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5月12日，一份印得十分精致的小型周刊被送到读者面前——这就是周作人主持下的《骆驼草》。该刊由周作人主持，实际上负责编辑和校对的是废名和冯至。《骆驼草》的定名出自废名，其含义是“骆驼在沙漠上行走，任重道远，有些人的工作也像骆驼那样辛苦，我们力量薄弱，不能当骆驼，只能充当沙漠地区生长的骆驼草，给过路的骆驼提供一点饲料。”周作人等人以“骆驼草”自居，实际上是在提倡一种“雍容”、“坚忍”的文化精神。他们试图重新审视因五四狂飙对传统的割裂而造成的文化断层和文人心态的浮躁迷惘和混乱，并纠正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功利性痼疾，在“左”与右之间寻找一条新的发展道路。《骆驼草》共出版了26期，刊载的作品主要以周作人、俞平伯、徐祖正、梁遇春等人的散文和废名的小说为主，还间杂着冯至等人的诗歌和文学论文，以创作为主，也涉及外国文学的翻译，是一份典型的学院派精英刊物。
　　与当时的一些影响巨大的知名期刊如《小说月报》、《语丝》等相比，《骆驼草》寿命短，声音也很微弱，然而在1930年的中国文坛，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它的出现，又是那样引人注目，作为当时北方文坛极为罕见的文学期刊，《骆驼草》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
　　一、内容特色。《骆驼草》同人对现实采取旁观态度，不参与社会政治，强调纯文学。其《发刊词》开口就说：“我们开张这个刊物，倒也没有什么新的旗鼓可以整得起来，反正一向都是有闲之暇，多少做点事儿”；接着又宣言“不谈国事”、“不为无益之事”、“文艺方面，思想方面，或而至于讲闲话，玩骨董，都是料不到的，笑骂由你笑骂，好文章我自为之，不好亦知其丑，如斯而已，如斯而已”。表现了一种强烈的自由主义的独立倾向，他们一致主张文学应自由地表现个体的情感，反对左翼文学将文学当做载道的政治工具，更反对文学庸俗化的商业路线，认为只有个性的自由表现才是文学发展的极致。因此，无论草木虫鱼，只要愿意，姑且谈之。遍览《骆驼草》刊载的文章，很少会从中体味出世俗的浸染，而满是个人情感的宣泄，民俗掌故的诉说，字斟句酌的翻译，严谨缜密的考辨。
　　二、形式特色。《骆驼草》反对大众文化标准化、均一化、模式化的生产方式，警惕工具理性对文化生产和传播过程的操纵，体现出自由的意志和高雅的趣味，并在文学作品中着重于“向内转”。上世纪20年代初，周作人在《自己的园地》一文中就有过这样的表述：“‘为艺术的艺术’将艺术与人生分离，并且将人生附属于艺术，至于如王尔德的提倡人生之艺术化，固然不很妥当；‘为人生的艺术’以艺术附属于人生，将艺术当做改造生活的工具而非终极，又何尝不把艺术与人生分离呢?我以为艺术当然是人生的，因为它本是我们感情生活的表现，叫它怎能与人生分离?‘为人生’——于人生有实利，当然也是艺术本有的一种作用，但并非唯一的职务。总之艺术是独立的，却又原来是人性的，所以既不必使它隔离人生，又不必使它服侍人生，只任它成为浑然的人生的艺术便好了。‘为艺术’派以个人为艺术的工匠，‘为人生’派以艺术为人生的仆役；现在却以个人为主人，表现情思而成为艺术，即为其生活之一部，初不为福利他人而作，而他人接触这艺术，得到一种共鸣与感兴，使其精神生活充实而丰富，又即以为现实生活的基本；这是人生的艺术的要点，有独立的艺术美与无形的功利。”
　　这种以个人情思表现为艺术的根本，有独立的艺术美与无形的功利，可以说是《骆驼草》基本的精英主义文学立场。
　　三、风格特色。以周作人、废名为首的《骆驼草》同人们大都是北大、清华的教员，国学根基深厚，在文化心态与审美趣味方面与传统的士林文化接近。他们试图超越当时左翼文学的粗糙简陋和海派文学的浮华鄙俗，从传统文学中寻找文学的出路，有意保持一种审美的距离感，追求一种平淡、和谐、节制的古典风格，即文学的“自律性”。无论是周作人、俞平伯的散文还是废名的小说，此时都一律变为含蓄简约，更有涩味和简单味。如周作人的散文《水里的东西》、《西班牙的古城》……将民俗、丰富的见闻、学识以他所特有的文白间杂、不疾不徐的行文风格娓娓道来，融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已经是典型的周作人后期散文的气象。虽然文章的取材与林语堂的幽默文章相似，都从小处着眼，但是其中丝毫不见林语堂幽默小品常有的恶俗之气、哗众取宠之意，典雅精致、雍容平和。
　　四、发行特色。走小众化精英路线。《骆驼草》是一份16开本、印刷十分精致的小型周刊，每周一出版，每份的价格是“本市铜板十枚，外埠连邮费三分”，版面设计素朴而简洁，没有美术设计和修饰，从外表看更像是一份报纸的副刊，与同时期上海大多牧期刊华丽讲究的封面和版式设计大相径莛，这有经济上的考虑，也是期刊的性质使然。按照目前的材料，没有关于其所登广告收费的记载，以《骆驼草》编者和他们的渊源，应该相当于现在的网站友情链接的性质，是不会收取广告费的，这可以视为《骆驼草》办刊模式的一大特色。
　　五、编辑特色。与当时刊行的其他期刊不同，《骆驼草》周刊的一个最主要特点是编者与作者身份的基本合一，编辑活动没有完全从创作活动中分离，而是几乎集编辑、校对以及发行于一身。与当时孙伏园、章锡琛、赵南公等专注于编辑出版事业的文化人有着本质的不同，驼群同人们更重要的还是以撰稿人的身份出现在《骆驼草》中。这一点虽然可以说是文学期刊发展初期的一个特征，但是作为一份社团的同人刊物，这种编辑模式无疑对社团的凝聚和发展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编者与著者合一的超然身份使周作人可以把《骆驼草》作为“自己的园地”，把自己在苦雨斋内的所思所作通过《骆驼草》这一“准公共空间”传播给“驼群”诸君、传播给社会。
　　《骆驼草》上述办刊理念的与众不同和精英主义的文学——文化立场，注定了它在当时社会的不合时宜和迅速消亡。尽管《骆驼草》同人们坚持将传统艺术的优秀品质移植到现代文学中来，但面对势头强劲的大众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共同挤压，其生存困境可想而知。他们鄙薄大众文化的商业化倾向，并敏锐地察觉到了大众文化即将被主流文化侵蚀，文学将演变为政治附庸的危险。他们注重吸收传统文化的精神资源，关注个体精神自由的同时却忽略了大众，一味寄情于自己建造的精神乌托邦(象牙之塔)，因此，容易造成研究格局的狭小与局促，终于在1930年11月3日，仅出版了26期的《骆驼草》悄然终刊。
　　放眼中国现代文学的期刊阵营，《骆驼草》在其中并不起眼，它的规模小，刊行周期短，办得也并不热闹，仿佛是期刊队伍中外形并不鲜亮的小角色。然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对于“五四”落潮后文学观念的转变，对于中西方文化冲撞中的文学选择，对于后来京派文人群落及其风格的形成，对于现代文学的发展走向，甚至对于当代一些作家作品及期刊而言，它的存在和影响不容忽视——对于文学本身的倡导、对于文学功利性的规避、对于个体精神自由的追求、对于精英主义文化立场的坚守等等。
　　(作者单位：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编校：杨彩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