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文章乃“兴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看似把文学抬到了一个极高地位,然而在一个没有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社会,所谓“大业”和“盛事”,都只是帝王的业和事。而在一个民主、自由和人道的社会中,写作是源于一种生命觉醒,源于苏醒的心灵对世界、对人的惊喜和感悟,源于对自身经验、自身情感的一种珍惜。对我而言,写作是源于分享的需要,表达和自我表现的需要,是为了呼吁、呐喊以引起世人对某一问题的关注,比如要遏制“能者多捞”的现象;对我而言,写作是为了诱导、劝说、鼓舞和激励更多的人朝着在我看来更正确、更光明、更人道的方向共同努力。
　　对于真正有学问的人,我是敬重有加的。常常看一些札记随笔类的文章,作者谈天说地,顺手拈来,皆成妙趣,使我心生羡慕。没有很好的学问,是断不可以挥洒自如的。但也不是能写书的人就有学问。很多的书,在当今中国,至少十有八九的书,是没有什么真学问的,不过是拼凑的产物,连作者自己也不知道究竟要表达什么,有什么新的卓见,不过是“天下文章一大抄”,所以我经常建议我的学生不要读那些拼凑的书,那些没有灵魂的书。
　　没有灵魂的书就是出版垃圾。出版垃圾是由心灵的垃圾转化而来的。由于我们人是由动物进化而来的,本能与欲望会不断地催生心灵的垃圾。警惕心灵垃圾转化为文字垃圾,进而转化为出版垃圾,这就需要我们提高趣味,从自恋、自大中摆脱出来,以谦卑的姿态面对读者。书香是与铜臭相对峙的——这背后虽不乏读书人的清高乃至穷酸,但写作是应该有精神的追求的。
　　一家在全國非常有影响的杂志的资深编辑在我面前慨叹了好几次:“肖川的文章并没有什么出格的”,我想他这慨叹背后一定有更多的苦衷和委曲。我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我的言说,不论是文章、著作,还是报告,我都非常自觉地谨守言论自由的底线。如果要说“格”的话,言论自由的底线——在法律的框架内,这就是“格”。其实这个“格”已内化于我的头脑中。有些人缺乏言论自由的观念,他们头脑中的“格”太小,或者这个“格”是有问题的。一个不能充分意识到自己权利的人,也特别容易侵犯别人的权利。
　　也许我讲过一些错话——不那么客观,有些武断和偏激的话;也许这些话也产生了一定的不良影响,伤害了一些同仁。但从我的主观动机来讲,我没有丝毫的恶意。我们的民族是一个饱经忧患、苦难深重的民族。为了祖国的强盛和人民的幸福,任何时候都需要一些铁肩担道义的人——“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思想自由的空间需要我们去争取、去拓展,禁锢心智的冰山需要我们用生命的热力去融化。如果我们总是躲避冰山,离它远远的,冰山就会变得越来越坚硬、越来越庞大。
　　走到全国许多地方,总有老师和校长告诉我,非常喜欢我的书。一方面我有些受宠若惊,另一方面觉得很惭愧。我要练就的可能就是犀利下面的温厚,率真之内的境界。我经常提醒自己,不要以为自己有了点小名气,就以为自己什么文字都可以变成书籍出版,毕竟人心不可欺。文字只有承载深刻独到的见解,表达纯美的情怀,给人以启迪、鼓励和感动时,它才真正有价值。
　　两年前,朱永新先生拟主编一本名为《中国教育家讲演录》的书,向我约稿。我回复朱先生,向他对我的鼓励表示感谢,但“教育家”这个称号是神圣而崇高的,我受之有愧。尽管我对教育有非常系统的思考,逐渐形成了我对教育的一些理解和主张,但离教育家的境界还有相当的距离。我需要向刘可钦、窦桂梅、任勇、廖文胜、卢志文、赵翠娟、任小艾等既具有教育理想又具有实践智慧的名师学习。我一直希望我有机会去一所学校担任负责校本培训和校本教研的副校长,以便我对一所学校是怎样实际运作的有更为细致、丰富和深切的体验。我想这是我成长为一个对教育思想有所建树的读书人的必经之路。
　　我们的前辈意识到:“精神到处文章老,学问深时意气平”(清代进士巩建丰),当我们秉持着“写作是通过自我对于社会生活的观察和体验而记录一个时代”这样的信念时,我们的欢笑和失落、我们的迷惘和困惑,就都会成为无比美好的记忆,正如普希金在一首诗中所说的:“那过去的,都会染上莫名的相思。”不是吗?
　　人是悬在由他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努力去影响别人,使人们拥有更宁静的心绪和更充实、更温暖的感觉,这是我所能想到的人生最重要的价值。在人生的某一时期,需要不计后果地做某件你喜欢的事情,不论成功还是失败,它都一定会带给你生命的成长。“浴不必江海,要之去垢;马不必骐骥,要之善走”。好文章不在长短,重要的是有真情。我保证决不媚俗,我保证我的笔底永远有热血在涌动,我保证“我以我血荐轩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