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把张海超和孫丹勇逼上了赌命的梁山?
　　
　　真相如果能大白于面前，“挨一刀”和“以死相搏”都是极端的选择。
　　当一个人被误解了，他会不停地说，我“跳到黄河洗不清”，这仅是无奈的抱怨。当一个人被逼急了。他要是绝望地说，你不信我“死给你看”，这是以死作为底限的抗争。连死的心都有了，还怕什么?“开胸验肺”，最坏的结果不就是手术失败，死在手术台上吗?河南农民工张海超被多家医院诊断为尘肺，但职业病法定诊断机构却认定他患的是肺结核。为了寻求真相，张海超选择了“开胸验肺”。
　　同样为了真相，孙丹勇没有选择“跳到黄河”，而是选择跳下12楼。年仅25岁的孙丹勇是富士康科技集团员工，7月16日凌晨跳楼身亡。此前，公司交由其保管邮寄给苹果公司的16部苹果iphone样机少了一部，孙曾接受公司环安课调查。孙丹勇的大学同学指称，孙在接受调查时遭到非法搜查、拘禁和殴打。
　　他，曾在郑州一家以生产硅砖、耐火材料为主的工厂上班，“开胸验肺”想换来一纸“尘肺”鉴定；他，在世界500强之一的集团工作，跳楼身亡想证明“手机不是我偷的”。两个极端的民生个案，给世界工厂的中国上了，一堂带血的工人维权课。
　　鉴定一个人是否患有尘肺，需要“开胸验肺”吗?张海超可以不开胸，因为北京协和医院等各大医院都一致作出了尘肺诊断，因为医生认为“凭胸片，肉眼就能看出你是尘肺”。但是他不顾医生劝阻，选择了危险的开胸，因为“一个人战斗”的他，只能通过鲜血淋漓的事实让“具备鉴定资格的机构”改变鉴定。由于职业病的诊断要在指定职业病诊断医疗机构进行，郑州职业病防治所的肺结核鉴定因为“合法”而理所当然地有效，三甲医院的诊断结果因为“不合法”而毫无悬念地“无效”。
　　一部手机的丢失需要用一个鲜活的生命来交换吗?孙丹勇在企业内部或许存在的超越法律允许的调查手段面前，选择在凌晨3时33分52秒以决绝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在很多人面前，这件事情不至于走到绝路，但孙丹勇选择以死亡来终结调查，因为在强大的调查压力面前，他没有其他办法来证明自己的清白，或者，通过死亡向污点调查告别。
　　张海超和孙丹勇，一个是渺小的农民工，一个是基层的小员工，在强大的对手面前，同样选择了“赌命”的方式，只不过，一个侥幸活命赌来了政府的关注，一个以死相搏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然而，无论是张海超还是孙丹勇，他们的代价都是惨重的，是谁把他们逼上了赌命的梁山?
　　《水浒传》中，宋公明等一众兄弟被逼上梁山的故事透露出一股英雄惺惺相惜、风云际会的豪气，他们大碗喝酒、大口吃肉，以救死扶伤、匡扶正义为己任。而现实版的“逼上梁山”，却一点豪气都没有，他们为了渺小的自我，为了事实和自尊，选择的维度很少，走的是自残和自绝的悲壮路径，而这一切幕后的推手，却是我们维权渠道的缺失。
　　在职业病维权路上艰难前行的张海超，遇到的强大对手恰恰是现行的职业病鉴定制度，这一以坚决保护张海超们权益的制度一次次将他几乎推入绝望的境地。职业病诊断需要用人单位提供相关资料，用人单位唯恐避之而不及，难免会百般刁难拖延。只有职业病防治所的诊断才具有认定职业病的法律效力，权威医疗机构的鉴定在“有资格”的职业病防治所面前可以被置之不理。本是为保障弱势群体利益，规范企业作为而设的制度法规，却给被保护者雪上加了霜，让其维权路漫漫。
　　而孙丹勇，面对的敌人不是环安课长顾钦明，而是被称为“血汗工厂”的企业内部严苛的管理制度。环安课长在“丢手机事件”中代表资方的力量，可以用恐吓的语言，威慑孙丹勇，诸如，“你还是男人吗?疑点都在你”、“今天我问的疑点问题，也是明天公安机关问的问题，你怎么办?”由于面对的是强势的资方代表，孙丹勇只能通过“紧张地不停搓手”来回应，在压力的难以承受之重面前，孙丹勇让生命变得不能承受之轻。因而，孙丹勇的非正常死亡事件，实际上是他在个人信任危机面前无法找到维权途径的爆发。
　　对于主动出击的张海超来说，不腊花费金钱和顶着被拘留的风险，通过多次维权让事实和真相大白于天下。因为他，《职业病防治法》或许会修订，职业病鉴定机构可能的权力寻租被制止。而妥协厌世的孙丹勇，没有合理地去保护自己的权益，没有向工会求助，也没有向任何法律机构求助，唯一的行动是，让生命在关键时刻戛然而止。我们寄翼希望的是，为维权而立的工会在孙丹勇们面前，行动起来，而不是沉默。作为工人权益的保护性组织，工会不能沦为企业主的傀儡，工会的作用也不能只是“提醒”。在“赌命的梁山”上，工会应该扮演预警者、干预者和帮扶者的角色。在张海超、孙丹勇们无能为力的时候，工会应该是强大的后盾，工会在前先行一步，悲剧就后退一步，“赌命的梁山”就有了救命的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