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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学的郎咸平教授在其英文论文“Bank Ownership Structur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及相关中文文献中分析了78个国家958家上市银行的股权结构和经营利润。其研究结果表明：银行的盈利率、资本充足率及经营运作状况与银行的产权安排无关，因此，得出 “银行改革和产权结构无关，也和监管无关” 的结论，从而否定了民营化和引进外国商业银行的必要性。
郎咸平教授的观点得到国内学术界相当部分人的支持，形成了与支持产权改革的经济学主流观点相对立的一派，引发了舆论界关于国有企业及国有银行改革方向的新一轮争论。郎教授视角独特，注重实证分析，提出的很多诸如产权改革中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切合中国的实际，这些都值得我们肯定，但他的分析存在以下三个严重的逻辑错误，从而使该理论难以立足。
一、前提错误
郎教授选取的样本对象大部分都是国家控股比例低于50%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或者说是民营银行，例如著名的花旗、汇丰银行等等。这些银行的产权都是十分清晰的。这里隐含着一个前提假设，就是中国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和所选取的其他样本一样，也是股份制商业银行，相应地，其产权也是明晰的。既然如此，“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只要在这基础上进行就是了，产权改革是没有必要的”。
国有独资银行的产权制度真的清晰吗？从名义上看，国有独资银行的产权是清晰的，国有商业银行所控制的产权被现行《公司法》完全界定为国家所有，国家是国有商业银行的最后投资人、所有者。但实际上，其产权是模糊的。国家所有权无法清楚地界定产权的各种权能。首先，国家作为一个集合名词，它是一个虚拟的非人格化的主体，它既不是自然人，也不是财团法人或社团法人，它的终极所有权只能以某种法律的方式授予政府来行使。而政府作为国家的代理人，根据现有法律，它对国有商业银行完全行使着所有者的权力。国有商业银行的行长由国家来任命。由国家任命的银行行长不会对市场负责，只会对授权给他的行政上级负责。可以说，在现行的国有制下，不管政府过多地干预国有商业银行是如何的不合理，政府利用国家代理人的角色行使所有权都是“正常”的。因此，在这样的产权制度安排下，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要超越政府的权力是不可能的。其次，政府与国有商业银行之间不是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关系，而是代理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一方面使得以自利最大化为目的的个人所组成的政府不仅不会真正地行使终极所有者的责任，反之会千方百计地侵蚀所有者的权利；另一方面，政府人员也不会对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运作承担任何责任，财产责任和一切经济损失就由国家全部承担起来。
由此可见，中国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产权是模糊的，郎教授实证分析的前提假设并不存在。既然如此，对国有独资银行进行产权改革仍然十分必要。
二、推理错误
一方面，从结论来看，郎教授分析的是在产权明晰前提条件下国家持股的比例和银行绩效之间的关系，更明确地可以表述为：“在上市银行当中，国家持股的比例对该银行的绩效没有明显的影响。”也就是说，上市银行中并不是政府占的股份比例越小或者说私有化程度越高其绩效就越好。但是，国有持股比例不等于产权结构改革，这并不能说明国有独资银行不需要推进股份制改革。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以实现国有商业银行产权明晰为目的的多元化股份制改革，而不是以产权明晰为前提的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私有化。因此，郎教授的结论具有误导性。
另一方面，从推理过程来看，郎教授的推论缺乏可逆性。郎教授在实施分析过程中对样本数据采用了回归分析。回归分析往往具有不可逆性。在上市银行中，经营绩效和国有持股比例没有显著相关性，甚至个别国家的银行，如瑞典国有商业银行，在不改革产权制度保持较高国有持股比例时也取得了较高的经营绩效。但这不能反过来得出国有独资银行降低国有股比例其经营绩效就不会提高，甚至有可能恶化的结论。
三、方法错误
从样本数据选取来看，郎教授选取的样本对象多为国外股份制上市银行，中国的金融机构只选取了3家股份制银行。迄今为止，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占有银行金融资产的65%，其实际影响远远大于他们占有的金融资产比例，在许多领域中甚至处于垄断地位。郎教授的样本中没有包含四大国有独资银行，更没有具体考虑国有独资银行的现实情况，只是简单地由国外银行的实证经验推及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改革，缺乏说服力。
从论证方法上看，如果我们想论证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是否应进行多元化的股份制改革，比较可行的分析方法应当是拿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和其他股份制商业银行做个比较，然后才能看出产权改革的重要性。这里我们把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一些著名的外国银行做一简单比较：从股本回报率（ROE）来说，花旗集团为38.8％，美国银行为30.6％，汇丰控股24.8％，而中国银行的资本回报率只有7.6％，工商银行3.7％，农业银行2.2％，建设银行3.8％；从资产回报率（ROA）来看，花旗集团为2.08％，美国银行为1.97％，汇丰控股1.27％，而中国银行的资产回报率为0.38％，工商银行0.14％，农业银行0.10％，建设银行0.14％。相比之下，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和国际大银行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怎么能说银行的绩效和产权没有关系呢？
由上分析可知，郎咸平教授的“产权无关论”在论证上存在着严重的逻辑错误，降低国有股比例，实行多元化的股份制产权改革仍是国有银行改革的主要方向。从世界范围看，降低国有股比重也是国际银行业的发展趋势。世界银行金融市场发展局1998－2001年对107个国家的银行的调查发现，民营银行占全球银行资产的比重已经超过70％，而且这个比重在近年来一直处于上升态势，而国有银行的比重持续下降。在发达国家中国有商业银行的比重从40％下降为20％，在发展中国家由60％下降为40％。在北美和澳洲，国有银行比重低于10％，在欧洲和日本低于20％。因此，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重点是进行股份制产权改革，当务之急是实现产权多元化，降低国有股比例。至于国有股比例究竟应降到多少，是应该绝对控股、相对控股，还是不控股则应由市场竞争来决定。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院）
郎咸平教授的观点得到国内学术界相当部分人的支持，形成了与支持产权改革的经济学主流观点相对立的一派，引发了舆论界关于国有企业及国有银行改革方向的新一轮争论。郎教授视角独特，注重实证分析，提出的很多诸如产权改革中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切合中国的实际，这些都值得我们肯定，但他的分析存在以下三个严重的逻辑错误，从而使该理论难以立足。
一、前提错误
郎教授选取的样本对象大部分都是国家控股比例低于50%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或者说是民营银行，例如著名的花旗、汇丰银行等等。这些银行的产权都是十分清晰的。这里隐含着一个前提假设，就是中国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和所选取的其他样本一样，也是股份制商业银行，相应地，其产权也是明晰的。既然如此，“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只要在这基础上进行就是了，产权改革是没有必要的”。
国有独资银行的产权制度真的清晰吗？从名义上看，国有独资银行的产权是清晰的，国有商业银行所控制的产权被现行《公司法》完全界定为国家所有，国家是国有商业银行的最后投资人、所有者。但实际上，其产权是模糊的。国家所有权无法清楚地界定产权的各种权能。首先，国家作为一个集合名词，它是一个虚拟的非人格化的主体，它既不是自然人，也不是财团法人或社团法人，它的终极所有权只能以某种法律的方式授予政府来行使。而政府作为国家的代理人，根据现有法律，它对国有商业银行完全行使着所有者的权力。国有商业银行的行长由国家来任命。由国家任命的银行行长不会对市场负责，只会对授权给他的行政上级负责。可以说，在现行的国有制下，不管政府过多地干预国有商业银行是如何的不合理，政府利用国家代理人的角色行使所有权都是“正常”的。因此，在这样的产权制度安排下，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要超越政府的权力是不可能的。其次，政府与国有商业银行之间不是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关系，而是代理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一方面使得以自利最大化为目的的个人所组成的政府不仅不会真正地行使终极所有者的责任，反之会千方百计地侵蚀所有者的权利；另一方面，政府人员也不会对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运作承担任何责任，财产责任和一切经济损失就由国家全部承担起来。
由此可见，中国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产权是模糊的，郎教授实证分析的前提假设并不存在。既然如此，对国有独资银行进行产权改革仍然十分必要。
二、推理错误
一方面，从结论来看，郎教授分析的是在产权明晰前提条件下国家持股的比例和银行绩效之间的关系，更明确地可以表述为：“在上市银行当中，国家持股的比例对该银行的绩效没有明显的影响。”也就是说，上市银行中并不是政府占的股份比例越小或者说私有化程度越高其绩效就越好。但是，国有持股比例不等于产权结构改革，这并不能说明国有独资银行不需要推进股份制改革。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以实现国有商业银行产权明晰为目的的多元化股份制改革，而不是以产权明晰为前提的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私有化。因此，郎教授的结论具有误导性。
另一方面，从推理过程来看，郎教授的推论缺乏可逆性。郎教授在实施分析过程中对样本数据采用了回归分析。回归分析往往具有不可逆性。在上市银行中，经营绩效和国有持股比例没有显著相关性，甚至个别国家的银行，如瑞典国有商业银行，在不改革产权制度保持较高国有持股比例时也取得了较高的经营绩效。但这不能反过来得出国有独资银行降低国有股比例其经营绩效就不会提高，甚至有可能恶化的结论。
三、方法错误
从样本数据选取来看，郎教授选取的样本对象多为国外股份制上市银行，中国的金融机构只选取了3家股份制银行。迄今为止，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占有银行金融资产的65%，其实际影响远远大于他们占有的金融资产比例，在许多领域中甚至处于垄断地位。郎教授的样本中没有包含四大国有独资银行，更没有具体考虑国有独资银行的现实情况，只是简单地由国外银行的实证经验推及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改革，缺乏说服力。
从论证方法上看，如果我们想论证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是否应进行多元化的股份制改革，比较可行的分析方法应当是拿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和其他股份制商业银行做个比较，然后才能看出产权改革的重要性。这里我们把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一些著名的外国银行做一简单比较：从股本回报率（ROE）来说，花旗集团为38.8％，美国银行为30.6％，汇丰控股24.8％，而中国银行的资本回报率只有7.6％，工商银行3.7％，农业银行2.2％，建设银行3.8％；从资产回报率（ROA）来看，花旗集团为2.08％，美国银行为1.97％，汇丰控股1.27％，而中国银行的资产回报率为0.38％，工商银行0.14％，农业银行0.10％，建设银行0.14％。相比之下，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和国际大银行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怎么能说银行的绩效和产权没有关系呢？
由上分析可知，郎咸平教授的“产权无关论”在论证上存在着严重的逻辑错误，降低国有股比例，实行多元化的股份制产权改革仍是国有银行改革的主要方向。从世界范围看，降低国有股比重也是国际银行业的发展趋势。世界银行金融市场发展局1998－2001年对107个国家的银行的调查发现，民营银行占全球银行资产的比重已经超过70％，而且这个比重在近年来一直处于上升态势，而国有银行的比重持续下降。在发达国家中国有商业银行的比重从40％下降为20％，在发展中国家由60％下降为40％。在北美和澳洲，国有银行比重低于10％，在欧洲和日本低于20％。因此，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重点是进行股份制产权改革，当务之急是实现产权多元化，降低国有股比例。至于国有股比例究竟应降到多少，是应该绝对控股、相对控股，还是不控股则应由市场竞争来决定。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