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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部差役的类型非常广泛，如负责验尸的仵作、审案时站堂行杖刑的皂隶、看管犯人的禁卒、管理女犯的稳婆、执行死刑的刽子手、负责跑腿递送物品的小马、为各司官员担当服务工作的茶役厨役等，其中仵作是干系最大的差役之一。
清代刑部的仵作由刑部下令都察院五城司坊官在京师地区招募，由刑部通晓《洗冤录》的司官考选。仵作的工作是根据《洗冤录》的记载，检验尸、伤，作為验官填写“尸格”的依据，是类似于现在法医的角色。
按照清代制度，京师地区设有仵作的衙门有刑部、都察院、顺天府三处。刑部仵作主要负责检验“城内正身旗人及香山等处各营房旗人”中发生的命案。街道的旗、民命案，及发生在外城的命案，则由都察院五城兵马司仵作前往相验。当然，如果街道或是外城居住的重要人物出现横死的情况，也会由更权威的刑部仵作前往检验。除了刑部和隶属于都察院的兵马司仵作外，顺天府的两个附郭县大兴、宛平也设有仵作，负责五城管辖范围之外的命案检验。
仵作是刑部中地位低微、薪俸微薄而责任重大、作用极其关键者之一。
仵作填写的尸格单，对司官审案、定罪，甚至案犯秋审是实是缓，都是基础性依据。因此，遇到人命大案，诉讼的双方如有家境富庶者，常出现贿赂仵作，嘱其谎报伤痕，以有利于己方的情况。此外，即便没有贿赂，由于水平所限，一些经验不足的仵作，也会出现漏看伤处的情况。一旦案情出现反复，这些出错的仵作就要受到严厉追究，因此他们往往宁愿坚持己见，甚至故意破坏尸体，也不愿意承认初验错误。
清代州县通常只设一两名仵作，所以一旦初验仵作或有心或无意地检验错误，就可能酿成大冤案。想要翻案，需要由另审官员跨县、跨府甚至跨省带领其他仵作重新检验。相对于地方而言，京城的制度安排看起来优越不少。刑部和五城兵马司的仵作隶属于不同衙门，又有顺天府各县的仵作作为补充。如果初验被认为有可能错误，二验、三验就要更换其他衙门的仵作前往，避免本衙门回护原验。不过，实际的情况却没有这样理想。
总的来说，刑部仵作的待遇较好，人员也比较充足。刑部正役仵作二人，户部月拨工食银每人二两，副役仵作减半。刑部每月从饭食银中补给正役仵作每人银二两、副役银一两，作为补贴;如果在大案中有出色表现，还能得到一些赏银。另外，刑部仵作的考试选拔奖惩由刑部司官负责，仵作检验时一般也有一两名司官在场监督。刑部司官通晓刑名，“不无谙练相验之人”，所以刑部在仵作问题上“体制较优”，刑部仵作人员充足，专业程度也较高。
与刑部相比，都察院系统的仵作问题就比较大了。首先，都察院五城兵马司按例各设正役仵作一名、副役一名，由本城御史自行招募。都察院正役仵作每月工食只有一两，副役只有五钱，是刑部相应等级仵作的1/4。因为“工食本微，获咎复易”，所以被“视为畏途，无人应募”。到道光初年，都察院系统能独自承担验尸工作的只有两三人，往返奔波于各城之间。这样的状况产生了两个负面影响。第一，仅有的几名仵作到处奔忙，验尸质量无法保障，审讯环节也容易出现问题。刑部各司接受五城案件后，“研讯供详、比较伤格”，或器物不对，或轻重稍差，往往临审更正。第二，由于五城仵作人数太少且质量低下，五城遇到人命案频发的情况，不但系统内常以“一人充数处之役”，且“向来与顺天府、刑部相互通融”。由此失去了制度安排中初验、二验各衙门相互制约、监督的意义，“易起小人挟制之心”。
更重要的是，即便刑部与都察院五城仵作分别初验、二验，但因为在现审案件的问讯程序上，五城检验完毕的命案，也一定要送到刑部审讯，刑部官、役又以精通刑名自居，是以五城仵作大多“不敢翻刑部的案”，以防被刑部审官在审讯过程中打击报复。
乾隆五十年（1785）发生的海昇杀妻案及其后续事件就明白展现出刑部、都察院、顺天府三衙门仵作在刑名大案中的关系。乾隆五十年三月，礼部员外郎海昇因为生活琐事，将其妻乌雅氏踢死后，装点成自缢状，试图蒙混脱罪。案发后，乌雅氏的弟弟贵宁因其姐死因可疑，就到步军统领衙门报案。步军统领衙门将案件转到刑部。刑部派司官业成额、李阔二人，带领刑部仵作李玉到海昇家验尸。李玉到海昇家后，向海昇家人王福要了使费银十两、雇车吃饭钱十五千，王福都照数付给。李玉和同来的书吏、稳婆、小马，以及业、李二司官的车夫将银钱分用。随后李玉虽然心知乌雅氏“脖项上一道浅痕，不像吊死”，但仍“含糊报系自缢”，且未报胸口致命的脚踢伤。事后，贵宁不服，屡次到步军衙门控告。乾隆帝再派左都御史纪昀带领两名御史，及西城仵作王国泰到海昇家验尸。随都察院官役同来的还有刑部司官庆兴、王士棻二人，及刑部初验仵作李玉。结果，虽然复验本应以都察院官、役为主，但西城仵作王国泰自认“其实尸身业已变发，项下并无伤痕。我因从前刑部原验系属自缢身死，我是城上仵作，不敢翻刑部的案，所以也报了有伤自缢身死”。是以这一次以都察院为主的验尸，其结果完全按照刑部初验上奏，没有起到任何纠错作用。因为贵宁不服，再次向步军衙门控告，乾隆帝又派户部侍郎曹文埴、工部侍郎伊龄阿带领大兴县仵作王全前往验尸，才验出乌雅氏项上并无缢痕的事情。
事情到此远没有结束。一年后的乾隆五十一年四月，刑部审理大兴县妇女梁张氏呈控其子梁冀州身死不明一案，审系该县仵作王全受贿，捏报跌伤所致。而这名叫王全的仵作，恰是一年前在刑部、都察院两次验尸后，验出乌雅氏并非自缢的那一位。乾隆帝遂对刑部大加怀疑，称此案“或刑部堂、司官，以及书役、仵作人等未免有意搜求，以为报复之计，亦未可定”。不过经军机大臣复查证明，此案确系王全之罪，刑部审理无误。乾隆帝判断错误，却不肯承认，仍旧用言语捎带刑部说：“刑部之究出此项情节，其为有心无心，朕亦不复深究。但朕一经指出，竟即系上年覆检乌雅氏尸伤之人，事之凑合如此，朕亦不能必刑部之竟属无心。今就案论案，刑部办理尚无错误，所有该部堂官及承办此案之司员姑免其治罪。”仵作王全虽然犯有受贿捏报重罪，但因为此前检验乌雅氏一案有功，被免于处理。
更巧的是，因为都察院五城仵作本来人员稀少不能足额，受乌雅氏一案的连累，又有多名仵作被革役，因此在随后的一年里，都察院仵作严重不足，即便屡次命令各城御史紧急募集人手，但“应者寥寥”，一直空缺。在此期间，五城遇到命案，都要借用顺天府的仵作办事。梁冀州案发后两个月，左都御史纪昀行文顺天府尹吴省钦，请他将顺天府下辖各县中的一名谙熟仵作借都察院一用。吴省钦向纪昀表示，顺天府下辖各县的仵作人手都非常紧张，目前能抽调出来借给都察院的，只有大兴县刚出了严重问题的王全。但王全一听说自己要被借给曾经得罪过的都察院，立即请求解除差役，拒不前往。吴省钦将此事向乾隆帝上奏。
乾隆帝并不了解都察院仵作严重缺乏的情况，随即下旨斥责都察院说：“两县、五城各自额设仵作，自应各自着役当差，何以都察院屡次向顺天府拨仵作应用？此必纪昀因大兴县仵作王全上年验出乌雅氏真伤，意欲挟嫌报复王全，设法处治，故屡向咨取应差。而王全既已得罪刑部、都察院，昨经刑部于梁冀州一案奏请治罪，经朕看出，交军机大臣查明，即系验乌雅氏真伤之仵作王全，是以特降恩旨释放。今都察院又复传拨不休，是有意折磨，以为报复之举。王全告退，明系畏避所致……且君子不念旧恶。纪昀，读书人也，而鳃鳃下与仵作为仇，不甚鄙乎？德保现署总宪，乃一任纪昀之挟私寻隙，竟同聋瞆，所司何事？德保、纪昀俱著传旨严行申饬。”
事后纪昀、德保等人辩白。不过，乾隆帝对辩解并不以为然，再次斥责纪昀“不忘芥蒂，殊属可鄙”。
除了京师人命案的检验外，如果地方上遇到有明显涉及仵作验尸不实以致情节不清，或是尸体腐坏，本地仵作无力勘验的情况，也常由地方官奏请，经皇帝下旨，命刑部仵作跟随本部堂司官员前往案发地勘验。清代许多疑难大案，都通过这种方式破获定案。刑部仵作的业务能力可以拔得头筹，应属事实。
（摘自山西人民出版社《清代的案与刑》 作者：郑小悠）
清代刑部的仵作由刑部下令都察院五城司坊官在京师地区招募，由刑部通晓《洗冤录》的司官考选。仵作的工作是根据《洗冤录》的记载，检验尸、伤，作為验官填写“尸格”的依据，是类似于现在法医的角色。
按照清代制度，京师地区设有仵作的衙门有刑部、都察院、顺天府三处。刑部仵作主要负责检验“城内正身旗人及香山等处各营房旗人”中发生的命案。街道的旗、民命案，及发生在外城的命案，则由都察院五城兵马司仵作前往相验。当然，如果街道或是外城居住的重要人物出现横死的情况，也会由更权威的刑部仵作前往检验。除了刑部和隶属于都察院的兵马司仵作外，顺天府的两个附郭县大兴、宛平也设有仵作，负责五城管辖范围之外的命案检验。
仵作是刑部中地位低微、薪俸微薄而责任重大、作用极其关键者之一。
仵作填写的尸格单，对司官审案、定罪，甚至案犯秋审是实是缓，都是基础性依据。因此，遇到人命大案，诉讼的双方如有家境富庶者，常出现贿赂仵作，嘱其谎报伤痕，以有利于己方的情况。此外，即便没有贿赂，由于水平所限，一些经验不足的仵作，也会出现漏看伤处的情况。一旦案情出现反复，这些出错的仵作就要受到严厉追究，因此他们往往宁愿坚持己见，甚至故意破坏尸体，也不愿意承认初验错误。
清代州县通常只设一两名仵作，所以一旦初验仵作或有心或无意地检验错误，就可能酿成大冤案。想要翻案，需要由另审官员跨县、跨府甚至跨省带领其他仵作重新检验。相对于地方而言，京城的制度安排看起来优越不少。刑部和五城兵马司的仵作隶属于不同衙门，又有顺天府各县的仵作作为补充。如果初验被认为有可能错误，二验、三验就要更换其他衙门的仵作前往，避免本衙门回护原验。不过，实际的情况却没有这样理想。
总的来说，刑部仵作的待遇较好，人员也比较充足。刑部正役仵作二人，户部月拨工食银每人二两，副役仵作减半。刑部每月从饭食银中补给正役仵作每人银二两、副役银一两，作为补贴;如果在大案中有出色表现，还能得到一些赏银。另外，刑部仵作的考试选拔奖惩由刑部司官负责，仵作检验时一般也有一两名司官在场监督。刑部司官通晓刑名，“不无谙练相验之人”，所以刑部在仵作问题上“体制较优”，刑部仵作人员充足，专业程度也较高。
与刑部相比，都察院系统的仵作问题就比较大了。首先，都察院五城兵马司按例各设正役仵作一名、副役一名，由本城御史自行招募。都察院正役仵作每月工食只有一两，副役只有五钱，是刑部相应等级仵作的1/4。因为“工食本微，获咎复易”，所以被“视为畏途，无人应募”。到道光初年，都察院系统能独自承担验尸工作的只有两三人，往返奔波于各城之间。这样的状况产生了两个负面影响。第一，仅有的几名仵作到处奔忙，验尸质量无法保障，审讯环节也容易出现问题。刑部各司接受五城案件后，“研讯供详、比较伤格”，或器物不对，或轻重稍差，往往临审更正。第二，由于五城仵作人数太少且质量低下，五城遇到人命案频发的情况，不但系统内常以“一人充数处之役”，且“向来与顺天府、刑部相互通融”。由此失去了制度安排中初验、二验各衙门相互制约、监督的意义，“易起小人挟制之心”。
更重要的是，即便刑部与都察院五城仵作分别初验、二验，但因为在现审案件的问讯程序上，五城检验完毕的命案，也一定要送到刑部审讯，刑部官、役又以精通刑名自居，是以五城仵作大多“不敢翻刑部的案”，以防被刑部审官在审讯过程中打击报复。
乾隆五十年（1785）发生的海昇杀妻案及其后续事件就明白展现出刑部、都察院、顺天府三衙门仵作在刑名大案中的关系。乾隆五十年三月，礼部员外郎海昇因为生活琐事，将其妻乌雅氏踢死后，装点成自缢状，试图蒙混脱罪。案发后，乌雅氏的弟弟贵宁因其姐死因可疑，就到步军统领衙门报案。步军统领衙门将案件转到刑部。刑部派司官业成额、李阔二人，带领刑部仵作李玉到海昇家验尸。李玉到海昇家后，向海昇家人王福要了使费银十两、雇车吃饭钱十五千，王福都照数付给。李玉和同来的书吏、稳婆、小马，以及业、李二司官的车夫将银钱分用。随后李玉虽然心知乌雅氏“脖项上一道浅痕，不像吊死”，但仍“含糊报系自缢”，且未报胸口致命的脚踢伤。事后，贵宁不服，屡次到步军衙门控告。乾隆帝再派左都御史纪昀带领两名御史，及西城仵作王国泰到海昇家验尸。随都察院官役同来的还有刑部司官庆兴、王士棻二人，及刑部初验仵作李玉。结果，虽然复验本应以都察院官、役为主，但西城仵作王国泰自认“其实尸身业已变发，项下并无伤痕。我因从前刑部原验系属自缢身死，我是城上仵作，不敢翻刑部的案，所以也报了有伤自缢身死”。是以这一次以都察院为主的验尸，其结果完全按照刑部初验上奏，没有起到任何纠错作用。因为贵宁不服，再次向步军衙门控告，乾隆帝又派户部侍郎曹文埴、工部侍郎伊龄阿带领大兴县仵作王全前往验尸，才验出乌雅氏项上并无缢痕的事情。
事情到此远没有结束。一年后的乾隆五十一年四月，刑部审理大兴县妇女梁张氏呈控其子梁冀州身死不明一案，审系该县仵作王全受贿，捏报跌伤所致。而这名叫王全的仵作，恰是一年前在刑部、都察院两次验尸后，验出乌雅氏并非自缢的那一位。乾隆帝遂对刑部大加怀疑，称此案“或刑部堂、司官，以及书役、仵作人等未免有意搜求，以为报复之计，亦未可定”。不过经军机大臣复查证明，此案确系王全之罪，刑部审理无误。乾隆帝判断错误，却不肯承认，仍旧用言语捎带刑部说：“刑部之究出此项情节，其为有心无心，朕亦不复深究。但朕一经指出，竟即系上年覆检乌雅氏尸伤之人，事之凑合如此，朕亦不能必刑部之竟属无心。今就案论案，刑部办理尚无错误，所有该部堂官及承办此案之司员姑免其治罪。”仵作王全虽然犯有受贿捏报重罪，但因为此前检验乌雅氏一案有功，被免于处理。
更巧的是，因为都察院五城仵作本来人员稀少不能足额，受乌雅氏一案的连累，又有多名仵作被革役，因此在随后的一年里，都察院仵作严重不足，即便屡次命令各城御史紧急募集人手，但“应者寥寥”，一直空缺。在此期间，五城遇到命案，都要借用顺天府的仵作办事。梁冀州案发后两个月，左都御史纪昀行文顺天府尹吴省钦，请他将顺天府下辖各县中的一名谙熟仵作借都察院一用。吴省钦向纪昀表示，顺天府下辖各县的仵作人手都非常紧张，目前能抽调出来借给都察院的，只有大兴县刚出了严重问题的王全。但王全一听说自己要被借给曾经得罪过的都察院，立即请求解除差役，拒不前往。吴省钦将此事向乾隆帝上奏。
乾隆帝并不了解都察院仵作严重缺乏的情况，随即下旨斥责都察院说：“两县、五城各自额设仵作，自应各自着役当差，何以都察院屡次向顺天府拨仵作应用？此必纪昀因大兴县仵作王全上年验出乌雅氏真伤，意欲挟嫌报复王全，设法处治，故屡向咨取应差。而王全既已得罪刑部、都察院，昨经刑部于梁冀州一案奏请治罪，经朕看出，交军机大臣查明，即系验乌雅氏真伤之仵作王全，是以特降恩旨释放。今都察院又复传拨不休，是有意折磨，以为报复之举。王全告退，明系畏避所致……且君子不念旧恶。纪昀，读书人也，而鳃鳃下与仵作为仇，不甚鄙乎？德保现署总宪，乃一任纪昀之挟私寻隙，竟同聋瞆，所司何事？德保、纪昀俱著传旨严行申饬。”
事后纪昀、德保等人辩白。不过，乾隆帝对辩解并不以为然，再次斥责纪昀“不忘芥蒂，殊属可鄙”。
除了京师人命案的检验外，如果地方上遇到有明显涉及仵作验尸不实以致情节不清，或是尸体腐坏，本地仵作无力勘验的情况，也常由地方官奏请，经皇帝下旨，命刑部仵作跟随本部堂司官员前往案发地勘验。清代许多疑难大案，都通过这种方式破获定案。刑部仵作的业务能力可以拔得头筹，应属事实。
（摘自山西人民出版社《清代的案与刑》 作者：郑小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