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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服饰的正面与背面，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然而，人们往往重视民族服饰的正面而忽视了背面，其实身后的美丽与价值并不亚于身前。在西藏不同藏区中的妇女背饰，实际上也存在着特殊性；而最有特点的女性背饰艺术，应当是西藏西部阿里地区的妇女背饰。它反应了人们的生活习俗、审美情趣、以及宗教观念。背饰作为藏民特有的服饰，既是物质文明的结晶，也是精神文明的载体。它是一种社会成员普遍心理情感和民族精神实质的文化形态。是个有待开发的艺术宝库，也是非常值得深入研究的文化现象。西藏阿里地区妇女们的服饰，不仅样式独特，背饰符号丰富，而且很具有代表性，更重要的是这些背饰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其文化的古老性。本文以西藏阿里地区的妇女背饰为例，试析其背饰所反映的标志特征和文化艺术的内容[1]。
关键词：背饰；妇女；阿里
阿里位于西藏西部，面积36万平方公里，人口约六万多，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小的地区之一，平均海拔高达4500以上，人们称阿里为世界屋脊上的屋脊[2]。
阿里高原以它神奇、独特的自然环境，亿万宗教信仰者心目中的理想和向往之地而著称于世，它的神秘而悠久灿烂的文化与历史正引起外部世界广泛的兴趣和重视。众所周知，雅砻文化孕育了伟大的藏民族，但是，古代象雄文明早于雅砻文明，早在吐蕃王朝建立之前，强大的由部落联盟组成的象雄国就已雄踞西藏高原，鼎盛时期曾包括今西藏东西北大部分地区。佛教传入西藏之前，西藏本土宗教“本教”就是从象雄传播到西藏各地的，记录本教经典的象雄马尔文也早在藏文之前产生。[3]而现在的阿里地区正是古象雄王国的中心地带。公元七世纪，象雄最后一个国王李米加被吐蕃王松赞干布所灭，象雄归属吐蕃国。吐蕃王国崩溃后，王室后裔贝果赞之子吉德尼玛衮西窜阿里，被普兰王扎西赞拥为王。吉德尼玛衮征服了阿里全境（包括克什米尔的拉达克地区，现为列城县），晚年将其分封给他的三个儿子，“大儿子贝吉衮占据玛域，次子扎西衮占据普兰，小儿子德祖衮占据象雄古格”。史书上称之为阿里三围，阿里这一称谓自此出现并沿用至今。小儿子德祖衮之古格王朝发展的最为强大，疆域扩张到普兰、玛域等地，社会生产和文化等迅速发展，成为阿里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的中心，直至公元十世纪末被拉达克军所灭。
阿里的文化、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并且自古享誉全西藏，对西藏各个时期的文化艺术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作为反映世世代代生活在这块高原上的人民的思想情感、民风民俗、历史传统、社会生活各个层面及文化的丰富和深厚积层的阿里服饰，同样显示出它的古老、丰富和独具艺术魅力的特点。首饰的概念在汉文化中一般是作为人体和服装的点缀，而在藏文化中，尤其对女性而言，用浑身披挂四字更为贴切，各类首饰与其挂件遍布全身。头上佩的，胸前戴的，腰上系的，手上戴的，背后披挂的。但在这些众多的首饰中我们平常最容易忽视的便是背饰。很少有人走到人们的背后，去欣赏他们背后精心制作的那些饰品[4]。
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阿里地区的妇女背饰。
一、标志特征
各地区服饰都有一个显著功能就是将服饰作为某种标志。也就是说，服饰不仅能分辨出不同民族或“部落”，而且还可以知其成年否、婚否、生育否、地位如何等等。一般普遍认为有如下几个标志特征：
（一）氏族的标志
服饰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标志，具有明显的区别功能。服饰是一个氏族部落的象征，从民族识别的角度来看，各民族都视服饰为本民族重要的标志。在同一民族内部，则以不同的饰品来区别不同支系。
普兰氏族：作为背饰“噶炯”是与头饰相连着的。在九世纪下半叶，吐蕃灭佛，继而爆发了席卷全藏的贫民大起义和王室内乱，吐蕃瓦解，进入西藏古代史中的“分治时期”。拉达克、古格与普兰三国由外及里即形成了历史上“阿里三围”的地理划分。在这三国发展的初期，因古格王国固有的实力以及借发展佛教而逐渐兴盛等原因，势力较强。它先期将普兰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后又分化出赞秋德一支在尼泊尔北部紧邻普兰的宗朗地区建立了亚泽王国。之后，古格王国与拉达克王国成为主要竞争对手，征战不断，最终于十七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拉达克的胜出而结束。“噶炯”就是普兰地区特有的装扮。普兰县科加村最值得一看的， 是村中珍藏的件稀世“奇装异服”——七套古装（包括背飾“噶炯”“改吧”）便成了整个西藏的绝版。
普兰地区妇女们的服饰主要是由“噶炯”和“改吧”以及其它除背饰以外的饰品组成。这种服饰由于时代久远且当时拥有者（贵族、官宦）有局限性，因而现在所留下来了并不多。也只有在现阿里的普兰地区还有保存者。可以说“噶炯”服饰就可以代表当时的普兰一氏。
“玛桑”氏族：“玛桑”是藏族远古的氏族之一，起源于阿里地区，其势力一度波及卫藏。在吐蕃王朝以前曾在高原掌权。到了吐蕃时代，大臣罗昂杀死止贡赞普，并一度夺取吐蕃政权。据《柱间史》第58页记载，大臣罗昂的全名叫“玛桑·罗昂”，可见，吐蕃王朝的初期，玛桑氏族还很强大。吐蕃初期也就是唐朝时期，在阿里能以“噶炯”“改吧”为整装的不可能为普通人。它所含的价格也非一般人所能接受，更何况这种服饰也有等级限制，而且这种服饰有学者认为是唐朝时的遗物，所以我们可以猜测这种服饰也许就是来源于“玛桑”氏族。
羌人：辫发是羌人的发型特征。《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记载：“氏人.......其俗.......及羌杂胡同。......皆编发。”
（二）身份、地位标志
到吐蕃时期，藏族服饰文化有了较大的发展“， 藏史记载，公元三世纪的拉脱脱日年赞时，吐蕃赞普的服饰已与众不同。出现了服饰等级的差异，藏王与官吏武将从头饰、帽、胸前的挂饰衣袍的式样各有不同，并以此区别职位的高低。西藏传统的达官贵人服饰，质地高档，做工精致，花样繁多，特别讲究衣着与身份、地位相称。
民族服饰特别是饰品相应地体现出等级制的特征，人们佩戴的头饰、项链等装饰物有区分等级和显示地位的作用。如西藏阿里地区的“噶炯”，普通妇女一般不能佩戴，只有世袭贵夫人才能佩戴，它是等级、地位的象征物。也有学者认为它是古时的宫廷舞蹈服饰。[5]吐蕃时期有章饰标志的等级制度：一等为翡翠、二等为黄金、三等镀金、四等为银、五等为铜、六等为铁。那么我们也可以从阿里妇女的背饰“噶炯”上看到的大小不一的长方形黄金，联想到这种背饰所含的登记制度。而对于其是宫廷舞蹈服饰这一说法产生了疑问。辫发及辫筒是牧区妇女的主要装饰，由于以游牧为生活，需要将全家，甚至几代人所积累的财产转化为珠宝首饰满身披挂，而四处搬迁去寻找水草丰盛之地，既安全又方便。这些贵族的饰品虽然没有中世纪西方贵族阶层的服饰那样奢华、富丽，但它们体现了这个特定地区的上层人士的审美情趣。通过这些遗存的饰品我们也可一览当时藏族工匠们精湛的手工技艺。 二、文化艺术
阿里服饰不仅种类多，而且具有浓郁的民族和地区的风格特色。服饰的风格、特色和种类与一定的文化传统、社会区域有直接的联系，它还受到了生活环境、生产方式、宗教等影响，这种影响对阿里服饰风格、特色的丰富和种类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一）地域环境
从地理环境方面来说，由于藏族居住生活分散，并且由褐色、灰色与黄色构成的高原大地环境逐渐形成了藏族人民追求明快色彩和色相反差的审美心理，色彩观更加美化，崇尚纯净之原色———正色，而将混浊之间色、复色视为非正色。藏民们在配饰上喜欢色彩艳丽的珊瑚、绿松石、琥珀、玛瑙等符合其对色彩的审美要求，产生追求“精细、唯美、装饰”为艺术特色的配饰样式。
《西藏王臣记》载：上部阿里是大象与野兽区。现在森林已消失，大象在阿里已无迹可寻，这不能不说是阿里苍桑变迁的佐证。
当时，交通也相当发达，共有道路4条之多，如南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北丝绸之路等横贯欧亚大陆的东西交 通要道"麝香之路"、普兰古商道的枢纽，是受多种文化交汇影响之地。藏学专家研究得出，古象雄并非像今日偏僻封闭。那时，阿里依靠喜玛拉雅山与冈底斯山之间开阔的绿色走廊，以及南部的孔雀河，西部的象泉河，这三条通道，开通了与外部世界的交往。象雄之后，阿里成为吐蕃的西门户，由此通道往北，吐蕃势力长驱直入，其军事和经济实力，足以抗衡阿拉伯哈里发帝国和中原唐王朝。阿里的服饰也因此受到了周围地方的影响。
全阿里七个县中东北面的措勤、改则、革吉三个县是纯牧业地区，这些牧区妇女一般以辫发为主，佩戴辫筒戴阿里式“马尔盾”；“噶炯”，“改吧”流行于阿里扎达、普兰、噶尔等县。“町玛”属于普兰县的妇女帽子。由于普兰自古是阿里地区政治、经济中心，所以妇女们的配饰相对于其他地方更具特色且价值非凡。
（二）文化背景
对于不同的民族来讲，服饰也就是代表诸多文化特征的象征，藏族人从远古时期就已形成自己古老的文化特性，所以藏族人的装饰特点也正是体现了这一点，即装饰文化中的石头崇拜现象。
在阿里妇女们的背饰“噶炯”上配的各种饰品都是一些珍贵的石质品。当阿里这块高原大地自从大海中崛起，留给这块大地的也就是一个石头的世界。因此，自古石头就与阿里更与藏文化密切相关，包括生活习俗与宗教信仰。远自石器时代的各种打磨器具，以至今天随处可遇的石窟、摩崖石刻、嘛呢石堆、生活中常见的还有石锅、石碗等。印有圣迹的石头在信教人的心目中是珍奇之宝，不少寺庙以此为圣物当作镇寺之宝供奉。甚至以后的寺院民居的建造也保持山石的梯形内倾形态，以石垒砌讲求自然，给人稳定之感，布达拉宫正是凝聚了这一智慧的结晶[6]。
由此可以说，珍爱宝石很早就已成为藏族人一大喜好。越是稀有的石头越是珍贵，并越具有宗教意义，认为是一种圣物。所以，妇女们喜欢在身上佩带各种宝石，这即是富有的象征，也是一种信仰和精神寄托。人从原始时期就已懂得如何能够保护自己，不管是采取战争，还是利用宗教，其目的和用意都是相同的。将崇拜的信物带在身上，认为这样就能抵挡邪恶，驱除病魔。这是人在自身能力无法能够抵挡的情况下一种精神上的依靠，而这些信物大多都是一些奇形怪状的石头。
三、结束语
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人们的审美观念也在发生着变化，青年们追逐着现代的流行趋势，传统的服装正在淡出他们的生活舞台，但各种各样的传统饰品并没有消失，每逢节日，人们穿起传统服装，佩戴上饰品，成为节日盛装。
以上，只是我简单的介绍藏族背饰的文字，藏族背饰是个有待开发的艺术宝库，也是非常值得深入研究的文化现象。服饰的正面与背面，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人们往往重视民族服饰的正面而忽视了背面。其实身后之美妙并不亚于身前。
（作者单位：西藏拉萨市文化、文物局）
作者简介：次仁央宗（1985～），女，藏族，馆员（文博中级），本科学士学位，研究方向为文物保护鉴定。
参考文献
[1]戴平.中国民族服饰文化研究[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3）.
[2]魏新春.藏族服饰文化的宗教意蕴[M].2000（3）.
[3]古老的象雄文明[M].西藏研究.汉文版.85年2期.p96—100.
[4]阿里高原上的古典宫服[ J ].华夏人文地理.2001（1）.
[5]阿旺晋美.试论西藏传统艺术之形态特征[ J ].西藏艺术研究.2006（3）.
[6]丁世良、赵放.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M] .北京圖书馆出版社.1989 ， 297 .
关键词：背饰；妇女；阿里
阿里位于西藏西部，面积36万平方公里，人口约六万多，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小的地区之一，平均海拔高达4500以上，人们称阿里为世界屋脊上的屋脊[2]。
阿里高原以它神奇、独特的自然环境，亿万宗教信仰者心目中的理想和向往之地而著称于世，它的神秘而悠久灿烂的文化与历史正引起外部世界广泛的兴趣和重视。众所周知，雅砻文化孕育了伟大的藏民族，但是，古代象雄文明早于雅砻文明，早在吐蕃王朝建立之前，强大的由部落联盟组成的象雄国就已雄踞西藏高原，鼎盛时期曾包括今西藏东西北大部分地区。佛教传入西藏之前，西藏本土宗教“本教”就是从象雄传播到西藏各地的，记录本教经典的象雄马尔文也早在藏文之前产生。[3]而现在的阿里地区正是古象雄王国的中心地带。公元七世纪，象雄最后一个国王李米加被吐蕃王松赞干布所灭，象雄归属吐蕃国。吐蕃王国崩溃后，王室后裔贝果赞之子吉德尼玛衮西窜阿里，被普兰王扎西赞拥为王。吉德尼玛衮征服了阿里全境（包括克什米尔的拉达克地区，现为列城县），晚年将其分封给他的三个儿子，“大儿子贝吉衮占据玛域，次子扎西衮占据普兰，小儿子德祖衮占据象雄古格”。史书上称之为阿里三围，阿里这一称谓自此出现并沿用至今。小儿子德祖衮之古格王朝发展的最为强大，疆域扩张到普兰、玛域等地，社会生产和文化等迅速发展，成为阿里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的中心，直至公元十世纪末被拉达克军所灭。
阿里的文化、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并且自古享誉全西藏，对西藏各个时期的文化艺术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作为反映世世代代生活在这块高原上的人民的思想情感、民风民俗、历史传统、社会生活各个层面及文化的丰富和深厚积层的阿里服饰，同样显示出它的古老、丰富和独具艺术魅力的特点。首饰的概念在汉文化中一般是作为人体和服装的点缀，而在藏文化中，尤其对女性而言，用浑身披挂四字更为贴切，各类首饰与其挂件遍布全身。头上佩的，胸前戴的，腰上系的，手上戴的，背后披挂的。但在这些众多的首饰中我们平常最容易忽视的便是背饰。很少有人走到人们的背后，去欣赏他们背后精心制作的那些饰品[4]。
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阿里地区的妇女背饰。
一、标志特征
各地区服饰都有一个显著功能就是将服饰作为某种标志。也就是说，服饰不仅能分辨出不同民族或“部落”，而且还可以知其成年否、婚否、生育否、地位如何等等。一般普遍认为有如下几个标志特征：
（一）氏族的标志
服饰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标志，具有明显的区别功能。服饰是一个氏族部落的象征，从民族识别的角度来看，各民族都视服饰为本民族重要的标志。在同一民族内部，则以不同的饰品来区别不同支系。
普兰氏族：作为背饰“噶炯”是与头饰相连着的。在九世纪下半叶，吐蕃灭佛，继而爆发了席卷全藏的贫民大起义和王室内乱，吐蕃瓦解，进入西藏古代史中的“分治时期”。拉达克、古格与普兰三国由外及里即形成了历史上“阿里三围”的地理划分。在这三国发展的初期，因古格王国固有的实力以及借发展佛教而逐渐兴盛等原因，势力较强。它先期将普兰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后又分化出赞秋德一支在尼泊尔北部紧邻普兰的宗朗地区建立了亚泽王国。之后，古格王国与拉达克王国成为主要竞争对手，征战不断，最终于十七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拉达克的胜出而结束。“噶炯”就是普兰地区特有的装扮。普兰县科加村最值得一看的， 是村中珍藏的件稀世“奇装异服”——七套古装（包括背飾“噶炯”“改吧”）便成了整个西藏的绝版。
普兰地区妇女们的服饰主要是由“噶炯”和“改吧”以及其它除背饰以外的饰品组成。这种服饰由于时代久远且当时拥有者（贵族、官宦）有局限性，因而现在所留下来了并不多。也只有在现阿里的普兰地区还有保存者。可以说“噶炯”服饰就可以代表当时的普兰一氏。
“玛桑”氏族：“玛桑”是藏族远古的氏族之一，起源于阿里地区，其势力一度波及卫藏。在吐蕃王朝以前曾在高原掌权。到了吐蕃时代，大臣罗昂杀死止贡赞普，并一度夺取吐蕃政权。据《柱间史》第58页记载，大臣罗昂的全名叫“玛桑·罗昂”，可见，吐蕃王朝的初期，玛桑氏族还很强大。吐蕃初期也就是唐朝时期，在阿里能以“噶炯”“改吧”为整装的不可能为普通人。它所含的价格也非一般人所能接受，更何况这种服饰也有等级限制，而且这种服饰有学者认为是唐朝时的遗物，所以我们可以猜测这种服饰也许就是来源于“玛桑”氏族。
羌人：辫发是羌人的发型特征。《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记载：“氏人.......其俗.......及羌杂胡同。......皆编发。”
（二）身份、地位标志
到吐蕃时期，藏族服饰文化有了较大的发展“， 藏史记载，公元三世纪的拉脱脱日年赞时，吐蕃赞普的服饰已与众不同。出现了服饰等级的差异，藏王与官吏武将从头饰、帽、胸前的挂饰衣袍的式样各有不同，并以此区别职位的高低。西藏传统的达官贵人服饰，质地高档，做工精致，花样繁多，特别讲究衣着与身份、地位相称。
民族服饰特别是饰品相应地体现出等级制的特征，人们佩戴的头饰、项链等装饰物有区分等级和显示地位的作用。如西藏阿里地区的“噶炯”，普通妇女一般不能佩戴，只有世袭贵夫人才能佩戴，它是等级、地位的象征物。也有学者认为它是古时的宫廷舞蹈服饰。[5]吐蕃时期有章饰标志的等级制度：一等为翡翠、二等为黄金、三等镀金、四等为银、五等为铜、六等为铁。那么我们也可以从阿里妇女的背饰“噶炯”上看到的大小不一的长方形黄金，联想到这种背饰所含的登记制度。而对于其是宫廷舞蹈服饰这一说法产生了疑问。辫发及辫筒是牧区妇女的主要装饰，由于以游牧为生活，需要将全家，甚至几代人所积累的财产转化为珠宝首饰满身披挂，而四处搬迁去寻找水草丰盛之地，既安全又方便。这些贵族的饰品虽然没有中世纪西方贵族阶层的服饰那样奢华、富丽，但它们体现了这个特定地区的上层人士的审美情趣。通过这些遗存的饰品我们也可一览当时藏族工匠们精湛的手工技艺。 二、文化艺术
阿里服饰不仅种类多，而且具有浓郁的民族和地区的风格特色。服饰的风格、特色和种类与一定的文化传统、社会区域有直接的联系，它还受到了生活环境、生产方式、宗教等影响，这种影响对阿里服饰风格、特色的丰富和种类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一）地域环境
从地理环境方面来说，由于藏族居住生活分散，并且由褐色、灰色与黄色构成的高原大地环境逐渐形成了藏族人民追求明快色彩和色相反差的审美心理，色彩观更加美化，崇尚纯净之原色———正色，而将混浊之间色、复色视为非正色。藏民们在配饰上喜欢色彩艳丽的珊瑚、绿松石、琥珀、玛瑙等符合其对色彩的审美要求，产生追求“精细、唯美、装饰”为艺术特色的配饰样式。
《西藏王臣记》载：上部阿里是大象与野兽区。现在森林已消失，大象在阿里已无迹可寻，这不能不说是阿里苍桑变迁的佐证。
当时，交通也相当发达，共有道路4条之多，如南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北丝绸之路等横贯欧亚大陆的东西交 通要道"麝香之路"、普兰古商道的枢纽，是受多种文化交汇影响之地。藏学专家研究得出，古象雄并非像今日偏僻封闭。那时，阿里依靠喜玛拉雅山与冈底斯山之间开阔的绿色走廊，以及南部的孔雀河，西部的象泉河，这三条通道，开通了与外部世界的交往。象雄之后，阿里成为吐蕃的西门户，由此通道往北，吐蕃势力长驱直入，其军事和经济实力，足以抗衡阿拉伯哈里发帝国和中原唐王朝。阿里的服饰也因此受到了周围地方的影响。
全阿里七个县中东北面的措勤、改则、革吉三个县是纯牧业地区，这些牧区妇女一般以辫发为主，佩戴辫筒戴阿里式“马尔盾”；“噶炯”，“改吧”流行于阿里扎达、普兰、噶尔等县。“町玛”属于普兰县的妇女帽子。由于普兰自古是阿里地区政治、经济中心，所以妇女们的配饰相对于其他地方更具特色且价值非凡。
（二）文化背景
对于不同的民族来讲，服饰也就是代表诸多文化特征的象征，藏族人从远古时期就已形成自己古老的文化特性，所以藏族人的装饰特点也正是体现了这一点，即装饰文化中的石头崇拜现象。
在阿里妇女们的背饰“噶炯”上配的各种饰品都是一些珍贵的石质品。当阿里这块高原大地自从大海中崛起，留给这块大地的也就是一个石头的世界。因此，自古石头就与阿里更与藏文化密切相关，包括生活习俗与宗教信仰。远自石器时代的各种打磨器具，以至今天随处可遇的石窟、摩崖石刻、嘛呢石堆、生活中常见的还有石锅、石碗等。印有圣迹的石头在信教人的心目中是珍奇之宝，不少寺庙以此为圣物当作镇寺之宝供奉。甚至以后的寺院民居的建造也保持山石的梯形内倾形态，以石垒砌讲求自然，给人稳定之感，布达拉宫正是凝聚了这一智慧的结晶[6]。
由此可以说，珍爱宝石很早就已成为藏族人一大喜好。越是稀有的石头越是珍贵，并越具有宗教意义，认为是一种圣物。所以，妇女们喜欢在身上佩带各种宝石，这即是富有的象征，也是一种信仰和精神寄托。人从原始时期就已懂得如何能够保护自己，不管是采取战争，还是利用宗教，其目的和用意都是相同的。将崇拜的信物带在身上，认为这样就能抵挡邪恶，驱除病魔。这是人在自身能力无法能够抵挡的情况下一种精神上的依靠，而这些信物大多都是一些奇形怪状的石头。
三、结束语
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人们的审美观念也在发生着变化，青年们追逐着现代的流行趋势，传统的服装正在淡出他们的生活舞台，但各种各样的传统饰品并没有消失，每逢节日，人们穿起传统服装，佩戴上饰品，成为节日盛装。
以上，只是我简单的介绍藏族背饰的文字，藏族背饰是个有待开发的艺术宝库，也是非常值得深入研究的文化现象。服饰的正面与背面，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人们往往重视民族服饰的正面而忽视了背面。其实身后之美妙并不亚于身前。
（作者单位：西藏拉萨市文化、文物局）
作者简介：次仁央宗（1985～），女，藏族，馆员（文博中级），本科学士学位，研究方向为文物保护鉴定。
参考文献
[1]戴平.中国民族服饰文化研究[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3）.
[2]魏新春.藏族服饰文化的宗教意蕴[M].2000（3）.
[3]古老的象雄文明[M].西藏研究.汉文版.85年2期.p96—100.
[4]阿里高原上的古典宫服[ J ].华夏人文地理.2001（1）.
[5]阿旺晋美.试论西藏传统艺术之形态特征[ J ].西藏艺术研究.2006（3）.
[6]丁世良、赵放.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M] .北京圖书馆出版社.1989 ， 2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