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多年前的一个深冬，一位从京城“下放”的老教授携家眷来到我们村安家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或者说劳动改造。
　　老教授一家4口(夫妻俩及他们的小女儿和长孙)就住在我家的后院里，而且一住就是十多年。在那特殊的年代里我们一家人对老教授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尤其是我的两个叔叔。
　　二叔当时是村里的民兵连长，“思想觉悟”非常高，自以为爱憎分明、能随时划清敌我界线，对老教授一家视若仇敌，自动“担负”起监视和“教育”老教授一家人的“义务”，常常对老教授横眉冷对恶言恶语。
　　有一次我奶奶看不下去，对二叔说“人家是大地方来的，知书达理，你何必这样对待人家……”
　　二叔颐指气使大声嚷嚷“什么大地方来的不就是臭老九、走资派……我连野兽都不怕还怕教授吗”？
　　三叔则恰恰相反，当时还在读中学的他对老教授一家视若亲人，对知识渊博的老教授更是毕恭毕敬、非常崇拜，在攀谈求教的同时还经常帮老教授一家挑水磨面干杂活。
　　老教授特别喜欢我三叔，常和他有说有笑，甚至彻夜长谈。后来他还送给我三叔许多书。
　　１９７７年恢复高考时，已辍学三四年的三叔在老教授的鼓励和指导下以全县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同时考上清华大学的还有老教授的小女儿——后来成了我的三婶。
　　次年，老教授夫妇和他们的孙子被专车接回北京。如今我三叔、三婶也早已是学富五车的博士生导师，成了国家的栋梁。而我的二叔至今还生活在农村毫无作为。
　　（摘自《没有钥匙的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