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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浩 武汉市江汉区富邦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
一开始接触他，你会很快被带入他游刃有余的金融世界，但深入交流后你会发现他跟那个圈子是保有一定距离的，就像他自己说的，“永远不要把自己给限定死了，也许某天你就发现自己最好的想法并不在这个专业”。
从工行走出来
命运是一张罗盘，你常常还没回过神，就已经置身于另一个世界了，对辗转于金融体制内外的殷浩来说更是如此。
从1993年到2007年十三年时间里，殷浩一直任职于工商银行，在那里他提干比较早，而且之前一直走的都是技术路线，从事后监督员到分行债权管理委员会秘书再到专职审贷委员，身为当时营业部四位信贷主审官之一，每一笔经手贷款都要细致入微地分析、慎之又慎地签字，四个人一年下来平均要审五六百个亿。
“这是一个严肃的岗位，一不小心好几千万就没了”，也许正是那些年的经历让金融和风险控制成为殷浩事业生涯里的关键词，以至于现在还能从他的言谈举止中感受到他身上那种自然而然的谨慎。
但就是这么一个本来应该很谨慎的他，却在某一天早上突然起了“不想上班”的念头，“办公室里堆着密密麻麻的卷宗，包里每天装着60G的移动硬盘，每天工作到一两点钟，不拿一分钱的灰色收入，也不靠任何人在金融系统里布局，但是无论怎样工资还是突破不了5000”，孤身带着女儿、身为房奴的殷浩感受不到工作换来的幸福，毅然决定离开。
但离职并没有把殷浩打回原形，一些行业内外的朋友经常找他指导工作，“但总感觉那些都不是我安身立命的地方”。
2005年，殷浩还在工行做公司的信贷审查业务的时候，曾到山西考察过当地的小额贷款，那一年在山西开始试点，殷浩当时就考虑湖北是否也有推进小额贷款的必要。2008年，还在地产公司当老总的时候，殷浩就利用身边的一些渠道打了报告给省委省府，建议有关部门出台政策促进小额贷款意见的达成，竟得到主管领导意料之外的支持。
2008年下半年及2009年全年，由于要等政策、申报和筹备前期工作以推动这个项目，殷浩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基本上是处于自由职业状态的，“那时候基本上是呆在家里的，同时身兼四家企业的独立董事；就我个人而言，33岁以后人的很多莫名其妙的经历基本上就累积到位了，别人就对你有了一定的认知，这个时候人就开始轻松了，没有人来限制我，我只是想趁机把本科、研究生阶段学过的东西实战演练一遍。”
企业缺的是一根筋
2008年9月份，殷浩又向省里打了份报告，报告中提到，“从2008年开始武汉市已经变成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却在小额贷款这个问题上落后于别个普通行政区域（山西）两三年”。9月2号，“湖北省小额贷款试点的管理办法”出炉。
“我最开始是想集中一批优势投资人申报一家专营小额贷款业务的江汉银行，但民营银行发起面临诸多政策性限制，很难进入，于是我就与主发起人商量一起成立江汉区富邦小额贷款股份公司。”
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大量中小企业涌现，实际上对于这些民营企业来说，银行的门槛基本上是它们无法跨越的：要么有充裕的流动资金，要么有足够的抵押资产。
“实际上都是屁话，流动资金非常充裕的时候是不需要进行流动性贷款的，这是常识；然后民营企业有足够的抵押资产，也找银行去了，银行也欢迎。”
作为小额贷款公司，它可以说算是“中利贷”——省府、央行、银监局、公安、工商部门联审核发的牌照，相当于有五个“婆家”监管，费率不能定太高，也不能用一些非法手段去催还贷款，所以业务签批之前一定是“带眼识人”。
“好在我们公司的信息渠道非常开阔，因为银行跟我们很熟，所有客户银行的征信报告是跑不掉的；第二就是我们几个比较大的小额贷款公司组成影子同盟，彼此释放企业风险信息。”由于有着多年风险控制的经验，殷浩在这一环节上可谓百发百中，他曾以“股权质押”的形式与东菱富士电梯有限公司创造了一天核定贷款、两天发放的“子弹速度”。
“很多企业其实并不差钱，它差的是一根筋，有时老板自己都不清醒”，这也就是富邦团队做整体财务顾问的原因，“前几天有个企业搞得我很头疼，他两个多亿的净资产、两百亩地，地上建十几栋楼包括酒店，只向银行借1500万就被人家银行全部抵押进去，他对企业的资产价值和销售收入完全没有概念”。
富邦团队常常要整个地把握顾客公司的财务状况和发展脉络，他们要比顾客自己还要清楚这些，才能提供对他们有用的财务顾问的建议，和企业发展、重组资源的一些综合建议。
小平台也有大未来
最近两年尤其是2010年，富邦也赢得不少荣誉：2010年的中国金融博览会，央行推荐的唯一一家小额贷款参展的公司；获得去年国家开发银行湖北省信用贷款企业、光谷联交所的武汉股权交易托管中心，富邦是唯一一家通过挂审委审查待挂牌的金融类企业。但说到行业的整个态势，殷浩似乎并不满意。
“在整个信贷领域，小额贷款公司可以说是最小最尴尬又最难突围的状态：我们审查发牌照的标准最高，但是自由度最小，市场效应也最小，而且收益也最低”，曾经对小额信贷抱着良好愿景的殷浩意识到，“没有政策层面的支持，我们实际上是一座金融孤岛，只靠30个股东兜里的固定资产去放贷，对于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只能是杯水车薪”。
但借助于这一小平台，殷浩还是能让它最大限度
地发挥作用的。“按照政策，我们的贷款额度是660万，要是有人有两三千万的需求，我们会帮他牵引一些其他层面的资金，联合授信，办理一笔委托贷款，而我只是做一个债权类的投资，通过债权投放过程可以近一步整理企业财务信息，这样我们能大范围地配合投行机构联合搜索大批的高质量后备企业，为企业真正通过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打开通道。”
实际上，名义上是小额贷款公司，富邦70%的精力是花在研究和关注投行业务上的，“我的梦想一直是做投行，投行业务更有技术含量，实际上我们已经做了两家区域内企业的整体上市顾问，42家企业的整体财务顾问，有的甚至是整个人力资源的外包，连董事会都是我们配置的。”
“先稳打稳扎地做投行业务，然后再慢慢形成一个新的平台，我们明年肯定会有一个三到五亿的本土PE要做起来”，殷浩对明年充满信心。
Q&A
《生活家》：在外界看来，你无疑是一个金融界精英，你是怎么给自己定位的？
殷浩：我不一定会把自己定位于金融界人士，我以前的朋友，跟我一排的，现在都在银行当高管，他们就是一门心思地搞这个东西，但是我不是这样的，从事金融行业绝对是一个偶然。
《生活家》：从专业上说，你应该是一个在工作中很注重风险控制的人，那么在生活中你也会如此控制不必要的风险吗？
殷浩：我是宿命论者，世事如局，你算不到，所以我不去揣测明天是什么样的，还是那句套话，认真过好每一天，只要它不发生什么大问题。
《生活家》：作为职业经理人，你对这个称号有什么想法？
殷浩：当职业经理人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30位股东，素质良莠不齐，每个人都要在这里实现自己的意图，我很简单，你想实现一些侵害多数股东利益的意图我会抗争，矛盾激化情况下要么你走要么我走，但我会把所有重要信息都晒在阳光下，一家企业只能有一个大脑，我可以尊重每个人的想法，但不能以篇盖全或强辞夺理地跟我洗脑，因为我这颗大脑在关键时侯绝对出人意料之外地顽固和坚强。
《生活家》：做了那么多企业的大脑，可不可以给那些企业老总一些建议？
殷浩：人过了30岁就不愿意进步了，30岁以后还要不断充电，不然市场、政策环境风向标不断在变，不学习你会无所适从，虽然时代不要求你去“弄潮”，至少在这个潮头你要站得住脚。
一开始接触他，你会很快被带入他游刃有余的金融世界，但深入交流后你会发现他跟那个圈子是保有一定距离的，就像他自己说的，“永远不要把自己给限定死了，也许某天你就发现自己最好的想法并不在这个专业”。
从工行走出来
命运是一张罗盘，你常常还没回过神，就已经置身于另一个世界了，对辗转于金融体制内外的殷浩来说更是如此。
从1993年到2007年十三年时间里，殷浩一直任职于工商银行，在那里他提干比较早，而且之前一直走的都是技术路线，从事后监督员到分行债权管理委员会秘书再到专职审贷委员，身为当时营业部四位信贷主审官之一，每一笔经手贷款都要细致入微地分析、慎之又慎地签字，四个人一年下来平均要审五六百个亿。
“这是一个严肃的岗位，一不小心好几千万就没了”，也许正是那些年的经历让金融和风险控制成为殷浩事业生涯里的关键词，以至于现在还能从他的言谈举止中感受到他身上那种自然而然的谨慎。
但就是这么一个本来应该很谨慎的他，却在某一天早上突然起了“不想上班”的念头，“办公室里堆着密密麻麻的卷宗，包里每天装着60G的移动硬盘，每天工作到一两点钟，不拿一分钱的灰色收入，也不靠任何人在金融系统里布局，但是无论怎样工资还是突破不了5000”，孤身带着女儿、身为房奴的殷浩感受不到工作换来的幸福，毅然决定离开。
但离职并没有把殷浩打回原形，一些行业内外的朋友经常找他指导工作，“但总感觉那些都不是我安身立命的地方”。
2005年，殷浩还在工行做公司的信贷审查业务的时候，曾到山西考察过当地的小额贷款，那一年在山西开始试点，殷浩当时就考虑湖北是否也有推进小额贷款的必要。2008年，还在地产公司当老总的时候，殷浩就利用身边的一些渠道打了报告给省委省府，建议有关部门出台政策促进小额贷款意见的达成，竟得到主管领导意料之外的支持。
2008年下半年及2009年全年，由于要等政策、申报和筹备前期工作以推动这个项目，殷浩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基本上是处于自由职业状态的，“那时候基本上是呆在家里的，同时身兼四家企业的独立董事；就我个人而言，33岁以后人的很多莫名其妙的经历基本上就累积到位了，别人就对你有了一定的认知，这个时候人就开始轻松了，没有人来限制我，我只是想趁机把本科、研究生阶段学过的东西实战演练一遍。”
企业缺的是一根筋
2008年9月份，殷浩又向省里打了份报告，报告中提到，“从2008年开始武汉市已经变成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却在小额贷款这个问题上落后于别个普通行政区域（山西）两三年”。9月2号，“湖北省小额贷款试点的管理办法”出炉。
“我最开始是想集中一批优势投资人申报一家专营小额贷款业务的江汉银行，但民营银行发起面临诸多政策性限制，很难进入，于是我就与主发起人商量一起成立江汉区富邦小额贷款股份公司。”
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大量中小企业涌现，实际上对于这些民营企业来说，银行的门槛基本上是它们无法跨越的：要么有充裕的流动资金，要么有足够的抵押资产。
“实际上都是屁话，流动资金非常充裕的时候是不需要进行流动性贷款的，这是常识；然后民营企业有足够的抵押资产，也找银行去了，银行也欢迎。”
作为小额贷款公司，它可以说算是“中利贷”——省府、央行、银监局、公安、工商部门联审核发的牌照，相当于有五个“婆家”监管，费率不能定太高，也不能用一些非法手段去催还贷款，所以业务签批之前一定是“带眼识人”。
“好在我们公司的信息渠道非常开阔，因为银行跟我们很熟，所有客户银行的征信报告是跑不掉的；第二就是我们几个比较大的小额贷款公司组成影子同盟，彼此释放企业风险信息。”由于有着多年风险控制的经验，殷浩在这一环节上可谓百发百中，他曾以“股权质押”的形式与东菱富士电梯有限公司创造了一天核定贷款、两天发放的“子弹速度”。
“很多企业其实并不差钱，它差的是一根筋，有时老板自己都不清醒”，这也就是富邦团队做整体财务顾问的原因，“前几天有个企业搞得我很头疼，他两个多亿的净资产、两百亩地，地上建十几栋楼包括酒店，只向银行借1500万就被人家银行全部抵押进去，他对企业的资产价值和销售收入完全没有概念”。
富邦团队常常要整个地把握顾客公司的财务状况和发展脉络，他们要比顾客自己还要清楚这些，才能提供对他们有用的财务顾问的建议，和企业发展、重组资源的一些综合建议。
小平台也有大未来
最近两年尤其是2010年，富邦也赢得不少荣誉：2010年的中国金融博览会，央行推荐的唯一一家小额贷款参展的公司；获得去年国家开发银行湖北省信用贷款企业、光谷联交所的武汉股权交易托管中心，富邦是唯一一家通过挂审委审查待挂牌的金融类企业。但说到行业的整个态势，殷浩似乎并不满意。
“在整个信贷领域，小额贷款公司可以说是最小最尴尬又最难突围的状态：我们审查发牌照的标准最高，但是自由度最小，市场效应也最小，而且收益也最低”，曾经对小额信贷抱着良好愿景的殷浩意识到，“没有政策层面的支持，我们实际上是一座金融孤岛，只靠30个股东兜里的固定资产去放贷，对于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只能是杯水车薪”。
但借助于这一小平台，殷浩还是能让它最大限度
地发挥作用的。“按照政策，我们的贷款额度是660万，要是有人有两三千万的需求，我们会帮他牵引一些其他层面的资金，联合授信，办理一笔委托贷款，而我只是做一个债权类的投资，通过债权投放过程可以近一步整理企业财务信息，这样我们能大范围地配合投行机构联合搜索大批的高质量后备企业，为企业真正通过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打开通道。”
实际上，名义上是小额贷款公司，富邦70%的精力是花在研究和关注投行业务上的，“我的梦想一直是做投行，投行业务更有技术含量，实际上我们已经做了两家区域内企业的整体上市顾问，42家企业的整体财务顾问，有的甚至是整个人力资源的外包，连董事会都是我们配置的。”
“先稳打稳扎地做投行业务，然后再慢慢形成一个新的平台，我们明年肯定会有一个三到五亿的本土PE要做起来”，殷浩对明年充满信心。
Q&A
《生活家》：在外界看来，你无疑是一个金融界精英，你是怎么给自己定位的？
殷浩：我不一定会把自己定位于金融界人士，我以前的朋友，跟我一排的，现在都在银行当高管，他们就是一门心思地搞这个东西，但是我不是这样的，从事金融行业绝对是一个偶然。
《生活家》：从专业上说，你应该是一个在工作中很注重风险控制的人，那么在生活中你也会如此控制不必要的风险吗？
殷浩：我是宿命论者，世事如局，你算不到，所以我不去揣测明天是什么样的，还是那句套话，认真过好每一天，只要它不发生什么大问题。
《生活家》：作为职业经理人，你对这个称号有什么想法？
殷浩：当职业经理人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30位股东，素质良莠不齐，每个人都要在这里实现自己的意图，我很简单，你想实现一些侵害多数股东利益的意图我会抗争，矛盾激化情况下要么你走要么我走，但我会把所有重要信息都晒在阳光下，一家企业只能有一个大脑，我可以尊重每个人的想法，但不能以篇盖全或强辞夺理地跟我洗脑，因为我这颗大脑在关键时侯绝对出人意料之外地顽固和坚强。
《生活家》：做了那么多企业的大脑，可不可以给那些企业老总一些建议？
殷浩：人过了30岁就不愿意进步了，30岁以后还要不断充电，不然市场、政策环境风向标不断在变，不学习你会无所适从，虽然时代不要求你去“弄潮”，至少在这个潮头你要站得住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