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天，我国北方多地受到源自蒙古国的猛烈沙尘暴袭击。我国北方生态环境变化与蒙古国、中亚以及俄罗斯的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紧密关联。
　　借助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中国山水相连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政治关系，以及中美贸易战等因素，蒙古国和俄罗斯近年对华贸易迅速攀升。但受制于资源禀赋和发展水平，两国对华出口基本以自然资源特别是农畜林矿产品为主。
　　2019年，蒙古国出口煤炭3600万吨、铜精粉140.36万吨、铁矿石844.8万吨、锌精矿粉13.4万吨、羊绒9500吨，绝大部分销往中国。然而，蒙古国自然环境极其脆弱，其畜牧和采矿两大支柱产业对生态环境破坏严重。1990年至2020年，蒙古牲畜存栏量从2000多万头增至7000多万头，一些地区放牧牲畜数量达到牧场环境承载力的2-7倍。目前蒙古国有山羊近3000万头，山羊过度养殖导致牧草锐减、土地深度荒漠化。蒙古国近年来矿业发展较快，采矿业产值已占到GDP的一半、工业产值的73%和出口收入的90%。但这种过度开发导致草场被毁、水源断绝、荒漠化程度日趋严重。
　　在2020年中俄贸易中，矿产品占俄对华出口总额的65.45%，木材、纸浆及纸制品占8.75%，食品和农产品占8.07%，合计82.27%。俄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资源丰富，是俄资源开发的重要产地。然而这里的生态同样脆弱，近年来森林砍伐、矿产开发以及农业种植已对当地生态造成巨大破坏。这里的几个省会级城市都名列俄空气污染水平最高城市名单。金矿开采对远东水资源构成重大威胁，俄大豆产区主要集中在远东，因为中美贸易战，俄正试图将对华大豆出口从目前的每年80万吨增至370万吨。然而，俄2018年全国大豆产量只有402.6万吨，这意味着俄要实现对华大豆出口目标，需要新增197.27万公顷农田。但实际上，俄远东农业用地只有666.3万公顷，2012年可耕地280万公顷，2010年农业实际播种面积为137.64万公顷。如果大面积种植大豆，势必需要大量垦荒。
　　蒙古国、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的生态变化对我国构成诸多挑战。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在三北地区生态恢复方面所付出的长期努力已取得巨大成效，但蒙俄生态恶化将直接冲击我生态建设成果，使我国北方生态环境面临持久威胁。另一方面，京津冀协同发展首先要坚持生态优先，建设绿色、可持续的人居环境，但蒙俄生态恶化将对京津冀协同发展构成严峻挑战。
　　现实表明，中国北方特别是首都圈的生态改善不可能关起门来自己解决。在大力实现我国绿色发展、积极参与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同时，将生态因素作为中国资源进口全球布局的重要指标，合理统筹资源进口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已势在必行。
　　要突出生态安全理念，合理布局资源能源进口渠道。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资源能源进口国，但多年来我国更注重获取资源，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资源能源出口国生态变化及其对我影响。
　　要加强与蒙俄及中亚国家生态合作，构建环周边生态文明共同体，切实维护我国周边生态安全。可向蒙古国、中亚国家传授科学的绒山羊舍饲圈养技术和治沙经验，助其以生态友好方式进行畜牧生产、加強荒漠沙地生态修复。在中俄林业、油气合作领域，要注重环保内容，降低生态危害，中俄农业合作宜更多在俄罗斯的欧洲地区而非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进行。
　　要确保资源能源安全与外交行动的合理平衡，避免因短期外交事态影响战略性、结构性资源安全和生态安全。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我国在对外关系中有了更多使用经济制裁的可能。但经济制裁是把双刃剑，过度使用会对我能源资源安全、产业链安全以及生态安全构成损害。随着双循环发展格局的启动，我国内资源、能源、生态压力有可能进一步加大，必须对此高度重视、提前布局，正确处理好短期、事务性外交需要与长远、结构性资源、能源、生态安全的关系。
　　（摘自《世界知识》2021年第9期。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