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自颁布以来，历经了十几年的调研、起草、论证、修改，终于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完成了首次修订。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第四十七号主席令予以公布，自2021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这成为新时期我国档案法治建设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这次档案法成功修订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四个全面”总体布局，特别是“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在档案领域的重要体现，是档案部门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做到“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法治思想集中凝练为“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坚持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坚持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坚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这“十一个坚持”内涵丰富、论述深刻、逻辑严密、系统完备。在学习贯彻新版档案法条文时，能够深刻领会到这次档案法的修订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在档案法制建设领域的一次光辉实践。
　　一、旗帜鲜明地将“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档案工作的领导”写入《档案法》条款
　　“推进党的领导入法入规”是提高依法治国、依法执政能力的内在要求。“党管档案工作”是中国特色档案事业的优良传统，也是档案事业赖以发展的巨大制度优势。早在1959年周恩来总理就提出党政档案“宜归党管”的意见，随后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统一管理党政档案工作的通知》，明确“加强党对档案工作的领导”“各级档案机构在中央由中央办公厅主任直接领导，在地方由各级党委秘书长直接领导（不设秘书长的县委由办公室主任直接领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又重申档案工作机构“应由各级党委直接领导的管理体制”。党的十八大以来档案工作姓党的政治属性更加明确。新修订的档案法旗帜鲜明把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档案工作的领导写入法律，是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在档案领域的具体体现。党管档案是由《档案法》的政治属性决定的。政治性是《档案法》的显著特点，是意识形态在上层建筑的体现，它贯穿于档案事务全程。档案工作的法定原则就是“统一领导，分级管理”，这就从法律属性上回答了档案“為谁而管、为谁所用”的问题，也就是立稳了“为党管档、为国守史、为民服务”的政治导向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档案事业获得的长足发展证明党管档案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功，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显著成效。这次档案机构改革后，党管档案工作的体制优势更加凸显，“统一领导”更加有力，“分级管理”更加精准。过去许多瓶颈问题迅速得到解决。权责法定化进一步明确了各类涉档主体的责任和义务。实践证明党管档案是档案事业“良法保障善治”的根本前提。
　　二、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在《档案法》中留下鲜明印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要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全面依法治国各领域全过程。这次档案法的修订“人民至上”的理念至少在四个方面清晰可见。
　　1.新增公民与其他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一样都“享有依法利用档案的权利”
　　档案法原相关条款单纯的强调了公民保护档案的义务，没有明确公民利用档案的权利，这使档案法调整的档案法律关系出现失衡。一般的讲公民的权利就是国家的义务，公民的义务就是国家的权利。无论是普通公民还是决策者、管理者，无论是国家机构还是社会组织，都是档案的形成者、档案的保护者、档案的利用者。新修订的档案法突出了对公民权利的保护，把公民利用档案的权利写入总则，这是档案法治落实习总书记“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根本目的是依法保障人民权益。”要求的实际行动，对在档案领域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
　　2.将个人利用档案“做出突出贡献”列入奖励条款
　　新修订的档案法第7条第2款规定：“对在档案收集、整理、保护、利用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奖励”。在档案的收集、整理、保护中对贡献突出给予表彰、奖励好理解。将原条款中表述的“提供利用等方面成绩显著的单位或者个人”中“提供”二字剔除显示了修法的取舍导向。我们知道原条款中所指的提供利用的人，一般是指档案机构中为利益者提供服务的管理人员，剔除“提供”二字，就可以理解为奖励指向所有的利用参与人和相对人，这表明利用者不仅能够依法利用档案，还可能因为开发档案、利用档案贡献突出而获得国家表彰和奖励。这一修改显示了档案法律关系表述的崭新境界。国家档案局局长、中央档案馆馆长陆国强在谈到新修订的《档案法》时强调“档案法修订进一步明确各类主体义务和权利，是增强全社会档案意识的重要举措”。可以预期包括公民个人在内的社会力量在国家法律鼓励下，会更加积极主张档案法律权利并更多地参与到社会档案事务中来。
　　3.规范公民利用政府公开信息等馆藏资源的救济途径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了政府信息制作者和国家档案馆在政府信息公开方面的分工。本次修订档案法特别强调了政府信息公开责任承担方式，增加关于档案馆不按规定开放和提供利用的法律责任、公民的救济途径和档案主管部门处理投诉的法律义务等方面的规定，形成了一整套促进档案开放利用的制度安排。包括将县级以上各级档案馆的档案向社会开放的期限从30年缩短至25年，同时鼓励和支持其他档案馆向社会开放档案等等。
　　4.增设“档案信息化建设”专章的潜在红利
　　新修订的档案法亮点之一就是增设了档案信息化专章。档案信息化是迈入新时代的标志，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多年的档案工作实践告诉我们，当档案信息化建设依法成为各级人民政府的责任后，受益的最大群体就是社会公众。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人民群众对立法的期盼，已经不是有没有，而是好不好、管不管用、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档案立法能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大的对档案信息的需求，是对档案法修订体现人民性的考量。档案信息化建设是与时俱进的必然选择。新修订的档案法规定电子档案应当“来源可靠、程序规范、要素合规”，赋予了电子档案与传统载体档案具有同等效力。当人民群众在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平台上获得自己需要的凭证，不仅快捷而且合法，这无疑是一项档案领域的民生福祉。
　　相信伴随着一系列配套的档案法规规章出台，档案法治建设的民生红利会不断释放。通篇贯穿的以人民为中心的立法思想彰显了新版档案法的进步性、时代性和创新性。
　　三、《档案法》是档案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法治保障
　　新修订的档案法开明宗义地指出立法目的之一就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标志着档案治理形态必将发生深刻变化。走进新时代的档案工作也证明随着党中央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要求的提出，档案工作已由“三个体系建设”时代进入到“四个体系建设”时代，即档案治理体系建设、档案资源体系建设、档案利用体系建设、档案安全体系建设。习近平同志指出“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档案法正是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环境下修订完成，也必将成为档案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法治保障。档案法的修订得到广泛关注，客观地说明我们过去在档案治理效能上存在这样那样的“短板”。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时讲到“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档案法的修订过程验证了小平同志的论断。我们修法一路走来啃下了许多硬骨头，攻克了许多难关，这个成绩来之不易。新修订的《档案法》施行后，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布局中一个子系统，必将成为推动档案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主轴，在履行档案法律责任、繁荣先进文化、增进人民福祉、维护党和国家利益方面会更加成熟和定型。
　　（作者系长春市档案馆二级巡视员、中国档案学会常务理事、吉林省档案学会常务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