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常说：“这地不种怎么得吃食呢？”
　　老家是一个名叫黄莲塘的小山村，位于云南省芒市江东乡群山深处，交通、信息闭塞。乡亲们守着贫瘠的土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却还是如黄连一般苦不堪言。
　　1988年，母亲25岁，亭亭玉立。我一岁有余，牙牙学语。家里四世同堂，十几口人。
　　祖母像一台精密的仪器，每天用“升筒”从瓦缸里舀出大米，对上成倍的玉米面在甄子里蒸熟。粒粒白米饭像颗颗珍珠点缀在金黄色的玉米饭里，发出耀眼的光芒。青菜、佛手瓜、马铃薯永远是餐桌上的主角，配上腊腌菜、豆豉、卤腐，一家人三下两下将一甄子玉米饭吞下去。那时，全家人只希望什么时候能够好好吃上一顿不噎脖子的白米饭。
　　母亲是个要强的女人，成天与土地开展硬碰硬的对话，只希望能多收获几包玉米。她找一块稍微平坦干净的地将我放下，为我撑起一把伞遮阳，母亲一边在地里劳作，一边照看我。看我爬远了，便停下活计将我抱回伞底。她总是用力将锄头高高挥过头顶，将生活的苦一锄一锄埋进地里。

　　夕阳下，母亲扛着锄头背着我，拖着疲惫的身躯，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杂草丛生的羊肠小道上，从黄昏走进煤油灯深处。一名农村妇女的宿命，似乎就这样被定格在了深山里。
　　1998年，家里分了户。
　　母亲身上总有使不完的劲，新开辟了几块菜地，稍远的种玉米、马铃薯，稍近的种蚕豆、青菜。课余时间我就背着背篓跟在她后头，将猪粪、鸡粪背到地里，将地里的玉米、马铃薯背回家。玉米一部分喂了鸡，一部分碾碎后喂了猪。每天饥肠辘辘回到家，如果母亲往滚烫的灶灰堆里埋几个马铃薯，或是焐一把干蚕豆，这便是童年里最美味的零食。
　　家里一年养两头猪，出栏的时候卖一头补贴家用，一头留下做年猪。亲朋好友吃过年猪饭后，剩下的猪肉腌成腊肉、灌成腊肠，挂在房梁上。在家中能吃上白米饭后，总觉得下饭菜非得是这房梁上暗红色的美味，它让人朝思暮想，垂涎欲滴。母亲不轻易将腊味取下来，除非家里来了客人。上菜时，腊味摆放到客人面前，小小的我只能期待母亲隔上一时半会儿，再一小片一小片地夹到我的碗里。那时候觉得，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就是我和腊味之间的距离。
　　母亲针线活极好。夜里，借着微弱的钨丝灯光，她将父亲的旧衣改造成我们的新衣。她挥动锄头的频率更快了，将对家庭的责任和对子女的希望，都播种到了地里。
　　2008年，是村子从山区搬到坝区的第6个年头，这得益于国家异地扶贫搬迁政策。新村子取名“江莲新村”，意为忆苦思甜。
　　离开了世世代代赖以生存的土地，母亲的锄头一度摆在屋子一角生了锈。不过她很快便回过神来，硬生生在屋后的旮旯之地开辟了半分地，一半种上萝卜、青菜，一半种上葱、姜和芫荽。家里衣食无忧，然而她并不愿意闲着，先是考取了摩托车驾照，而后便到附近村寨的土地里寻找活计，打零工挣钱。
　　母亲又忙活起来了。第一次和远方姐妹通上了電话，第一次坐着公交车进了城，第一次从冰箱里取出了保鲜的肉，第一次到芒市广场看了晚会……
　　母亲有个小账本，荧光灯下，每天她都要在账本上画“正”字记录自己的打工天数。第一次领到工钱的她，眼泪不经意滴落下来，恰如她第一次挥起锄头挖进地里。账本上，一行行“正”字像一行行庄稼，写满了母亲对生活的坚持。
　　2018年，母亲55岁，身形有些许佝偻。国家二胎政策的全面放开，31岁的我成了两个孩子的父亲。
　　我在城里工作，贷款购买了一套二手小庭院，母亲赶来帮我照看孩子。屋顶的阳台上，一个个一米见方装满泥土的泡沫箱，成了母亲的一块块新菜地。这是母亲种菜种类最多的时候，秋葵、豇豆、韭菜、小米辣、南瓜、茴香等等。这也是母亲挖地最不费力的时候，巴掌大的锄头与半空中的土地再也碰撞不出过多的火花。但母亲依然在尽心尽力地打理，她离不开锄头，需要听到种子发芽的声音。一丝丝皱纹悄然爬上母亲的脸颊，我们却一直安慰母亲，说她还很年轻。
　　母亲开始到街上购买漂亮的裙子，担心自己胖不再吃太油腻的食物，跟着音乐跳起了广场舞。明亮亮的LED灯下，母亲正在通过微信视频与远方的姐妹聊天。她的笑容，一如年轻时的明朗。
　　这地不种怎么得吃食呢？
　　母亲一直都有一块地，一锄一锄挖在了我的心底。她哪是在种地呀，分明只是想告诉我生活的道理。
　　（摘自《云南日报》2018年1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