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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名省部级官员，原湖北省政协副主席陈柏槐，落马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的第7天。这是中央纪委对公众“后三中全会”期待的最新回应。
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关于反腐败的各种解读纷至沓来，期待也被相应推高。某种意义上，这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情况相似。
1978年12月后半个月时间，刚恢复的中央纪委收到反映情况的信6000多件，有的需要用麻袋来装运。
当然，这些期待的源头都在那3到5天的会议上，以及“公报”、“决定”等文件中。
分量越来越重
三中全会属闭门会议，更多的内容隐藏在文字之中。
尽管1978年以来历届三中全会的主题多关乎经济改革与发展规划，但反腐败从未缺席，有时着墨还不少。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届三中全会公报中，均提及反腐败，内容控制在100字左右，相差不大。
但在各“决定”中，差别就很大。
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一次出现反腐败的内容，用了103字。此后，反腐败的内容逐渐增加，但都在400字以内。今年审议通过的“决定”中与反腐败相关的内容一跃达到近千字。
分量增加的背后，是反腐倡廉工作逐步深化与提升。这在各“决定”表述中，表现得更明显。
“十二届三中全会强调的是‘健康、正确的政治生活’，到十三届三中全会就提出‘综合治理，克服腐败现象’了。”在北京大学廉政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看来，克服与监督相结合，是十三届三中全会上反腐败的一个新特点。
他告诉廉政瞭望记者：“到十四届三中全会，反腐倡廉就被提到‘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高度了，政治要求更高。”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此次会上的讲话，明确指出反腐的重点是“党政领导机关、执法部门和经济管理部门，以及查处大案要案”，并提及“高、中级领导干部”要提高自觉性，廉洁自律。
“2000年以后，腐败不仅仅是干预市场经济运行，升级为更复杂的形式，在十六届三中全会公报中，就首次提出了‘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李成言还记得此后不久，中央纪委就开始着手反腐规划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探索具有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方面，进行了三十多年不懈的努力，逐渐认识到，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是反腐倡廉之根本。”西安交通大学廉政研究所副所长李景平教授认为。
期待之中与预料之外
本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被称为“近十年来最具雄心的改革计划”，其中的反腐败内容亦是如此。
总体来看，“决定”涉及的反腐内容，大部分在此前已经开始探索，此次三中全会有一个推进与提升。
就巡视与纪检监察派驻机构而言，在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就特别指出要突出巡视工作重点，改进巡视工作方式；完善纪检监察派驻机构统一管理。
此后，中央巡视组下沉一级，组长“一次一授权”，已经揪出贵州省委常委廖少华这样的“老虎”。“五一”节前，王岐山等中央纪委监察部领导班子成员，也分别约谈了53名派驻纪检组组长、纪委书记，被媒体解读为加强派驻工作的方式创新。
此次会上提出派驻机构要“实行统一名称、统一管理”，省市区也要改进巡视制度，做到“全覆盖”，显然是对此前工作的一个提升。
此外，“决定”也有对各界期待的回应。这方面内容在会后动作较多。
本次会前，对纪检监察机构改革的呼声很高，有专家提出“省以下垂直管理”。作为对此的回应，“决定”中虽然未提垂直管理，但强调“双重领导体制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
广州市纪委常委梅河清表示，查办案件是纪委监察机关的一项核心，此次提出办案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相当于垂直管理了。
11月19日，中央纪委常委、审计署副审计长侯凯调任上海市纪委书记。相关专家也表示，这可以说纪委书记、副书记提名權与考察权上收的首个案例。
此次最大的意外当属“探索实行官邸制”。
虽然6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领导干部工作生活待遇标准应统筹制定，但“官邸制”的提出还是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引起的争议也不少。
李成言就告诉廉政瞭望记者，“官邸制具有预防腐败的作用，但它发挥这一作用是需要许多前提条件的。”
并不多见的审查报告
三中全会不仅涉及反腐败方针、政策，有时也会涉及人事。
本届三中全会之前，原国资委主任蒋洁敏、原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原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副总经理王永春会否被撤销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成为各界关注焦点。
三人在十八大后，先后落马，接受调查。
三中全会撤销中央委员有过先例。十七届三中全会上，就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于幼军同志问题的审查报告》，撤销于幼军中央委员会委员职务。
此次会议前几个月，于幼军接受中央调查。
但11月12日发布的公报中，蒋洁敏三人只是缺席，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的职务并未撤销。“这可能是因为此次会议重点在布局全面改革，需要减少不必要的其他因素，所以没有调整人事。”相关专家告诉廉政瞭望。
撤销中央委员或中央候补委员的职务在三中全会上并不是十分常见。回顾以往，除了于幼军，只有七届三中全会撤消了两名中央候补委员的职务，十届三中全会撤消了“四人帮”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包括中央委员。
而十四届五中全会上陈希同被撤销中央委员职务以来，历届全会上被撤职、开除了13位中央委员或中央候补委员。其中在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撤职的各有1人；五中全会有3人；六中全会有2人；七中全会最多，共有5人。
唯一一次讨论中央纪委人事的三中全会是十一届三中全会。
是次会议上，选出了100名中央纪委成员。其中，胡耀邦担任中央纪委第三书记、王鹤寿担任中央纪委排名第一、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这都是陈云鼎力推荐的结果。
陈云曾反复提出要胡耀邦担任中央纪委第三书记。胡耀邦最初表示，有什么工作交给他，他就办，不必兼任这个职务。但陈云一再提出，并要中央组织部将他的意见报告中央考虑决定。
胡耀邦再向中央请求，不要兼任这个职务，也不赞成任何干部兼职过多。但最后胡耀邦还是服从中央决定，担任中央纪委第三书记。
陈云也多次提出，王鹤寿有思想水平和领导能力，原则性强。他六次被捕，对敌斗争坚决，由他担任中央纪委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这一建议得到中央的赞同。
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关于反腐败的各种解读纷至沓来，期待也被相应推高。某种意义上，这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情况相似。
1978年12月后半个月时间，刚恢复的中央纪委收到反映情况的信6000多件，有的需要用麻袋来装运。
当然，这些期待的源头都在那3到5天的会议上，以及“公报”、“决定”等文件中。
分量越来越重
三中全会属闭门会议，更多的内容隐藏在文字之中。
尽管1978年以来历届三中全会的主题多关乎经济改革与发展规划，但反腐败从未缺席，有时着墨还不少。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届三中全会公报中，均提及反腐败，内容控制在100字左右，相差不大。
但在各“决定”中，差别就很大。
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一次出现反腐败的内容，用了103字。此后，反腐败的内容逐渐增加，但都在400字以内。今年审议通过的“决定”中与反腐败相关的内容一跃达到近千字。
分量增加的背后，是反腐倡廉工作逐步深化与提升。这在各“决定”表述中，表现得更明显。
“十二届三中全会强调的是‘健康、正确的政治生活’，到十三届三中全会就提出‘综合治理，克服腐败现象’了。”在北京大学廉政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看来，克服与监督相结合，是十三届三中全会上反腐败的一个新特点。
他告诉廉政瞭望记者：“到十四届三中全会，反腐倡廉就被提到‘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高度了，政治要求更高。”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此次会上的讲话，明确指出反腐的重点是“党政领导机关、执法部门和经济管理部门，以及查处大案要案”，并提及“高、中级领导干部”要提高自觉性，廉洁自律。
“2000年以后，腐败不仅仅是干预市场经济运行，升级为更复杂的形式，在十六届三中全会公报中，就首次提出了‘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李成言还记得此后不久，中央纪委就开始着手反腐规划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探索具有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方面，进行了三十多年不懈的努力，逐渐认识到，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是反腐倡廉之根本。”西安交通大学廉政研究所副所长李景平教授认为。
期待之中与预料之外
本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被称为“近十年来最具雄心的改革计划”，其中的反腐败内容亦是如此。
总体来看，“决定”涉及的反腐内容，大部分在此前已经开始探索，此次三中全会有一个推进与提升。
就巡视与纪检监察派驻机构而言，在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就特别指出要突出巡视工作重点，改进巡视工作方式；完善纪检监察派驻机构统一管理。
此后，中央巡视组下沉一级，组长“一次一授权”，已经揪出贵州省委常委廖少华这样的“老虎”。“五一”节前，王岐山等中央纪委监察部领导班子成员，也分别约谈了53名派驻纪检组组长、纪委书记，被媒体解读为加强派驻工作的方式创新。
此次会上提出派驻机构要“实行统一名称、统一管理”，省市区也要改进巡视制度，做到“全覆盖”，显然是对此前工作的一个提升。
此外，“决定”也有对各界期待的回应。这方面内容在会后动作较多。
本次会前，对纪检监察机构改革的呼声很高，有专家提出“省以下垂直管理”。作为对此的回应，“决定”中虽然未提垂直管理，但强调“双重领导体制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
广州市纪委常委梅河清表示，查办案件是纪委监察机关的一项核心，此次提出办案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相当于垂直管理了。
11月19日，中央纪委常委、审计署副审计长侯凯调任上海市纪委书记。相关专家也表示，这可以说纪委书记、副书记提名權与考察权上收的首个案例。
此次最大的意外当属“探索实行官邸制”。
虽然6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领导干部工作生活待遇标准应统筹制定，但“官邸制”的提出还是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引起的争议也不少。
李成言就告诉廉政瞭望记者，“官邸制具有预防腐败的作用，但它发挥这一作用是需要许多前提条件的。”
并不多见的审查报告
三中全会不仅涉及反腐败方针、政策，有时也会涉及人事。
本届三中全会之前，原国资委主任蒋洁敏、原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原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副总经理王永春会否被撤销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成为各界关注焦点。
三人在十八大后，先后落马，接受调查。
三中全会撤销中央委员有过先例。十七届三中全会上，就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于幼军同志问题的审查报告》，撤销于幼军中央委员会委员职务。
此次会议前几个月，于幼军接受中央调查。
但11月12日发布的公报中，蒋洁敏三人只是缺席，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的职务并未撤销。“这可能是因为此次会议重点在布局全面改革，需要减少不必要的其他因素，所以没有调整人事。”相关专家告诉廉政瞭望。
撤销中央委员或中央候补委员的职务在三中全会上并不是十分常见。回顾以往，除了于幼军，只有七届三中全会撤消了两名中央候补委员的职务，十届三中全会撤消了“四人帮”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包括中央委员。
而十四届五中全会上陈希同被撤销中央委员职务以来，历届全会上被撤职、开除了13位中央委员或中央候补委员。其中在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撤职的各有1人；五中全会有3人；六中全会有2人；七中全会最多，共有5人。
唯一一次讨论中央纪委人事的三中全会是十一届三中全会。
是次会议上，选出了100名中央纪委成员。其中，胡耀邦担任中央纪委第三书记、王鹤寿担任中央纪委排名第一、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这都是陈云鼎力推荐的结果。
陈云曾反复提出要胡耀邦担任中央纪委第三书记。胡耀邦最初表示，有什么工作交给他，他就办，不必兼任这个职务。但陈云一再提出，并要中央组织部将他的意见报告中央考虑决定。
胡耀邦再向中央请求，不要兼任这个职务，也不赞成任何干部兼职过多。但最后胡耀邦还是服从中央决定，担任中央纪委第三书记。
陈云也多次提出，王鹤寿有思想水平和领导能力，原则性强。他六次被捕，对敌斗争坚决，由他担任中央纪委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这一建议得到中央的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