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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以偏盖全，地理决定论，雅典，希腊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08)09-0042-02
在人类文明起源的问题上，地理决定论的是是非非一直以来都争论不休，但“地理决定论这顶帽子是谁都不愿意戴的”(阮炜：《地缘文明》第274页，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却是不争的事实。关于“古代希腊民主政治”《课标》是这样表述的：“了解希腊自然地理环境和希腊城邦制度对希腊文明的影响，认识西方民主政治产生的历史条件。”尽管它提出了文明起源和发展的两个要素——自然地理环境和制度，但如此强调地理环境的作用还是令人费解。在《课标》的引导下，不少教师在论述地理环境与希腊文明的关系时也就难免以偏盖全，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只强调地理环境对文明起源和发展的作用，而对其他因素避而不谈。这是很常见的一种讲课方式，这些教师的逻辑就是“临海国家必然会发展海外贸易，海外贸易又必然会导致民主政治”。这种线性的思维方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最典型的反证例子就是古代埃及。古埃及与古希腊一样，都濒临地中海，而在古埃及三千年的历史中，埃及人的内河航运技术高度发达，而海外贸易是在其中后期才发展起来的，更没有导致埃及的民主政治。阿·德芒戎指出：“人文地理学中的因果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具有意志和主动性的人类自身，就是扰动自然秩序的一个原因。例如，一个岛屿不一定向往航海的生活。航海生活常常起源于文明的接触。因此，英国人只是在斯堪的那维亚和汉萨商人的熏陶下才成为水手的。”(《人文地理学问题》第8页，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因此，绝对不能够简单地说临海国家就一定会发展海外贸易，海外贸易就一定会导致民主政治。
其次，只看到了希腊地理环境对雅典城邦的影响，而没有看到它对斯巴达城邦的影响。例如，有的教师上课是这样说的：“希腊的地理环境不适合发展农业，只适合发展海外贸易，这就造就了雅典的商业文明，在政治上体现出来的就是民主政治。”而事实上，在希腊这片土地上，不仅存在着以雅典为首的民主政治，同时也存在以斯巴达为首的贵族寡头政治。那么，雅典的地理环境与斯巴达的地理条件究竟存在着多大的差异呢?美国史学家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和菲利普·李·拉尔夫指出：“崇山峻岭从东北方和西方把它禁闭了，加之没有良港，斯巴达人几乎没有机会从外界的蓬勃发展中获得裨益。”(《世界文明史》第一卷第218页，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帕克描述得更详尽：“雅典和斯巴达代表了古代希腊世界两种类型的城邦，也都反映了其所在的地理条件。雅典是海上国家，尽管它的城区实际位置偏于内陆，在离比雷埃夫斯15公里处，它通过这个港口与大海紧密相连。从一开始，贸易就是其生命线，并受到爱琴海上的庞大舰队和坚固长城的双重保护。……通过比雷埃夫斯，世界货物与商船川流不息，也使雅典人接受来自广阔地区的影响。其生活基调就是自由与多样性以及公民对政治的广泛参与。而斯巴达则是一个陆地国家，它坐落在拉哥尼亚的内部，距离最近的港口大约30公里。它关注自己，并依靠其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统治地位来寻求经济利益和实施防务……斯巴达是一个处在充满敌意的人民之中的军营，这种境况下的国家总是处在军事戒备状态之中。”(《城邦——从古代希腊到当代》第21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版)从中我们看到，雅典与斯巴达的地理环境是有较大差异的，因此，我们绝对不能够简单地说希腊的地理环境必然会导致海外贸易、进而导致民主政治。
那么，既然《课标》已经作出了要求，关于自然地理环境对希腊文明的影响我们应该怎样分析才比较稳妥呢?
我个人认为，一般说来，希腊的地理环境造成了三方面的后果：一是各个地区相对独立。自成一统。形成了大大小小的许多城邦。这给各城邦走向各自不同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道路提供了可能性；二是由于土地贫瘠。迫使部分拥有优良港口的城邦向海外发展，从而使这些城邦的航海业和海外贸易比较发达；三是希腊的周边、地中海沿岸有不少发达的文明。而希腊城邦与这些文明的海路距离适中。使希腊发展海运和进行平等贸易成为可能。
但是，特殊的地理环境只给雅典民主政治提供了可能性，而绝非必然性。导致雅典民主政治出现的直接原因有两个：
第一，奴隶制经济给雅典的民主政治提供了物质基础。正因为有了广大奴隶的艰苦劳动，才使得雅典的那些所谓公民有了充裕的闲暇时间去进行文化活动和参与政治事务。伯里克利时代是雅典民主的全盛时期，当时雅典的全部人口是40万，其中雅典人16.8万，异邦人3.2万，奴隶20万。正是有了这20万奴隶的劳动，伯里克利才可以前所未有地实行了公民参与政治的津贴制度，甚至发放观剧津贴。这一点是许多教师在讲课中、甚至在某些教材的表述中都是丝毫没有提及的。离开了雄厚的奴隶制经济基础，雅典民主根本无从谈起。我认为，让学生认识到这一点远比认识地理环境的影响重要。
第二，商品经济的发展培养了自由民的平等参与意识。为雅典的民主政治提供了思想基础。城邦的自由民有了闲暇的时间并不一定就会导致民主政治。有研究者发现，在希腊城邦中，自由民中享有闲暇时间最多的并不是雅典人，而是斯巴达人。斯巴达的奴隶经济更为发达，公民与奴隶的人数比例达到1：15，但斯巴达建立的却是贵族寡头政治。雅典与斯巴达最大的区别就是前者发展了较成熟的商品经济，后者一直停留在较落后的农业经济。正是商品经济造就了雅典城邦的重要政治力量——工商业阶层，也正是商品经济使雅典公民拥有了平等参与政治的思想意识。
除此之外，导致雅典民主政治产生的原因还有很多，例如，斯巴达城邦是通过武力征服建立起来的，而“雅典人通过平衡城邦内不同阶层的利益构建了秩序”([美]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著《新全球史》第25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又例如，雅典城邦幸运地涌现了许多杰出的人物，梭伦、克利斯提尼、伯里克利都是难得的优秀政治家。但作为中学教学，让学生认识到雅典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和思想基础是最起码的要求。
总之，雅典民主政治建立起来的根本原因绝对不是因为希腊的地理环境。在教学中我们切莫贪图方便，把问题简单化、公式化，以偏盖全，片面地强调地理环境的作用。
建议阅读：
1、徐鸿武主编的《民主政治大视野》(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一章“民主政治溯源”。
2、荣剑、杨逢春著的《民主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一章“古希腊民主的进展和困境”。
责任编辑：豆艳荣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08)09-0042-02
在人类文明起源的问题上，地理决定论的是是非非一直以来都争论不休，但“地理决定论这顶帽子是谁都不愿意戴的”(阮炜：《地缘文明》第274页，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却是不争的事实。关于“古代希腊民主政治”《课标》是这样表述的：“了解希腊自然地理环境和希腊城邦制度对希腊文明的影响，认识西方民主政治产生的历史条件。”尽管它提出了文明起源和发展的两个要素——自然地理环境和制度，但如此强调地理环境的作用还是令人费解。在《课标》的引导下，不少教师在论述地理环境与希腊文明的关系时也就难免以偏盖全，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只强调地理环境对文明起源和发展的作用，而对其他因素避而不谈。这是很常见的一种讲课方式，这些教师的逻辑就是“临海国家必然会发展海外贸易，海外贸易又必然会导致民主政治”。这种线性的思维方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最典型的反证例子就是古代埃及。古埃及与古希腊一样，都濒临地中海，而在古埃及三千年的历史中，埃及人的内河航运技术高度发达，而海外贸易是在其中后期才发展起来的，更没有导致埃及的民主政治。阿·德芒戎指出：“人文地理学中的因果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具有意志和主动性的人类自身，就是扰动自然秩序的一个原因。例如，一个岛屿不一定向往航海的生活。航海生活常常起源于文明的接触。因此，英国人只是在斯堪的那维亚和汉萨商人的熏陶下才成为水手的。”(《人文地理学问题》第8页，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因此，绝对不能够简单地说临海国家就一定会发展海外贸易，海外贸易就一定会导致民主政治。
其次，只看到了希腊地理环境对雅典城邦的影响，而没有看到它对斯巴达城邦的影响。例如，有的教师上课是这样说的：“希腊的地理环境不适合发展农业，只适合发展海外贸易，这就造就了雅典的商业文明，在政治上体现出来的就是民主政治。”而事实上，在希腊这片土地上，不仅存在着以雅典为首的民主政治，同时也存在以斯巴达为首的贵族寡头政治。那么，雅典的地理环境与斯巴达的地理条件究竟存在着多大的差异呢?美国史学家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和菲利普·李·拉尔夫指出：“崇山峻岭从东北方和西方把它禁闭了，加之没有良港，斯巴达人几乎没有机会从外界的蓬勃发展中获得裨益。”(《世界文明史》第一卷第218页，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帕克描述得更详尽：“雅典和斯巴达代表了古代希腊世界两种类型的城邦，也都反映了其所在的地理条件。雅典是海上国家，尽管它的城区实际位置偏于内陆，在离比雷埃夫斯15公里处，它通过这个港口与大海紧密相连。从一开始，贸易就是其生命线，并受到爱琴海上的庞大舰队和坚固长城的双重保护。……通过比雷埃夫斯，世界货物与商船川流不息，也使雅典人接受来自广阔地区的影响。其生活基调就是自由与多样性以及公民对政治的广泛参与。而斯巴达则是一个陆地国家，它坐落在拉哥尼亚的内部，距离最近的港口大约30公里。它关注自己，并依靠其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统治地位来寻求经济利益和实施防务……斯巴达是一个处在充满敌意的人民之中的军营，这种境况下的国家总是处在军事戒备状态之中。”(《城邦——从古代希腊到当代》第21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版)从中我们看到，雅典与斯巴达的地理环境是有较大差异的，因此，我们绝对不能够简单地说希腊的地理环境必然会导致海外贸易、进而导致民主政治。
那么，既然《课标》已经作出了要求，关于自然地理环境对希腊文明的影响我们应该怎样分析才比较稳妥呢?
我个人认为，一般说来，希腊的地理环境造成了三方面的后果：一是各个地区相对独立。自成一统。形成了大大小小的许多城邦。这给各城邦走向各自不同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道路提供了可能性；二是由于土地贫瘠。迫使部分拥有优良港口的城邦向海外发展，从而使这些城邦的航海业和海外贸易比较发达；三是希腊的周边、地中海沿岸有不少发达的文明。而希腊城邦与这些文明的海路距离适中。使希腊发展海运和进行平等贸易成为可能。
但是，特殊的地理环境只给雅典民主政治提供了可能性，而绝非必然性。导致雅典民主政治出现的直接原因有两个：
第一，奴隶制经济给雅典的民主政治提供了物质基础。正因为有了广大奴隶的艰苦劳动，才使得雅典的那些所谓公民有了充裕的闲暇时间去进行文化活动和参与政治事务。伯里克利时代是雅典民主的全盛时期，当时雅典的全部人口是40万，其中雅典人16.8万，异邦人3.2万，奴隶20万。正是有了这20万奴隶的劳动，伯里克利才可以前所未有地实行了公民参与政治的津贴制度，甚至发放观剧津贴。这一点是许多教师在讲课中、甚至在某些教材的表述中都是丝毫没有提及的。离开了雄厚的奴隶制经济基础，雅典民主根本无从谈起。我认为，让学生认识到这一点远比认识地理环境的影响重要。
第二，商品经济的发展培养了自由民的平等参与意识。为雅典的民主政治提供了思想基础。城邦的自由民有了闲暇的时间并不一定就会导致民主政治。有研究者发现，在希腊城邦中，自由民中享有闲暇时间最多的并不是雅典人，而是斯巴达人。斯巴达的奴隶经济更为发达，公民与奴隶的人数比例达到1：15，但斯巴达建立的却是贵族寡头政治。雅典与斯巴达最大的区别就是前者发展了较成熟的商品经济，后者一直停留在较落后的农业经济。正是商品经济造就了雅典城邦的重要政治力量——工商业阶层，也正是商品经济使雅典公民拥有了平等参与政治的思想意识。
除此之外，导致雅典民主政治产生的原因还有很多，例如，斯巴达城邦是通过武力征服建立起来的，而“雅典人通过平衡城邦内不同阶层的利益构建了秩序”([美]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著《新全球史》第25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又例如，雅典城邦幸运地涌现了许多杰出的人物，梭伦、克利斯提尼、伯里克利都是难得的优秀政治家。但作为中学教学，让学生认识到雅典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和思想基础是最起码的要求。
总之，雅典民主政治建立起来的根本原因绝对不是因为希腊的地理环境。在教学中我们切莫贪图方便，把问题简单化、公式化，以偏盖全，片面地强调地理环境的作用。
建议阅读：
1、徐鸿武主编的《民主政治大视野》(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一章“民主政治溯源”。
2、荣剑、杨逢春著的《民主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一章“古希腊民主的进展和困境”。
责任编辑：豆艳荣