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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9月，我开始为彪子挑选墓地，也为自己的心找一归处。
有这样一座陵园，从山坡向下俯瞰，景色竟与从他父母家的山上望下去，惊人地相似。
墓碑周围是一处小小的院落。稀疏的围栏，一面石桌，几张石凳，两棵树。
彪子朋友多，爱热闹。日后去看他，可以伴他一整个下午，喝茶谈天。
我会一幕一幕地回想我们那二十年时光，暖融融的，像一部让人怀念的老电影。
我们相遇了。
我们相爱了。
我们有了家，有了儿子。
我们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少。
彪子生病了。
彪子第一次做手术。
彪子第二次做手术。
彪子走了。
那一天，我坚持不让医生将他送进ICU病房，不让他们切开他的气管，给他上呼吸机。所有的亲人和朋友都陪在他身边，我告诉他们不要大声地哭，不要惊扰他远走的灵魂。
我坐在一旁紧紧握住他的手，无声地流泪。我身边是我们14岁的儿子。妈妈、姐姐也在。
小刚、小陆、志诚、韩红、杨立新、小夏、杨敏……我们的朋友在他的床尾，站成一道弧。他们在心里向他最后地道别。
这是一幅安详的画面。彪子一生都在自己与别人的故事中间回旋。“开始”的是戏，“停”后是人生。而此刻，当他真的要谢幕了，却没有人能再喊一声“停”。
直到医生说，上午9点35分，傅老师离开了我们，我仿佛从一场长达一年的噩梦中惊醒。
我用手合上了彪子的眼睛，亲吻他的额头，他的嘴唇。我对他说：“彪子，记住我永远爱你。不要害怕，向前走，向着有光亮的地方走。”
我曾经无数次在深夜里痛哭，绝望地设想这一瞬间的到来。这时我却发现离别没有那么可怕。彪子的脸上浮现出一个笑容，和他健康的时候一样生动、顽皮，像是刚刚给谁讲过一个笑话。而他的灵魂已从病痛的躯体中安然升起。
北京的天空连日阴郁。2005年8月30日9时35分，一缕阳光却从窗口照了进来，穿过白纱帘洒在安静的房间里。于是，彪子这一生带给我的记忆，从始至终都是温暖的。
天安门广场西南角的钟楼后面有一个闹中取静的地方——西交民巷38号。
1984年春天，中央戏剧学院铁路班的招生考试在这里进行，2000多个年轻人将一座小楼挤得水泄不通。
不满19岁的我刚刚考上空中小姐。
在那个年代，“空姐”是个了不起的职业，漂亮，神气，收入高，福利好，更何况我考取的是国际航班。
那也正是王朔小说《空中小姐》风靡的年代，故事中女主人公死于空难，让家人为我的志向感到忧心忡忡。
“整天都在天上飞，我们的心怎么落得下来?”
“你干什么都行，就是不许干这一行!”
堂哥热爱表演，想上戏剧学院，拉着“赋闲在家”的我陪考。为了给他壮胆，我便去了。
一切都是阴错阳差。准备再三的他初试就被淘汰下来，“考着玩儿”的我却一路绿灯，成为数千人中的幸运儿。
录取名单上一共只有20个人，我是其中之一，就此去除了父母的一块“心病”。
新的生活在眼前豁然展开。
我欣然投入其中，却在第一次自由组合作业中就被晾在了一边儿。
这项作业要求大家自寻搭档，共同排演自选片断，由老师综合评分。
班里大多数同学都参与过影视剧的拍摄。而当时的我除了对中外电影明星如数家珍，一没有表演经历，二不懂表演，跟谁合作就是拖谁后腿，只好独自坐在排练厅的一角看热闹。
正在我一个人傻笑的时候，一个高高大大的男生手拿教材走过来。
“哎，我想排《骆驼样子》片断，你敢不敢演虎妞?”
“我不知道。”我支吾着，心里的确很茫然。
“试试看。来，对词儿。”说着一屁股坐在我身边。
天哪，我明日知道“虎妞”该怎么演?只好对着教材上的白纸黑字，嗑嗑巴巴地念了起来。
他呢，很老练，在当时的我看来“演”得惟妙惟肖，十足一副刘四爷的腔调。
对完词儿，我红着脸，咬着嘴唇不做声。
他打破了沉默：“你……看过《骆驼祥子》吗?”
我使劲点点头，告诉他我在首都剧场看过李婉芬和李祥演的话剧。心底里是想说，我并不是十足的门外汉。
“你得照着那样儿来。”
“我……不会。”我胆怯地告诉他，“你还是找别人吧。”我怕因为我而影响了他的第一次成绩。
他看看我，没有一丝犹豫：“你行，一定行。我一句一句教你。”
于是一句虎妞，一句刘四爷，他一个人演若两个角色。我就像鹦鹉学舌似的，总算把台词对了下来。
可虎妞是个什么样的角色，哪是一个十八岁的“雏儿”能捕捉到的?语气学对了，情绪却不够饱满。几个回合下来，他满头大汗，我面红耳赤。
他一边擦着汗，一边叨咕著：“不错，不错，好多了，再来。”语气中夹杂着几分无奈。
我知道他是在安慰我，心里有些过意不去，惭愧地低下头，几乎是央求他：“你还是去找别人吧，我实在放不开。”
“你行，一定行。今天先这样，你消化消化，明天再来。”他言语轻松，眼中却掠过一丝焦虑。
第二天，我真想找个他看不见的地方躲起来，又巴望他干脆放弃我，直接去找别人。然而，他还是拿着书径直向我走来。我有些垂头丧气。
“今天成就成了，不成你赶紧去找别人。”不等他说话，我先诚恳地说。
他愣了一下，随即笑笑，心里特没底的那种：“先来一遍再说。”
我不知道哪儿来的勇气和灵气，和前一天的表现简直是天壤之别。
“太棒了！你看，我说你成吧?”看得出他的表情和语气有些夸张。
他就是彪子。
回首往事，我已读懂这冥冥之中的缘分
可能女孩子都是这样，将她的手交给一个人的同时，就将心一并交给了他。那次以后，彪子想让我和他的家人见面，又不敢明着和家里人说，于是编出一个“狡猾”的借口——同学聚会，把大半个班都招呼去了。
我对他的“阴谋”一无所知，和同学们一起去了他家，装出一副什么事都没有的样子。
彪子家住在望儿山脚下的部队大院里，风景很美。现在那里已经有了新的名字：百望山风景区。
彪子的父母对我们十分热情。他父亲是山东人，性格开朗；母亲是宁波人，善良贤慧，能做一手好菜。
我假装坦然，以“普通同学”的身份美美地饱餐一顿，就跟着大家一起爬山去了。 几天后彪子笑呵呵地对我说：“大姐对你印象不错。”
我心里“咯噔”一下，脸涨得通红：“你把咱们的事跟家里说了?”
他嘻皮笑脸地说：“没有，没全说，就告诉大姐了。”
“那……那天那么多人，她怎么知道哪个是我?”
“我指给她看了，告诉她那个小黑丫头 就是。”
“你就讨厌吧你！”我不知是生气，还是不好意思，总之心里没底。
彪子很会顺水推舟，索性让大姐帮他在父母面前说说好话，日后我好名正言顺地到他家里去。
他父亲终于知道了这件事，便找他谈话。我想像过那场面，他一定操着一口山东腔，一脸严肃。
“黑蛋，你现在太小了嘛，还是以学习为主。”
“爸，碰上了怎么办?”
“你们都那么小，万一人家碰上更好的怎么办?你碰上更好的怎么办?你可得想好了，得对人家女孩子负责。要不然我们的脸往哪儿搁呀?”
“我想好了，这辈子就是她了。”
“那，哪个是啊?那天来了那么多女孩子。”
“我哪天专门带她来。”
“哎，不好，不好，你带她来，不是等于我们承认了吗?我们可是在‘不许恋爱’的协议上签了字的。”
“反正，我这辈子就是她了，早晚也得进咱家的门。”
父亲最终没拗过彪子。
我独自一人完成了第二次登门。
彪子的父亲一直没有“正眼”看我，只有在我不注意的时候，瞟上我一眼。老头儿，多少有些封建。
彪子的母亲很热情，张着的嘴一直没有合上。
尽管我心里像揣了只小兔子，但还是努力做到“落落大方”。
过了几天，彪子对我转述父亲的话：“以后就别到外面去了，周末就到家里来。”
我知道，这意味着对我的认可，也知道老爷子在担心什么。军人嘛，对签过的字是要负责任的。
从此，374路公共汽车上经常会出现两个年轻人的身影，他们从起点坐到终点，下车后沿着长长的颐和园外墙从新宫门走到正门，再坐上330路公共汽车……。
道路辗转，我们却不嫌漫长。对于恋人，那是完全属于自己的空间。一路上我们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车上拥挤的人群让我们挨得很近。
彪子的房间大概有个五六平米，一张单人床，一张写字台，书柜嵌在墙里，与外面的客厅只隔一堵玻璃墙。
我们在他的小屋里聊着，笑着，只要一关门，他父亲就在外面咳嗽，一听就是特故意的那种。我俩就捂着嘴在屋里笑，彪子赶紧把门打开，假装出去倒杯水，拿个苹果什么的。
天快黑了，彪子沿着来时的路送我回去，自己就住在城里朋友的家，第二天直接去团里。
“家里人要是放心，你就住在我们家吧，早上直接去上学。”有一天彪子的妈妈对我说。
不知是她看我们这样实在太辛苦，还是彪子又在暗中做了思想工作。
于是，我便顺理成章地住进了彪子三姐的小房间里。
晚饭以后，彪子的房间灯光一亮，玻璃墙就透出我们两人的身影，基本上已无“隐私”可言。可是小屋的门仍不能大大方方地关上。有时彪子犯坏，故意轻轻地掩上门，外面便响起持续不断的咳嗽声。
彪子一脸坏笑地对我说：“他老人家一定渴坏了。”
只要我不回三姐的房间，他父母是绝对不睡的。老两口坐在外面的客厅里，不是看报纸，就是嗑着瓜子看电视，反正完全不像在“监视”，看起来很自然。
就这样，我们在他父母的眼皮子底下谈了四年恋爱。
年轻姑娘爱美。那时候我对大大小小的外贸店了如指掌：台基厂丁宇路口、前门北大街、公主坟374路总站后面的一排小房……它们专营出口转内销的服装，物美价廉。
于是我叫上女朋友，今天买条裙子，明天买件上衣，手头很宽裕。
等到彪子出差回来，问我这月的盈余，我才意识到两人的“财产”让我独吞了。
“花完啦?都干什么啦?”彪子很吃惊。
我只能记起几项大的开销，加在一起也不过是总数的一半。
彪子并没有责备我，我却很自责：自己怎么这么不懂事，这么不会过日子！边想边忍不住哭了起来。
“我说我不要吧，你偏给我，现在花没了，怎么办……”我抹着眼泪说。
“没了就没了呗，我又没怪你，臭丫头儿。”
他总是叫臭丫头儿。
见我还是没完没了地哭，他解释着：“我没说不让你花钱，可花多少钱你得心里有数，不能糊里糊涂的。从今天开始你要学会记账，我问你的时候你得能说出来。”
我哭着点点头。从那以后，我真的养成了记账的习惯，直到今天。
有这样一座陵园，从山坡向下俯瞰，景色竟与从他父母家的山上望下去，惊人地相似。
墓碑周围是一处小小的院落。稀疏的围栏，一面石桌，几张石凳，两棵树。
彪子朋友多，爱热闹。日后去看他，可以伴他一整个下午，喝茶谈天。
我会一幕一幕地回想我们那二十年时光，暖融融的，像一部让人怀念的老电影。
我们相遇了。
我们相爱了。
我们有了家，有了儿子。
我们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少。
彪子生病了。
彪子第一次做手术。
彪子第二次做手术。
彪子走了。
那一天，我坚持不让医生将他送进ICU病房，不让他们切开他的气管，给他上呼吸机。所有的亲人和朋友都陪在他身边，我告诉他们不要大声地哭，不要惊扰他远走的灵魂。
我坐在一旁紧紧握住他的手，无声地流泪。我身边是我们14岁的儿子。妈妈、姐姐也在。
小刚、小陆、志诚、韩红、杨立新、小夏、杨敏……我们的朋友在他的床尾，站成一道弧。他们在心里向他最后地道别。
这是一幅安详的画面。彪子一生都在自己与别人的故事中间回旋。“开始”的是戏，“停”后是人生。而此刻，当他真的要谢幕了，却没有人能再喊一声“停”。
直到医生说，上午9点35分，傅老师离开了我们，我仿佛从一场长达一年的噩梦中惊醒。
我用手合上了彪子的眼睛，亲吻他的额头，他的嘴唇。我对他说：“彪子，记住我永远爱你。不要害怕，向前走，向着有光亮的地方走。”
我曾经无数次在深夜里痛哭，绝望地设想这一瞬间的到来。这时我却发现离别没有那么可怕。彪子的脸上浮现出一个笑容，和他健康的时候一样生动、顽皮，像是刚刚给谁讲过一个笑话。而他的灵魂已从病痛的躯体中安然升起。
北京的天空连日阴郁。2005年8月30日9时35分，一缕阳光却从窗口照了进来，穿过白纱帘洒在安静的房间里。于是，彪子这一生带给我的记忆，从始至终都是温暖的。
天安门广场西南角的钟楼后面有一个闹中取静的地方——西交民巷38号。
1984年春天，中央戏剧学院铁路班的招生考试在这里进行，2000多个年轻人将一座小楼挤得水泄不通。
不满19岁的我刚刚考上空中小姐。
在那个年代，“空姐”是个了不起的职业，漂亮，神气，收入高，福利好，更何况我考取的是国际航班。
那也正是王朔小说《空中小姐》风靡的年代，故事中女主人公死于空难，让家人为我的志向感到忧心忡忡。
“整天都在天上飞，我们的心怎么落得下来?”
“你干什么都行，就是不许干这一行!”
堂哥热爱表演，想上戏剧学院，拉着“赋闲在家”的我陪考。为了给他壮胆，我便去了。
一切都是阴错阳差。准备再三的他初试就被淘汰下来，“考着玩儿”的我却一路绿灯，成为数千人中的幸运儿。
录取名单上一共只有20个人，我是其中之一，就此去除了父母的一块“心病”。
新的生活在眼前豁然展开。
我欣然投入其中，却在第一次自由组合作业中就被晾在了一边儿。
这项作业要求大家自寻搭档，共同排演自选片断，由老师综合评分。
班里大多数同学都参与过影视剧的拍摄。而当时的我除了对中外电影明星如数家珍，一没有表演经历，二不懂表演，跟谁合作就是拖谁后腿，只好独自坐在排练厅的一角看热闹。
正在我一个人傻笑的时候，一个高高大大的男生手拿教材走过来。
“哎，我想排《骆驼样子》片断，你敢不敢演虎妞?”
“我不知道。”我支吾着，心里的确很茫然。
“试试看。来，对词儿。”说着一屁股坐在我身边。
天哪，我明日知道“虎妞”该怎么演?只好对着教材上的白纸黑字，嗑嗑巴巴地念了起来。
他呢，很老练，在当时的我看来“演”得惟妙惟肖，十足一副刘四爷的腔调。
对完词儿，我红着脸，咬着嘴唇不做声。
他打破了沉默：“你……看过《骆驼祥子》吗?”
我使劲点点头，告诉他我在首都剧场看过李婉芬和李祥演的话剧。心底里是想说，我并不是十足的门外汉。
“你得照着那样儿来。”
“我……不会。”我胆怯地告诉他，“你还是找别人吧。”我怕因为我而影响了他的第一次成绩。
他看看我，没有一丝犹豫：“你行，一定行。我一句一句教你。”
于是一句虎妞，一句刘四爷，他一个人演若两个角色。我就像鹦鹉学舌似的，总算把台词对了下来。
可虎妞是个什么样的角色，哪是一个十八岁的“雏儿”能捕捉到的?语气学对了，情绪却不够饱满。几个回合下来，他满头大汗，我面红耳赤。
他一边擦着汗，一边叨咕著：“不错，不错，好多了，再来。”语气中夹杂着几分无奈。
我知道他是在安慰我，心里有些过意不去，惭愧地低下头，几乎是央求他：“你还是去找别人吧，我实在放不开。”
“你行，一定行。今天先这样，你消化消化，明天再来。”他言语轻松，眼中却掠过一丝焦虑。
第二天，我真想找个他看不见的地方躲起来，又巴望他干脆放弃我，直接去找别人。然而，他还是拿着书径直向我走来。我有些垂头丧气。
“今天成就成了，不成你赶紧去找别人。”不等他说话，我先诚恳地说。
他愣了一下，随即笑笑，心里特没底的那种：“先来一遍再说。”
我不知道哪儿来的勇气和灵气，和前一天的表现简直是天壤之别。
“太棒了！你看，我说你成吧?”看得出他的表情和语气有些夸张。
他就是彪子。
回首往事，我已读懂这冥冥之中的缘分
可能女孩子都是这样，将她的手交给一个人的同时，就将心一并交给了他。那次以后，彪子想让我和他的家人见面，又不敢明着和家里人说，于是编出一个“狡猾”的借口——同学聚会，把大半个班都招呼去了。
我对他的“阴谋”一无所知，和同学们一起去了他家，装出一副什么事都没有的样子。
彪子家住在望儿山脚下的部队大院里，风景很美。现在那里已经有了新的名字：百望山风景区。
彪子的父母对我们十分热情。他父亲是山东人，性格开朗；母亲是宁波人，善良贤慧，能做一手好菜。
我假装坦然，以“普通同学”的身份美美地饱餐一顿，就跟着大家一起爬山去了。 几天后彪子笑呵呵地对我说：“大姐对你印象不错。”
我心里“咯噔”一下，脸涨得通红：“你把咱们的事跟家里说了?”
他嘻皮笑脸地说：“没有，没全说，就告诉大姐了。”
“那……那天那么多人，她怎么知道哪个是我?”
“我指给她看了，告诉她那个小黑丫头 就是。”
“你就讨厌吧你！”我不知是生气，还是不好意思，总之心里没底。
彪子很会顺水推舟，索性让大姐帮他在父母面前说说好话，日后我好名正言顺地到他家里去。
他父亲终于知道了这件事，便找他谈话。我想像过那场面，他一定操着一口山东腔，一脸严肃。
“黑蛋，你现在太小了嘛，还是以学习为主。”
“爸，碰上了怎么办?”
“你们都那么小，万一人家碰上更好的怎么办?你碰上更好的怎么办?你可得想好了，得对人家女孩子负责。要不然我们的脸往哪儿搁呀?”
“我想好了，这辈子就是她了。”
“那，哪个是啊?那天来了那么多女孩子。”
“我哪天专门带她来。”
“哎，不好，不好，你带她来，不是等于我们承认了吗?我们可是在‘不许恋爱’的协议上签了字的。”
“反正，我这辈子就是她了，早晚也得进咱家的门。”
父亲最终没拗过彪子。
我独自一人完成了第二次登门。
彪子的父亲一直没有“正眼”看我，只有在我不注意的时候，瞟上我一眼。老头儿，多少有些封建。
彪子的母亲很热情，张着的嘴一直没有合上。
尽管我心里像揣了只小兔子，但还是努力做到“落落大方”。
过了几天，彪子对我转述父亲的话：“以后就别到外面去了，周末就到家里来。”
我知道，这意味着对我的认可，也知道老爷子在担心什么。军人嘛，对签过的字是要负责任的。
从此，374路公共汽车上经常会出现两个年轻人的身影，他们从起点坐到终点，下车后沿着长长的颐和园外墙从新宫门走到正门，再坐上330路公共汽车……。
道路辗转，我们却不嫌漫长。对于恋人，那是完全属于自己的空间。一路上我们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车上拥挤的人群让我们挨得很近。
彪子的房间大概有个五六平米，一张单人床，一张写字台，书柜嵌在墙里，与外面的客厅只隔一堵玻璃墙。
我们在他的小屋里聊着，笑着，只要一关门，他父亲就在外面咳嗽，一听就是特故意的那种。我俩就捂着嘴在屋里笑，彪子赶紧把门打开，假装出去倒杯水，拿个苹果什么的。
天快黑了，彪子沿着来时的路送我回去，自己就住在城里朋友的家，第二天直接去团里。
“家里人要是放心，你就住在我们家吧，早上直接去上学。”有一天彪子的妈妈对我说。
不知是她看我们这样实在太辛苦，还是彪子又在暗中做了思想工作。
于是，我便顺理成章地住进了彪子三姐的小房间里。
晚饭以后，彪子的房间灯光一亮，玻璃墙就透出我们两人的身影，基本上已无“隐私”可言。可是小屋的门仍不能大大方方地关上。有时彪子犯坏，故意轻轻地掩上门，外面便响起持续不断的咳嗽声。
彪子一脸坏笑地对我说：“他老人家一定渴坏了。”
只要我不回三姐的房间，他父母是绝对不睡的。老两口坐在外面的客厅里，不是看报纸，就是嗑着瓜子看电视，反正完全不像在“监视”，看起来很自然。
就这样，我们在他父母的眼皮子底下谈了四年恋爱。
年轻姑娘爱美。那时候我对大大小小的外贸店了如指掌：台基厂丁宇路口、前门北大街、公主坟374路总站后面的一排小房……它们专营出口转内销的服装，物美价廉。
于是我叫上女朋友，今天买条裙子，明天买件上衣，手头很宽裕。
等到彪子出差回来，问我这月的盈余，我才意识到两人的“财产”让我独吞了。
“花完啦?都干什么啦?”彪子很吃惊。
我只能记起几项大的开销，加在一起也不过是总数的一半。
彪子并没有责备我，我却很自责：自己怎么这么不懂事，这么不会过日子！边想边忍不住哭了起来。
“我说我不要吧，你偏给我，现在花没了，怎么办……”我抹着眼泪说。
“没了就没了呗，我又没怪你，臭丫头儿。”
他总是叫臭丫头儿。
见我还是没完没了地哭，他解释着：“我没说不让你花钱，可花多少钱你得心里有数，不能糊里糊涂的。从今天开始你要学会记账，我问你的时候你得能说出来。”
我哭着点点头。从那以后，我真的养成了记账的习惯，直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