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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综观国际国内大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党的十八大进一步申明的这个重大判断来自于对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国际国内局势新变化及其走势的冷静分析与综合评估，是制定和实施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各项大政方针，确保2020年最终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根本依据。
中国成功抓住了21世纪头12年改革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战略机遇期是指有利于某个国家或地区实施战略部署、达成战略目标的一段特定时期。战略机遇期不是一般性的历史机遇，而是关乎一国兴衰和发展命运的重大历史契机。战略机遇期历来受到各个国家及其执政党的高度重视。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鉴于过去的教训，反复强调要抓住机遇，加快中国发展。2002年，党的十六大总揽全局，第一次明确提出：“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要牢牢“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2010年，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综合判断国际国内形势”，进一步得出结论：“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重大判定，深刻反映了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的历史方位，为党和国家抓住历史机遇，部署和落实改革发展的目标任务、方略步骤提供了客观依据。
21世紀头20年的战略机遇期，已过去12年。在这12年里，我们党和国家励精图治，开拓创新，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战胜来自经济、政治、自然界和外交领域的一系列严重考验，成功抓住并切实用好了这段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了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2003—201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实际增长10.7%，不仅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3.9%的年均增速，而且高于改革开放以来9.9%的年均增速，其中有6年实现了10%以上的增长速度。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出口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一大工业品制造国、第一大汽车生产和新车消费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20%。在经济总量稳步增长的同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快速增加，由2002年的1135美元上升至2011年的5432美元。
中国改革发展的历程和取得的成就昭示，党的十六大提出、十七大重申的我国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和部署是完全正确的，这12年的快速发展为我国在21世纪头20年战略机遇期的后8年实现经济社会的进一步更大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未来8年仍然是中国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距离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剩下8年时间。这8年，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攻坚时期，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战时期、“收官”时期。“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只有把握好中国发展和世界发展两个大势，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从战略高度准确研判未来8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才能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要求。
2008年以来，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一系列意义深远的新变化：已绵延4年之久的国际金融危机极大地削弱了长期独霸天下的美国实力；欧债危机严重撼动了欧洲经济；在美债欧债危机冲击下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减缓，曾经“一枝独秀”的金砖国家似也“风光不再”，难以独善其身；西方国家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抬头，围绕市场、资源、人才、技术等的竞争更加激烈；西亚北非局势持续动荡；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势力仍然猖獗；气候变化、能源、资源、粮食等危机不断加剧。与此同时，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亚太客观上给中国国家安全带来压力；国际舆论中对华负面情绪上升，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强硬论”乃至“中国崩溃论”等不时泛起；南海、钓鱼岛争端等对中国领土主权构成挑战；中国国内改革发展中的种种深层次问题也亟需面对和解决。
世情、国情所发生的一系列错综复杂的深刻变化，提出一个关乎全局的重大问题：十六大提出、十七大重申的关于我国发展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估量、判断和相关部署，是否仍然正确并继续管用？这是一个事关通盘设计和调整我国改革发展总体战略、对内对外方针政策的重大问题，不容回避，也不能回避。
我们党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也冷静、认真分析了这个问题。我们党在十七届五中全会研究制定“十二五”规划时，总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给出了“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答案——这是一个完全肯定的回答，也是一个令人信服的回答。作出这一回答的基本依据是：第一，从国际环境看，虽然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发生着并将继续发生深刻的新变化，但和平、发展、合作仍是时代潮流，当今世界的主题没有改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经济全球化总体趋势没有改变；种种保护主义虽一段时间有所抬头，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没有改变。在这些国际环境基本面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同时，出现的新变化是利弊共生的新变化。比如，国际金融危机催生了世界范围产业的新发展，科技创新孕育着新的突破；危机的发生使得世界各国开始加快发展模式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全球治理结构面临重大调整，在这个过程中各大国基本力量对比和相对地位将进一步发生变化，这为中国把握好在全球经济分工中的新定位，积极创造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提供了契机，我国通过积极参与国际体系改革主动塑造外部环境的空间大大增加了。第二，从国内环境看，我国正加快由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向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迈进。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发展，人均国民收入稳步增加，经济结构转型加快，市场需求潜力巨大，资金供给充裕，科技教育整体水平提升，劳动力素质改善，基础设施日益完善，体制活力显著增强，政府宏观调控和应对复杂局面能力明显提高，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健全，社会大局保持稳定，我国完全有条件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综合国力再上新台阶。
总之，正是基于以上认识，十八大再次肯定了“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重大判断，这就要求我们在从现在起到2020年的未来8年里，要以更广阔的视野，冷静观察，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全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以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铭记历史教训、增强危机意识，努力谋求更大更长久的战略机遇期
战略机遇期的确立是客观条件与主观认识相结合的产物。一方面，战略机遇期是客观的，生成战略机遇期必有一定的外部条件；另一方面，有利的外部条件并不能自动成为一国发展进步的战略机遇期，对战略机遇期的判断和把握需要强烈的主观体认、敏锐的战略洞察和时不我待紧紧抓住机遇期的历史使命感、责任感、进取心。机遇是客观的，能否抓住机遇，能否充分利用机遇，取决于图强的决心，前瞻的眼光，敏锐的反应，开拓的精神。从历史上看，在战略机遇期的客观条件出现后，一个国家及其执政者能认识到并切实把握好战略机遇期推动国家发展，往往成为决定其兴衰存亡命运的关键因素。
在这方面，中国有过惨痛教训。自15世纪以来，在内外條件兼具的情况下，我们要么懵懂不抓，要么抓而不住，要么抓而不紧，一次次丧失重要发展机遇期，教训可谓多矣。至今回想，犹令人扼腕。比如，我们丧失了保持和成为世界海洋强国的历史机遇。历史学家公认，15世纪的明王朝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力量。郑和“下西洋”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但是在郑和1433年“七下西洋”完成最后一次远航后，明朝统治者却下令禁止再进行任何远洋航海行动，郑和的大战船最终因搁置太久而烂掉。中国封建统治者自缚手脚、自毁长城的不明智做法，无可挽回地使中国盛极一时的海上优势逐渐萎缩，荡然无存，最终失去了与西方殖民者进行海上抗衡、成为海洋强国的机遇。再比如，我们丧失了紧跟世界工业化发展步伐的历史机遇。18世纪后期，在西方刚刚开始工业革命之际，中国正处于“康乾盛世”的鼎盛阶段，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中西经济文化交往频繁。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西方商人和使节所携带的钟表、仪器、火炮等科学技术，已经预示着西方社会大变革时代的到来。这本是中国抓住机遇，启动现代化的最好时机。但是由于清政府昧于世变，固步自封，依然陶醉于“天朝上国”的梦幻之中，结果坐失了推动中国社会经济转型大好时机，使中国在世界工业化的起步阶段就成了落伍者。
对一个国家的发展和一个民族的振兴来说，机遇并不常有，机遇来之不易，机遇稍纵即逝。因此，我们必须铭记历史教训，增加忧患意识、危机意识，勇于面对矛盾，善于抢抓机遇，凝聚力量，攻坚克难，加快发展。大国发展往往是在复杂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进行的，掌控和争取战略机遇期本身就是国际博弈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于我们确认的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必须认真维护、精心运筹。必须看到，经过十六大以来十年的发展，“我国经济总量从世界第六位跃升到第二位，社会生产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迈上一个大台阶，人民生活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水平迈上一个大台阶，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迈上一个大台阶”。中国获得了大发展，中国还将继续大发展，且一定会给世界带来更大的变化，这种发展本身就已表明中国正在成为塑造和影响国际大局的一个越来越突出、越来越重要的因素，已经成为推动和维系世界和平发展合作的重大力量。“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对于外部世界的演进趋势，中国在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的同时，已经掌握了一定的战略主动权和方向选择权，这就是我们运筹并争取持续获得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根本基础。因此，我们不仅仅要把握和利用好到2020年的战略机遇期，更要着眼于到21世纪中叶新中国成立100年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们要力争未来40年都成为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谋求更大更长久的空间、时间和战略机遇。
（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责任编辑：杜梅萍
中国成功抓住了21世纪头12年改革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战略机遇期是指有利于某个国家或地区实施战略部署、达成战略目标的一段特定时期。战略机遇期不是一般性的历史机遇，而是关乎一国兴衰和发展命运的重大历史契机。战略机遇期历来受到各个国家及其执政党的高度重视。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鉴于过去的教训，反复强调要抓住机遇，加快中国发展。2002年，党的十六大总揽全局，第一次明确提出：“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要牢牢“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2010年，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综合判断国际国内形势”，进一步得出结论：“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重大判定，深刻反映了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的历史方位，为党和国家抓住历史机遇，部署和落实改革发展的目标任务、方略步骤提供了客观依据。
21世紀头20年的战略机遇期，已过去12年。在这12年里，我们党和国家励精图治，开拓创新，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战胜来自经济、政治、自然界和外交领域的一系列严重考验，成功抓住并切实用好了这段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了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2003—201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实际增长10.7%，不仅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3.9%的年均增速，而且高于改革开放以来9.9%的年均增速，其中有6年实现了10%以上的增长速度。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出口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一大工业品制造国、第一大汽车生产和新车消费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20%。在经济总量稳步增长的同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快速增加，由2002年的1135美元上升至2011年的5432美元。
中国改革发展的历程和取得的成就昭示，党的十六大提出、十七大重申的我国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和部署是完全正确的，这12年的快速发展为我国在21世纪头20年战略机遇期的后8年实现经济社会的进一步更大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未来8年仍然是中国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距离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剩下8年时间。这8年，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攻坚时期，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战时期、“收官”时期。“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只有把握好中国发展和世界发展两个大势，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从战略高度准确研判未来8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才能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要求。
2008年以来，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一系列意义深远的新变化：已绵延4年之久的国际金融危机极大地削弱了长期独霸天下的美国实力；欧债危机严重撼动了欧洲经济；在美债欧债危机冲击下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减缓，曾经“一枝独秀”的金砖国家似也“风光不再”，难以独善其身；西方国家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抬头，围绕市场、资源、人才、技术等的竞争更加激烈；西亚北非局势持续动荡；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势力仍然猖獗；气候变化、能源、资源、粮食等危机不断加剧。与此同时，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亚太客观上给中国国家安全带来压力；国际舆论中对华负面情绪上升，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强硬论”乃至“中国崩溃论”等不时泛起；南海、钓鱼岛争端等对中国领土主权构成挑战；中国国内改革发展中的种种深层次问题也亟需面对和解决。
世情、国情所发生的一系列错综复杂的深刻变化，提出一个关乎全局的重大问题：十六大提出、十七大重申的关于我国发展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估量、判断和相关部署，是否仍然正确并继续管用？这是一个事关通盘设计和调整我国改革发展总体战略、对内对外方针政策的重大问题，不容回避，也不能回避。
我们党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也冷静、认真分析了这个问题。我们党在十七届五中全会研究制定“十二五”规划时，总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给出了“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答案——这是一个完全肯定的回答，也是一个令人信服的回答。作出这一回答的基本依据是：第一，从国际环境看，虽然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发生着并将继续发生深刻的新变化，但和平、发展、合作仍是时代潮流，当今世界的主题没有改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经济全球化总体趋势没有改变；种种保护主义虽一段时间有所抬头，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没有改变。在这些国际环境基本面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同时，出现的新变化是利弊共生的新变化。比如，国际金融危机催生了世界范围产业的新发展，科技创新孕育着新的突破；危机的发生使得世界各国开始加快发展模式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全球治理结构面临重大调整，在这个过程中各大国基本力量对比和相对地位将进一步发生变化，这为中国把握好在全球经济分工中的新定位，积极创造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提供了契机，我国通过积极参与国际体系改革主动塑造外部环境的空间大大增加了。第二，从国内环境看，我国正加快由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向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迈进。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发展，人均国民收入稳步增加，经济结构转型加快，市场需求潜力巨大，资金供给充裕，科技教育整体水平提升，劳动力素质改善，基础设施日益完善，体制活力显著增强，政府宏观调控和应对复杂局面能力明显提高，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健全，社会大局保持稳定，我国完全有条件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综合国力再上新台阶。
总之，正是基于以上认识，十八大再次肯定了“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重大判断，这就要求我们在从现在起到2020年的未来8年里，要以更广阔的视野，冷静观察，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全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以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铭记历史教训、增强危机意识，努力谋求更大更长久的战略机遇期
战略机遇期的确立是客观条件与主观认识相结合的产物。一方面，战略机遇期是客观的，生成战略机遇期必有一定的外部条件；另一方面，有利的外部条件并不能自动成为一国发展进步的战略机遇期，对战略机遇期的判断和把握需要强烈的主观体认、敏锐的战略洞察和时不我待紧紧抓住机遇期的历史使命感、责任感、进取心。机遇是客观的，能否抓住机遇，能否充分利用机遇，取决于图强的决心，前瞻的眼光，敏锐的反应，开拓的精神。从历史上看，在战略机遇期的客观条件出现后，一个国家及其执政者能认识到并切实把握好战略机遇期推动国家发展，往往成为决定其兴衰存亡命运的关键因素。
在这方面，中国有过惨痛教训。自15世纪以来，在内外條件兼具的情况下，我们要么懵懂不抓，要么抓而不住，要么抓而不紧，一次次丧失重要发展机遇期，教训可谓多矣。至今回想，犹令人扼腕。比如，我们丧失了保持和成为世界海洋强国的历史机遇。历史学家公认，15世纪的明王朝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力量。郑和“下西洋”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但是在郑和1433年“七下西洋”完成最后一次远航后，明朝统治者却下令禁止再进行任何远洋航海行动，郑和的大战船最终因搁置太久而烂掉。中国封建统治者自缚手脚、自毁长城的不明智做法，无可挽回地使中国盛极一时的海上优势逐渐萎缩，荡然无存，最终失去了与西方殖民者进行海上抗衡、成为海洋强国的机遇。再比如，我们丧失了紧跟世界工业化发展步伐的历史机遇。18世纪后期，在西方刚刚开始工业革命之际，中国正处于“康乾盛世”的鼎盛阶段，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中西经济文化交往频繁。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西方商人和使节所携带的钟表、仪器、火炮等科学技术，已经预示着西方社会大变革时代的到来。这本是中国抓住机遇，启动现代化的最好时机。但是由于清政府昧于世变，固步自封，依然陶醉于“天朝上国”的梦幻之中，结果坐失了推动中国社会经济转型大好时机，使中国在世界工业化的起步阶段就成了落伍者。
对一个国家的发展和一个民族的振兴来说，机遇并不常有，机遇来之不易，机遇稍纵即逝。因此，我们必须铭记历史教训，增加忧患意识、危机意识，勇于面对矛盾，善于抢抓机遇，凝聚力量，攻坚克难，加快发展。大国发展往往是在复杂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进行的，掌控和争取战略机遇期本身就是国际博弈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于我们确认的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必须认真维护、精心运筹。必须看到，经过十六大以来十年的发展，“我国经济总量从世界第六位跃升到第二位，社会生产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迈上一个大台阶，人民生活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水平迈上一个大台阶，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迈上一个大台阶”。中国获得了大发展，中国还将继续大发展，且一定会给世界带来更大的变化，这种发展本身就已表明中国正在成为塑造和影响国际大局的一个越来越突出、越来越重要的因素，已经成为推动和维系世界和平发展合作的重大力量。“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对于外部世界的演进趋势，中国在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的同时，已经掌握了一定的战略主动权和方向选择权，这就是我们运筹并争取持续获得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根本基础。因此，我们不仅仅要把握和利用好到2020年的战略机遇期，更要着眼于到21世纪中叶新中国成立100年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们要力争未来40年都成为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谋求更大更长久的空间、时间和战略机遇。
（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责任编辑：杜梅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