口质量红利将逐步显现。根据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我国文盲率为4.08%，比1982年低18.74个百分点；2010年每10万人口大专及以上学历者有8930人，是1982年的14.5倍。2014年预计高校毕业生人数达727万人，是2001年的6.4倍。但这种人口教育结构仍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第三，中国正处于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第一产业人口向二三产业转移的空间还很巨大。根据世界银行数据，美国、日本、法国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分别为1.6%（2010年）、3.0%、2.9%（2012年）。按2012年劳动力总量计算，如果中国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占比降至美国水平，可以释放劳动力2.4亿人；降至日本水平，可以释放劳动力2.3亿人；降至法国水平，第一产业可以释放劳动力2.3亿人。而第一产业与二三产业的劳动产出比差4倍-5倍。 三是中国经济的市场潜力巨大。2013年，中国人均GNI为6560美元，已步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仍远低于世界人均10564美元的水平，仅相当于美国的12.2%，日本的14.2%。中国仍是中等收入国家，提升收入的意愿强烈，空间巨大。2013年中国城镇化率为53.7%，不仅低于高收入国家超过80%的城镇化率，也低于与中国发展阶段相近的上中等收入国家60%左右的平均城镇化率水平。我国城乡收入相差3倍，以2012年数据资料进行估算，我国城市化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约有1350万人从农村到城市，带动居民消费支出增长1.01个百分点，带动投资增长1.9个百分点。
四是目前我国还有相当部分的储蓄资源在闲置或低效使用。我国储蓄率仍高于投资率，2013年我国国民储蓄率为49.6%，比投资率（47.8%）高1.8个百分点。储蓄率大于投资率还表现在经常项下我们是顺差，2012年是2154亿美元，2013年是1828亿美元，最终表现为外汇储备的积累。到2013年6月末，中央银行持有近4万亿美元的储备资产，这些资产多为收益率较低的美国国债。按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收支情况，我国外汇资产的收益率为3.3%，相比之下，外国对华投资收益率高达22%。高储蓄本是经济增长的宝贵财富，本应发挥应有的价值。但可惜的是，一个储蓄资源十分丰富的国家，国内利率还远高于国际利率，而对外输出储蓄的收益却大大低于外资在华投资的收益。另外，我们所谓的产能过剩、生产能力利用不足都是储蓄资源闲置和低效使用的表现。据国家统计局测算， 2013年工业企业产能利用率为79.2%，比2012年回落0.2个百分点，也低于经济运行比较正常年份和国际上比较公认的85%-90%左右的产能利用正常水平。
现在我们的问题是要增强自信，莫把优势当问题。对中国这样一个正处于发展阶段的国家来说，高储蓄下的高投资，以及由高投资而产生的高增长，是中国难得的机遇和优势，也是宏观经济均衡的必要条件。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的研究表明，从“二战”后到现在共有13个经济体取得了“维持25年或更长时间年均7%以上”的高增长率，其共同特征是高投资率和高储蓄率。可惜的是，我们的理论界和实践界对我国的高投资还有不少顾虑和错误的认识，认为消费才是驱动经济增长的优质动力，消费带来的增长才是优质的增长。但经济学的规律和这些年的现实实践告诉我们，消费是不能带来真正的经济增长的。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是投资。过去投资过程中的问题，不是投资本身带来的，而是投资体制不完善造成的。解决问题的正确道路应该是加快投资体制改革，优化投资主体，让市场在投资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而不是简单地放弃投资。
中国目前还有高储蓄的优势，还有条件进行高投资。需珍惜利用好目前这种转瞬即逝的有利条件和优势。据笔者简单测算，按目前我国主要部门和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平均在80%以下，经济增长速度基本在7.5%左右去测算，只要像欧美国家一样把产能利用率提高至85%-90%，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至少在8%-8.5%之间。只要把我国现有的生产能力和储蓄资源充分利用起来，我国经济仍将保持8%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
目前的关键是加快推进改革，扩大开放，用改革开放的精神增加制度红利，开发人口红利，形成新的中国优势。
首先，要加快金融体制改革，通过提高金融体系配置资源的效率，促进高储蓄向高投资的转化。加快金融体制改革的关键是完善金融体系及其功能，提高金融在促进储蓄向投资转化过程中的效率。如针对我国储蓄率高、长期储蓄资源丰富的特点，应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开发利用长期投资工具，如股权融资，发行30年-50年期长期国债、地方债等融资工具，使各种长期储蓄都能配置到长期基础设施建设中去。
其次，要加快投资体制改革，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率。简政放权、权责对等是投资体制改革的核心。简政放权，就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把该管的事务管好，把该放的权力放掉。凡是市场能干的就交给市场干，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权责对等，是投资体制改革的真正核心。在投资问题上，谁出资谁决策，谁受益谁担责。坚持权责对等，就是要把不出资、不受益、不担风险的权力返给投资主体，防止不负责任的投资决策和投资腐败。
一是要优化投资主体结构，尽量减少政府投入，最大限度动员和利用民间投资，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向实体经济和公共领域转化。2014年4月23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为民间资本列出涉及交通基础设施、油气管网设施等领域共80个项目的“投资菜单”。二是要优化投资产业结构，更多地把投资引入教育、科技、医疗、环保、新兴产业等领域。三是要加强对政府和国企投资的管理，防止腐败和低效投资，提高投资效率。
第三，要围绕农民和农民工市民化，实施“农民工转型工程”和“美丽乡村建设工程”，推进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扩大和用好投资，使投资真正从为“物”服务转化为为“人”服务。中国的名义城镇化率为53.7%，实际城镇化率仅为36%。名义计算的城镇化率每年仅为1%左右，而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平均为10%，城市建成区面积年均扩张6%，所有这些数据都说明，我们过去的城镇化远远脱离了“人”，脱离了农民工这个群体的实际需要。目前城镇化进程与经济发展脱节，经济发展与农民工的客观需要脱节，使农民工问题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的关键问题。
围绕农民工转型的需要去扩大投资发展经济，可能是解决当前经济和社会问题真正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途径。首先，推动农民工转型可提高国民生产效率，这种效率来自三个方面：一是从第一产业转入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产业效率差；二是从农村转入城市的城乡效率差；三是从农民工向熟练产业工人转化的技术效率差。
其次，推动农民工转型可以扩大消费需求。按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计算，2013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是农村居民的2.7倍。按每年推进1%的人口计算，可增加消费1550亿元。
再次，我们完全有条件为农民工转型办实事。一是国家储蓄资源丰富，有近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资源可供利用；二是农民工近年来收入增长较快。2006年-2013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9.5%，也积累了较多储蓄资源，他们也愿意用来投入自己的身份转化，按目前他们愿花30万-50万元回乡建房的普遍现象来推算，他们愿意付出的代价不低于人均10万元，三四口之家约30万-50万元；三是国内目前需求不足，产能相对过剩，有足够的生产能力可供利用。
总之，中国优势源于改革开放的制度红利和人口结构变化特有的人口红利带来的高储蓄、高投资以及高增长。中国的“三高优势”正在减弱，但仍然存在，仍有挖掘和利用的空间。在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应当洞悉规律、深耕国情，珍惜并利用好这些优势，巩固形成新的优势。唯有如此，中国才能越过“中等收入陷阱”，完成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历史性跨越，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作者为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本文为中国优势论一文的下篇，上篇已在《财经》上期（11月10日出版）刊发
高增长的原因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以年均近10%的速度增长，规模增加了156倍多，经济总量已超过日本，按购买力平价算，已经超过美国，被世界誉为“中国奇迹”。但究竟是什么原因创造了这种“奇迹”？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个奇迹呢？这是决定我们如何面对现实，迎接未来的大问题。
中国高增长的奇迹源于中国利用高储蓄的有利条件进行了有效的高投资。实证研究表明，1978年-2011年，中国固定资本存量年均增长13%左右，经济活动人口年均增长2.0%左右，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2.3%左右，高投资所形成的资本存量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投资短期是需求，长期是供给。投资的高低既决定当前经济增长的快慢，更决定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力。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可以区分两个不同意义上的经济增长范畴，一个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理解经济增长，把经济增长理解为潜在经济增长能力的提高；另一个是从潜在生产能力的现实利用程度来理解经济增长，把经济增长理解为潜在生产能力的实际利用水平。这两种定义上的增长是相互联系的。从一般定义上来说，第一种定义上的增长完全由经济增长理论中的要素决定，其中投资率的高低是最关键的决定因素，没有消费的作用空间。而第二种定义上的增长则一方面由第一种定义上的要素决定了最大的增长极限，又由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在内的总需求决定真实的增长水平。
其中，投资在第一种增长与第二种增长之间起了重要的连接作用，即投资作为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决定第二种定义上的增长速度，决定潜在生产能力的利用程度；同时又在长期内形成供给，进一步推动潜在生产能力的提高，即决定第一种定义上的增长快慢。因此，投资变量是决定两种意义上经济增长速度快慢最活跃的因素。
从世界经济发展实践来看，储蓄、投资和经济增长三者呈正向相关关系，储蓄率高，投资率就高，经济增长就比较快。相反，经济发展就比较慢。次贷危机之所以在美国爆发，在葡萄牙、爱尔兰、希腊、意大利引发债务危机，就是由于这些国家储蓄不足，消费过度，投资大于储蓄形成对外过度负债。在危机前的2006年，美国、葡萄牙、爱尔兰、希腊、意大利的储蓄率分别为16.4%、12.4%、9.3%、9.1%、9.1%，比投资率分别低4.2个、10.7个、18.7个、11.3个、12.5个百分点。
但中国的高储蓄是特殊历史阶段产物，机遇一旦消失，支撑高投资的高储蓄条件不再存在，经济加快发展的条件就会消失，经济增长速度就会降低。
目前，我们就面临这种现实的挑战。
一方面我国经济资本存量不足，投资空间很大。据估计，2010年底中国的资本存量约13.8万亿美元，仅为美国的30%；人均资本存量为1万美元左右，不足美国的8%，为韩国的17%左右。当前人均铁路拥有量为5.7厘米，世界排名100位以后；人均水电装机容量不到1千瓦，人均发电量3483千瓦，分别是发达国家的三分之一和五分之一；教育投资占GDP的比重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
另一方面，我国在人均资本存量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情况下，却出现钢铁、水泥、采矿等与投资相关的行业“产能过剩”和大量储蓄资源借给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情况。更为可怕的是，我国主流经济学家和决策者还普遍认为中国投资率太高，消费太少，储蓄太多，主张刺激消费、减少储蓄、抑制投资。
事实上，中国目前所谓的产能过剩，是一种相对过剩，而且主要集中在与投资密切相关的领域和行业，这是投资不足引发结构失衡的微观表现，反映的是投资不足。利用中国高储蓄的有利条件扩大投资，既可以化解这些相对过剩的产能，又可以加快经济发展，提高满足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供应能力，是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双促进。
但如果我们主张不投资而进行消费，则不仅不能解决相对过剩的产能问题，而且会削弱经济发展后劲，使经济步入下行通道。因为消费是增长的归宿，不是增长的源泉。消费无法带动增长。欧美都是消费率高、储蓄率低的国家，如果消费能带动增长，欧美应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可事实恰恰相反，越是消费过度、储蓄不高的国家，经济增长速度越低，债务危机最重。例如，2009年危机前后的美国消费率为85.2%，储蓄率为14.3%；希腊消费率为91%，储蓄率只有9.1%；西班牙消费率达到77.8%，储蓄率为22%；意大利消费率为76.2%，储蓄率为16.8%；葡萄牙消费率为82.9%，储蓄率为9.2%；爱尔兰消费率为68.6%，储蓄率仅有2.4%。
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是解决中国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基础。现在我国人均GDP在6800美元左右，大大低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也低于中等发达国家。但如果改革与发展的路子走对了，到2020年就会超过1万美元，到2049年就有希望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我们通过发展、通过增量来理顺利益关系、优化利益格局的余地很大，让人民群众普遍受益的空间也很大。应该看到，发展仍是我们增强自信，解决问题的基础。没有比较高的发展速度，经济和社会矛盾会突出，很多问题会比较难以解决。如近几年来，我国经济增速下行引起的结构性风险在出现。地方财政收支矛盾加大，融资平台风险增加，房地产行业风险暴露，银行业不良资产出现双升，影子银行风险膨胀，资本出现流出现象，这些都与我们轻视增长，放弃投资所造成的经济增长优势减弱有关。因此加快发展，实现比较快的增长非常重要。
可惜的是，关于过去30年依托高投资驱动的高增长，我国经济学界存在一种普遍的否定化倾向。 譬如，关于什么是投资？有经济学家认为，从概念上讲，投资就是减少今天的消费，以换取明天更多的消费。譬如今天少吃饭，省下来酿酒，将来喝酒的享受大过今天吃饭，那就是投资。也可以说，投资是把时间引入的消费，所谓投资决定，就是在当下消费和未来消费之间作抉择。在今天消费和明天消费之间，要有恰当的比例。
显然，这混淆了投资和消费的本质区别与联系，把投资与消费绝对对立，完全把投资理解成了一种时间偏好。但从经济学上来说，所谓的投资是指增加未来生产能力的投入，核心是增加生产能力，本质是为了未来更多更好地消费，投资是为了增加这种消费的生产能力。
在某个时点上，一定的国民收入多少用来消费、多少用来投资（准确地说是储蓄，此处假定投资完全等同储蓄）确实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这种关系最简单的例子确实可以用农民吃饭种粮来解释。
在农民一年的粮食中，多少用来现在填饱肚子，多少作为种子用于明年耕种，类似于我们经济学上国民收入中多少用来消费，多少用来储蓄（投资）。但农民的粮食多少用来吃饭，多少用来酿酒，不是消费与投资的关系，酿酒虽然解释了投资对消费的延期性质，但未抓住“投资是扩大未来粮食生产力”的本质。把粮食无论用于煮饭还是酿酒都是吃掉了，是全部用来消费。而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主体，按常理，农民是不会这样做的。为了明年有饭吃，这个农民粮食再少，也要忍耐现在吃不太饱的肚子，留下种子用来明年种粮。要是这个农民现在已经吃饱了肚子，这个农民就可以留更多的种子明年种更多的粮食，以便有足够的余粮可以酿酒、做副食等更多样化的消费，而不是现在鼓励消费，撑着肚子浪费粮食。
从这个农民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农民储蓄（即粮种）对投资（即种粮）的意义和投资（即生产）对消费的促进作用。储蓄、投资、消费三者呈正向相互促进的关系，投资从量和质两个方面起着对消费的促进作用。没有农民储蓄粮种，农民就无法进行明年的生产即投资，没有农民的这种投资，明年的消费（即吃饭、酿酒）就成问题。由此可见储蓄和投资的重要性。
至于我国高增长过程中所存在的高污染、高腐败、低效率的问题，其实决定污染大小、腐败程度、效率高低的不是投资率的高低，而是投资体制的好坏。在好的投资体制下，高投资一样可以与低污染、低腐败、高效率并存，甚至可以用高投资去开发技术治理污染，可以更好地改善环境，降低能耗，提高效率。投资体制如果不好，低投资也会产生高污染。另外，消费也会产生污染、腐败，甚至有可能产生更低的效率。不能把消费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一并纳入高投资高增长的是非之中。
当前要正确区分投资与投资体制之间的联系与区别，真正看到高投资高增长的正向作用，认清我国投资过程中的诸多问题在相当大程度上是投资体制所带来的问题，不是高投资高增长所带来的问题。
中国优势机会犹存
由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造就的中国优势是在一个特定的制度变革时期，由一个特殊的人口结构变化因素所铸就的，自然会随着制度结构的成熟和稳定以及人口结构变化中有利因素的减弱而逐渐减弱。但中国优势仍然存在，仍有发展和利用的空间。
首先，中国优势正在减弱：一是高储蓄优势正在减弱。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口结构的变化，中国的国民储蓄率在2008年见顶（53.02%），此后逐渐下降，2011年为50.27%，2013年为49.64%。居民储蓄率与年龄结构动态面板估计结果表明，2015年后，由于人口老龄化加速，国民储蓄率下降速度会加快，可能从2015年的49%下降到2030年的43%。中国人口抚养比已经开始回升，从2010年的34.2%提高到2013年的37.4%，今后的上升速度还会加快。
二是高投资下降。1993年-2009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平均增速在23.5%，近年来下降迅速，2010年至2013年从24.5%降到19.6%，2014年前三季度更进一步降至16.1%。
三是高经济增速不断下滑。近年来，中国经济连下四个台阶10%→9%→8%→7%。自2012年3月以来，PPI同比已经连续31个月处于负值区间，经济明显处于准通缩状态。
但是，中国优势并未消失，中国经济仍有较快增长的潜力。
一是体制红利仍有潜力可挖。制度红利是我国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优势形成的重大源泉。改革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未来我们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不断通过改革开放释放新的制度潜力。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我国未来一个时期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生态体制“五位一体”的改革思路。其中，关于今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新一届政府上任后，从取消和下放334项行政审批事项，到推进各领域里的制度改革，市场积极性得到了新的发挥。2014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市场主体同比增长16.71%，增速比去年同期高8.41个百分点，社会投资和创业热情迸发。这表明，制度改革只要有决心、有力度、有韧劲，它所释放的制度红利将是巨大的。
二是人口红利仍有从总量转向结构和质量挖潜的空间。有专家认为随着人口红利的终结，中国经济潜在增速将不可避免地下降。这种观点忽视了三个问题。首先，虽然2012年-2013年中国15岁-59岁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出现下降，但2013年末15岁-59岁劳动年龄人口仍有91954万人，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劳动力资源仍然丰富。目前劳动者就业难与企业招工难并存，说明中国劳动力总量并不短缺，而是存在结构性矛盾，这可以通过结构调整进行化解。其次，人口红利不仅包括人口数量的红利，还包括人口质量的红利。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高等教育覆盖面的提高，中国劳动者素质有了明显提高，人口质量红利将逐步显现。根据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我国文盲率为4.08%，比1982年低18.74个百分点；2010年每10万人口大专及以上学历者有8930人，是1982年的14.5倍。2014年预计高校毕业生人数达727万人，是2001年的6.4倍。但这种人口教育结构仍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第三，中国正处于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第一产业人口向二三产业转移的空间还很巨大。根据世界银行数据，美国、日本、法国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分别为1.6%（2010年）、3.0%、2.9%（2012年）。按2012年劳动力总量计算，如果中国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占比降至美国水平，可以释放劳动力2.4亿人；降至日本水平，可以释放劳动力2.3亿人；降至法国水平，第一产业可以释放劳动力2.3亿人。而第一产业与二三产业的劳动产出比差4倍-5倍。 三是中国经济的市场潜力巨大。2013年，中国人均GNI为6560美元，已步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仍远低于世界人均10564美元的水平，仅相当于美国的12.2%，日本的14.2%。中国仍是中等收入国家，提升收入的意愿强烈，空间巨大。2013年中国城镇化率为53.7%，不仅低于高收入国家超过80%的城镇化率，也低于与中国发展阶段相近的上中等收入国家60%左右的平均城镇化率水平。我国城乡收入相差3倍，以2012年数据资料进行估算，我国城市化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约有1350万人从农村到城市，带动居民消费支出增长1.01个百分点，带动投资增长1.9个百分点。
四是目前我国还有相当部分的储蓄资源在闲置或低效使用。我国储蓄率仍高于投资率，2013年我国国民储蓄率为49.6%，比投资率（47.8%）高1.8个百分点。储蓄率大于投资率还表现在经常项下我们是顺差，2012年是2154亿美元，2013年是1828亿美元，最终表现为外汇储备的积累。到2013年6月末，中央银行持有近4万亿美元的储备资产，这些资产多为收益率较低的美国国债。按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收支情况，我国外汇资产的收益率为3.3%，相比之下，外国对华投资收益率高达22%。高储蓄本是经济增长的宝贵财富，本应发挥应有的价值。但可惜的是，一个储蓄资源十分丰富的国家，国内利率还远高于国际利率，而对外输出储蓄的收益却大大低于外资在华投资的收益。另外，我们所谓的产能过剩、生产能力利用不足都是储蓄资源闲置和低效使用的表现。据国家统计局测算， 2013年工业企业产能利用率为79.2%，比2012年回落0.2个百分点，也低于经济运行比较正常年份和国际上比较公认的85%-90%左右的产能利用正常水平。
现在我们的问题是要增强自信，莫把优势当问题。对中国这样一个正处于发展阶段的国家来说，高储蓄下的高投资，以及由高投资而产生的高增长，是中国难得的机遇和优势，也是宏观经济均衡的必要条件。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的研究表明，从“二战”后到现在共有13个经济体取得了“维持25年或更长时间年均7%以上”的高增长率，其共同特征是高投资率和高储蓄率。可惜的是，我们的理论界和实践界对我国的高投资还有不少顾虑和错误的认识，认为消费才是驱动经济增长的优质动力，消费带来的增长才是优质的增长。但经济学的规律和这些年的现实实践告诉我们，消费是不能带来真正的经济增长的。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是投资。过去投资过程中的问题，不是投资本身带来的，而是投资体制不完善造成的。解决问题的正确道路应该是加快投资体制改革，优化投资主体，让市场在投资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而不是简单地放弃投资。
中国目前还有高储蓄的优势，还有条件进行高投资。需珍惜利用好目前这种转瞬即逝的有利条件和优势。据笔者简单测算，按目前我国主要部门和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平均在80%以下，经济增长速度基本在7.5%左右去测算，只要像欧美国家一样把产能利用率提高至85%-90%，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至少在8%-8.5%之间。只要把我国现有的生产能力和储蓄资源充分利用起来，我国经济仍将保持8%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
加快改革开放
目前的关键是加快推进改革，扩大开放，用改革开放的精神增加制度红利，开发人口红利，形成新的中国优势。
首先，要加快金融体制改革，通过提高金融体系配置资源的效率，促进高储蓄向高投资的转化。加快金融体制改革的关键是完善金融体系及其功能，提高金融在促进储蓄向投资转化过程中的效率。如针对我国储蓄率高、长期储蓄资源丰富的特点，应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开发利用长期投资工具，如股权融资，发行30年-50年期长期国债、地方债等融资工具，使各种长期储蓄都能配置到长期基础设施建设中去。
其次，要加快投资体制改革，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率。简政放权、权责对等是投资体制改革的核心。简政放权，就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把该管的事务管好，把该放的权力放掉。凡是市场能干的就交给市场干，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权责对等，是投资体制改革的真正核心。在投资问题上，谁出资谁决策，谁受益谁担责。坚持权责对等，就是要把不出资、不受益、不担风险的权力返给投资主体，防止不负责任的投资决策和投资腐败。
一是要优化投资主体结构，尽量减少政府投入，最大限度动员和利用民间投资，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向实体经济和公共领域转化。2014年4月23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为民间资本列出涉及交通基础设施、油气管网设施等领域共80个项目的“投资菜单”。二是要优化投资产业结构，更多地把投资引入教育、科技、医疗、环保、新兴产业等领域。三是要加强对政府和国企投资的管理，防止腐败和低效投资，提高投资效率。
第三，要围绕农民和农民工市民化，实施“农民工转型工程”和“美丽乡村建设工程”，推进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扩大和用好投资，使投资真正从为“物”服务转化为为“人”服务。中国的名义城镇化率为53.7%，实际城镇化率仅为36%。名义计算的城镇化率每年仅为1%左右，而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平均为10%，城市建成区面积年均扩张6%，所有这些数据都说明，我们过去的城镇化远远脱离了“人”，脱离了农民工这个群体的实际需要。目前城镇化进程与经济发展脱节，经济发展与农民工的客观需要脱节，使农民工问题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的关键问题。
围绕农民工转型的需要去扩大投资发展经济，可能是解决当前经济和社会问题真正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途径。首先，推动农民工转型可提高国民生产效率，这种效率来自三个方面：一是从第一产业转入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产业效率差；二是从农村转入城市的城乡效率差；三是从农民工向熟练产业工人转化的技术效率差。
其次，推动农民工转型可以扩大消费需求。按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计算，2013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是农村居民的2.7倍。按每年推进1%的人口计算，可增加消费1550亿元。
再次，我们完全有条件为农民工转型办实事。一是国家储蓄资源丰富，有近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资源可供利用；二是农民工近年来收入增长较快。2006年-2013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9.5%，也积累了较多储蓄资源，他们也愿意用来投入自己的身份转化，按目前他们愿花30万-50万元回乡建房的普遍现象来推算，他们愿意付出的代价不低于人均10万元，三四口之家约30万-50万元；三是国内目前需求不足，产能相对过剩，有足够的生产能力可供利用。
总之，中国优势源于改革开放的制度红利和人口结构变化特有的人口红利带来的高储蓄、高投资以及高增长。中国的“三高优势”正在减弱，但仍然存在，仍有挖掘和利用的空间。在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应当洞悉规律、深耕国情，珍惜并利用好这些优势，巩固形成新的优势。唯有如此，中国才能越过“中等收入陷阱”，完成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历史性跨越，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作者为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本文为中国优势论一文的下篇，上篇已在《财经》上期（11月10日出版）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