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7月5日，在上海市四川北路街道委员会的一间会议室里，记者见到了已于6月16日因患直肠癌不治身亡的顾珠红的两个姐姐以及该委员会妇联副主席李琦和妇女代表部主任姚老师，加上记者、摄影记者在内，会议室里宛如开一个小型的妇女会议。
　　
　　看不到儿子的绝望母亲
　　
　　首先是顾珠红的两个姐姐含着眼泪向记者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今年42岁的顾珠红在3年多前与现今在内江路长白电影院附近开设“荣庄羊肉馆”的王善荣离婚，当时两人共同的儿子年仅5岁。由于顾珠红是社会协保人员，没有生活来源，无力抚养儿子，忍痛放弃了儿子的抚养权，当年法院为他们的离婚下达的判决书上有明确的条款：每月最后一周的周五放学后，孩子由母亲接走，晚上九点半送回他父亲家；每年春节，母亲可以带孩子一天。
　　然而，在此后的三年时间里，顾珠红仅仅只有一次“享受”到了法律给予她正当探视儿子的权利，而这一次也是因为之前王善荣要么闭门不开要么寻找各种借口不让顾珠红探望儿子，顾珠红向法院起诉申请执行后，在法律的强制下才取得的“艰难胜利”。但是由于每次向法院申请执行时程序都比较复杂，顾珠红出于一个普通老百姓对国家司法机关本能的畏惧，也为了不给年幼的儿子造成心理伤害，同时每次申请执行时需要交纳50元费用，这对于没有固定收入的顾珠红来说也是一笔沉重的经济负担。顾珠红再也没有为探望儿子走进过法院，但也从此再也没有机会正大光明地去探望儿子。王善荣屡次制造各种障碍，寻找各种借口，甚至对找上门的顾珠红采取辱骂和殴打不让她接近儿子。对儿子日益加深的思念令顾珠红整日以泪洗面，但为了不让矛盾激化，甚至不敢告诉自己的家人。
　　为了能看到儿子，顾珠红在儿子就读的幼儿园对面租了一间非常狭小阴暗的房间，以便能够随时随地去幼儿园看望儿子。母爱感动了儿子的班主任，这位老师就让顾珠红每天中午趁着孩子午休，跑到学校门口见见孩子，和他说说话。有一次答应顾珠红将孩子带到租住的房间，儿子对母亲说：“妈妈，这个这么破，你住一定不舒服。”一句话让母亲泪如雨下。但是这一切让王善荣知晓后，去孩子幼儿园大闹一场，班主任被迫辞职，从此幼儿园老师为了不惹麻烦，不再给顾珠红看望儿子提供便利。
　　转眼儿子上了小学，但是作为母亲的顾珠红却无论如何打听不出儿子所在的小学，王善荣一口咬定儿子的别的区上学。顾珠红不相信，找遍了儿子所在的杨浦区的所有小学才将儿子找到，但是也只能远远地看儿子一眼，难得有机会接近，儿子的性格已经变得很内向，对母亲也很疏远了，每次从儿子学校回来，顾珠红都悲伤欲绝。
　　2004年正月，顾珠红被查出患直肠癌并已经扩散，住进医院后病情急剧恶化，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的顾珠红告诉家人，儿子是她最深的牵挂。兄弟姐妹甚至姐夫等都全体出动，轮番去做王善荣的工作，希望他念在顾珠红已患不治之症的份上让她见见儿子，但是无论他们怎么哀求，王善荣都绝不松口，顾珠红在对儿子的无尽思念里走向垂危。
　　5月，顾珠红已经时而清醒时而糊涂了，但是即使在半昏迷状态中，顾珠红嘴里都在念叨：“哪个母亲不想儿子？”心急如焚但毫无办法的兄弟姐妹们终于想到了依靠组织。两位姐姐找到了四川北路街道委员会。
　　
　　10分钟的母子一面
　　
　　顾珠荣的两位姐姐的整个叙述常常被她们的泪水打断，看得出来，回忆令她们再次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中。于是记者请街道妇联副主席李琦和妇女代表部主任姚老师讲述了她们作为维权组织介入后的情况。
　　在了解了事情的原委后，四川北路街道委员会妇联对此高度重视，由副主席李琦和妇女代表部主任姚老师亲自接手处理，并且迅速上报了虹口区妇联，同样得到了高度的重视，指示街道一定要让顾珠红看到儿子。李琦和姚老师分头行动，分头寻找王善荣和王善荣所在的街道委员会，但是王善荣不是不接听手机就是不断表示“要考虑考虑”，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顾珠红的生命也在一点点地流逝，所有的人都焦急万分，街道的这两位妇女干部甚至把所有的时间都扑在了上面，工作甚至做到了儿子的学校，恳求学校是否能够派一位老师陪同孩子去见母亲一面，但是学校没有答应。在两级妇联的连续工作下，王善荣将决定权推给了只读小学2年级的儿子，说是只要儿子同意就让他去。于是四川北路街道干脆派了车直奔学校，而顾珠红从姐姐处得知儿子将要来看她，一下子兴奋起来，将自己整理干净在医院等待。
　　
　　然而，事情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孩子被带到校长室，王善荣当着妇联干部和学校领导的面“引导”儿子：“你不想去就别去。”孩子低着头，无论校长、老师还是妇联干部说什么就是不回答。李琦不得已甚至对孩子说做一个好孩子就要去给困难的人献爱心都毫无用处。最后王善荣对儿子说：“不想去就去上课。”儿子一溜烟像逃一样跑了，至始至终没有说一个字。妇联干部继续做王善荣工作，希望他能够要求孩子去看看母亲，姚老师甚至对做父亲的说，将来孩子长大会恨你一辈子。但是王善荣说是孩子自己不想去。如此整整耗了6个小时，一直到下午5点，一切以失败告终，孩子的两个姨妈当场痛哭，不知道如何去向等待了一天的顾珠红交代。
　　6月2日，也就是虹口区妇联周海燕女士给记者打电话的那一天，顾珠红清醒的时间已经很少，同时四川北路街道委员会的领导也同时向媒体求援，一家报社的记者开始介入。在两级妇联、媒体和孩子学校的共同压力下，王善荣终于答应了让孩子见母亲一面。
　　6月3日，王善荣给孩子戴着一只大口罩并带着两名保镖一样的人物来到了医院。孩子被姨妈带进了母亲病房，令人惊奇的是，这一刻顾珠红恢复到已经很久没有的清醒中，对她此生最思念的儿子说：“要身体好，要学习好，要听爸爸的话。”这是她在这个世界上对儿子说的最后一句话，甚至没有提一句对孩子父亲的怨言，所有在场人员包括医生都潸然泪下。在旁人的要求下，在王善荣不在场的情况下，姨妈摘下了孩子的口罩，并让孩子和母亲拉了一下手，当孩子刚刚叫出对他而言早已陌生的“妈妈”两个字时，顾珠红笑了，但没有第二句话，孩子被父亲带走了，那么多人的努力和母亲三年多一千多个日日夜夜的期待只换来了短短10分钟。
　　6月16日，顾珠红去世。
　　即使事情已经过去了大半个月，李琦、姚老师以及周海燕女士在回忆当时情状时依然情绪激动，她们想不通为何这个叫王善荣的男人的心肠会硬到剥夺一个已经垂危的母亲看儿子的权利，甚至还口出狂言：“谁知道她是不是真的病得有那么重？”为何这个男人会对妇联的维权要求置若罔闻，会毫不在意对儿子幼小心理的严重伤害？对这样的男人该怎么办？至今妇女干部们还在后怕，假若没有记者介入，假若这个男人对那么强大的舆论压力都无所谓，那么顾珠红就可能死不瞑目。
　　记者本来打算去会会这个叫王善荣的男人，但是孩子的姨妈们一再叮嘱千万不要影响到孩子，因为孩子是她们已故妹妹的唯一牵挂。因此记者经过考虑最终放弃了这个打算，并且承诺绝不在文章中出现孩子的姓名。
　　顾珠红已经去世，但是她的和儿子同在一个城市甚至就在隔壁区却宛若天涯的悲惨故事将“探视权”问题推到了人们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