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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只篮球”游到海对岸？
1979年5月16日晚上10点，正是海水水位最低的退潮时间。金门附近的海面静悄悄的。一个穿着草绿色军服的年轻人站在海边，面朝着厦门的方向。
他警觉地环顾了一下四周，动作迅速地套上军用救生衣，口袋里揣着能够证明自己身份的补给证，腰带上挂着的指北针、水壶和急救包都是早就备好的。
准备就绪，他把写着“连长”字样的球鞋脱在沙滩上。
接下来的故事有两个版本。
一种说法是：他悄悄地抱着两只篮球下了海，依靠篮球的浮力，泅过了2500米长的海域。
还有一种说法是：当时他没有借助任何工具，而是依靠强健的体魄，游到了对岸。
这个夜渡海峡的年轻人，就是林毅夫。
当时的金门仍然处于戒严、军管时期，怎么可能让一个大活人游到对岸？
原来，作为金门马山连连长的他早就做好了周密的计划。当天傍晚，他告知马山连晚上有一场演习，演习实行的是宵禁令，禁止夜间的活动。马山连传令兵通知沿海岗哨，不准驻防马山播音站的官兵在夜晚点名后走出营房，如果发现海中有人游泳，严禁开枪射杀，即使听到枪声，亦不准一探究竟。
正是有了这些准备，林毅夫才成功游到了厦门。
对于“抱着两只篮球游过海峡”的说法，林毅夫曾辟谣：“没有人能抱着篮球游过台湾海峡，不信你抱抱看！尤其是两个篮球。”
不过，由于这个说法在军中广为流传，为避免有人效仿，台湾军中有很长一段时间全面禁止球类活动，篮球更是成了金门驻军的违禁品。
即使后来恢复球类活动，军人打完球之后，也必须立刻把球放气并实行统一保管。领几个球出来，一定要交回多少个球，少一个就要全岛搜寻；真的不见了一个球，还要打报告交代。这成为当时金门的一段笑话。
上司没有遭到“连坐”
过了一段时日，台湾方面关于林毅夫是否游回大陆的疑团，仍旧没有答案。台湾军方只好按规定对外说林毅夫是失踪。
外界曾经捕风捉影，说“林毅夫事件”波及范围非常广，与他关系密切的一干人等都受到了影响。
傅笃诚与林毅夫关系密切。林毅夫转学到台湾陆军官校后，就和傅笃诚成了同学，一年后他们同时考上台湾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又同时期到金门当军官。2002年，林毅夫的父亲病逝，林毅夫向台湾有关方面提出赴台祭父的申请，却未能成行。这时，傅笃诚向台湾媒体投书《在时代中找定位》一文。
这篇文章除了呼吁台湾当局应特许林毅夫返乡探亲外，也对“林毅夫事件”对身边的人产生的影响做出了解释：“以我跟他之接近，在部队的发展毫无受到牵连，别人若受到他牵连又从何说起？”
张家生是林毅夫在台湾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硕士班的同学和室友。傅笃诚在《在时代中找定位》一文中也提及了张家生：“另一位也在一起读硕士班的空军学长，不但跟我一样取得公费到美国进修博士学位的机会，回来后马上晋升少将，在空军中是一位非常杰出的将领，现已退役，转任民间发展。”
不仅林毅夫关系密切的朋友没有遭到处分，其直属上司也没有遭到“连坐”，虽然在事发后他们还曾试图掩盖林毅夫“失踪”的事实。
因为一直没找到尸体，而大陆方面也没有发表他“投诚”的消息，台湾军方为了保住林毅夫所属部队的师长周仲南，于一年后宣布“林毅夫死亡”。他们发给林毅夫的家属46万元新台币的抚恤金，逢年过节也依照惯例派人慰问。
而对于为何他“登陆”后，大陆方面没有任何广播播报，林毅夫解释：“为了在台亲友的安全，经我的要求，大陆方面终于同意，只要台湾当局不对我的家属和亲友采取迫害行动，这边也就不以我回大陆做文章。”
最后的道别
金门马山是国民党驻军的最前沿，距大陆解放军驻军的角屿仅约2公里。在这里，用望远镜就可以清楚看到对岸。马山连连长经常要向到前线视察的长官和来宾们作介绍，因此只有最优秀的基层军官才能出任马山连连长。
“林毅夫在当年是一位集三千宠爱于一身、家室美满幸福的‘明星’青年军官，任谁也不会相信他会从戒备森严的金门前线游回大陆。”和林毅夫一样从台湾大学转学到台湾陆军官校的陈宪良说。
那么，林毅夫为何要这么做呢？
到大陆的第二年，林毅夫给在日本东京的表兄李建兴写了一封长信，信中写到了自己的困惑：“作为一个台湾人，我深爱这块生我、养我的地方，我愿意为它的繁荣幸福奉献一生的精力，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觉得台湾除了是台湾人的台湾之外，台湾还应该能对中国的历史发挥更大的贡献。长期的分裂，对大陆不利，对台湾不利，对整个中国的历史更不利。”
“在台湾我虽也曾是被吹捧的对象，可是国民党对我只是利用，而不是真正的培养。”林毅夫在给表兄的信中这样写道。
1978年至1979年，美国与中国建交，同时结束了和台湾的非官方关系，并将美国余留的军事人员从台湾撤出。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林毅夫对台湾的未来有了深深的思索。
在马山，林毅夫买了一台半导体收音机。每当夜深人静，他就悄悄收听大陆电台。从电台里，林毅夫得知大陆正在酝酿着改革开放，对台政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林毅夫的心也悄悄产生了变化。
“五条保证”是林毅夫在电台里经常听到的内容：“第一个是保证不打不骂，第二个是保证生命安全，第三个是愿意回家的，我们发路费，有立功的，我们授奖……”
林毅夫还听说了多起金厦海域官兵泅水到对岸，接着大陆方面就宣布金门守军“起义归来”的事件。
经过深思熟虑，林毅夫终于下定了决心。1979年5月，他从金门返回台湾本岛探亲。此次探亲，似乎更像是与亲人和好友做最后的道别。
对自己的妻子陈云英，林毅夫也没有透露自己的想法。他只是对妻子说：“如果我不见了，你可能要像王宝钏一样，苦守寒窑十八年……”陈云英原本只把这当作一句玩笑话，当丈夫真的“失踪”后，她才猛然想起这个细节。 探亲期间，林毅夫还偶遇了昔日同窗兼室友张家生。好客的张家生邀请他到自己家里吃晚餐。“国家前途”成为二人的晚餐话题。谈话中他们也触及一个共同的想法：唯有中国强大，台湾才有希望。
因为聊到很晚，林毅夫就留宿在张家。而这晚的林毅夫给张家生留下的印象是“有心事，不像往常那般神采飞扬”。
林毅夫音讯全无后，张家生把零零碎碎的信息重组，才终于明白，他的好友原来是游向了海峡对岸。
真假林毅夫
台湾当局不想让人知道军队里有人“失踪”，既然如此，那总得有应对措施。台湾当局主管部门想出了一个办法——替林毅夫找个替身。
就这样，一个人选浮现了出来——陈宪良。
陈宪良的经历与林毅夫十分相似，是林毅夫之后由台湾大学转学到台湾陆军官校的第二人。更巧的是，陈宪良和林毅夫长得有点像。
林毅夫“投奔大陆”这样一桩大事，本应该被传得沸沸扬扬，但在戒严时期“党政军”的通力合作下，哪一家媒体敢公开报道？大家得知的信息是，有一个台湾大学转学到台湾陆军官校的军官“逃亡”了。传来传去，就有人说这个军官是陈宪良。
而台湾当局也就将错就错，特别安排陈宪良接受媒体采访，侧面澄清了他“叛逃”的谣言，也掩饰了林毅夫“投奔大陆”的事实。
就这样，陈宪良成了林毅夫的替身，知情者也不敢多言，而社会大众一直被蒙在鼓里。
有一回，陈宪良和女友走在台北街头，突然一个陌生人走到陈宪良面前仔细端详，问他说：“你应该是陈宪良吧？”原来这个陌生青年听说陈宪良“到大陆去了”。
陈宪良回答：“是，你相信了吧？”对方回答说：“总算相信了。”对这个没头没脑的问答，陈宪良身旁的女友还莫名其妙。
陈宪良进台湾陆军官校前，通过同学介绍，请教过林毅夫有关学校的情形，也曾在林毅夫的家投宿过。他表示，两人见过几次面，虽称不上深交，却有过几次深谈，林毅夫当时对他多有鼓励。
1993年春，正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进修的陈宪良，应邀赴耶鲁大学参加两岸关系研讨会。在餐叙中，他遇见了几位从中国大陆来的经济学者，初次听说与会的一位中国年轻学者很神秘，是芝加哥大学的博士、诺贝尔奖得主舒尔茨的弟子，还在台湾参过军，但背景不详。他当即联想到了林毅夫。
直到这时，林毅夫的“真身”和“替身”，才又见了面。
1979年5月16日晚上10点，正是海水水位最低的退潮时间。金门附近的海面静悄悄的。一个穿着草绿色军服的年轻人站在海边，面朝着厦门的方向。
他警觉地环顾了一下四周，动作迅速地套上军用救生衣，口袋里揣着能够证明自己身份的补给证，腰带上挂着的指北针、水壶和急救包都是早就备好的。
准备就绪，他把写着“连长”字样的球鞋脱在沙滩上。
接下来的故事有两个版本。
一种说法是：他悄悄地抱着两只篮球下了海，依靠篮球的浮力，泅过了2500米长的海域。
还有一种说法是：当时他没有借助任何工具，而是依靠强健的体魄，游到了对岸。
这个夜渡海峡的年轻人，就是林毅夫。
当时的金门仍然处于戒严、军管时期，怎么可能让一个大活人游到对岸？
原来，作为金门马山连连长的他早就做好了周密的计划。当天傍晚，他告知马山连晚上有一场演习，演习实行的是宵禁令，禁止夜间的活动。马山连传令兵通知沿海岗哨，不准驻防马山播音站的官兵在夜晚点名后走出营房，如果发现海中有人游泳，严禁开枪射杀，即使听到枪声，亦不准一探究竟。
正是有了这些准备，林毅夫才成功游到了厦门。
对于“抱着两只篮球游过海峡”的说法，林毅夫曾辟谣：“没有人能抱着篮球游过台湾海峡，不信你抱抱看！尤其是两个篮球。”
不过，由于这个说法在军中广为流传，为避免有人效仿，台湾军中有很长一段时间全面禁止球类活动，篮球更是成了金门驻军的违禁品。
即使后来恢复球类活动，军人打完球之后，也必须立刻把球放气并实行统一保管。领几个球出来，一定要交回多少个球，少一个就要全岛搜寻；真的不见了一个球，还要打报告交代。这成为当时金门的一段笑话。
上司没有遭到“连坐”
过了一段时日，台湾方面关于林毅夫是否游回大陆的疑团，仍旧没有答案。台湾军方只好按规定对外说林毅夫是失踪。
外界曾经捕风捉影，说“林毅夫事件”波及范围非常广，与他关系密切的一干人等都受到了影响。
傅笃诚与林毅夫关系密切。林毅夫转学到台湾陆军官校后，就和傅笃诚成了同学，一年后他们同时考上台湾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又同时期到金门当军官。2002年，林毅夫的父亲病逝，林毅夫向台湾有关方面提出赴台祭父的申请，却未能成行。这时，傅笃诚向台湾媒体投书《在时代中找定位》一文。
这篇文章除了呼吁台湾当局应特许林毅夫返乡探亲外，也对“林毅夫事件”对身边的人产生的影响做出了解释：“以我跟他之接近，在部队的发展毫无受到牵连，别人若受到他牵连又从何说起？”
张家生是林毅夫在台湾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硕士班的同学和室友。傅笃诚在《在时代中找定位》一文中也提及了张家生：“另一位也在一起读硕士班的空军学长，不但跟我一样取得公费到美国进修博士学位的机会，回来后马上晋升少将，在空军中是一位非常杰出的将领，现已退役，转任民间发展。”
不仅林毅夫关系密切的朋友没有遭到处分，其直属上司也没有遭到“连坐”，虽然在事发后他们还曾试图掩盖林毅夫“失踪”的事实。
因为一直没找到尸体，而大陆方面也没有发表他“投诚”的消息，台湾军方为了保住林毅夫所属部队的师长周仲南，于一年后宣布“林毅夫死亡”。他们发给林毅夫的家属46万元新台币的抚恤金，逢年过节也依照惯例派人慰问。
而对于为何他“登陆”后，大陆方面没有任何广播播报，林毅夫解释：“为了在台亲友的安全，经我的要求，大陆方面终于同意，只要台湾当局不对我的家属和亲友采取迫害行动，这边也就不以我回大陆做文章。”
最后的道别
金门马山是国民党驻军的最前沿，距大陆解放军驻军的角屿仅约2公里。在这里，用望远镜就可以清楚看到对岸。马山连连长经常要向到前线视察的长官和来宾们作介绍，因此只有最优秀的基层军官才能出任马山连连长。
“林毅夫在当年是一位集三千宠爱于一身、家室美满幸福的‘明星’青年军官，任谁也不会相信他会从戒备森严的金门前线游回大陆。”和林毅夫一样从台湾大学转学到台湾陆军官校的陈宪良说。
那么，林毅夫为何要这么做呢？
到大陆的第二年，林毅夫给在日本东京的表兄李建兴写了一封长信，信中写到了自己的困惑：“作为一个台湾人，我深爱这块生我、养我的地方，我愿意为它的繁荣幸福奉献一生的精力，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觉得台湾除了是台湾人的台湾之外，台湾还应该能对中国的历史发挥更大的贡献。长期的分裂，对大陆不利，对台湾不利，对整个中国的历史更不利。”
“在台湾我虽也曾是被吹捧的对象，可是国民党对我只是利用，而不是真正的培养。”林毅夫在给表兄的信中这样写道。
1978年至1979年，美国与中国建交，同时结束了和台湾的非官方关系，并将美国余留的军事人员从台湾撤出。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林毅夫对台湾的未来有了深深的思索。
在马山，林毅夫买了一台半导体收音机。每当夜深人静，他就悄悄收听大陆电台。从电台里，林毅夫得知大陆正在酝酿着改革开放，对台政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林毅夫的心也悄悄产生了变化。
“五条保证”是林毅夫在电台里经常听到的内容：“第一个是保证不打不骂，第二个是保证生命安全，第三个是愿意回家的，我们发路费，有立功的，我们授奖……”
林毅夫还听说了多起金厦海域官兵泅水到对岸，接着大陆方面就宣布金门守军“起义归来”的事件。
经过深思熟虑，林毅夫终于下定了决心。1979年5月，他从金门返回台湾本岛探亲。此次探亲，似乎更像是与亲人和好友做最后的道别。
对自己的妻子陈云英，林毅夫也没有透露自己的想法。他只是对妻子说：“如果我不见了，你可能要像王宝钏一样，苦守寒窑十八年……”陈云英原本只把这当作一句玩笑话，当丈夫真的“失踪”后，她才猛然想起这个细节。 探亲期间，林毅夫还偶遇了昔日同窗兼室友张家生。好客的张家生邀请他到自己家里吃晚餐。“国家前途”成为二人的晚餐话题。谈话中他们也触及一个共同的想法：唯有中国强大，台湾才有希望。
因为聊到很晚，林毅夫就留宿在张家。而这晚的林毅夫给张家生留下的印象是“有心事，不像往常那般神采飞扬”。
林毅夫音讯全无后，张家生把零零碎碎的信息重组，才终于明白，他的好友原来是游向了海峡对岸。
真假林毅夫
台湾当局不想让人知道军队里有人“失踪”，既然如此，那总得有应对措施。台湾当局主管部门想出了一个办法——替林毅夫找个替身。
就这样，一个人选浮现了出来——陈宪良。
陈宪良的经历与林毅夫十分相似，是林毅夫之后由台湾大学转学到台湾陆军官校的第二人。更巧的是，陈宪良和林毅夫长得有点像。
林毅夫“投奔大陆”这样一桩大事，本应该被传得沸沸扬扬，但在戒严时期“党政军”的通力合作下，哪一家媒体敢公开报道？大家得知的信息是，有一个台湾大学转学到台湾陆军官校的军官“逃亡”了。传来传去，就有人说这个军官是陈宪良。
而台湾当局也就将错就错，特别安排陈宪良接受媒体采访，侧面澄清了他“叛逃”的谣言，也掩饰了林毅夫“投奔大陆”的事实。
就这样，陈宪良成了林毅夫的替身，知情者也不敢多言，而社会大众一直被蒙在鼓里。
有一回，陈宪良和女友走在台北街头，突然一个陌生人走到陈宪良面前仔细端详，问他说：“你应该是陈宪良吧？”原来这个陌生青年听说陈宪良“到大陆去了”。
陈宪良回答：“是，你相信了吧？”对方回答说：“总算相信了。”对这个没头没脑的问答，陈宪良身旁的女友还莫名其妙。
陈宪良进台湾陆军官校前，通过同学介绍，请教过林毅夫有关学校的情形，也曾在林毅夫的家投宿过。他表示，两人见过几次面，虽称不上深交，却有过几次深谈，林毅夫当时对他多有鼓励。
1993年春，正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进修的陈宪良，应邀赴耶鲁大学参加两岸关系研讨会。在餐叙中，他遇见了几位从中国大陆来的经济学者，初次听说与会的一位中国年轻学者很神秘，是芝加哥大学的博士、诺贝尔奖得主舒尔茨的弟子，还在台湾参过军，但背景不详。他当即联想到了林毅夫。
直到这时，林毅夫的“真身”和“替身”，才又见了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