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隐藏在民间的学者，许多人并不是文史学家，他们的身份只是一个普通的工人或者是一名普通的教师，但他们却对自己生活的家乡山水充满着人文情感，利用业余时间，去图书馆查阅大量资料，用脚步去丈量历史和现实的距离，并去那些早已湮没在时间尘埃中的文化遗迹进行现场勘测，他们研究的严谨态度不逊于大学教授，研究的手段也充分体现了民间文人的智慧。
　　
　　“我们常说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从炎黄算起，标志是良渚文化，鉴定依据就是玉琮。1990年，在萧山跨湖桥，民众改造田野时，发现了泥土里的独木舟，据今已有8000年历史。舟行水上，萧山很可能原本就在海边、江上，所有文化均产生于生存需要，它肯定不是天然的。这个发现使得很多专家在讲到中华文明时，改口说八千年。但这个考古发现，毕竟谁也没有安下心广而告之，教科书也没有改。所以，我们的片子一定要从8000年前讲起。”《浙江文化地理》总策划程蔚东说。
　　其实，他还遗忘了一点，就在他所说的这部纪录片里，中华文明史被提前到了更早的9000年前。2006年，在嵊州砖厂挖出一些陶罐，这个发现被称为小黄山遗址。嵊州市文物管理处办公室主任张恒说：“小黄山是目前发现的长江下游最早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文化，距今9000年，比我们熟知的河姆渡文化起码早了2000多年。”有一件出土器物是一个石制饰品，桶状的石锁上刚好可以用一个手握住，上面雕刻着一个的人头纹饰，中空穿绳，内外都打磨得非常光滑，据张恒介绍说，这件饰物的石质比较硬,这么硬的石材被加工成石器,说明当时石器的制作水平已经非常高。虽然出土了大量陶器和石器，但对于年代的推测只是民间说法，尽管张恒他们是文物工作人员，却并不是权威，9000年文明的说法也不能成为定论。
　　
　　兰亭的军事秘密
　　
　　程蔚东的意图要通过电视，把隐藏在民间的野史专家挖掘出来，让他们有表达的途径，进而获得学界的认可。
　　吴大新就是这么一个野史专家，他是浙江绍兴经济开发区蕺山街道的党委书记和人大工委主任。经过十年的研究，他写了一本书《红月亮》，得出结论：永和九年兰亭会并非“文人雅集”，而是王羲之主持召开的事关东晋命运的秘密政治、军事会议。
　　绍兴一个酒厂正准备开发一种叫做永和九年的老酒，借着绍兴兰亭曲水流觞的典故，做一次产品的历史典故包装。《浙江文化地理》总导演许继锋在一次和朋友聚会上听到了吴大新的推断。在大家查阅史书普遍可以得到的知识里，三国归晋之后，到了东晋，是中国的又一个乱世，杂号将军众多，王羲之的右将军称号，多数学者认为那只是一个虚号，在大家眼里，王羲之实际上只是一个文人。晋室南迁后，皇室急于北伐，夺回故都洛阳。“王与马，共天下”，作为晋朝的大姓氏族，历史上的王羲之曾经做过东晋王师的参谋长，右将军是镇守首都建康西城门的，用现在的话说，他是卫戍部队的最高将领。
　　
　　吴大新告诉记者：“当时的三个国家，前秦、前燕和东晋，永和八年东晋北伐，损失了1.5万人。不要小看这个1.5万人，当时东晋的总兵力就１０万，总人口也只有六七百万。兰亭所在的会稽是战争的大后方。王羲之时任会稽内史加右将军军衔，掌管会稽。东晋将相桓温和殷浩不和，王羲之夹在矛盾中，兰亭会是为了将相和。”
　　如此江山残照下，奈何心事菊花边。“参加会议的除了王羲之和他的儿子外，还有当地的大姓氏族代表，各级行政长官，仅省军级干部，就有6人，而大部分都在军中供职，绝非过去所说的一帮文人。他们千里迢迢来到绍兴，大部分来自京城乃至前线，不可能是来赶‘雅兴’的。如果是文人雅集，那么，有几个名士没出现是说不过去的，像许询、阮裕，甚至连和王羲之关系密切的道士许迈、高僧支遁都没有来。”吴大新说，在这次会议上，王羲之想调和桓温和殷浩的目的失败了。“所以，你去看王羲之的《兰亭序》，后半段他大声疾呼，带有悲愤的情绪，就是因为这次会议无疾而终。都说千古悲凉《兰亭序》，这就是密码。”
　　古人画王羲之，画得最多的是《羲之爱鹅图》，王羲之写字换鹅，一笔写鹅字的故事，中国老百姓都耳熟能详。
　　鲁迅曾写过一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在这篇文章中，他详细阐述了魏晋时期人们爱吃药的风俗，而王羲之也是这其中的一员，他常常和道士许迈“服石采药，不远千里”。但是这种药的毒性很大，要吃鹅肉来解毒。那么，王羲之为什么要吃药？他吃的又是什么药呢？王羲之从年轻时就患有偶发性头痛病，现在人叫做癫痫症。发作起来很厉害，让人痛不欲生。因此王羲之加入到自汉魏以来服食“五石散”的名士行列中，这个“五石散”成分是赤石脂，白石脂、紫石脂、钟乳石和硫磺，药性很热，吃了以后，要不停地用凉水浇身，不停地走动散热，否则就会中毒而死。当时很多人服用此药，因为如果节度掌握得当，就会出现“身轻、行动如飞”的感觉。王羲之曾经有过这样的感觉，他自幼又是五斗米道的教徒,对五石散很迷信。据吴大新介绍说，土法鹅毛烧成灰有治疗癫痫的功效，此外，鹅肉具有解五脏丹毒的功效，可解王羲之服用的五石散的毒性。所以，王羲之爱养白鹅，一方面是他喜爱白鹅，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养身解毒。
　　记者看到吴大新所著的《红月亮》，无一处不是引经据典，满眼的古文，可以想见，对当今人的阅读习惯来说，他的文字和发现很难流传开来。程蔚东说：“所谓阅读文明，不是让所有人都翻阅古籍，我希望通过一小时的电视画面把500万字的研究成果传递给大众。而且，我感觉，我的片子如果只是重复经典历史研究，而没有吸收民间的研究发现，这不可以。在吴大新之前没有人提出过这种说法，千古悲凉《兰亭序》，纯文人消遣不可能写出这种东西，节目播出后，书法界基本认可了这一发现。其实，令世界惊异的文化发现往往不来自大家。实际上，来自民间的典籍文化研究同样是来自知识分子——民间知识分子。吴大新也有可能成为研究王羲之的大家。”
　　寻琴记
　　
　　《浙江文化地理》十集，又叫《钱塘十记》。其中记录的很多民间发现颇有传奇性。82岁的建筑设计师蒋逸人50年前在台州黄岩主持一个建筑工程，他在黄岩九峰书院边上的一个破旧道观里遇到了一位须发斑白的道长，当时道长居室的墙上挂着一张以青布为囊的七弦琴，琴呈黑色，极其古朴。
　　蒋逸人仔细察看了这张七弦琴，在底面的琴孔中看见琴的内侧为暗红色，上有毛笔书写十二个字“大元至正五年，青田伯温氏置”。道长说：“先师如何得到此琴我也不知道，但此琴确实是刘基弹过的。”因觉与蒋逸人有緣，道长想把琴赠予蒋逸人。但蒋逸人认定这张刘伯温古琴是国宝，拒绝了道长的好意。他找到了浙江省文管会告知了这一发现。
　　
　　过了半个月左右，文管会的朱家济先生告诉蒋逸人：“琴已特地派人去取来，并给了一点报酬。我们为此开了一个鉴定会，参加者一致认定此琴确实制作于元代，而且是刘基使用过的。现在我国有不少元代以前留下来的琴，但此琴是刘伯温这样的历史名人用过，琴孔内有他亲笔书写的十二个字，其价值就不是一般古琴可与之相提并论的了。你为国家立下了一件不小的功劳，我代表省文管会向你致谢，此琴将在适当时机公开展出。”
　　其后，运动不断。50多年了，蒋逸人也没看到古琴公开展出过，他忙于工作，没有再过问此事。退休后，蒋逸人曾多次找到杭州环城西路的省文管会，但这一机构已不存在，早改为省文物局，并搬到别处，而朱家济先生也早已谢世。后来蒋逸人找到省文物局和孤山的省博物馆，回答是“不详”和“无此物”。
　　蒋逸人已经说不出琴的形状和道长的名字，他只能去道观、浙江博物馆寻找。后来电视台得悉，北京白云观有一床古琴是镇观之宝，藏在库房里，从不轻易示人。追溯道观提供的来源看，就是蒋逸人当年发现的刘伯温用琴。但是当蒋逸人经过特批看到那张古琴，他又含糊其辞、无论如何不肯确定这架古琴就是他当年见过的那张。
　　无论是吴大新的观点或是蒋逸人的鉴定，都是民间立场。许继锋说：“从中国五千年遗留下的文本记述来看，真正在大众中广泛流传着的，不是代表着帝王和高级文人意趣的史书典籍和文人专著，而是代表社会边缘理想的文人笔记。在大量信息迅速积聚的传播时代，在大众习惯接受了来自意见领袖的教化氛围下，在民间依然有人秉承着对文化的执著，孜孜不倦地研究。一些隐藏在民间的学者，许多人并不是文史学家，他们的身份只是一个普通的工人或者是一名普通的教师，但他们却对自己生活的家乡山水充满着人文情感，利用业余时间，去图书馆查阅大量资料，用脚步去丈量历史和现实的距离，并去那些早已湮没在时间尘埃中的文化遗迹进行现场勘测，他们研究的严谨态度不逊于大学教授，研究的手段也充分体现了民间文人的智慧。电视作为有优势的公共传播平台，可以为民间的发现打开一个特别的展示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