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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二十世纪初中国文学史撰著井喷的年代，郑振铎以一己之力，编撰出世界文学史性质的《文学大纲》，试图以“世界的意识”重新讲述一个有关“中国古代文学”的故事，并借中国文学的“在场”确立其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
关键词： 《文学大纲》 世界意识 中国文学史地位
中国古代本无“文学史”概念。“文学史”之名，起源于西方的history of literary，转道日本而输入中国。二十世纪初，中国新文学提倡者借用这种历史叙述的形式重新讲述一个有关“中国古代文学”的故事，以期得出“旧文学”已经“死去”的结论。他们试图以崭新的视角与方式对历代文学的源流、变迁加以重新认识与描述，并力争为中国文学寻找世界性定位。1927年，郑振铎以一己之力编撰出版《文学大纲》，首次将中国文学放置“世界文学史”视阈下，试图借此凸显中国文学的“世界”地位。
一、“世界”与“世界文学”观念的输入
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本无现代意义上的“世界”观。“世界”一词连用，最先是《楞严经》中佛家对时空概念的表述：“世”乃时间，“界”即空间。与今天通用的“泛指地球上所有的地方”之义迥异，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其实起源于十九世纪日本人对英语“The world”的意译，逐渐改变了国人“中国居天下之中心”的观念。从瞠目且醉心于泰西的物质文明，到反思以“民族”、“国家”角度看问题的局限性，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的态度逐渐从盲目崇拜转向理性观察。随着西方科学论著翻译的深入，东西方的交流由表面可感的坚船利炮延伸到更深的文化层面，中国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中国乃天下中心”的荒谬，开始接受“中国只是世界民族国家之一”的世界观。
在文学界，直到现代小说以其广泛普及的功用而得到新派文人的大力提倡，国人才真正认识到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潮流间的距离。从“中国一切皆胜西人，所不如者，兵而已”到认识“中国的文坛一片绝大的荒原”，这中间经历几十年漫长的翻译讨论过程。随着翻译从单纯的作品深入文学理论，文坛才慢慢接受平等的“世界”观念——这从《世界知识》的创刊辞可见一斑：其第一句即“中国是‘世界的中国’了”[1]。也就是说，一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知识分子才认识到中国文学只是“世界文学”之一部分。从此，“世界”视野与“世界文学”（literature of the world）渐渐成为二十世纪初谈文论艺者所乐于标榜的新词汇。
二、文学的统一：世界文学史观
“世界文学”的构想虽然早在1827年就有歌德为之大声疾呼，但真正有勇气立足于人类文明高度撰著的“世界文学史”，却直到二十世纪才出现。“世界文学史”之所以成为可能，最重要的理论基础是文学的统，即文学是没有国界的。
文字迥异的各民族文学为什么可以“统一”？近代学者找到“思想”与“精神”相通这一理论基础。1919年，杨亦曾发表的《近代世界文学之潮流》是较早从思想、精神与文字上阐述“世界文学”理念的文章。他认为真正的“世界文学”可以跨越种族与国家的界限，甚至进一步超越语言和文字的隔膜——因为“将来世界大同，交通便利，不仅是思想彼此映合，渐渐地趋于一致，将来文字也必定要统一的”[2]。此“文学统一”观的基础是人类思想的同一，郑振铎之“文学统一观”则更进一步，由思想上升到人类的本能。他认为只要是“人”这一族类，就有着超越时间、地理、民族与人种的相同的东西存在——表达这一本能的载体便是文学。因此，看待文学必须“‘一视同仁’，决不容有什么地域的人种的见解了”[3]。
美国学者莫尔顿在《世界文学——及其整体文化中的地位》一书的前言中声称，世界文学的定义，不只是特定文学的总和，而是作为一个统一体——从以英语为母语的民族视角来看文学领域[4]。该书还特地将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与世界的文学（universal literature）区别开来，处处强调统一体（unity）。郑振铎极为服膺莫尔顿，而莫尔顿主张文学研究须有超越民族地域的宏大视野之观点，这正与郑振铎气魄大喜宏观的兴趣相合。
“人类主义”立场是西方启蒙思想传入以后中国进步知识分子所乐于接受的，当中国不再是天下的中心，中国作为文明国家的“中心性”与“唯一性”消失，它成为众多文明中的一支，其价值需要在相互碰撞与权衡中确立。当知识分子觉察到中国已明显被摒弃于“现代”（modern）之外时，超越偏见不带歧视的“人类主义”更容易让他们找到心理平衡。所以，“绝大多数以阐扬民族文化、激发爱国主义为动机的中国文学的编写者，反而都选择了超越民族——国界的普世的立场”[5]。“世界大同”背后隐含的诉求是中国可以重新在世界上找到自己的位置。郑振铎认为，人类共通的情绪与情感是文学可以“统一”的基础，文学必须打破专门研究的局限才能进行整体彻底研究，使得“统一”成为需要——新文学运动者对于“文学统一”观异乎寻常的鼓吹，其背后反映的是中国学人欲在世界平台重构中国形象的热情，以及“失语”状态下为中国文学寻找世界定位的焦虑。
三、中国的缺席：德林瓦特《文学大纲》给郑振铎带来的刺激
尽管诸如“海外文坛消息”一类的世界文坛动态时时见诸报端，世界文学名著的翻译出版不少推出，周作人亦撰过《欧洲文学史》等，但其实翻译者对于作品与作家的选择，总体来说比较散乱。郑振铎一向对文学史比较偏爱，他认为文学史能供给初入门者一个整体的文学发展印象，是研究一介作家或读一部文学作品的人所必须掌握的。故郑振铎从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就留心各国的文学史专著，并在1925年的《各国文学史介绍》中阐明文学史对初学者的重要性。当然，要给世界文学一个有选择标准与目的的“指导者”，就当时而言，不但中国学者无法担此重任，放眼国外也难有学者具此魄力与学养。1921年沈雁冰在《文学周报》第74期上以《各国文学史》为名介绍的24种文学史，完全没有“世界文学史”的身影。而郑振铎《关于文学原理的重要书籍介绍》[6]中列出的50种文学理论著作，基本涵盖当时世界上较有影响的文学研究论著——真正标举世界文学的，亦不过莫尔顿一本《世界文学论》而已——这还算不上实质意义上的世界文学史。 1923年，英国伦敦的佐治纽痕公司（George Newnes，lid.）出版了由德林瓦特编的《文学大纲》（The outline of literature），与《艺术大纲》编订在一起分二十六册陆续发行。初见第一册的序言，郑振铎以为盼望已久的世界文学要略终于出现。因为德林瓦特在编写序言中宣称“它是一部很有叙述文学的全部发展历史的书”。郑振铎立刻约定几位朋友，想分工把它翻译给中国的读者。然而十余册出来之后，郑振铎大失所望，“所有的叙述都以英美二国为中心”，并断定它绝不是一部适宜于中国读者的书。
德著《文学大纲》与理查兹及欧文的《世界文学史》一样，内中叙述中国文学的篇幅极为稀少，且多讹误。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中的缺席，深深地刺激郑振铎自己动手编撰的雄心。文学虽然一时间在语言与文字上不可能做到真正“统一”，世界文学史著者会因客观上难以避免的文字隔膜而有所偏重，但中国文学作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是决不能缺席于《世界文学史》的——这就是郑振铎编撰《文学大纲》的真正原因。
中国文学缺席“世界文学史”为什么会引起他如此的不安呢？正如薛羽所言，文学史书写“也是参与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方式”[7]，表面看是德林瓦特撰的《世界文学史》不适宜于中国的读者，实是“五四”后一代学人欲借古代文学优势重塑国人民族自信的行动表现。这个任务由郑振铎完成，一方面“五四”前后翻译文学的勃兴大大拓宽了他的学术视野，他的编辑之职与藏书之富为编撰文学史提供了材料基础。另一方面，相信“文学统一”的世界史观是他编写成功的理论支柱，况且郑振铎之文学研究一直贯穿“整理中国文学”与“介绍世界文学”同步进行的基调。所以，在时代赋予的机遇面前，在众多学者均有“在世界文学中定中国文学之地位”①的意识背景之下，只有郑振铎率先完成重任，撰著中国第一部世界文学史——也是中国“民族性”与“世界性”第一次统一的世界文学史。
注释：
①如闻一多云：“将艺术各部门及中外艺术进行比较，以求要点，即在世界文学中定中国文学之地位，和在整个文化中定中国文学之要点。”见《闻一多全集》第十卷第37页；傅彦长亦有《中国文学在世界上之地位》称“中国文学在世界上简直是孤立的，没有地位的”。见《文学周报》1928年12月9日第255期.
参考文献：
[1]《世界知识》创刊辞[J].世界知识，1934（01）.
[2]杨亦曾.近代世界文学之潮流[J].新群，1919（02）.
[3]郑振铎.文学的统一观[A].郑振铎全集[C].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
[4]Richard G.Moulton，The Preface of World Literature and its Place in General Culture：This book presents a conception of World Literature，not in the sense of the sum total of particular literatures，but as a unity，the literary field seen in perspective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English-speaking peoples.The Macmillan Company，1930.
[5]戴燕.前言.文学史的权力[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6]郑振铎.关于文学原理的重要书籍介绍[J].小说月报，1923（01）.
[7]薛羽.中国文学史的“起源”——《文学史的权力》读后感[J].博览群书，2004（06）.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学者藏书与俗文学学科的建立——以晚清民国为中心”（2014M562042）阶段成果之一。
关键词： 《文学大纲》 世界意识 中国文学史地位
中国古代本无“文学史”概念。“文学史”之名，起源于西方的history of literary，转道日本而输入中国。二十世纪初，中国新文学提倡者借用这种历史叙述的形式重新讲述一个有关“中国古代文学”的故事，以期得出“旧文学”已经“死去”的结论。他们试图以崭新的视角与方式对历代文学的源流、变迁加以重新认识与描述，并力争为中国文学寻找世界性定位。1927年，郑振铎以一己之力编撰出版《文学大纲》，首次将中国文学放置“世界文学史”视阈下，试图借此凸显中国文学的“世界”地位。
一、“世界”与“世界文学”观念的输入
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本无现代意义上的“世界”观。“世界”一词连用，最先是《楞严经》中佛家对时空概念的表述：“世”乃时间，“界”即空间。与今天通用的“泛指地球上所有的地方”之义迥异，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其实起源于十九世纪日本人对英语“The world”的意译，逐渐改变了国人“中国居天下之中心”的观念。从瞠目且醉心于泰西的物质文明，到反思以“民族”、“国家”角度看问题的局限性，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的态度逐渐从盲目崇拜转向理性观察。随着西方科学论著翻译的深入，东西方的交流由表面可感的坚船利炮延伸到更深的文化层面，中国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中国乃天下中心”的荒谬，开始接受“中国只是世界民族国家之一”的世界观。
在文学界，直到现代小说以其广泛普及的功用而得到新派文人的大力提倡，国人才真正认识到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潮流间的距离。从“中国一切皆胜西人，所不如者，兵而已”到认识“中国的文坛一片绝大的荒原”，这中间经历几十年漫长的翻译讨论过程。随着翻译从单纯的作品深入文学理论，文坛才慢慢接受平等的“世界”观念——这从《世界知识》的创刊辞可见一斑：其第一句即“中国是‘世界的中国’了”[1]。也就是说，一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知识分子才认识到中国文学只是“世界文学”之一部分。从此，“世界”视野与“世界文学”（literature of the world）渐渐成为二十世纪初谈文论艺者所乐于标榜的新词汇。
二、文学的统一：世界文学史观
“世界文学”的构想虽然早在1827年就有歌德为之大声疾呼，但真正有勇气立足于人类文明高度撰著的“世界文学史”，却直到二十世纪才出现。“世界文学史”之所以成为可能，最重要的理论基础是文学的统，即文学是没有国界的。
文字迥异的各民族文学为什么可以“统一”？近代学者找到“思想”与“精神”相通这一理论基础。1919年，杨亦曾发表的《近代世界文学之潮流》是较早从思想、精神与文字上阐述“世界文学”理念的文章。他认为真正的“世界文学”可以跨越种族与国家的界限，甚至进一步超越语言和文字的隔膜——因为“将来世界大同，交通便利，不仅是思想彼此映合，渐渐地趋于一致，将来文字也必定要统一的”[2]。此“文学统一”观的基础是人类思想的同一，郑振铎之“文学统一观”则更进一步，由思想上升到人类的本能。他认为只要是“人”这一族类，就有着超越时间、地理、民族与人种的相同的东西存在——表达这一本能的载体便是文学。因此，看待文学必须“‘一视同仁’，决不容有什么地域的人种的见解了”[3]。
美国学者莫尔顿在《世界文学——及其整体文化中的地位》一书的前言中声称，世界文学的定义，不只是特定文学的总和，而是作为一个统一体——从以英语为母语的民族视角来看文学领域[4]。该书还特地将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与世界的文学（universal literature）区别开来，处处强调统一体（unity）。郑振铎极为服膺莫尔顿，而莫尔顿主张文学研究须有超越民族地域的宏大视野之观点，这正与郑振铎气魄大喜宏观的兴趣相合。
“人类主义”立场是西方启蒙思想传入以后中国进步知识分子所乐于接受的，当中国不再是天下的中心，中国作为文明国家的“中心性”与“唯一性”消失，它成为众多文明中的一支，其价值需要在相互碰撞与权衡中确立。当知识分子觉察到中国已明显被摒弃于“现代”（modern）之外时，超越偏见不带歧视的“人类主义”更容易让他们找到心理平衡。所以，“绝大多数以阐扬民族文化、激发爱国主义为动机的中国文学的编写者，反而都选择了超越民族——国界的普世的立场”[5]。“世界大同”背后隐含的诉求是中国可以重新在世界上找到自己的位置。郑振铎认为，人类共通的情绪与情感是文学可以“统一”的基础，文学必须打破专门研究的局限才能进行整体彻底研究，使得“统一”成为需要——新文学运动者对于“文学统一”观异乎寻常的鼓吹，其背后反映的是中国学人欲在世界平台重构中国形象的热情，以及“失语”状态下为中国文学寻找世界定位的焦虑。
三、中国的缺席：德林瓦特《文学大纲》给郑振铎带来的刺激
尽管诸如“海外文坛消息”一类的世界文坛动态时时见诸报端，世界文学名著的翻译出版不少推出，周作人亦撰过《欧洲文学史》等，但其实翻译者对于作品与作家的选择，总体来说比较散乱。郑振铎一向对文学史比较偏爱，他认为文学史能供给初入门者一个整体的文学发展印象，是研究一介作家或读一部文学作品的人所必须掌握的。故郑振铎从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就留心各国的文学史专著，并在1925年的《各国文学史介绍》中阐明文学史对初学者的重要性。当然，要给世界文学一个有选择标准与目的的“指导者”，就当时而言，不但中国学者无法担此重任，放眼国外也难有学者具此魄力与学养。1921年沈雁冰在《文学周报》第74期上以《各国文学史》为名介绍的24种文学史，完全没有“世界文学史”的身影。而郑振铎《关于文学原理的重要书籍介绍》[6]中列出的50种文学理论著作，基本涵盖当时世界上较有影响的文学研究论著——真正标举世界文学的，亦不过莫尔顿一本《世界文学论》而已——这还算不上实质意义上的世界文学史。 1923年，英国伦敦的佐治纽痕公司（George Newnes，lid.）出版了由德林瓦特编的《文学大纲》（The outline of literature），与《艺术大纲》编订在一起分二十六册陆续发行。初见第一册的序言，郑振铎以为盼望已久的世界文学要略终于出现。因为德林瓦特在编写序言中宣称“它是一部很有叙述文学的全部发展历史的书”。郑振铎立刻约定几位朋友，想分工把它翻译给中国的读者。然而十余册出来之后，郑振铎大失所望，“所有的叙述都以英美二国为中心”，并断定它绝不是一部适宜于中国读者的书。
德著《文学大纲》与理查兹及欧文的《世界文学史》一样，内中叙述中国文学的篇幅极为稀少，且多讹误。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中的缺席，深深地刺激郑振铎自己动手编撰的雄心。文学虽然一时间在语言与文字上不可能做到真正“统一”，世界文学史著者会因客观上难以避免的文字隔膜而有所偏重，但中国文学作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是决不能缺席于《世界文学史》的——这就是郑振铎编撰《文学大纲》的真正原因。
中国文学缺席“世界文学史”为什么会引起他如此的不安呢？正如薛羽所言，文学史书写“也是参与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方式”[7]，表面看是德林瓦特撰的《世界文学史》不适宜于中国的读者，实是“五四”后一代学人欲借古代文学优势重塑国人民族自信的行动表现。这个任务由郑振铎完成，一方面“五四”前后翻译文学的勃兴大大拓宽了他的学术视野，他的编辑之职与藏书之富为编撰文学史提供了材料基础。另一方面，相信“文学统一”的世界史观是他编写成功的理论支柱，况且郑振铎之文学研究一直贯穿“整理中国文学”与“介绍世界文学”同步进行的基调。所以，在时代赋予的机遇面前，在众多学者均有“在世界文学中定中国文学之地位”①的意识背景之下，只有郑振铎率先完成重任，撰著中国第一部世界文学史——也是中国“民族性”与“世界性”第一次统一的世界文学史。
注释：
①如闻一多云：“将艺术各部门及中外艺术进行比较，以求要点，即在世界文学中定中国文学之地位，和在整个文化中定中国文学之要点。”见《闻一多全集》第十卷第37页；傅彦长亦有《中国文学在世界上之地位》称“中国文学在世界上简直是孤立的，没有地位的”。见《文学周报》1928年12月9日第255期.
参考文献：
[1]《世界知识》创刊辞[J].世界知识，1934（01）.
[2]杨亦曾.近代世界文学之潮流[J].新群，1919（02）.
[3]郑振铎.文学的统一观[A].郑振铎全集[C].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
[4]Richard G.Moulton，The Preface of World Literature and its Place in General Culture：This book presents a conception of World Literature，not in the sense of the sum total of particular literatures，but as a unity，the literary field seen in perspective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English-speaking peoples.The Macmillan Company，1930.
[5]戴燕.前言.文学史的权力[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6]郑振铎.关于文学原理的重要书籍介绍[J].小说月报，1923（01）.
[7]薛羽.中国文学史的“起源”——《文学史的权力》读后感[J].博览群书，2004（06）.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学者藏书与俗文学学科的建立——以晚清民国为中心”（2014M562042）阶段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