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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庭坚等“三人行”为我们提供了文化建设、城市建设的宝贵资源，川南人对黄庭坚有念念不忘的情义，而丹棱城乡新貌大雅家园则告慰了先贤。
世人熟知“大雅之堂”，却未必知道它出自黄庭坚的《大雅堂记》；纵然知道《大雅堂记》，也未必熟悉这座大雅堂的原址所在地——四川丹棱；纵然知道大雅堂建在丹棱，也未必尽知其中蕴含的精神与故事。坦率地说，笔者对此就缺乏认知。拜读完伍松乔老师新著《千古一梦大雅堂》（文汇出版社）后，忽然觉得，这部全方位呈现大雅堂所在及其来龙去脉的著作颇有正本清源、重振大雅精神的象征意义。
这部著作首先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是它的逻辑优先性和全面性。
作者不仅仅围绕大雅堂这一建筑展开写作，也不是简单遵循逻辑与时间一致的旧做法，而是按照逻辑结构勾勒了一个整体的、全面的立体图景：作者先后讲述了大雅堂为何在北宋出现及其由来，《大雅堂记》作者黄庭坚与杜甫、杨素的关联，丹棱与大雅堂的修建，大雅堂的消失与存在，黄庭坚的川南贬谪岁月及其影响，丹棱的文化建设与大雅堂的重建努力等诸多内容，为此甚至不避免时空交错乃至穿越。学界已经充分意识到，中国人往往有一种整体化、全面化的思维，也有学者认为中国人有一种引物连类的思维（参见郑毓瑜《引譬连类：文学研究的关键词》，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但是，本书作者这样写显然还基于更多考虑并作了通盘的考量，其呈现的丰富内容的确可以令读者从中受益。
其次是作者采用的方法。
“后记”称这是一部非虚构纪实作品，追求的是真实、准确，相对削弱了通俗性（页326）。从书中可以发现，作者不仅梳理了史书、诗文集、类书、方志等诸多文献，参考了诸多学界研究成果，而且对丹棱文化、大雅文化作了诸多实地考察，提供了墓志、碑记、题刻等堪称一手的材料（集中体现在前五章），这都需要时间、精力的长期投入才能做到。不能不说，作者是以严谨的态度来撰写大雅堂前世今生的。虽然如此，难能可贵的是，这本书却并无学究、书呆气，保持了全书的散文笔调，颇具可读性，诸如：“舟行、岸泊，江边的送别、宴饮，临行的赋诗，常常是以船为家，天不见亮出发，直到夜幕降临。在空旷的江面感受孤独，在起伏的波浪中沉浮心境，一路村庄、原野、市集，沿途风景、名胜、古迹”、“诗人现在来到的地方是长江三峡的西大门”另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则是在一个庞大的逻辑结构下，作者采用了讲故事（或曰叙事）的方法来写作。
因为是讲故事，所以作者擅用“花开两枝，各表一朵（乃至数朵）”（页93）这样旧小说的手法来创造性地分说形胜和人文。既然是讲故事，那么追求悦读性、生动性也是题中之义。从书中可以看到，作者善于把相关的古代散文、尺牍、诗词等材料转换成一幅幅生動的场景，往往融议论、抒情、描写乃至考据于一炉。耐人寻味之处还在于，作者不仅经常刻画黄庭坚、杨素等古人的思维、言语、行动，而且试图说明这种思维、言语、行动的必然性，诸如“黄庭坚不可能没有想到李白著名的《古风》”（页61）、“他（黄庭坚）一直没有说出口，一直在等待一个人的出现，选择一个合适的地方”（页63）、“当他踏上巴蜀土地，决定要书写杜诗、刻碑传世，当他斟酌自己心中大雅堂的所在时，黄庭坚不可能不把目光投向成都与眉州”（页79）等等，这类句子在书中并不少见。这并非戏说，的确有证据支持作者的这类描写，比如黄庭坚曾引用李白的《古风》“大雅久不作”、自述构想“属一奇士”尽刻杜甫东西川及夔州诗、笔下多次提到成都和眉州，这都表明作者的确下过功夫而出之以叙事笔法。这里稍有争议的地方在于作者没有给可能性留下余地，看起来历史人物都处在一种没有选择的位置上。事实上，尽管黄庭坚提到“大雅久不作”，但是否必定与《大雅堂记》相关则在有无之间；第三章第一节对成都、眉州政治、经济、文化的描绘则存在超出黄庭坚乃至整个宋代人视野之嫌。当然，这样说并非否定作者笔下经常流露出的历史意识。例如，作者在本书开始就有“在说大雅堂之前，不能不先说大雅”（页3）这样追溯源头的说法；作者也意识到宋人对杜甫的推崇在于后者“终身流落而忧国忧民”（页18）、宋人多用《六经》《诗序》来衡量和评价杜诗，而杜甫也是那些吟咏大雅的诗人中“最直接传承、弘扬大雅精神的标杆人物”（页10）。可以说，无论从主题还是内容，本书都需要历史的背书。只是，仍然有更多的理由来期待作者以不拘泥于历史记载的方式写作，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就是“这是一个真实故事，更是一桩人间传奇”，对后者显然已有意识。
其实，一位历史人物的视野究竟达到何种程度，即便对一位专门的研究者来说也常常不是能够完全意识到并轻易说清楚的——这不仅取决于材料多少，也取决于如何思考历史人物没有写出来的东西，如何看待无与有的关联，如何理解那些沉默的但却可能饱经历史变迁的古迹，如何解读历史记载中那些正言若反的、典雅丽则的、一笔带过的、浓墨重彩的、朴拙率真的语言……作者倾向于大力渲染，更突出的原因恐怕还在于，知道大雅堂来龙去脉的人不多，黄庭坚川南生涯的价值也被严重忽视、低估了。
笔者总体上赞同作者的写作手法，也赞赏作者翻空出奇的论证风格，第四章对大雅堂为何消失的辩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一般来说，人们乐于言说“有”，而作者却考证“无”：他先后论证大雅堂可能毁于党争、毁于宋元战乱、毁于明末清初。无论哪种情况，大雅堂的劫难都是不可避免的，这再次表明作者有深信必然性的思维。但是，作者接下来就论证了大雅堂的“有”——它存在于文献、物质建筑、文化形象、人心丰碑中，就此而言作者不是一位悲观主义者或宿命主义者，而是认同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相信物质和文化的力量。
很少有人会像作者这样以整整一节的篇幅来对“（重建）后大雅堂时代”的丹棱、川南、四川，直至全局意义上的大雅文化重振大抒己见。但读完之后你会发现，它与全书主旨如此契合，甚至可以说非有不可。由于这本身就是作者在丹棱大雅堂专题讲座上的原版内容，它又显得如此得体。其实，这在美誉度颇高的四川日报副刊随笔专栏《记者行吟》中，这样介入、干预、建设性的作品，就是作者“史态 时态”写作的一种老常态。就此而言，前可见古人，后当有来者，古人与今人处在一种类似于相互扶持、共同延展的动态关系中：黄庭坚等“三人行”为我们提供了文化建设、城市建设的宝贵资源，川南人对黄庭坚有念念不忘的情义，而丹棱城乡新貌大雅家园则告慰了先贤。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作者反复说明“必然性”、反复说明古人言行心理的深层用意：既不是一种散漫的随意型想象，也不是一种拘泥于文献档案或田野调查的刻板型想象，而是一种带有一定先在性和目的论色彩的传奇型想象——这种想象不仅指向大雅堂千古一梦的史实，也指向作者的家园情怀、民生情怀，最终，它浪漫而坚实地落足到了文化传承、文化建设的广阔大地。
世人熟知“大雅之堂”，却未必知道它出自黄庭坚的《大雅堂记》；纵然知道《大雅堂记》，也未必熟悉这座大雅堂的原址所在地——四川丹棱；纵然知道大雅堂建在丹棱，也未必尽知其中蕴含的精神与故事。坦率地说，笔者对此就缺乏认知。拜读完伍松乔老师新著《千古一梦大雅堂》（文汇出版社）后，忽然觉得，这部全方位呈现大雅堂所在及其来龙去脉的著作颇有正本清源、重振大雅精神的象征意义。
这部著作首先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是它的逻辑优先性和全面性。
作者不仅仅围绕大雅堂这一建筑展开写作，也不是简单遵循逻辑与时间一致的旧做法，而是按照逻辑结构勾勒了一个整体的、全面的立体图景：作者先后讲述了大雅堂为何在北宋出现及其由来，《大雅堂记》作者黄庭坚与杜甫、杨素的关联，丹棱与大雅堂的修建，大雅堂的消失与存在，黄庭坚的川南贬谪岁月及其影响，丹棱的文化建设与大雅堂的重建努力等诸多内容，为此甚至不避免时空交错乃至穿越。学界已经充分意识到，中国人往往有一种整体化、全面化的思维，也有学者认为中国人有一种引物连类的思维（参见郑毓瑜《引譬连类：文学研究的关键词》，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但是，本书作者这样写显然还基于更多考虑并作了通盘的考量，其呈现的丰富内容的确可以令读者从中受益。
其次是作者采用的方法。
“后记”称这是一部非虚构纪实作品，追求的是真实、准确，相对削弱了通俗性（页326）。从书中可以发现，作者不仅梳理了史书、诗文集、类书、方志等诸多文献，参考了诸多学界研究成果，而且对丹棱文化、大雅文化作了诸多实地考察，提供了墓志、碑记、题刻等堪称一手的材料（集中体现在前五章），这都需要时间、精力的长期投入才能做到。不能不说，作者是以严谨的态度来撰写大雅堂前世今生的。虽然如此，难能可贵的是，这本书却并无学究、书呆气，保持了全书的散文笔调，颇具可读性，诸如：“舟行、岸泊，江边的送别、宴饮，临行的赋诗，常常是以船为家，天不见亮出发，直到夜幕降临。在空旷的江面感受孤独，在起伏的波浪中沉浮心境，一路村庄、原野、市集，沿途风景、名胜、古迹”、“诗人现在来到的地方是长江三峡的西大门”另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则是在一个庞大的逻辑结构下，作者采用了讲故事（或曰叙事）的方法来写作。
因为是讲故事，所以作者擅用“花开两枝，各表一朵（乃至数朵）”（页93）这样旧小说的手法来创造性地分说形胜和人文。既然是讲故事，那么追求悦读性、生动性也是题中之义。从书中可以看到，作者善于把相关的古代散文、尺牍、诗词等材料转换成一幅幅生動的场景，往往融议论、抒情、描写乃至考据于一炉。耐人寻味之处还在于，作者不仅经常刻画黄庭坚、杨素等古人的思维、言语、行动，而且试图说明这种思维、言语、行动的必然性，诸如“黄庭坚不可能没有想到李白著名的《古风》”（页61）、“他（黄庭坚）一直没有说出口，一直在等待一个人的出现，选择一个合适的地方”（页63）、“当他踏上巴蜀土地，决定要书写杜诗、刻碑传世，当他斟酌自己心中大雅堂的所在时，黄庭坚不可能不把目光投向成都与眉州”（页79）等等，这类句子在书中并不少见。这并非戏说，的确有证据支持作者的这类描写，比如黄庭坚曾引用李白的《古风》“大雅久不作”、自述构想“属一奇士”尽刻杜甫东西川及夔州诗、笔下多次提到成都和眉州，这都表明作者的确下过功夫而出之以叙事笔法。这里稍有争议的地方在于作者没有给可能性留下余地，看起来历史人物都处在一种没有选择的位置上。事实上，尽管黄庭坚提到“大雅久不作”，但是否必定与《大雅堂记》相关则在有无之间；第三章第一节对成都、眉州政治、经济、文化的描绘则存在超出黄庭坚乃至整个宋代人视野之嫌。当然，这样说并非否定作者笔下经常流露出的历史意识。例如，作者在本书开始就有“在说大雅堂之前，不能不先说大雅”（页3）这样追溯源头的说法；作者也意识到宋人对杜甫的推崇在于后者“终身流落而忧国忧民”（页18）、宋人多用《六经》《诗序》来衡量和评价杜诗，而杜甫也是那些吟咏大雅的诗人中“最直接传承、弘扬大雅精神的标杆人物”（页10）。可以说，无论从主题还是内容，本书都需要历史的背书。只是，仍然有更多的理由来期待作者以不拘泥于历史记载的方式写作，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就是“这是一个真实故事，更是一桩人间传奇”，对后者显然已有意识。
其实，一位历史人物的视野究竟达到何种程度，即便对一位专门的研究者来说也常常不是能够完全意识到并轻易说清楚的——这不仅取决于材料多少，也取决于如何思考历史人物没有写出来的东西，如何看待无与有的关联，如何理解那些沉默的但却可能饱经历史变迁的古迹，如何解读历史记载中那些正言若反的、典雅丽则的、一笔带过的、浓墨重彩的、朴拙率真的语言……作者倾向于大力渲染，更突出的原因恐怕还在于，知道大雅堂来龙去脉的人不多，黄庭坚川南生涯的价值也被严重忽视、低估了。
笔者总体上赞同作者的写作手法，也赞赏作者翻空出奇的论证风格，第四章对大雅堂为何消失的辩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一般来说，人们乐于言说“有”，而作者却考证“无”：他先后论证大雅堂可能毁于党争、毁于宋元战乱、毁于明末清初。无论哪种情况，大雅堂的劫难都是不可避免的，这再次表明作者有深信必然性的思维。但是，作者接下来就论证了大雅堂的“有”——它存在于文献、物质建筑、文化形象、人心丰碑中，就此而言作者不是一位悲观主义者或宿命主义者，而是认同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相信物质和文化的力量。
很少有人会像作者这样以整整一节的篇幅来对“（重建）后大雅堂时代”的丹棱、川南、四川，直至全局意义上的大雅文化重振大抒己见。但读完之后你会发现，它与全书主旨如此契合，甚至可以说非有不可。由于这本身就是作者在丹棱大雅堂专题讲座上的原版内容，它又显得如此得体。其实，这在美誉度颇高的四川日报副刊随笔专栏《记者行吟》中，这样介入、干预、建设性的作品，就是作者“史态 时态”写作的一种老常态。就此而言，前可见古人，后当有来者，古人与今人处在一种类似于相互扶持、共同延展的动态关系中：黄庭坚等“三人行”为我们提供了文化建设、城市建设的宝贵资源，川南人对黄庭坚有念念不忘的情义，而丹棱城乡新貌大雅家园则告慰了先贤。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作者反复说明“必然性”、反复说明古人言行心理的深层用意：既不是一种散漫的随意型想象，也不是一种拘泥于文献档案或田野调查的刻板型想象，而是一种带有一定先在性和目的论色彩的传奇型想象——这种想象不仅指向大雅堂千古一梦的史实，也指向作者的家园情怀、民生情怀，最终，它浪漫而坚实地落足到了文化传承、文化建设的广阔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