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黄洋先生的《古代希腊政治与社会初探》一书中提出了一个观点，希腊城邦社会的经济特征同古代中国社会一样，是一个以农业而不是工商业为特征的社会。笔者认同黄洋先生的观点，并在下文中通过希腊的地理环境、古希腊人对农业和其他职业的不同态度、公民权、梭伦改革、典型例子分析等角度来论证此观点。希腊城邦社会的农业特征较为显著，这不代表工商业经济在古希腊民主政治发展的过程中没有发挥作用，只能说与农业经济相比它的作用就减弱了。土地是公民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利的决定性因素;农业是希腊城邦最根本的经济和政治基础;希腊城邦社会的经济性质是农业社会，而不是工商业社会。
　　关键词：经济特征;农业;土地;工商业;公民权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77（2021）11-0023-02
　　1自然条件对多数古希腊城邦的限制
　　地理环境决定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通过这种特定的生产生活方式，产生了相应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民族气质性格。在许多学者看来，由于古希腊地处地中海东部，是由半岛和群岛组成的国家，半岛多山，交通不便，海岸线曲折，岛屿密布，多良港，种种因素造就了希腊特殊的地理环境，因此成就了其发达的商品经济和海外贸易。不可否认的是，地理环境因素确实是古希腊发展海外贸易和工商业经济的优势，但并不代表古希腊城邦社会的经济特征是以工商业为主的。大大小小一百多个城邦国家里，工商业较为发达的也就是典型的几个国家而已。希腊内陆多山，交通不便，各个国家很少联系。故在希腊本土，各个城邦国家很少商业往来。同时，这些内陆国家为自然条件所限，只有耕作农业，不可能向海外发展贸易。良好的港湾和海岸线自然也不是古希腊每一个城邦国家都具备的，“这在希腊半岛，只有雅典、科林斯、麦加拉所处的地理位置具备这些条件。但在半岛的西海岸，海岸线浅而平宜，没有合适的港湾。因此，在整个半岛的西部，没有出现商业比较发达的国家[1]”。雅典、科林斯、麦加拉毕竟只是众多城邦国家中的寥寥几个，它们的工商业发达，并不代表其他的城邦国家也是如此，有的国家甚至都没有商业，多数城邦国家的公民依旧是以耕地为生。如果我们只看到了工商业和海外贸易较为发达的几个城邦国家，而对其余的更多的以农为本的城邦国家视而不见，似乎就犯下了以偏概全的毛病。
　　2希腊人对农业和商业的不同态度
　　希腊人对农业和其他职业的不同态度同样反映希腊城邦社会的经济特征以农业为主。古希腊的思想家，在自己的著作里，时常提到“粗俗的技艺”“下贱的技艺”“卑陋的行当”。这主要是指手工技艺，有时也包括商业活动。在职业等级中，农业是最为体面的，也最符合“绅士”（kaloi kagathoi）的身份，它同其它所有职业形成一种对立，而商业和手工业则是低贱的职业。赫西俄德在《工作与时日》里认为海外航行从事商业活动既恐惧又讨厌[2]。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斥责手工业者：“他们的灵魂已因从事下贱的技艺和职业而变得残废和畸形，正像他们的身体受到他们的技艺和职业损坏一样[3]。”柏拉图在其晚期的著作《法学篇》中，把他的理想国描绘成一个由5040个农民公民组成的城邦[4]。虽然柏氏所述是一个理想化的社会，但在这里，当时的历史现实对他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亚里士多德是古代希腊思想集大成者，他在《政治学》一书中，系统地论述了他的重农抑商思想。他认为以农业致富，是顺乎自然的，是值得称道的;而商业是损人利己的事，应该受到社会的指责。通过以上几种观念的考察，不难看出希腊人认为从事农业是最体面、最高尚的。手工业者和工商业者通过一些手段去获取“不义之财”，这是不“善良”的，也是不“道德”的，因此得不到人们的尊重。
　　3古希腊的公民权利与重大改革
　　希腊城邦社会的经济特征以农业为主也体现在公民权利和重大改革方面。公民权主要分为两个部分，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经济权利主要指土地和房产的所有权，经济权利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政治权利。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是公民群体的特权，主体阶层是土地所有者。一个没有公民权的自由人或外邦人，即使他通过经商赚取了大量财富，也只能租赁房屋，并不能购置地产。城邦作为一个公民集体，只会将这种特权授予自己的公民，外邦人和奴隶是被这个集体排斥在外的。公元前322年，马其顿将军安提帕特在雅典扶植起一个寡头政体，规定只有财产价值在2000德拉克玛以上的公民才拥有全部的公民权，大部分公民因此而失去了公民权[5]。正如戈麦所指出的那样，从寡头政治的特征来看，这种财产限制主要是根据土地财产的价值而定[6]，而价值2000德拉克玛的土地正好足以维持重装步兵的社会地位[7]。以上数据表明，雅典公民的主体是拥有少量土地的小土地所有者，小部分是富有的大土地所有者，极少数是没有土地的平民阶层。这个寡头政体是一个以富有的大土地所有者为主体的寡头政治，富有的大土地所有者是雅典的捐助者阶层和重装步兵阶层。总的来看，雅典公民中的大多数仍然是以务农为生，维持生计，只有很少一部分在从事手工业和商业，因此工商业者阶层很难与之抗衡。更為重要的是，公民所拥有的土地数量决定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利，而不是赚取财富的多少。梭伦改革的主要措施或许能给我们更好的答案。在公元前7世纪末和6世纪初，梭伦所面临的社会危机实际上主要是雅典的农业危机。执政官梭伦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是颁布解负令，废除一切债务和债务奴隶制，禁止以人身作为担保的借贷。同时，梭伦还颁布了“土地最大限度法”，禁止贵族无限制地占有土地。因此，梭伦改革主要是为了解决当时的农业危机，使农民拥有土地。梭伦改革实际上确立了公民的土地私有权。还有一项措施是根据财产的多寡，把公民划分为四个等级，每个等级都享有相应的政治权利。从字面上来看，这似乎是一条偏向于从事商业和手工业者的改革措施，因为他们通过海外贸易等渠道获得的财富是多于从事农业的公民的，但事实并非如此。等级的计算标准完全是按照个人土地的数量，或者说土地上的收成多少来划分的。也就是说，个人拥有的土地数量越多，土地的收获就越多，政治权利就越大。土地是和政治权利直接挂钩的，所以这一条改革措施并不是在维护工商业者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