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士”就是隐居不仕之士。首先是“士”，即知识分子，否则就无所谓隐居。不仕，不出名，终身在乡村为农民，或遁迹江湖经商，或居于岩穴砍柴。历代都有无数隐居的人，皆不可称为隐士。
　　从泛舟五湖的范蠡，到富春江上的严光，从王维的终南山，到陶渊明的“结庐在人境”：隐的道德理想，最终升格为人和天地关系，“太上立德”成为一种文化追求，成为一种世俗理想。而隐的关系并非和世界的财务、债务、职务关系，升级为高级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的终极把玩，甚至，一种政治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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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下山的“中国名流”：王维们的禅茶诗画
　　“一抬头就有星空。”自从巢父、许由以下，一直对民国初年的哭庵易顺鼎辈，中国隐士不下万余人，即其中事迹言行历历可考者亦数以千计，而他们的名称则杂乱分歧，颇不一致，比较主要的有隐士、高士、处士、逸士、幽人、高人、处人、逸民、遣民、隐者、隐君子等十一种。
　　《旧唐书·隐逸传》序：“坚回隐士之车。”这是“隐士”见于典籍的开始。 “隐”是隐蔽的意思，士不见于世，所以称隐士。
　　在三代之际，便有许由、巢父、卞随、务光等人，他们大多都是“视富贵如浮云”；同时，他们的道德、人品、学识，都有超人的成就。
　　“功成不居”的高风亮节。如汉代时的谋臣张良辅佐刘邦，汉朝建立后，张良辞丞相之职而追随古仙人赤松子归隐修道。三国时诸葛亮在刘备三顾茅庐之前，避居静地南阳草庐，静观天下大势，写下了“凤翱翔于千仞兮，非梧不栖；士伏处于一方兮，非主不依。”
　　“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如东汉严光在长安学习时遇到刘秀，刘秀登基后为光武帝，严光干脆易名改姓，隐身不见了，耕钓于桐庐富春山。宋代范仲淹在《严先生祠堂记》，明代徐渭在《严先生祠》中均盛赞他的“山高水长”。
　　晋代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毅然辞去彭泽县的县令，归隐田园。“采菊东篱下”的恬静自然从茅庐飞出，从容乐道，德化乡里。宋代林逋，年轻时就以教学出名，史称其“性恬淡好古，弗趋荣利”。他在《山园小梅》中写的“众芳摇落独暄妍”、“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高雅幽逸、超然物外的理想化人格、“碧涧流红叶，青林点白云”将中国文人的禅意和诗意表达得淋漓尽致。
　　江苏常熟至今尚保存元代大画家隐士黄公望的墓，墓道石碑即刻“黄高士墓”。元代另一位大画家倪云林也被人称为“倪高士”。晋宋时戴逵和他的儿子戴勃、戴颙都是著名的大画家、大雕塑家、大音乐家，他们都隐居不仕，所以《历代名画记》称之“一门隐遁，高风振于晋宋”。戴氏父子是大艺术家，然而传记不列入“文苑”，也不列入“艺术”，却列入“隐逸”，是因其有才艺才被称为“隐士”，因其“隐”，方有“高风”。
　　隐士的“德”在何处尚待推敲。但，才，是必备。中国的禅、茶、花艺、香艺、诗歌、文人画等等艺术形式、美学趣味，全部和隐士有关。金人元好问说陶渊明的诗“老翁岂作诗，真写胸中天”。隐士的“淡”，犹如大自然中的真山真水，董其昌、“四王”等等传世的画技皆师承这种“一隐千年”的中国文化的特殊精神状态。
　　心远，其诗其画也自有“远”的感觉。陶渊明的“悠然见南山”，王维的“开门雪满山”，李白的“登高壮观天地间”，杜甫“群山万壑赴荆门”……无论平远、悠远、高远、深远……统统成为贯穿千古的一脉文气，延伸至元明清黄公望、吴镇、倪云林，演变成中国的山水画、禅茶道、文化趣味。
　　阮籍们的眼泪：从革命哲学到活命哲学
　　实际上，隐士，大抵可以分为十种：其一是真隐、全隐，如晋宋间的宗炳、元代的吴镇等，从来不去做官，皇帝下令征召也不去，而且也不和官方打交道。其二是先官后隐，如陶渊明。其三是半官半隐，如王维，名分上不能算做隐士，但有隐逸思想。其四是忽官忽隐，如元末明初时王蒙、明末董其昌，做了几年官，又去隐居，形势有利，又出来做官，拖泥带水，王蒙创造了拖泥带水皴，董其昌的画用笔含糊不清，太暗而不明，就和他们的性格有关。
　　其五是隐于朝。这种人身为官但思想已隐。其六是假隐，如明代陈继儒，虽不做官，但好和官家打交道。其七是名隐实官，如南朝齐梁时陶弘景，人称陶隐士，虽然隐居山中，朝中大事还向他请教，被称为“山中宰相”。
　　其八是以隐求高官，如唐代的卢藏用，先去长安南的终南山隐居，等待朝廷征召，有了“终南捷径”的说法。李白也难以免俗，《新唐书·艺文志》就载了他几易隐居地，为的也是要引起注意罢了。这从侧面反映出唐宋时期君主对隐士的重视，重拾对“遗贤于野”的信心。其九是不得已而隐，如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黄宗羲等，不与清王朝合作。其十是先隐居再从政，如殷商时伊尹、汉末诸葛亮、元末的刘基等。
　　隐士在每一个时代的情况都不同，但总的来说，还有一个时代性的问题。“安史之乱”可以作为封建社会的一个转折点。“安史之乱”前，封建社会蒸蒸日上；之后，每况愈下。时代对知识分子有一定影响，而知识分子对时代的影响更大。
　　从群体上看，唐代之前，知识分子都能为国家着想。汉代马援那句名言：“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激励无数志士仁人为国捐躯。唐代的知识分子们 “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要得此生长报国，何需先入玉门关”。北宋的知识分子“进亦忧，退亦忧”，“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南宋的知识分子“一身报国有万死”，“位卑未肯忘忧国”，早有岳飞、陈东为，中有陆游、辛弃疾，晚有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元以后隐士之风大变。
　　魏晋南北朝的“竹林七贤”算是“乱世与隐士”的典型，阮籍穷途之哭可以作为隐士对于官场、俗世间超常的洞察力的证明。《晋书·隐逸传》便载有孙登对嵇康的忠告“今子才多识寡，难乎免于今之世矣！子无求乎？”这一段对话足以显出孙登深谙这为官的险恶。朱光潜有评曰：“是老于世故者逃避世故的一套想法”（《谈修养》）。在一个动荡不安极端混乱的时代，自觉人微言轻，文人的“革命哲学”很快转变成隐士的“活命哲学”。 　　“隐”的政治批评
　　《幽谷空兰》的作者比尔·波特这么描述：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一直就有人愿意在山里度过他们的一生：吃得很少，穿得很破，睡的是茅屋，在高山上垦荒，说话不多，留下来的文字更少——也许只有几首诗、一两个仙方。他们与时代脱节，却并不与季节脱节；他们弃平原之尘埃而取高山之烟霞；他们历史悠久而又默默无闻——他们孕育了精神生活之根， 是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社会中最受尊敬的人。
　　在城墙外，在大山里，雪后飘着几缕孤独的炊烟。从有文字记载的时候起，中国就已经有了隐士。他们的历史要上溯到五千年前的黄帝时代。黄帝是从两个隐士那里，学会了怎样战胜敌人和延年益寿的，从公元前2700年到公元前2600年，他统治了一百年。
　　大约在公元前2300年的时候，权杖传到了尧的手中。两千年以后，孔夫子称赞尧是最有智慧的人，因为他略过了自己家族的成员而选择了一位隐士作为继承人。公元3世纪，皇甫谧在他的著作《高士传》中，记述了这件事情：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没有接受尧的建议，于是他又去接近另一位名叫舜的隐士。
　　中国人似乎从开始记录中国文明早期领导者的轶事时起，就已经同时记载了隐士的故事。他们就是理想人物：权力的传递建立在美德和智慧的基础之上。
　　这些故事构成了中国最早的政治批评。
　　“隐匿仙山”是对政治不清明的批评，“隐而求沽”是对政治形势的判断，“寻时代遗贤”则是对权力交替程序的理想。“政治隐居”的楷模莫过于姜太公和诸葛亮了。这种急切想进入官方行列的人从侧面也可以反映出隐士身上所具有的那种出世与入世的张力，他们决非真想被弃绝于世，史书对他们详实的记载就是一个佐证，为何说是要逃遁，但名字却留在时间和空间里了，矛盾确是显而易见的。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里头的一句精妙的概括：“因为儒家‘游方之内’，显得比道家人世一些；因为道家‘游方之外’，显得比儒家出世一些。这两种趋势彼此对立，但也互相补充。两者演习着一种力的平衡。这使得中国人对入世和出世具有良好的平衡感。”
　　所以隐士身上的种种行为以及形形色色的类型，无不演绎着一种矛盾，既是他们的矛盾，也是中国文化的矛盾，蒋书中有一句话比较细微地描述了这一情况：“不合理的典章制度，卑污的权贵，喧嚣的市尘，构成了他们对世俗的离心力，爱国爱民的天性，则是他们对世俗的向心力”。所以，在隐士的精神里杂糅着其实都是天性，他们只不过用异于常态的方式表达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