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医疗是连年持续增长的全球医疗业务中占比颇重的一大领域，众多企业在这个受疫情影响反而加速发展的领域内布局搏杀，竞争激烈程度只增不减，但因市场整体态势向好，各方都对杀出重围保持信心。
　　乘风政策腾飞
　　近年来我国关于互联网医疗的相关政策密集出台。2017年，《关于进一步改革完善药品生产流通使用政策的若干意见》支持“电子处方流转院外”，为互联网医生开具电子处方开绿灯；《医师执业注册管理办法》放宽医生多点执业的限制，医生在互联网平台执业得到国家允许。2018年最为关键，当年年末国家卫健委就互联网诊疗、互联网医院、远程医疗服务管理办法规范发文，明确分类管理、监管方式及法律责任，这一举措被业内普遍认为是“靴子终于落地”，当政策明朗，“年轻”的“互联网+医疗”产业在初始、酝酿、躁动、蛰伏后进入快速发展期。此后至今，一众政策均直指行业痛点。2019年8月，国家医保局发布《关于完善“互联网+”医疗服务价格和医保支付政策的指导意见》，明确符合条件的“互联网+”医疗服务，按照线上线下公平的原则配套医保支付政策，为医保打通在线支付奠定基础。今年相关政策对将互联网医疗服务纳入医保报销的重申让业界再次振奋。3月2日，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开展“互联网+”医保服务的指导意见》，规定对符合要求的互联网医疗机构为参保人提供的常见病、慢性病线上复诊服务，各地可依规纳入医保基金支付范围；7月15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医疗保障局等13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激活消费市场带动扩大就业的意见》将互联网医疗列为15个新业态之一，并提出将符合条件的“互联网+”医疗服务费用纳入医保支付范围；7月21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更好服务市场主体的实施意见》提出，完善对新业态的包容审慎监管，其中包括在保证医疗安全和质量前提下，进一步放宽互联网诊疗范围，将符合条件的互联网医疗服务纳入醫保报销范围等。目前，全国已审批设立近600家互联网医院，线上问诊纳入医保报销范围，医生在线开具处方，医保即时报销。
　　资本也适时表现出对该领域的持续看好，互联网巨头如BAT、京东等悉数加速布局，阿里健康刚刚募资百亿港元之举引来互联网医疗淘汰赛到来的惊呼声，阿里健康大药房医药连锁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恒浩更表示，“机遇与挑战的碰撞，刺激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将目光转向电商。通过AI加持、数字化手段赋能，提升传统医药企业在数字时代的竞争力，让老字号大品种焕发新活力。”
　　而一批已经接受市场洗礼，在疫情期间开通在线义诊表现优异，专业程度高、业内信誉度好、商业模式即将跑通的互联网医疗机构或平台备受追捧。春雨医生、好大夫在线、百度问医生、阿里健康、企鹅杏仁、医联等被医生和患者双双接受。医联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医联平台上有80万实名注册医生和5万名签约医生，他们通过平台对患者进行长期的院外慢病管理，追踪患者的结构化随访及用药数据，积累临床治疗数据，对于一些医生来说，这些科研数据相比互联网诊疗提供的阳光收入更具价值。”线上诊疗公信力不足的痛点也在众多知名医疗机构与三甲医院的名医大量加入各平台，技术升级消弭沟通壁垒而逐渐得到好转，浙大邵逸夫医院院长蔡秀军由此看好互联网医疗的未来发展，“人工智能、区块链和医疗会有非常好的结合点，这将有效拓展医疗服务空间，为广大患者就医提供更多便利。”
　　从认可到依赖
　　《2020年中国互联网医疗年度分析报告》预测，2020年中国移动医疗市场规模有望达到2000亿元。即便受疫情影响，互联网医疗所要应对的从来不是该不该发展的难题，而是如何才能健康发展且不失序、满足消费群体的普遍期望的问题。
　　疫情刷新人们传统的就医认知和就医理念，当政策难题与技术难题逐步被解决，消费群体、患者使用互联网医疗的习惯成为又一重阻力。无论是以在线问诊业务为核心还是以互联网医院建设为核心，互联网医疗面对的都是健康意识提升、医疗消费行为升级的群体。相对而言，较为年轻的消费群体更认可互联网诊疗平台，对如何获得适合的互联网医疗服务也更熟稔。部分慢性病患者群体则在多重因素的作用下，逐步认可互联网医疗。大数据分析显示，基于慢性病管理的在线诊疗购药正成为互联网医药健康平台持续成长的一大引擎，心血管、内分泌、神经系统等慢性病药购买需求旺盛，慢病药品营收占比达可超6成。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愿意通过互联网医疗服务进行健康管理，《疫情后互联网医药健康平台用户行为报告》显示，诊疗私密性、医药品类齐全、便捷高效体验驱动用户养成在线就诊购药新习惯。不同地区（一二线城市）和不同年龄层次的消费群体及患者的在线诊疗需求，驱使医疗机构持续完善高效、沟通畅达的智能化医患互动系统与药品供应链体系。
　　安全与质量对医疗领域至关重要，有序与规范同样如此。互联网医疗服务行为处处留痕成为利好，若有违规操作将更易被察觉，医疗机构的流程管理、用药管理和合理审方都能被更好实现。可能出现的问题则是无序竞争的重复建设与刻意的信息孤岛现象。对此，中日友好医院副院长崔勇建议，“由国家层面组织国家级医院或区域性大型医院搭建共性的工作平台，有意愿的医院可在平台上开展互联网诊疗业务，实行‘拎包入住’。”他还表示，“社会资源对互联网医院非常积极，但逐利性与公益性之间的固有矛盾是重要瓶颈，医院如何与社会资本对接仍有待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