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朗曾说：“与其咒骂黑暗，不如燃起一支明烛。”她用一生诠释了这一箴言。在对真理和光明的追求中，她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斗志和不衰的激情。作为一名进步记者和作家，她的一生都在全心全意地追求自己的目标：从革命发源地收集革命信息，再把这种革命信息传播到世界各地。
　　1885年11月，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出生于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的费德兰，父亲是牧师，母亲是受过大学教育的妇女。十九岁时她在奥柏林大学获文学士学位。后入芝加哥大学深造，成为该校获哲学博士学位的最年轻的一位女性。
　　1925年，斯特朗首次访问中国。当时正值大革命时期，她曾经说，吸引她的不是“异国圣地文明和古代宫殿”，也不是这里的“珠宝和丝织品”，而是这里的激情，即革命的风暴。她报道并支持省港大罢工，采访了罢工领导人苏兆征。1927年，她第二次访问中国，访问湖南、上海、武汉和西北地区，报道了湖南农民运动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真相，写下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向全世界报道国民党蒋介石对中国革命的镇压。
　　1937年底，已年过五十的斯特朗决定第三次回到中国，因为“中国人民终于联合起来抗击日本了，而这是对人类前途最重要的革命斗争”。1938年1月，经过艰难的旅行之后，斯特朗终于抵达山西五台山八路军总部。在这里，她见到了朱德、彭德怀、贺龙、刘伯承等八路军高级将领。斯特朗在八路军总部住了10天，她和八路军指挥员、解放区的战士们一起吃小米饭、住窑洞，并向他们了解中国革命的进程、敌后抗战的情况。
　　1940年12月底她第四次来到中国，飞抵重庆。得知斯特朗来到重庆，周恩来派人邀请她去周公馆，并连续几晚与她彻夜长谈。周恩来告诉斯特朗：“近两年来，国共关系日趋紧张，蒋介石的将领不断挑起冲突。”谈到目前时局，周恩来表示：“蒋介石已经下令长江以南的新四军必须按照他的意图撤到黄河以北，如果执行蒋介石的命令，所有中国共产党的军队都将集中在北方，完全成为日本人的攻击目标。”斯特朗了解事态的严重性后，向周恩来表示愿为共产党尽一己之力。周恩来交给她一份长达26页的文件及有关资料，并郑重地嘱咐她：“你现在不要发表这些材料。要等我捎信给你，同意你这样做时再发表。我们不希望过早的揭露这些冲突而加剧摩擦。不过，我们愿意把这种材料交到值得信任的国外人士手中，以便在蒋（介石）展开更加疯狂的进攻时及时揭露。我们担心这种进攻。”
　　在回美国的途中，斯特朗于广播中知悉“皖南事变”发生。1942年2月初，斯特朗接到一封来自马尼拉的未署名的航空信件，信中简单地说：“发表你所知道之事的时机已经到来。”信封内还装有中国共产党人重新组建新四军的正式命令全文，还有“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的正式声明。声明列举出重庆亲日分子要把中国纳入纳粹法西斯轴心国的15点阴谋计划。经过重重曲折，最终，斯特朗的报道出现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皖南事变”的真相终于浮出水面，被世人所了解。
　　在中国的日子，让斯特朗爱上了这片土地，爱上了中国。1958年，经历过几番周折，斯特朗终于得偿所愿，在73岁高龄时第6次访华。当时她健康状况欠佳，患有帕格特后遗症，只得借助拐杖行走。这一次，她留在了中国。
　　她在中国生活的最后12年，走遍了大半个中国，最远到海南岛和西藏。1959年被批准为第一批访问西藏的外国记者代表团成员之一。她非常热爱中国，曾向全世界报道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作出了贡献。她说：“我认为中国人比其他任何人都懂得人类应走的道路。”
　　1970年，斯特朗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她85年的生命，三分之一在美国，三分之一在苏联，三分之一在她称为“理想的归宿地”的中国。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墓碑上铭刻着郭沫若的手迹：“美国进步作家和中国人民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