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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不论干什么事，都离不开“公私”二字。或者为公，或者为私，或者公中有私、私中有公、公私兼而有之。弄清其中的是非曲直，对于做人、做事、办企业至关重要。
一味地讲“为公”就好吗？未必。我国进入社会主义之后，曾搞过“一大二公”、“一平二调”，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那个“火红的年代”，“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等等，这些极“左”的提法和做法，严重地挫伤了群众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历史的教训应该汲取。
“为私”就一定坏吗？也未必。就拿私营老板来说，他们办企业是为了挣钱，为了赢利，但毕竟扩大了就业，创造了财富，交纳了税收，促进了社会发展。他们的功绩也应给予肯定。
凡事都有个“度”。从哲学上讲，“度”是指事物保持自己质的数量界限，超过这个界限就要引起质变。公也好，私也好，只要在法度允许的范围内，就应该保护和支持，超出了这个范围就违法了，应该反对和取缔。
以上是我对“公、私、度”的简释，在此基础上，探讨以下几个问题：
“公私融化”是常态
“公私融化”是普遍的社会现象。但是，在“文革”期间，却把“公私融化论”作为刘少奇的“黑六论”之一口诛笔伐。如果翻阅一下当年的报刊，会见到连篇累牍的此类批判文章。这是对做人尊严和社会秩序的肆意践踏。
从实际来看，人们都是在“公私融化”中生活的。就拿母亲们来说，她们对子女的慈爱是伟大的，又是偏私的。说其伟大，是因为她们为了子女舍得一切，受苦受累，心甘情愿，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甚至可以牺牲自己，保全子女。说其偏私，是说她们对子女的爱胜过天下任何孩子。然而，正是有了这样的母爱，才养育了国家所需的各种人力资源。假如母亲们对孩子都不养育，推给社会，社会将不堪重负，不知会混乱到什么地步。本文所例举的仅仅是 “公私融化”的一个方面，而这种“融化”现象比比皆是，举不胜举。可以说，“公私融化”是正常社会状态所必须的，社会和谐需要 “公私融化”。
就私有经济而言，不能正确认识“公私融化”现象，就无法理解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一方面，私营企业既然是私有的，所有者理所当然地要获得私人利益，否则，他为什么要担惊受怕、吃苦受累去办企业呢？并且企业没有利益能存活下去吗？另一方面，私营企业又必须造福于社会，促进共同富裕，成为公有经济的有益补充。否则，国家何必多此一举倡导私营企业呢？基于上述认识，可以说，私营经济是个人利益与社会需求相统一、相融合的产物，二者缺其一便产生不了私营企业。现在看来，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是“摸”对了，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私营经济正以旺盛的生命力展示着广阔的前景。
我也这样想过，私营企业家是“融合家”。一方面，企业与社会需求、与民众需求相融合，才会有企业的利益，这是对外的“公私融化”；另一方面，企业利益与员工利益相融合，“你发财，我发展”，这是对内的“公私融化”。有了内外两大驱动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是必然的。
把握公、私之“度”
如前面所述，公、私是可以融化的，但这种融化有一个“度”，叫“法度”。超出法度允许的范围，“私”不再是“公”的“有益补充”，而是公共利益的破坏者，“法”必须走出来给予惩处，以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公共利益。
私有经济的所有者和经营者，绝大多数是奉公守法的，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在报刊和有关资料上，也经常见到极少数人有偷税漏税、造假售假、坑蒙拐骗等不法行为。对这些行为的姑息，意味着对人民的犯罪，意味着对市场秩序的破坏。
为私的法度问题，往往被人们所关注。为公的法度却往往被忽视。因为人们怀着一种尊敬、赞誉的心态看待奉公行为，很少有人去分析其中不合理的地方。举个例子：2003年“非典”期间，我向社会捐了一笔款。曙光集团工会随即向企业发出通知，要求员工向董事长学习，每人捐款200元。对这种做法我当然持反对态度。我个人捐款出于自愿，也是量力而行的，如果对员工硬性摊派，甚至在工资中扣除，就“变味了”，严格意义上说是违法的，长期下去员工们会产生逆反心理，甚至对立情绪。由此，我联想到，捐赠慈善事业、工资分配中的奖惩、临时的加班、企业规章制度等，都需要讲法度，克服随意性。国人讲“情、理、法”，任何“情、理”都要合法，越过了法度，就是违法。
在曙光集团，一直倡导“六种人 ”的理念：“大公无私是伟人，先公后私是能人，公私兼顾是智人，先私后公是常人，损公肥私是小人，公私不分是坏人 ”。伟人不谋己利，而为天下利，他们思想崇高，行为自律，为人们所崇敬。“能人 ”、“智人”、“常人 ”，虽然各有其私，但都在法度范围之内，理所当然地受到保护。“小人”、“坏人”其行为常常超越“法”的限度，必须予以教育或打击。这“六种人”，是以公、私为界限划分的，这个思想认识体系，也包含了法制观念。
践行“以党为本，私企不私”的理念
我在创办企业不久，便提出了“以党为本，私企不私”的理念，这是正确处理 “公、私、度”关系，保证企业健康发展的根本性原则和必然选择。
1984年我刚创办企业时，私企与国企相比，享受的是“劣等国民”的待遇，就连使用的发票也是丙字号的，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不能入账，我对此一度困惑不解。针对问题，经过认真学习，反复思考，终于解开了思想“扣子”，明确了两点：一是坚持“以党为本”的原则。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是我们事业的领导核心，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民营经济一定会得到公正的待遇。果不其然，原先的预想终于成为活生生的现实。二是“私企不私”的精神。意思是说，在法度范围内，私企是私有的，但却能为社会做出贡献。为此，我曾撰写了一篇《野鸡论》，把私企比作能够为国家下金蛋的“野鸡”，言道：“野鸡们最大的责任就是为国家多缴纳税收，为社会多创造财富，为人们多提供就业机会，就是让职工过上一天更比一天强的好日子”。实践证明，这种想法是正确的，今天社会的繁荣，也有私有经济的一份贡献。
对于“以党为本，私企不私”的理念，有的朋友是不赞成的，他们说：“以党为本的信念应该坚持，但‘私企’就是‘私’的，怎么又说‘不私’呢？这不是自相矛盾吗？”我认为，之所以产生这样的误解，是因为他们孤立地而不是辩证看待公与私的关系。老子的《道德经》中这样说：“天长地久，天之所以能长久者，以其不自生也，故能长生。”“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 ”意思是：“天长生，地永久。天地之所以能够长生而永久的原因，是因为它们不是为了自己生存，所以才能够长生。”“置自身度外反而保全自身生存。不正因为它无私吗？所以反而能够成就它自身。”距今两千多年前的人，能有这样辩证的思想是很不简单的。悟透这些道理对今天办企业也十分重要。办企业首先想的不是赢利，而是客户和消费者的利益，企业才能得到利益；企业不是为了自己生存，而是为了民众生活得更好，企业才能长久生存。这是因果！是规律！
正确把握“公、私、度”，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无数成功企业已做出了雄辩证明，我对此深信不移。
一味地讲“为公”就好吗？未必。我国进入社会主义之后，曾搞过“一大二公”、“一平二调”，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那个“火红的年代”，“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等等，这些极“左”的提法和做法，严重地挫伤了群众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历史的教训应该汲取。
“为私”就一定坏吗？也未必。就拿私营老板来说，他们办企业是为了挣钱，为了赢利，但毕竟扩大了就业，创造了财富，交纳了税收，促进了社会发展。他们的功绩也应给予肯定。
凡事都有个“度”。从哲学上讲，“度”是指事物保持自己质的数量界限，超过这个界限就要引起质变。公也好，私也好，只要在法度允许的范围内，就应该保护和支持，超出了这个范围就违法了，应该反对和取缔。
以上是我对“公、私、度”的简释，在此基础上，探讨以下几个问题：
“公私融化”是常态
“公私融化”是普遍的社会现象。但是，在“文革”期间，却把“公私融化论”作为刘少奇的“黑六论”之一口诛笔伐。如果翻阅一下当年的报刊，会见到连篇累牍的此类批判文章。这是对做人尊严和社会秩序的肆意践踏。
从实际来看，人们都是在“公私融化”中生活的。就拿母亲们来说，她们对子女的慈爱是伟大的，又是偏私的。说其伟大，是因为她们为了子女舍得一切，受苦受累，心甘情愿，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甚至可以牺牲自己，保全子女。说其偏私，是说她们对子女的爱胜过天下任何孩子。然而，正是有了这样的母爱，才养育了国家所需的各种人力资源。假如母亲们对孩子都不养育，推给社会，社会将不堪重负，不知会混乱到什么地步。本文所例举的仅仅是 “公私融化”的一个方面，而这种“融化”现象比比皆是，举不胜举。可以说，“公私融化”是正常社会状态所必须的，社会和谐需要 “公私融化”。
就私有经济而言，不能正确认识“公私融化”现象，就无法理解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一方面，私营企业既然是私有的，所有者理所当然地要获得私人利益，否则，他为什么要担惊受怕、吃苦受累去办企业呢？并且企业没有利益能存活下去吗？另一方面，私营企业又必须造福于社会，促进共同富裕，成为公有经济的有益补充。否则，国家何必多此一举倡导私营企业呢？基于上述认识，可以说，私营经济是个人利益与社会需求相统一、相融合的产物，二者缺其一便产生不了私营企业。现在看来，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是“摸”对了，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私营经济正以旺盛的生命力展示着广阔的前景。
我也这样想过，私营企业家是“融合家”。一方面，企业与社会需求、与民众需求相融合，才会有企业的利益，这是对外的“公私融化”；另一方面，企业利益与员工利益相融合，“你发财，我发展”，这是对内的“公私融化”。有了内外两大驱动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是必然的。
把握公、私之“度”
如前面所述，公、私是可以融化的，但这种融化有一个“度”，叫“法度”。超出法度允许的范围，“私”不再是“公”的“有益补充”，而是公共利益的破坏者，“法”必须走出来给予惩处，以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公共利益。
私有经济的所有者和经营者，绝大多数是奉公守法的，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在报刊和有关资料上，也经常见到极少数人有偷税漏税、造假售假、坑蒙拐骗等不法行为。对这些行为的姑息，意味着对人民的犯罪，意味着对市场秩序的破坏。
为私的法度问题，往往被人们所关注。为公的法度却往往被忽视。因为人们怀着一种尊敬、赞誉的心态看待奉公行为，很少有人去分析其中不合理的地方。举个例子：2003年“非典”期间，我向社会捐了一笔款。曙光集团工会随即向企业发出通知，要求员工向董事长学习，每人捐款200元。对这种做法我当然持反对态度。我个人捐款出于自愿，也是量力而行的，如果对员工硬性摊派，甚至在工资中扣除，就“变味了”，严格意义上说是违法的，长期下去员工们会产生逆反心理，甚至对立情绪。由此，我联想到，捐赠慈善事业、工资分配中的奖惩、临时的加班、企业规章制度等，都需要讲法度，克服随意性。国人讲“情、理、法”，任何“情、理”都要合法，越过了法度，就是违法。
在曙光集团，一直倡导“六种人 ”的理念：“大公无私是伟人，先公后私是能人，公私兼顾是智人，先私后公是常人，损公肥私是小人，公私不分是坏人 ”。伟人不谋己利，而为天下利，他们思想崇高，行为自律，为人们所崇敬。“能人 ”、“智人”、“常人 ”，虽然各有其私，但都在法度范围之内，理所当然地受到保护。“小人”、“坏人”其行为常常超越“法”的限度，必须予以教育或打击。这“六种人”，是以公、私为界限划分的，这个思想认识体系，也包含了法制观念。
践行“以党为本，私企不私”的理念
我在创办企业不久，便提出了“以党为本，私企不私”的理念，这是正确处理 “公、私、度”关系，保证企业健康发展的根本性原则和必然选择。
1984年我刚创办企业时，私企与国企相比，享受的是“劣等国民”的待遇，就连使用的发票也是丙字号的，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不能入账，我对此一度困惑不解。针对问题，经过认真学习，反复思考，终于解开了思想“扣子”，明确了两点：一是坚持“以党为本”的原则。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是我们事业的领导核心，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民营经济一定会得到公正的待遇。果不其然，原先的预想终于成为活生生的现实。二是“私企不私”的精神。意思是说，在法度范围内，私企是私有的，但却能为社会做出贡献。为此，我曾撰写了一篇《野鸡论》，把私企比作能够为国家下金蛋的“野鸡”，言道：“野鸡们最大的责任就是为国家多缴纳税收，为社会多创造财富，为人们多提供就业机会，就是让职工过上一天更比一天强的好日子”。实践证明，这种想法是正确的，今天社会的繁荣，也有私有经济的一份贡献。
对于“以党为本，私企不私”的理念，有的朋友是不赞成的，他们说：“以党为本的信念应该坚持，但‘私企’就是‘私’的，怎么又说‘不私’呢？这不是自相矛盾吗？”我认为，之所以产生这样的误解，是因为他们孤立地而不是辩证看待公与私的关系。老子的《道德经》中这样说：“天长地久，天之所以能长久者，以其不自生也，故能长生。”“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 ”意思是：“天长生，地永久。天地之所以能够长生而永久的原因，是因为它们不是为了自己生存，所以才能够长生。”“置自身度外反而保全自身生存。不正因为它无私吗？所以反而能够成就它自身。”距今两千多年前的人，能有这样辩证的思想是很不简单的。悟透这些道理对今天办企业也十分重要。办企业首先想的不是赢利，而是客户和消费者的利益，企业才能得到利益；企业不是为了自己生存，而是为了民众生活得更好，企业才能长久生存。这是因果！是规律！
正确把握“公、私、度”，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无数成功企业已做出了雄辩证明，我对此深信不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