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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的中国，涌动着一股改变的力量。这一年10月，教育部宣布，恢复停止了10年的全国高考。
11月初的北京已进入初冬。位于鲍家街43号的中央音乐学院门口，伫立着长长的报名队伍。上海、广州、成都的招生现场也同样火爆。
最终，报考人数达到空前的17285人。
经历了文革10年的断层之后，生源质量究竟如何，招生的老师们心中也没底。可是在随后的考试中他们发现，这批衣着简陋、目光热切的年轻人中，可谓藏龙卧虎。许多人的乐感、演奏技巧和乐曲表现能力，好得让他们吃惊。
但是，这一届的招生名额只有105人。也就是说，录取比例仅为0.6%。
“做老师最可惜的是，人才招不进来。看着这么多优秀的学生进不来，你说我们是不是特别着急？”在中央音乐学院的教师宿舍里，曾经担任过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附中校长的左因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作曲系“梦之队”
1977年11月9日，文化部下发《关于中央五七艺术大学招生问题的通知》，并附有《中央五七艺术大学音乐学院一九七七年招生简章》。
此时的中央音乐学院，仍沿用文革时的名称——中央五七艺术大学音乐学院。《简章》提出“自愿报名、全面考查、综合平衡、学校录取”的招生办法，并下达了招生计划：28个专业，总计招收105名。
在北京，中央音乐学院1号楼前的篮球场上，黑压压的都是考作曲系的人。视唱练耳考试在一号楼3层的大教室进行，没有桌子，考生们把考卷放在膝盖上写。
作曲系青年教师李西安被派往上海招考。
考点设在上海音乐学院。整个上海地区有5132人报考，仅次于北京的6517人，其中报考作曲系的有400多人。
“为什么文革后第一次高考报考音乐学院的这么多？一个是大家喜欢，还有就是文革时到样板团从事文艺工作的人多，积压了10年的人都来了。”李西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后来成为了中国音乐学院院长、《人民音乐》主编。
当年才19岁、很有活力的谭盾给李西安留下了很深地印象，“我问他拉过什么练习曲，他说拉民歌。后来他拉了一个自己的作品《铁牛进山》，很有味道。”
考试分笔试和复试（面试）两轮。作曲系的笔试题目除视唱练耳外，还包括作曲：给几个音，写一个乐段；给歌词，为其谱曲。
“为了把考生笔试的卷子改出来，确定参加复试的人，我们两个老师三天三夜没有合眼。”李西安说。
一个叫林德虹的考生的答卷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林德虹将乐段写成了一部完整的奏鸣曲，包括主题、副题、过渡、结束等，而且仔细标明乐器。而他谱写的歌，是一个四部合唱。
經过复试，选出了10个人，包括谭盾、叶小钢、陈其纲、胡咏言、金月苓、林德虹等。在李西安眼里，他们每一个都很出众：叶小钢，典型的上海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小伙子，父亲是著名音乐家叶纯之，外形清秀气质浪漫，才华出众；陈其纲，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毕业，虽然当时作曲不突出，但音乐基础均衡；胡咏言，21岁，曾创作悼念周恩来的大型交响乐《安魂曲》；金月苓是《我爱北京天安门》《我在马路边拾到一分钱》的作曲，早已经家喻户晓。
李西安不忍取舍，与上海招考区的总负责人商量，请他向学校申请增加名额。
各地入选考生的资料被拿到全系老师参加的汇总会上，学生的试卷一一铺开。林德虹的作品引起了怀疑。“系里的杨儒怀教授，是我的老师，说‘我不信，拿来弹弹’，于是把奏鸣曲从头到尾弹了一遍，最后说，‘不是瞎胡闹，不是瞎胡闹’。”李西安说。
作曲系的考生人才济济，在学校都传开了。但全作曲系一共才10个人的名额，这些天才，注定会有人被挡在门外。
但，他们遇到了“贵人”。
“老3楼”的圈子
邓启元，总是目光炯炯，因此被朋友们起外号“瞪（邓）大眼儿”。他是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68届学生，毕业后分配到铁路文工团，家住大六部口街。
邓启元和储望华是文革时搞文艺小分队时结识的“哥们儿”。邓启元下了班，常常回母校找储望华聊天。
储望华是储安平之子，1952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主修钢琴，15岁就创作了二胡独奏曲《村歌》，在全国音乐周公演，被《人民日报》称为“带红领巾的作曲者”。1958年，17岁的储望华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后留校任教，在文革中创作了著名的《黄河钢琴协奏曲》。
杨峻、潘一飞和储望华同为钢琴系青年教师，且都住在音乐学院老3号楼宿舍，也便和邓启元混熟了，常聚在一起。杨峻的妻子、管弦系青年教师左因也常常参与，老3楼一楼的杨家便成了他们的据点。
左因人脉广，常热烈地说起听来的各系的招生盛况，其他人也纷纷兴奋地说起自己所知的情况，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眼看着这些难得的、多少年才积攒下的音乐天才们没有机会入学，大家都替学校深感惋惜。他们太知道考生的不容易了。
左因说起，管弦系有个吹圆号的考生，晚上没钱找地方睡觉，就干脆睡在马路边的警亭内。
左因1965年从苏联留学归来，心怀报效祖国、为母校培养音乐人才的强烈愿望，可回来没过久就遭遇文革，抱负未酬，很希望能为学校留住人才。她热心地转述了从李西安那里听来的作曲系上海“梦之队”的情况：
林德虹，不远千里从东北到上海应考，要乘坐各种交通工具，一路艰辛，琴被摔出了个破洞，他就用这把已经走音的破琴应考。
叶小钢，因为父亲叶纯之在文革中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多次报考文工团而不得。
“我在造纸厂做钳工做了6年，每天早上6点上班，晚上8点左右回家，搞音乐的机会几乎没有。所以我们是异常徘徊、迷茫、痛苦的一代。”在中央音乐学院的办公室里，现为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的叶小钢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说者无心，听者邓启元却有意了。
上书邓小平
从邓启元住的大六部口街到叔叔邓力群居住的南小街，要穿过长安街，骑车大概30分钟。邓力群时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是邓小平班子中的重要一员。
邓启元经常去见叔叔。“我记得他当时主管文化、艺术、教育、科学这一块，所以我经常去他那儿向他汇报一些文艺界的情况。”邓启元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有一次，邓启元向叔叔提及中央音乐学院招生藏龙卧虎却名额极其有限的情况，邓力群听后非常激动。他让邓启元立即组织几个人，以最快的速度写一份书面报告，直接向邓小平反映，还可以提出一些具体要求和解决办法。
当晚，邓启元立刻骑自行车从南小街赶到鲍家街的中央音乐学院，找到储望华。
喜出望外的储望华立刻找到杨峻、潘一飞商量此事。在杨峻的家中，大家热烈筹划着，如何搜集材料，又如何写报告。
最后，大家确定了分工。左因负责收集各系材料，杨峻负责起草和执笔，潘一飞作改定。
起草大概花了三四天。这期间，邓启元几乎每天都要去小南街向邓力群汇报进展，征询意见。
这一天，邓启元又带来了邓力群的意见：因李春光在文艺界的影响，应邀请他参加，并建议李春光的署名放在第一个。
李春光是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青年教师，也是北京市人大代表。连邓小平都知道中央音乐学院有这么一个敢说真话的年轻人。
那是1975年夏，李春光在学校贴出了一张针对电影《创业》的大字报，尖锐批评“四人帮”控制的文化部，轰动全校。邓启元在邓力群的授意下特地去抄录了大字报，经由邓力群、胡乔木送到了邓小平手上，邓小平又呈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在材料上做了批示：“此件有用，暂存你处。”退交邓小平保存。
邓力群的第二个建议是，应在写信人员中增加一名中层干部。大家商量后，决定请钢琴系支部书记崔静媛加入。崔静媛欣然同意，和左因一起，负责搜集各系材料。
联系上李春光时，李正在北京市人大开会。他得到消息，匆忙赶到杨峻家时，信已经基本起草完成。
李春光看完信后说：“你们写得很好，我看完都很激动。”他又提了些建议，作了修改。
定稿后，杨峻工整腾抄：
敬爱的邓副主席：
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向您报告，由于华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和正确的方针、路线的指引，我院今年的招生工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
……不少考生手捧着刚刚领到的准考证热泪滚滚，激动地说：“要不是打倒了‘四人帮’，我们哪有机会来报名啊！这是华主席、党中央给我们的权利啊！”
经过几天的初试、复试，已经充分顯示了这次高考改革的巨大优越性，人才之多，水平之高，是建国以来历届招考所不可比拟的。素质好、有音乐才能、有培养前途的青少年成批涌现，喜不胜收，从他们身上看到了我国音乐事业即将和其他各条战线一样蓬勃发展的动人情景……
信末，他们提出建议：“能否不受目前名额限制，将确有培养前途、有才能而又符合入学标准的青少年留下入学，以便为国家更多更快更好地培养艺术人才？琴房紧张，我们再尽量克服，挤了再挤，并进一步提高教室、琴房使用率。”
所有人签名后，将信装入大信封，郑重地写上：邓副主席亲启。
此时已是深夜。储望华手持信件，火速骑自行车送到西单大六部口邓启元的家中，邓启元已经得到消息，在大六部口等着，他接过信件后，就像传递火炬接力棒似的，随即又蹬上他的自行车，穿过熟悉的东西长安街，飞奔到他叔叔邓力群家。
两天后的12月11日，邓小平的批示下达：“看了这封信反映的情况，很高兴，建议予以支持。华主席，先念，登奎，乌兰夫同志阅后交文化部党组处理。”
邓启元接到堂妹、邓力群女儿打来的电话后，激动不已，推起自行车，就去了中央音乐学院。
“我们每个人都很激动，在潘一飞家里搞了一个小型的庆祝会。”邓启元笑着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77、78级神话
四川的招生负责人之一孔庆先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有一天晚上，他突然接到学校教务处的电话，说院长赵沨决定，增加一倍名额，再带到北京汇总。但他并不知道原因。
当年，中央音乐学院原定录取105人，结果录取了213人。作曲系因为人才众多，由原定的10个名额，增加到36个，成为扩招比例最高的系。李西安从上海挑选的10个人，全被录取。
1977年的招生工作一直延续到1978年3月份。4月份，第一批新生入学时，学院名称已从“中央五七艺术大学音乐学院”恢复为中央音乐学院。
由于校舍紧张，春季招收的第二批学生，到了秋季的10月份才入学报到，所以统称为1977、78级。
突然增加招收名额，对学校的各种设施也是个不小的挑战。“我记得男生宿舍是在东边的二道门门口临时搭建的小平房，很小的一间，放了三张高低铺，住6个人。女生就住在小礼堂，一个礼堂住几十人。”叶小钢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叶小钢考上了作曲系：“我本来是想考钢琴系，但我母亲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你考钢琴系，将来都是你弹人家的东西，考作曲系，是人家弹你的东西。”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6位教师上书邓小平的事情。他们自己也从未提起。
2007年，中央音乐学院举办“纪念邓小平12·11批示三十周年”的活动，这是第一次公开介绍6位教师。
1977、78级作曲系出了一大批享誉世界的作曲家，如谭盾、叶小钢、郭文景、陈贻、瞿小松、陈其纲等，开创了音乐学院77、78级神话。
在李西安看来，作曲系的这一届是空前绝后的。
“作曲的情况特殊。钢琴、管弦都需要从小学，那个年代，水平不会很高。而作曲呢，天赋很重要，更重要的是，他们有生活，10年上山下乡的生活积累。这是他们之前和之后都不能比的。”
11月初的北京已进入初冬。位于鲍家街43号的中央音乐学院门口，伫立着长长的报名队伍。上海、广州、成都的招生现场也同样火爆。
最终，报考人数达到空前的17285人。
经历了文革10年的断层之后，生源质量究竟如何，招生的老师们心中也没底。可是在随后的考试中他们发现，这批衣着简陋、目光热切的年轻人中，可谓藏龙卧虎。许多人的乐感、演奏技巧和乐曲表现能力，好得让他们吃惊。
但是，这一届的招生名额只有105人。也就是说，录取比例仅为0.6%。
“做老师最可惜的是，人才招不进来。看着这么多优秀的学生进不来，你说我们是不是特别着急？”在中央音乐学院的教师宿舍里，曾经担任过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附中校长的左因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作曲系“梦之队”
1977年11月9日，文化部下发《关于中央五七艺术大学招生问题的通知》，并附有《中央五七艺术大学音乐学院一九七七年招生简章》。
此时的中央音乐学院，仍沿用文革时的名称——中央五七艺术大学音乐学院。《简章》提出“自愿报名、全面考查、综合平衡、学校录取”的招生办法，并下达了招生计划：28个专业，总计招收105名。
在北京，中央音乐学院1号楼前的篮球场上，黑压压的都是考作曲系的人。视唱练耳考试在一号楼3层的大教室进行，没有桌子，考生们把考卷放在膝盖上写。
作曲系青年教师李西安被派往上海招考。
考点设在上海音乐学院。整个上海地区有5132人报考，仅次于北京的6517人，其中报考作曲系的有400多人。
“为什么文革后第一次高考报考音乐学院的这么多？一个是大家喜欢，还有就是文革时到样板团从事文艺工作的人多，积压了10年的人都来了。”李西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后来成为了中国音乐学院院长、《人民音乐》主编。
当年才19岁、很有活力的谭盾给李西安留下了很深地印象，“我问他拉过什么练习曲，他说拉民歌。后来他拉了一个自己的作品《铁牛进山》，很有味道。”
考试分笔试和复试（面试）两轮。作曲系的笔试题目除视唱练耳外，还包括作曲：给几个音，写一个乐段；给歌词，为其谱曲。
“为了把考生笔试的卷子改出来，确定参加复试的人，我们两个老师三天三夜没有合眼。”李西安说。
一个叫林德虹的考生的答卷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林德虹将乐段写成了一部完整的奏鸣曲，包括主题、副题、过渡、结束等，而且仔细标明乐器。而他谱写的歌，是一个四部合唱。
經过复试，选出了10个人，包括谭盾、叶小钢、陈其纲、胡咏言、金月苓、林德虹等。在李西安眼里，他们每一个都很出众：叶小钢，典型的上海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小伙子，父亲是著名音乐家叶纯之，外形清秀气质浪漫，才华出众；陈其纲，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毕业，虽然当时作曲不突出，但音乐基础均衡；胡咏言，21岁，曾创作悼念周恩来的大型交响乐《安魂曲》；金月苓是《我爱北京天安门》《我在马路边拾到一分钱》的作曲，早已经家喻户晓。
李西安不忍取舍，与上海招考区的总负责人商量，请他向学校申请增加名额。
各地入选考生的资料被拿到全系老师参加的汇总会上，学生的试卷一一铺开。林德虹的作品引起了怀疑。“系里的杨儒怀教授，是我的老师，说‘我不信，拿来弹弹’，于是把奏鸣曲从头到尾弹了一遍，最后说，‘不是瞎胡闹，不是瞎胡闹’。”李西安说。
作曲系的考生人才济济，在学校都传开了。但全作曲系一共才10个人的名额，这些天才，注定会有人被挡在门外。
但，他们遇到了“贵人”。
“老3楼”的圈子
邓启元，总是目光炯炯，因此被朋友们起外号“瞪（邓）大眼儿”。他是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68届学生，毕业后分配到铁路文工团，家住大六部口街。
邓启元和储望华是文革时搞文艺小分队时结识的“哥们儿”。邓启元下了班，常常回母校找储望华聊天。
储望华是储安平之子，1952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主修钢琴，15岁就创作了二胡独奏曲《村歌》，在全国音乐周公演，被《人民日报》称为“带红领巾的作曲者”。1958年，17岁的储望华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后留校任教，在文革中创作了著名的《黄河钢琴协奏曲》。
杨峻、潘一飞和储望华同为钢琴系青年教师，且都住在音乐学院老3号楼宿舍，也便和邓启元混熟了，常聚在一起。杨峻的妻子、管弦系青年教师左因也常常参与，老3楼一楼的杨家便成了他们的据点。
左因人脉广，常热烈地说起听来的各系的招生盛况，其他人也纷纷兴奋地说起自己所知的情况，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眼看着这些难得的、多少年才积攒下的音乐天才们没有机会入学，大家都替学校深感惋惜。他们太知道考生的不容易了。
左因说起，管弦系有个吹圆号的考生，晚上没钱找地方睡觉，就干脆睡在马路边的警亭内。
左因1965年从苏联留学归来，心怀报效祖国、为母校培养音乐人才的强烈愿望，可回来没过久就遭遇文革，抱负未酬，很希望能为学校留住人才。她热心地转述了从李西安那里听来的作曲系上海“梦之队”的情况：
林德虹，不远千里从东北到上海应考，要乘坐各种交通工具，一路艰辛，琴被摔出了个破洞，他就用这把已经走音的破琴应考。
叶小钢，因为父亲叶纯之在文革中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多次报考文工团而不得。
“我在造纸厂做钳工做了6年，每天早上6点上班，晚上8点左右回家，搞音乐的机会几乎没有。所以我们是异常徘徊、迷茫、痛苦的一代。”在中央音乐学院的办公室里，现为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的叶小钢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说者无心，听者邓启元却有意了。
上书邓小平
从邓启元住的大六部口街到叔叔邓力群居住的南小街，要穿过长安街，骑车大概30分钟。邓力群时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是邓小平班子中的重要一员。
邓启元经常去见叔叔。“我记得他当时主管文化、艺术、教育、科学这一块，所以我经常去他那儿向他汇报一些文艺界的情况。”邓启元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有一次，邓启元向叔叔提及中央音乐学院招生藏龙卧虎却名额极其有限的情况，邓力群听后非常激动。他让邓启元立即组织几个人，以最快的速度写一份书面报告，直接向邓小平反映，还可以提出一些具体要求和解决办法。
当晚，邓启元立刻骑自行车从南小街赶到鲍家街的中央音乐学院，找到储望华。
喜出望外的储望华立刻找到杨峻、潘一飞商量此事。在杨峻的家中，大家热烈筹划着，如何搜集材料，又如何写报告。
最后，大家确定了分工。左因负责收集各系材料，杨峻负责起草和执笔，潘一飞作改定。
起草大概花了三四天。这期间，邓启元几乎每天都要去小南街向邓力群汇报进展，征询意见。
这一天，邓启元又带来了邓力群的意见：因李春光在文艺界的影响，应邀请他参加，并建议李春光的署名放在第一个。
李春光是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青年教师，也是北京市人大代表。连邓小平都知道中央音乐学院有这么一个敢说真话的年轻人。
那是1975年夏，李春光在学校贴出了一张针对电影《创业》的大字报，尖锐批评“四人帮”控制的文化部，轰动全校。邓启元在邓力群的授意下特地去抄录了大字报，经由邓力群、胡乔木送到了邓小平手上，邓小平又呈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在材料上做了批示：“此件有用，暂存你处。”退交邓小平保存。
邓力群的第二个建议是，应在写信人员中增加一名中层干部。大家商量后，决定请钢琴系支部书记崔静媛加入。崔静媛欣然同意，和左因一起，负责搜集各系材料。
联系上李春光时，李正在北京市人大开会。他得到消息，匆忙赶到杨峻家时，信已经基本起草完成。
李春光看完信后说：“你们写得很好，我看完都很激动。”他又提了些建议，作了修改。
定稿后，杨峻工整腾抄：
敬爱的邓副主席：
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向您报告，由于华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和正确的方针、路线的指引，我院今年的招生工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
……不少考生手捧着刚刚领到的准考证热泪滚滚，激动地说：“要不是打倒了‘四人帮’，我们哪有机会来报名啊！这是华主席、党中央给我们的权利啊！”
经过几天的初试、复试，已经充分顯示了这次高考改革的巨大优越性，人才之多，水平之高，是建国以来历届招考所不可比拟的。素质好、有音乐才能、有培养前途的青少年成批涌现，喜不胜收，从他们身上看到了我国音乐事业即将和其他各条战线一样蓬勃发展的动人情景……
信末，他们提出建议：“能否不受目前名额限制，将确有培养前途、有才能而又符合入学标准的青少年留下入学，以便为国家更多更快更好地培养艺术人才？琴房紧张，我们再尽量克服，挤了再挤，并进一步提高教室、琴房使用率。”
所有人签名后，将信装入大信封，郑重地写上：邓副主席亲启。
此时已是深夜。储望华手持信件，火速骑自行车送到西单大六部口邓启元的家中，邓启元已经得到消息，在大六部口等着，他接过信件后，就像传递火炬接力棒似的，随即又蹬上他的自行车，穿过熟悉的东西长安街，飞奔到他叔叔邓力群家。
两天后的12月11日，邓小平的批示下达：“看了这封信反映的情况，很高兴，建议予以支持。华主席，先念，登奎，乌兰夫同志阅后交文化部党组处理。”
邓启元接到堂妹、邓力群女儿打来的电话后，激动不已，推起自行车，就去了中央音乐学院。
“我们每个人都很激动，在潘一飞家里搞了一个小型的庆祝会。”邓启元笑着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77、78级神话
四川的招生负责人之一孔庆先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有一天晚上，他突然接到学校教务处的电话，说院长赵沨决定，增加一倍名额，再带到北京汇总。但他并不知道原因。
当年，中央音乐学院原定录取105人，结果录取了213人。作曲系因为人才众多，由原定的10个名额，增加到36个，成为扩招比例最高的系。李西安从上海挑选的10个人，全被录取。
1977年的招生工作一直延续到1978年3月份。4月份，第一批新生入学时，学院名称已从“中央五七艺术大学音乐学院”恢复为中央音乐学院。
由于校舍紧张，春季招收的第二批学生，到了秋季的10月份才入学报到，所以统称为1977、78级。
突然增加招收名额，对学校的各种设施也是个不小的挑战。“我记得男生宿舍是在东边的二道门门口临时搭建的小平房，很小的一间，放了三张高低铺，住6个人。女生就住在小礼堂，一个礼堂住几十人。”叶小钢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叶小钢考上了作曲系：“我本来是想考钢琴系，但我母亲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你考钢琴系，将来都是你弹人家的东西，考作曲系，是人家弹你的东西。”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6位教师上书邓小平的事情。他们自己也从未提起。
2007年，中央音乐学院举办“纪念邓小平12·11批示三十周年”的活动，这是第一次公开介绍6位教师。
1977、78级作曲系出了一大批享誉世界的作曲家，如谭盾、叶小钢、郭文景、陈贻、瞿小松、陈其纲等，开创了音乐学院77、78级神话。
在李西安看来，作曲系的这一届是空前绝后的。
“作曲的情况特殊。钢琴、管弦都需要从小学，那个年代，水平不会很高。而作曲呢，天赋很重要，更重要的是，他们有生活，10年上山下乡的生活积累。这是他们之前和之后都不能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